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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十点多，女王一行离开了，宾客们也渐渐散去。上千人几乎在同一时间离场，竟也丝毫不乱，没有谁拥挤、推搡，没有谁步履匆忙，大家都从从容容地沿着通道缓步向外走。穿着长裙的女士们须留神脚下的台阶，但是不必担心会被身后的男士踩到裙摆，大家都会彼此照顾到。这样的时刻让人感慨礼仪的力量，它为人们构建了一个有序的环境，每个人都有一定程度的自我约束，从而营造了安稳和舒适的公共空间。
在出口处取大衣需要排队，行进的人流慢了下来。人们松散地聚拢，悠然聊着天，缓缓向前移动，身处其中却也感受不到焦虑的气氛。轮到我了，我从侍者手中接过丝绒大衣，刚要自己披上，旁边一位白发老者问道：“May I?”（我可以帮你吗？）
老先生来得正好。我的礼服上搭着质地光滑的丝披肩，手里还端着小手包，丝绒大衣的剪裁太合体了，甚至略紧，如果自己穿大衣，一只胳膊套进袖子里，另一只胳膊再找另一边的袖子，恐怕会有些不那么顺手。老先生将手中的拐杖倚在柜台旁，不慌不忙地将我的大衣挽在臂上，接过我的手包。我转过身子，向后伸展双臂，他将大衣的两个袖笼恰到好处地套上我的双臂，顺势往上一带，动作轻盈麻利。我收拢大衣，系好扣子，回过身来，接过手包。这位绅士微微弓着身子，向我微笑着说：“Your coat is very elegant.”（你的大衣很漂亮。）
老人身材比较高，稍显瘦削，看样子有七十多岁了吧，如此娴熟的做派应是一生的功夫。我说：“Thank you.”（谢谢。）尽管非常感激，但我没有用很夸张的措辞。英语属于低调语言，讲究慎用形容词。中文讲“非常感谢”，翻译成英文“Thank you”是恰当的，不需要用“Thank you very much”。由衷的感谢，也可以节制地表达。
他回敬道：“My pleasure, Madam.”（很荣幸，夫人。）
我以“Happy New Year”（新年快乐）向他道别。
在外交场合，身边没有男士同行的女士会享受到这样的礼遇。我在肯特大学读书时也留意到英国男同学都很注意礼节，对女生照顾有加。不过，也有英国女同学不以为然，批评所谓的绅士精神是虚情假意。也许吧，不过身穿晚礼服的女士对这点小小的帮助还是领情的。
穿戴停当的人们渐次来到出口等车，有工作人员询问客人的使馆名称，用话筒通知等在停车场的司机。虽然已经是入夜时分，拥在门口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场面依然有序。这种时候可谓众目睽睽，是礼仪的真正终点，任何喧哗、推搡或者抢先都会很引人注目。我站在台阶高处，一方面留神自己的车何时出现，另一方面利用这个时间与其他大使再多聊几句，交换心得。
在国事场合，尤其是高规格的多边国际会议散场时，一些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的高级别领导人也需要站在门口等车。通常，主办国的礼宾人员会尽量安排好各国代表团上车的时间顺序，但是也难免需要有先有后。这种时候，随行人员最好不要前拥后挤。也确实不乏有些大国为了彰显霸气，必抢到别人前面，引发阵阵骚动。外事场合，从抵达到离开，相互尊重是礼仪的应有之义，既来之则安之，时时处处本着一种“不着急”和礼让的态度，才是他人眼中的优雅。
在公共场所排队的耐心也是社会礼仪的内容之一。记得有一次周末我和家人一起出席在露天体育场举行的戴安娜纪念音乐会，近十万人的大场面非常热闹。散场后我们准备乘坐地铁回官邸，跟随其他观众排队等候了一个多小时，没有人拥挤，一切都显得很自然，我们也就安心等待。这种随遇而安的公共礼貌体现的是相互尊重的社会美德。
车来了，我与其他大使和夫人们道别，司机小金帮我打开车门，我拎住裙摆俯身上车。几个小时前由于交通中断，我提前下车步行到白金汉宫，小金则独自绕了很久，才到达王宫停车场。听他讲述绕行的辗转过程，我庆幸自己做出了步行通过林荫大道的明智选择，否则很难保证不迟到。如果中国大使答应出席却不到场，会显得多么无礼。
此类事情我不是第一次碰到。在伦敦这样的大都市堵车很难避免，总需要灵活应对。有一次去金融城出席晚宴，我还邀请了来访的内蒙古代表团一位女士一同前往，车走了不到一半的路就遇到前方事故造成的堵车。司机判断要迟到了，我们果断下车改乘地铁前往。我和朋友都穿着蒙古袍和高跟鞋，不过，盛装乘坐地铁在伦敦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从距离宴会厅最近的地铁站下车，小心翼翼地拎着裙摆，走过地铁的长走廊和楼梯，准时抵达宴会大厅。
当然，使节们也难免会有不可抗力造成的缺席，后果往往比较严重。记得我在印尼任职时，有一次国事活动中一位欧洲使节因为交通不便而缺席，他座椅上的大字名签被电视记者拍到，成为新闻事件。他后来被政府召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