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2009年12月6日傍晚，天色已暗，晚霞余晖将天空染成粉蓝色，初冬的伦敦日落得早，七点多就寒意渐浓了。此刻的我，穿着一件长及脚踝的黑色丝绒大衣，里面是一件中式晚礼服，脚上是一双高跟鞋，手里拿着彩色石头镶嵌的小手包，里面有一份邀请出席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 II）在白金汉宫举行的年度外交招待会请柬。
我快步走在白金汉宫前面的林荫大道（the Mall）上，这条礼仪大道今夜空无一人，天上挂着一轮清月，能看到几颗星星。道路尽头差不多五百米处便是白金汉宫了，外交招待会20:30正式开始，此时此地却异常寂静。暗红色细砂石铺就的路面映着月亮的清辉，也映出路灯下我的忽短忽长的影子。
作为中国驻英国大使，我在一个月前收到邀请，这一天留出充分时间做好了准备。司机金昌勇考虑到招待会时间恰值车流高峰，建议早点出发，我们便提前离开官邸，驱车前往白金汉宫。不料车开到距离目的地五公里处遇到堵车，前面的车队纹丝不动。听了交通台广播才知道是前方发生了交通事故，估计一时半会儿道路难以疏通。
使节出席驻在国的国事活动不能迟到。司机小金试图绕路而行，转了几道街，来到白金汉宫正前方林荫大道的路口。这里平日车水马龙，今夜却空空荡荡，宽阔的路口完全被铁马架子挡住了。一位身穿黑色制服、年轻帅气的女警察向我们走来。
我从车里出来，摇了摇手中烫金的请柬，对她说：“我是中国大使，要出席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外交招待会，时间快到了，能否允许通行？”她礼貌地向我敬了一个礼，同时也坚定地摇摇头，操着浓重的苏格兰口音说：“前面发生事故正在处置，很抱歉，车不能过去。”
我又问：“人可以走过去吗？”
“您？走过去？”她的眉毛扬了起来，“当然可以，夫人，如果您愿意。”
就这样，我独自踏上这条空无一人的大道。
今天我选择的灰咖色晚礼服来自一个中装品牌，采用垂坠的桑蚕丝质面料，款式简洁。无袖，小V领，除了前襟一侧的粉色花卉刺绣起到提亮的作用，周身都是素净的，宽腰围上也有一组粉色绣花。颈后半周小立领增添了几分气场。裙长及脚踝，下摆露出一圈粉色绸缎内衬，与粉色绣花相呼应。搭一条咖色桑蚕丝和粉色绸缎面料内外双色的披肩。
外面穿的黑色丝绒大衣来自北京798艺术区一间拥有上好品质的工坊，剪裁有点儿模仿军大衣，束紧的腰身简洁挺括，宽松的大摆毫不影响走路。不对称的领子和袖口表达了中国元素，大翻领一侧是梅花图案的粉色锦缎，另外一侧是与大衣一体的黑色丝绒。一只袖口采用喇叭口水袖加中式排扣，内衬是柔软舒适的宝蓝色真丝，在水袖的摆动中依稀可见；另一只是普通的带袢袖口。大衣通身内衬是与翻领一样的粉色梅花织锦缎，蓝色与粉色的大胆碰撞，西式的刚劲与中式的柔美，结合得恰到好处。
脚上那双透明无后帮高跟鞋是软塑料质地，相当舒适，让我可以毫无负担地走完这段路，这是一年前在北京街头一家平价商铺淘到的打折品……
月光下独自快步赶路的我，思绪不禁回到从前，记忆穿越过往，时光倒流三十年，往事如潮水般涌来。
我第一次出国是1978年。
从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经过在外交学院外训班一年的培训，我被派往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做英文翻译和国际问题研究方面的工作。当时中国改革开放正在起步，对外关系蓄势待发，大使馆不仅需要懂当地语言的干部，也需要懂各国使团交往通用语言英语、法语的干部。驻外任期四年，出国前单位一次性发放了800元置装费，那在当时可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差不多是我一年多的工资。
出国人员到红都服装社
置装。当时我对使馆工作茫然无知，不知道应该做什么衣服，服装社老师傅很有经验，给了我许多具体建议。我定做了一件驼色呢大衣、一套藏蓝色西装和一套米色西装，都是裤装，还有两条的确良连衣裙和一条白底蓝花布裙。我在位于王府井的“出国人员服务部”买了两件白色的确良衬衣和一双黑色的圆头中跟船鞋。
那套藏蓝色西装是用母亲压箱底的一块毛哔叽料子做的，记得她买来很珍惜，说是呼和浩特市第一毛纺厂生产的，那代表着上好的品质。母亲但凡有点儿积蓄就愿意买块毛料存着，自己却舍不得用。我毕业进入外交部，母亲把这块毛料送给了我，时常嘱咐说，穿衣服要得体，不能给国家丢脸。
这几套衣服便是我驻外应对四季所有场合的全部家当。
在罗马尼亚第一次陪同陈叔亮大使出席晚宴是在西班牙女大使的官邸。夫人们纱裙露肩，男士身着戴着黑色领结的礼服；餐桌上摆着鲜花和烛台，席间一道接一道地上了浓汤、烤肉和甜品，还有白、红葡萄酒，仿佛走进小说中读到的场景。
那天晚上的我是怎样的呢？我穿的是自己最好的那套藏蓝色毛哔叽套装，里面崭新的白衬衫熨烫平整；齐肩短发梳成两个小辫儿，头绳上有两个绿色塑料小球；素颜，香皂洗过的脸上涂了雪花膏。
女主人问陈大使：“这是您女儿吗？”
大使笑着回答：“是我的翻译，就像女儿一样。”
面对我这样一个来自陌生国度的女青年，西班牙大使自始至终热情相待。她对我的好奇或许不亚于我对她的好奇。当时在西方人印象中，中国人都穿着统一制式的蓝色、灰色褂子，虽然请柬上注明的着装要求是晚礼服，但是她对我的装束也欣然接受。而我也并未因自己的这身装束感到不自在，毕竟以我当时的状况，已经做到了力所能及的最佳，不可能更好了。
在罗马尼亚任职的几年，我对外交礼仪开始有些接触和认识，并且努力在有限条件下尽量做到整洁和符合礼仪要求。但是有时候还是存在应付不过来的情况。
陈大使外事活动很多，常常一天四五场，多则六七场，而我作为翻译需要连续陪同。冬天的套装还好打理，夏天的的确良裙子很容易起皱，活动间歇回到使馆，我总要争分夺秒地把裙子重新熨平。不过刚熨完的裙子潮乎乎的，有时来不及晾干，上车一坐就又皱了。总之是捉襟见肘地折腾了两个夏天。
休假回国时我下决心来一次置装升级。夏装，做了三件真丝小衫和一条便于搭配的黑色长裙，中国真丝物美价廉，穿上常得到称赞。冬装，做了两件织锦缎的中式上衣，搭黑色裙子，一般仪式和晚宴都可以应付。之所以没有选择旗袍，是因为使用场合有限，还有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那就是成本——一件旗袍的价格几乎可以做两件上衣。
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实现更多功能是我一生在置装上的秘诀。我坚持一个原则：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做到最好。
我的第一盒化妆粉也是在那次休假期间买的，上海货，圆形铁盒里装着香喷喷的散粉，有一个粉扑。回到使馆后刚好有一场活动，我陪同参赞夫妇一起参加。我兴高采烈地告诉夫人：“有化妆品了！”我们在房间里像试验新式武器似的，我帮她扑扑，她帮我扑扑，然后自我感觉良好地出了门。
在楼门口等车时，一位男同事表情诧异地看着我们，欲言又止，终于忍不住问：“你们今天怎么了？有点儿像日本艺伎啊！”
这么可怕？我赶紧回到门厅，大镜子里映出一张白脸。一来粉的颗粒粗，二来打得厚。我用手绢在脸上蹭了又蹭，发根和睫毛上的星星点点都来不及擦，随它去吧。我上车帮助参赞夫人也擦掉了脸上的粉。
此后，在罗马尼亚使馆常驻的那几年，我没有再试图化妆。
1982年结束在罗马尼亚的任期回国，我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依然素面朝天。当时人们普遍收入不高，市场上服装样式的选择也有限，“衣服穿破再淘汰”是主流观念。在工作单位，大家把参加外事用的西装上衣放在办公室，有活动时换上出席。我们几位年轻女翻译每人只有一两件西装上衣用来参加外事活动，为了增加新鲜感，大家把衣服挂在一起相互换着穿，以至于其他单位的人常分不清楚我们谁是谁。
我从兵团到大学再到驻外使馆，衣着上一直走上坡路，环境的改变总是对服装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毕竟工作压力很大，我不可能花太多时间和精力打理外表。有一次在日内瓦作为同声传译参会的经历，让我觉得有必要更认真地“打扮”自己了。
日内瓦联合国机构很多，经常从中国邀请同声传译人员为会议提供协助。同传属于高压力、高强度脑力劳动，欧洲标准的同传时间安排是每组三个人，每人做20分钟，休息40分钟，每天工作半天。那天工作间隙休息时我去盥洗室，推开宽大的玻璃门，忽见里面几位女士尖叫着躲进隔间。我往身后看看，没有别人，意识到可能是我引发了惊恐，看看大镜子里面的自己——素颜，短发，身穿那套藏蓝色的毛哔叽直筒西装——显然，她们以为进来了一位男士。
一位女士轻轻推开隔间的门：“You are not a man!”（原来你不是男的！）我哭笑不得地说：“No, of course not.”（当然不是。）
受到惊吓的女士们陆续从隔间里出来，经过我身边时一脸抱歉，有人对我说了声“Sorry”（抱歉）。我看着她们施着浓妆的面容，觉得人家被自己惊着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可能需要做一些小调整了。
联合国机构给同传的报酬比较高，但是当时国家外汇紧张，我们的收入都上交，个人每天能得到1瑞士法郎的补贴。那天晚上回到住处后，我到旁边的一家小商店逛，里面有个“1法郎货架”，所有商品的售价都是1瑞士法郎，包括口红。我选了一支大红色的，付了钱。
第二天早上，洗干净脸，我用人生中第一支口红精心地涂了唇，自信满满地出了门。谁知，我在走廊上又引起一声尖叫，声音来自我的同事。显然，在没画眉毛没打粉的脸上，一副猩红色的唇难免惊着人，尤其对我们这些习惯素颜的女士来说，这个反应也不奇怪。
我有点儿恼，回到房间把口红擦掉。关于美的懵懂尝试再次失败了。
而这也是我学习化妆技巧的开端。以往，我上班忙工作，下班忙家务，如何打扮自己从来放不到日程内。“口红事件”之后，我开始关注妆容问题，在机场书店和飞机上翻一翻时尚杂志，了解妆容技巧和流行风格。既然进入国际交往领域，总要入乡随俗吧。
当然，关注和学习并不意味着有条件去改变。20世纪80年代，普通公务员工资不高，家里每到月底钱包就吃紧，生活压力比较大，没有什么余力去购买化妆品。
1985-1986年，我在英国留学一年，对礼节、礼仪有了更多的认识和观察，有机会把“美”当作一门知识来了解。回国后我成了女同事口中的Beauty Adviser（美容顾问），能帮助大家化妆、参谋衣着。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随着国内经济发展，物质短缺的状况逐渐好转，出差去广东常能看到商店里出售出口转内销的漂亮衣服。有条件选择才谈得上会选择，我开始懂得，挑选衣服的标准不是“看着好看”，而是“穿着好看”——衣服是整体形象的一部分，是用来烘托人的，而不能把人压住。所谓好看是衣服和人相得益彰的结果。
有一次和同事在深圳选购衣服，我看上一套浅色大格子套裙，是我一直喜欢的那种端庄大方的图案和颜色。然而，我穿在身上一试，看上去好像披了个床单，有点儿“只见格子不见人”的感觉。一起来的女同事浓眉大眼、五官鲜明，她穿上之后显得很漂亮。显然，这种花色我撑不起来，便让给了她。我还喜欢一件洋红色的西装套裙，试穿后也是只见衣裳不见人，反倒是一套挂在旁边看上去很普通的深宝蓝色套装，一上身整个人都显得明亮起来——适合的才是最好的。我最终选择了这套衣裙，它陪伴了我多年。
我的衣服都经久耐穿，一方面选择时要慎重，品质要好，同时自己也需要较为严格的身材管理。
20世纪90年代，我被派到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担任公使衔参赞。考虑到是去热带，我在行前定制了一些真丝衣裙。结果到了雅加达才发现，在热带国家出席正式场合衣服不能太单薄，因为室内空调的温度比较低，是以男士穿西装的标准设置的。于是，我的披肩渐渐多了起来。
印尼这个国家，在外交礼仪上的要求相当严谨，酒会、晚宴、婚礼等正式场合都有明确的着装规则。印尼人有自己的国服，男士是巴迪
衬衣，女士是巴迪长裙。对外国人按照西方礼仪标准要求，也提供穿民族服装的选项。这些要求会在请柬中标示清楚，正式场合如果客人衣着不符合礼仪会被谢绝入内。
后来被派驻菲律宾担任大使时，我已经熟悉了东南亚国家的礼仪，准备的衣着也更加适应需求。不过，每个国家在习俗上总会有些独特的地方。例如，印尼人衣着款式相对保守一些，女士都穿长袖衣服和长裙，色彩可以较为鲜艳，不必拘泥于“全身颜色不超过三种”这个约定俗成的规则；鞋子多是圆头粗跟，比较古朴。在菲律宾，人们的着装风格更加时尚一些，女士鞋子多是尖头、细高跟，最好没有后帮，顶多是一根细细的带子。
2000年，我从菲律宾奉调回国。
国内工作环境与国外又不同了。当我穿着在马尼拉习惯了的无后帮“凉拖”上班时，有同事提醒：“你怎么穿着拖鞋来上班啊？”如此一来，置办的漂亮鞋子很少有机会再穿。47岁的我自认为步入了“大妈”行列，衣服都买大一码，头发也不再用心打理。
一位好友见状直言：“你不要放弃自己呀。”
我一时不解，何为“放弃自己”？
她说：“看看你，像个老大妈。”
我自嗔：“难道不是吗？”
不过，经过一番“是不是老大妈”的自我思考，我决定不放弃自己，重新注意保持体形，注重衣着……
放弃自己容易，自我约束却需要勇气和努力。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此刻的我满怀自信地走在异国他乡静谧的林荫大道上。
走在这条不长的路上，我想到了很多，仿佛走过了30年的历程——从辫子上系着绿色塑料小球、身穿毛哔叽西装出席晚宴的女青年，到出使伦敦的女大使……点点滴滴的记忆、磕磕绊绊的故事，一股脑儿涌现。越走，内心越坦然。
我对外交礼仪和服饰的认识近乎成熟的这一刻，画上一个阶段性的句号，想写一本书的念头也在此时萌生。不过到真正动笔又过了10年。
这条属于个人的成长之路，也折射出国家的发展历程。尽管社会上并不缺少关于礼仪和服饰的专业书籍，但是，在许多朋友的鼓励和支持之下，我下决心把这本书写出来。书中谈的不仅是礼仪和规则，也有自己的经历，包括闹过的笑话、犯过的错误，分享自己获得的经验、积累的内涵。职业和经历使然，这本书讲的是一个过来人对外交礼仪的理解和国际交往中的一些常识。
对大多数人来说，外交礼仪似乎距离自己相当遥远，鲜有机会涉及。但是，在中国成长为世界级大国的今天，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多元文化的并存发展，如何在自己所处的位置恰如其分地展现风采，如何更好地营造与世界、与他人的关系，这些与个体息息相关的内容，在书中均有提及。我希望这本书也能引起其他领域朋友的兴趣，尤其对年轻人来说，如果能从中了解国际交往的一些规则，读到有趣的故事，培养守时、守信的好习惯，树立起通过尊重他人赢得尊重的能力和品格，应该也是有益的。
2009年在英国
一条走了30年的长路，是记忆，更是心路。
2021年1月1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