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晨睁开眼,衣食住行,样样都要钱。
阳光透过窗帘照进来,新的一天又到了。尽管是周末,尹立冬还是早早就醒了,像定了时的闹钟,掐点就响。
夏夏总骂立冬神经病,跟着唾弃道,劳碌命!
唉,没办法,习惯了。周一到周五的工作节奏已经把立冬训练得有了条件反射。到点就困,到点就睡,到点就醒,然后,到点吃饭,到点坐车,到点打卡,到点开会,到点下班。第二天,循环,照旧。机械得像路上的红绿灯,定时性地交替明暗。
周六在立冬这儿反倒有点不正常,像一码绿豆里的一颗红豆,像白脸上的一颗黑痣,特别不协调、触目,也像不得不坐牢的多动症患者,闲得慌。
呵,不劳动者不得食,习惯了劳动的立冬总觉得,不忙点儿啥仿佛就对不起这一天三顿饭似的。有时候,立冬不能理解年轻的乞讨者,也不能理解那些在家吃闲饭的男人。有手有脚,何苦来!后来他才知道,有的乞讨者比他有钱得多!
自食其力,自得其所,顺便惠及身边那些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实是世间简单的快乐。
没错,立冬要赚钱!近一两年,这个念头像僵尸剧里可怖的尸毒钻进立冬脑袋,成了钉子户,死活不愿离开——立冬中毒已深。
有什么办法呢?人在北京,身为男人,没有钱,举步维艰。当然,女人也一样。
每天一睁开眼,衣食住行,个个都像讨债的小手一样找你要钱,就这还不包括那些额外的“不良嗜好”的支出,譬如立冬要抽烟、玩网游、去徒步,夏夏则要逛街扫货、塑身美体、社交应酬、攀比炫耀。
北京的诱惑太多,类似立冬、夏夏这样意志不甚坚定的青年男女实在难免迷恋红尘,甘之如饴,进而,不可自拔。
近来,时不时地,各类“份子钱”也像夏天里的冰雹一样对立冬搞突然袭击。
大概2012 将近,大家都忙不迭地去结婚,生怕来不及了。
立冬跟夏夏说:“要不,咱们也结婚?学人家摆他几桌,也收点儿礼金,咱也缓解缓解家庭经济困难?不成吗?”
夏夏听罢,两眼一翻,说:“结婚不买房,就是耍流氓!哪怕小点儿呢?”
是啊,哪怕是小点儿呢!读书的时候立冬是愤青,讲究精神追求,以为钱并不是那么重要,周围的人也教导立冬,不是什么问题都能用钱来解决,人要有理想,有抱负……没错,立冬也曾有理想,有抱负,立冬想做记者,用自己的方式为人间打抱不平。但现在立冬不那么想了,或者说多少有些妥协了,别说兼济天下了,自顾都有点不暇。
理想就像挂在驴子眼前的胡萝卜,得有,但又可能永远吃不到。理想理想,有理由去想一想。想过了,心痛了,便算了,不能太较真。
学校是先给你上课,再让你考试,生活是先给你考试,再让你从中反省,还从不彩排!生活才是真正的大学堂。
一天天上涨的房价教育了顽劣的立冬,让立冬幡然醒悟,痛改前非,进而,奋起直追。但他多少有些力不从心。
立冬光着上半身坐起来,将枕头竖起,斜着腰攀爬出床沿,从躺在地板上的裤子口袋里摸烟,抽出一支,塞嘴里,刚要点。“啪!”一只着粉绿色的指甲油的手从被窝里横晃到他眼前,把那支无辜的烟打得飞出老远,弹到墙壁上挂着的立冬和夏夏龇牙咧嘴的合照上,又跌下来。
“就一支。”立冬讨饶,誓做尊重女友的好男人。
“半支也不行。”夏夏不容分说。
“那一口。”立冬步步为营。
“厕所抽去——”夏夏的声音隔着被窝传出来,拉得老长,像战时防空警报,给立冬最后通牒。立冬这个女友,向来强势。
“行行行,遵命,不抽,不抽。”听到夏夏的吼声,立冬不战而降。他把身子滑进被窝,两只罪恶的黑手慢慢往下抄,直到碰到夏夏热乎乎、细嫩嫩的肌肤。
“要死!那么凉,鬼手!”夏夏差点没从被窝里跳起来。
立冬不依不饶,用手扶住夏夏的背。夏夏用手支着头,眼睛一眨一眨的。立冬顺手从床头摸到一瓶桂花蜂蜜,扭开盖子,将手指头蘸进去,又拔出来,愣是在夏夏背上抹了两道蜜条。抹完再探下头,用嘴慢慢吸干净。
“别闹!你再闹我叫了啊!”夏夏口是心非。
立冬不予理睬,嘴唇循着夏夏光滑的脊背向前。
夏夏咯咯笑道:“你小心点,外头有人,大清早的,别人还以为我们怎么着了呢。”
“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真有人,你听。”夏夏翻身。
立冬抱住夏夏不动,侧耳倾听,严防敌特破坏二人美好时光。
隔壁屋住着马婵娟和蒋毅然,二人把鞋拖地拖得很响,然后是抽水马桶的呼啸。他们是准备考研的小情侣,为达目标,很是“闻鸡起舞”。
这房子是立冬找的,都是来安的老乡,相互照顾得很。考研的一对自不必说,另外一对上班的——涂志刚和马千里,也是来安人,千里是婵娟的姐姐,而立冬和志刚又是大学同学,关系错综得像地铁线路,大家平时也就兄弟姐妹地乱叫。
据立冬所知,千里和志刚好像有房。当然,只是好像。因为他只是听说过,从未光临过。而且,那地方貌似有点偏,偏到水电费都得交到外省去,手机SIM卡(用户身份识别卡)都得办外省的才划算。如果每天从燕郊出发到北三环,再从北三环回去,加上等车、步行,怎么着也得三个半小时以上。为了节省时间,千里和志刚索性在三环盘租了一套房子,平时住在三环,周末才回去“度假”——无奈的短途旅行。涂志刚总说:“这2047 号房间呀,就是个现代的水泊梁山,我和千里是被逼上来的,然后是婵娟和毅然,然后是立冬和夏夏,我们来了个大聚首,就差造反了。”造反?如何造反?房租是他们的五指山。
“不要紧,一会儿就走了。”立冬翻过身,平躺在床上,伸腿伸手,做准备动作。
夏夏光着腿,下地,蹦蹦跳跳地去墙边摸音响。地板上胡乱摊着夏夏的“生活必需品”:波点风衣、海魂条纹衫、短靴、米黄的连跟拖鞋、桃红的长丝袜、笑脸包、黑色打底裤、素色方巾、塑胶质地的酒红色手镯、藏式风格的孔雀蓝念珠,绿色唱佛机……夏夏把音响调得低低的,喇叭不紧不慢地唱道:“If you leave me now ,you will take away the biggest part of me……(如果你现在离开我,你将带走我最重要的部分)”
一首歌没唱完,只听防盗门哐当一声响。毅然和婵娟出去了。
“狼来了哦。”立冬猛地掀开被子,张牙舞爪。
夏夏笑着躲进被子里。立冬知道,夏夏的躲就代表着接受。
立冬隔着被子搂住夏夏,问:“要不要……前戏?”
“前你个头!”夏夏粉拳相向。立冬探下头去吻夏夏的脖子,可还没吻到,夏夏就痒得笑出来,破坏了气氛。
“咚咚咚……”敲门声打断了情爱游戏。
“开门。”夏夏打发立冬去。
“别出声,熟人会打电话的。”立冬强烈要求继续。门还在响,像擂战鼓。
“你去开门好吧?”夏夏撅起小嘴。
“石头剪子布。”立冬道。
“行,快点。”夏夏伸出小手,“我说一二三就出啊,不许耍赖。”
“回回还不都是你耍赖,三局两胜,还是一局定输赢?”立冬裹着被子坐起来。
“就一局,一,二,三!”夏夏该出手时就出手。毫无悬念,立冬输了。
愿赌服输。立冬下床套上便裤和外套,夹着人字拖鞋,慢吞吞地去开门。门外的人还在敲,很急促。
“来了!来了!”立冬不耐烦地应门。
门开了,一团冷空气倒灌进来,立冬不由得全身一紧。
“你们这味儿怎么这么大?”在他眼前站着的是位中年大妈,烫着爆炸头,还染黄了,很有活力的样子。“要经常开窗通风,病菌才能出去,非典的教训怎么一点都没吸取。”大妈皱眉道。
立冬不知如何接话,只好问:“请问您是?”爆炸头不理立冬,横闯进门。立冬愣了下神,没拦住。
“你谁啊?大周末的,你这是干吗?”立冬急了。
“我是谁你能不认识?”爆炸头一脸的难以置信。
“对不住您,还真不认识。”立冬实话实说。
夏夏从里屋出来了,看到爆炸头女人,她笑着说:“张姐您来了啊,屋里坐。”
爆炸头瞥了立冬一眼,神气地走进屋,也不坐,两手背在后头,踱了几步,又伸出右手敲敲临近的墙壁问:“这间屋子是谁在租?”
“是我们在租。”夏夏赔着笑脸。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隔断不能租了知道吧。”爆炸头面无表情,假装铁面无私。
“我们这间也不能算隔断吧,十几平米,不算小啊。”
“呵呵,算不算隔断不能看大小知道吧,这房子原来是两室一厅的户型吧,现在呢,三室一厅,多出来的一室,就是隔断。”爆炸头掷地有声。
的确,他们住的是隔断,三家人中立冬和夏夏是最后住进来的,没得选,只能住下。难得的是,这隔断还朝阳,地方也不算小,立冬和夏夏已经住了半年。
“谁说不能租的?”立冬语气僵硬。
夏夏用胳膊肘捣了立冬一下,跟着翻了一眼,说:“是上头的意思吗?”
“是上头的意思,地下室和隔断房都不给租了。”爆炸头冷冷地说道。
“那楼下地下室不还是住得满满的”立冬不服气地问道。
“你哪只眼睛看到那里有人的?有也得搬!”爆炸头双手叉腰,气沉丹田,摆出要大战一场的架势。
“行!搬,但是找房子得给一段时间吧。”夏夏笑着,把杯子放在窗台上,好言好语。
“房子现在好找,一周够了。我也只是按照上头的意思来通知,谁都知道搬个家不容易,不过你们还是尽快吧。”
就这样,周末头一天,立冬和女友夏夏衣服还没穿周全,牙还没刷,脸还没洗,就鬼使神差地“被”宣布:你们的小窝“不合法”了。因为它不是原装,是二度创造的,有碍观瞻,有伤大体,实存隐忧。有关方面打算有备无患,有的放矢,准备有礼貌地将立冬和夏夏从2047号房间请出去。
“搬?”立冬望着夏夏苦笑。
“废话!”夏夏翻了立冬一眼,扭头回屋。
立冬猫下腰,猛冲到她背后,一下就把夏夏横抱到半空。夏夏随即大叫起来。
对外地人来说,在北京有两件事最容易让他们滋生漂泊感,一个是搬家,一个是过年。搬家和过年都是迁徙,只不过一个是小幅度的,一个是大幅度的,但性质都一样,人人都在寻找一个家。
有人说,大年三十晚上,全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演播大厅,另一个是北京西站。
北京西站的广场、大厅、候车室,永远是满满当当的,人们来了,去了——有的人抱着希望而来,有的人希望破灭而去。
无论什么时候看北京西站,你多少都会有点天旋地转的感觉,它太大了——高而宽的庞然大物,亭台楼阁一应俱全,碉堡似的,四通八达的路径,整个一“小径分叉的花园”,一个人放进去,太渺小了——在这里,往往特别能体会到“人海”这个词的含义。
其实,不光是在大年三十,北京西站,这个吞吐量大得惊人的铁路客运站,像一个怪兽,每天都吃进去一些人,又吐出一些。对于一些人来说,北京西站或许是桃花源的入口,而对于另外一些人,这里未尝不是地狱的门槛。
千里和婵娟的妈——来自来安县城的中年妇女李绣花,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对襟褂子,正呆站在北京西站的出站口。
这是她第一次来北京,也是她出的最远的一次门,在来安市下面的小县城,她活得如鱼得水,哪里是百货商店,哪里是菜市场,哪里有小操场,哪里有暗自经营的小麻将馆,对她来说,都像是棋盘上摆好的棋子,一个个分明得很。可到了北京,到了这个人挤着人人挨着人,可又谁都不认识谁的西客站,李绣花多少有点茫然和怯懦。
她的两个女儿都是在北京读的大学,这一直是她的骄傲。现在大女儿千里毕业进了高校教书,二女儿婵娟虽然还在读书,但也长成了大姑娘。她算基本“完成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