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笔记《世说新语》记载了不少魏晋人物的故事，其中有两篇都讲到了曹操和袁绍。

少年时代，有一天，曹操同袁绍一道去观看人家结婚。光看热闹还不过瘾，曹操撺掇袁绍“抢新娘”，两人偷偷地溜进主人家的花园中藏起来。傍晚时分，等到客人走得差不多时，他们突然大叫：“有小偷！”

正在交拜的新郎及亲友闻讯都从洞房涌出，赶往花园察看，室内只剩下新娘一人。曹操乘机钻进洞房，拔出刀子，威胁新娘不要喊叫，将她劫持出来，与袁绍会合后拔腿就跑。黑夜中，他们迷了路，袁绍陷入了带刺的灌木丛中，他怕刺，不敢动弹。眼看主人家很快就会追来，再不跑就可能被逮住，曹操大喊一声：“小偷在这里，快来抓呀！”

袁绍吓坏了，一着急，顾不得刺痛，嗖地就从灌木丛中蹦出来，然后和曹操丢下新娘，逃之夭夭。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两兄弟某次闹翻之后。袁绍派人乘着夜黑刺杀曹操，刺客来到曹操住处，隔着窗户用短剑向曹操掷去，掷得稍微低了点，没刺中。曹操受惊之余，估计刺客还会再次掷剑，但这次一定会掷得高一些，于是就贴着床席躺下。果然，当短剑再次飞来时，偏高了，又没刺中。

时光流转，岁月不居，曹操和袁绍那时候大概不会想到，他们年少时的故事在长大后还会重复上演，而且一轮比一轮更跌宕起伏，惊心动魄。

古灵精怪的对策

曹操少年时期“飞鹰走狗，游荡无度”的生活，与其家庭背景密切相关。曹操的祖父曹腾年轻时就入宫充当太监，开始是以小太监的身份伺候皇太子读书，等到太子登位当了皇帝，他也鸡犬升天，被委任为大长秋。

大长秋是皇后的近侍官，也是最大的宦官，俸佚只比丞相和太尉稍低一点，曹腾在宫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在其后的三十多年间，曹腾一共服侍了五个皇帝，还迎立了一个皇帝，因功又被封为费亭侯。太监在生理上是不能生儿子的，但朝廷允许宦官养子袭爵，曹腾援引此例，领了一个儿子来继承自己的爵位，这就是曹操的父亲曹嵩。

有养父的权势和财富作为资源，进入仕途的曹嵩青云直上，很快就做到了司隶校尉，灵帝时转为大司农、大鸿胪。大司农、大鸿胪都是卿官，古代三公九卿，卿已属大吏之列。

曹操是曹嵩的长子。曹操的母亲在他孩提时便已去世，父亲曹嵩大约因忙于公务，也很少对他进行训导，加上家里势大而富有，很容易就让曹操养成了游手好闲、放荡不羁的习性。曹操终日沉溺于打猎赛狗，游荡乡里，无心从事操行的修养和学业的研习。学堂里的老师要求背书，让他不胜其烦，于是就想出了一个古灵精怪的对策。

某日，老师突然发现教案上摆了一块“大便”，气得他胡须翘老高，问究竟是谁干的，曹操镇静自若地站起来，应声道：“我！”

慑于曹家权势，老师自然也不能拿曹操怎样，但曹操接着说出来的话更让他吃惊不已。

“我可以把这东西吃了，但是我吃了这东西后，您不能再强迫我背书。”言罢，曹操居然真的吃掉了“大便”。

后来大家才知道，原来“大便”是曹操用竹筒把糯米和红糖搅一块做成的食物。经过这件事，老师再也不敢强迫曹操背书了，还说：“阿瞒（曹操的小名）是一个大智大勇的人，他日必成气候。”

老师的赞语或许只是出于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如果曹嵩看到了，肯定不会认为儿子所为是什么大智大勇。曹操当然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那些荒唐放纵的行为都是偷偷地瞒着亲人特别是父亲干的，但事情终究还是被曹操的叔父知道了。叔父经常向曹嵩告状，让曹嵩对儿子进行规范，曹操因此被曹嵩狠狠地教训了一番。

曹操认为叔父多管闲事，搬弄口舌，对之极为不满，叔侄间一时成了对头。一天，曹操在路上碰到叔父，突然倒在地上，而且歪着脖子，张着大嘴，连脸上的肌肉都在抽搐。叔父问他怎么了，曹操说：“我中了恶风！”

叔父忙让曹操躺在地上不要乱动，他自己一溜烟跑去通知曹嵩。可是等到曹嵩带着几个随从慌慌张张地赶来时，却见曹操好端端地站在那里，神态和平时一样，未有任何异常。

“你叔父说你刚才中了恶风，难道这么快就好了？”曹嵩很奇怪地问道。

“我从来没有中过风呀！这是怎么说的？大概是叔父不喜欢我，所以在背后说我坏话吧！”曹操一脸委屈，但其实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他故意设计的恶作剧，为的是栽赃打击“对头”，使之失去信誉。这时候的曹操尚年幼，可是在长辈面前表演时却已能做到从容不迫，面无愧色，叔父和父亲都想不到他会做假。

曹操的目的达到了。曹嵩对弟弟产生了怀疑，不但觉得之前的那些小报告未必属实，此后再听到他反映曹操的情况，也不再相信了。

扫除了叔父这个障碍，曹操更加放荡不拘。那个时候，和曹操差不多的纨绔子弟还有不少，曹操整天和他们混在一起，大家玩起来没完没了，很晚才回家。

在曹操结交的所有少年朋友中，应以他和袁绍最为要好，只是从种种迹象来看，两人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就不平等。

袁绍的高祖父袁安是汉朝司徒，司徒位列“三公”。“三公”是指太尉、司徒、司空，其中太尉掌全国军事，司徒掌全国政务，司空掌全国监察执法，乃朝廷中最尊显的三个官职。自袁安以下，袁氏家族四代人中每一代都至少有一人进入三公之列，所谓“四世三公”，乃名闻天下的士族门阀。

在曹操祖父曹腾的庇护下，曹家子弟布满朝列，除曹嵩外，宗属中就是做中央州郡大官的也有好多，时称“父子兄弟，并据州郡”。一个家族中出了这么多高官，权势不可谓不大，社会地位不可谓不显赫，但曹家充其量也就是带有土豪气息的世家而已，按当时的标准，与士族是不相称的，只能归入寒族。

寒族素为士族所不屑。为了保持自身血统的优越地位，一般情况下，士族既不愿与寒族通婚，也不肯轻易与之交际应酬，而这与对方的官职高低、财产多少毫无关系。

卑微者

曹家最要命的恐怕还不是没有书香余韵，或缺乏世代簪缨的荣耀，而是其宦官家族的身份。自曹腾发迹起，东汉王朝进入了宦官最得势的时候，但人们内心深处仍然看不起这些阉人及其亲属，出身名门的官僚士大夫更是羞于为伍。当朝大宦官张让平时谒者盈门，每天停留在他家门前的车辆不下数百，然而在他父亲的葬礼上，却没有一个名士现身，令张让觉得十分丢脸。

与其他专横跋扈、胡作非为的宦官不同，曹腾气度不凡，在任时懂得用人之道，很注意向朝廷推荐一些贤能之士为官。纵然如此，老爷子仍未能洗脱宦官的恶名，有人甚至把他称为“宦官中最奸狡误国者”。

曹腾以下，曹嵩等人虽非太监，但没有大宦官曹腾的荫庇，就没有他们如今的地位。即便曹腾去世，曹家与宦官集团之间仍然有着扯不断，剪还乱的各种渊源和联系。有人考证，曹腾和张让之间存在师徒关系，这种关系不会因为曹腾过世而简单结束，曹嵩等在仕途上也必然都对宦官有着不同程度的依赖，所以曹家实际仍被看成是宦官集团的一份子。

作为宦官家族，曹氏遭到士大夫的鄙薄是件毫无疑问的事，这显然给整个家族都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曹操有两个小名，一个叫“阿瞒”，另一个叫“吉利”，父祖们这样为他起名，据说就是不想让人知道其宦官出身，以免长大后受到鄙视和冲击。

在曹操生活的时代，男人的形貌和风姿颇受重视。那些奔走于上流社会的年轻男人，出门在外除了要尽量做到衣着华丽外，还要随时对着镜子涂脂抹粉，以保证以最好的仪态示人。

《三国志》中记载袁绍容貌俊秀，但对曹操长得怎么样则只字不提。根据其它的一些史料，可知曹操个子不高，眼睛细长，炯炯有神，大概皮肤也很白皙。公平地说，这副相貌己属端正，只是谈不上出众，属于放在人堆里挑不出来的那种，与美男子袁绍一比，就更是差得很远。

曹操自己对他的长相也很不满意。同时代的很多诗人都会在诗歌中对自己或者自己朋友的长相进行描述，曹操也是一个出色的大诗人，但是他的诗作却无一及此，似乎有意要加以回避。《世说新语》里写道，后来曹操成就霸业，准备接见匈奴使者时，还自认为相貌丑陋，不足以雄震远国，以致要让一名眉清目秀、仪表堂堂的侍卫冒充自己。

因为缺乏严格的家教，从小随意惯了，曹操对妆束和举止都不太讲究。当时人以扎头巾为雅，袁绍等人都是如此，只有曹操戴一顶丝织便帽，平时又爱穿轻纱衣服，身上常带着一只革制囊袋，用来盛装手巾等细小物品，总之是毫无时尚意识。

袁绍仪表威武，与其名门士族的身份完全相称。曹操则不够稳重，与人吃饭聊天，说到高兴处，便哈哈大笑，以致一头扎进桌案的杯盘当中，连帽子都被菜肴弄脏了。

可以想见，即便是年少时候，袁绍也是不大瞧得上曹操的，曹操并不符合他的交友标准。他能搭理曹操，和曹操一块玩，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曹操比他更有胆量，更有心计，也更能想出各种荒唐不羁、令人啼笑皆非的奇招。

两个朋友，一个卑微，一个高贵，卑微者多数情况下都只能看高贵者的脸色，纵然如此，稍有不慎，仍会令对方大动肝火。曹操和袁绍翻脸，袁绍居然立马就动杀机，足见他在骨子里对曹操的鄙视。虽然后来两人又和好了，但曹操在其中的低姿态和可怜相并未得到根本改变。根据史实，曹操、袁绍年少交游的地点在京都洛阳。洛阳不是曹操的故乡，只是父祖仕宦之地，他的出生地是沛国谯县，即今天的安徽亳县。

上世纪七十年代，亳县城南一带发现了一个古墓群，共有十多座古墓，因为都已损坏严重，一开始很难确定被葬者的身份。后来从古墓中出土了银缕玉衣、铜缕玉衣等陪葬品，这些陪葬品惟诸侯高官能够享用，由此才确认了曹操祖父曹腾、父亲曹嵩的墓，古墓群也被证实是曹氏家族墓群，埋葬着曹氏的众多宗族成员。

亳县地处平原，缺乏石料，但曹腾墓全部用青石砌成，所用青石达上千块之多，仅从这上千块青石的长途运输，就可以看出曹氏家族在当时当地的势力之大。

曹操少年时期在洛阳和谯县都留下了踪迹。文献记载，在今亳县境内有曹操旧宅，如今旧宅的地面建筑虽然早就不存在了，但保存了据传是曹操亲自种下的两棵千年白果树，关于曹操小时如何顽劣与桀骜不驯的故事也在当地盛传。

即便是在家乡，这个曹家势力盘根错节，树大根深的基地，依然有人会让曹家认识到他们原本卑贱的身份。此处的父母官、沛国相袁忠曾欲以曹操行事乖张、游荡无度无由，将他绳之以法，沛国名士桓邵也公然看不起曹操。

袁忠、桓邵所为让曹操极为痛恨。后来曹操权倾朝野，袁、桓吓得避难逃至交州，曹操不依不饶，派使者令交州地方官灭了袁忠一族。桓邵见躲不过去，只得出来自首，跪在曹操面前磕头如捣蒜。曹操心如铁石：“你下跪，难道就可以免死？”仍旧还是杀了他。

如果能够快意人生，以曹操的性格，大概连那个心高气傲，派人刺杀他的袁绍都绝不会予以饶恕。只是彼时的曹操并无此能力，他所能做的是逐渐与飞鹰走狗的生活脱钩，同时跳出家族固有的圈子和氛围，去外面主动结交名士。

反叛之路

当时的宦官与士人宛如死敌，宦官残酷迫害士人，士人亦视宦官为危害国家的最大祸害，如治史者所称的“宦官亡汉”。曹操知道自己宦官家庭的出身，正是士人所蔑视的对象，对于如何摆脱这种不利影响，使得一般士人直至名士阶层能够接纳自己，他必有过一番认真考量。考量的结果就是走反叛之路，在政治上与自己的家族分道扬镳。此举很快就初见成效，一些年轻士人，如王儁、李瓒、何颙等相继成了曹操的好友，这些人自身虽尚不属于可以领袖群伦的大名士，但都很有才华，在社会上已经小有名气，其中王儁曾得到名士的赏识，李瓒系名士李膺之子，何颙则与太学生首领交好。

某年，袁绍的母亲去世，归葬于袁绍的家乡汝南，恰好王儁也是汝南人，便与曹操一起参加了葬礼。袁家这次葬礼办得非常隆重，参加葬礼者达三万人之多，耗费了大量钱财。曹操见此情景感慨万分，他虽然也生于豪富之家，但并不喜欢如此铺张，于是借题发挥，当着好朋友的面，将心中本就存有的不满和厌恶都一古脑儿地倾泻了出来：“天下将要大乱，倡乱的罪魁祸首肯定是这两个人（指袁绍和其堂弟袁术）。要想安济天下，为百姓解除痛苦，不除掉这两个人是不行的。”

王儁也很有感触，他一向认为曹操有治世的才能，遂对曹操说：“我赞同你的说法，能够安济天下的人，除了你还有谁呢？”言讫，两人相对而笑。

在曹操十五岁时，朝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宦官集团指控一部分反宦官的士大夫及太学生为“党人”，以李瓒父亲李膺等人为首的一百余人被杀，六七百人遭到终身禁锢，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在此之前，已经发生了一次类似事件）。

当时敢于和宦官针锋相对的朝廷官员被称为“清流”，反之，与宦官持合作态度或至少不予触犯的，则被称为“浊流”。两次党锢之祸几乎将“清流”扫地以尽，全部摒诸于政权之外，朝廷完全成了宦官的天下。

第二次党锢之祸后，李瓒受牵连被流放边疆，何颙也在被拘捕名单之中，被迫更名改姓逃往汝南。袁绍慕名与何颙私下结交，何颙成为袁绍的密友，何颙经常找机会潜入洛阳，与袁绍计议如何解救“党人”。

那是一个游侠笑傲江湖的时代。何颙、袁绍哪怕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为“党人”奔走，体现的就是游侠精神。有着游侠精神的人可不是一个两个，袁绍当时拥有包括何颙在内的“奔走五友”，六个人全都能豁出性命反宦官、救党人。

袁绍是游侠，曹操也是游侠。两人早年所谓的“放荡”，其实同样是游侠的一种外在表现，只不过是浅层次表现而已。在到达一定的年龄后，随着阅历的增长，让少年们为之心潮澎湃的，便是进入游侠精神的高级阶段：下者，行侠仗义，打抱不平；上者，见危授命，匡救时局。

既然目标一致，曹操便暂时放下心中的芥蒂，和袁绍重又成为拥有共同话语的好友。他们常常在一起纵论现实政治，研讨针对宦官集团的种种策略，尽管其中充满着少年人的幼稚和意气用事。

惊人之举

曹操十岁时，一个人在河中游泳，突然看到有一只大鳄鱼翘着脑袋向他浮游过来。曹操不仅没有被惊跑，反而奋力迎击，鳄鱼无隙可乘，最后悄悄地游走了。

曹操事后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直到有人看到一条大蛇吓得狂奔而逃，他才不由笑道：“我碰上大蛟（古人把鳄鱼称为蛟）都没有害怕，你看到一条蛇怎么就怕成这样？”周围的人连忙追问究竟，曹操这才说出事情原委，众人听了无不惊诧。

这一次，曹操准备独自和岸上的“大蛟”殊死一搏。一日，他暗藏手戟，潜入宦官集团首领张让的私宅，径直进入卧室，打算刺杀张让。张让发现后连忙大叫“捉贼”，卫士们一拥而上，对其展开围攻。

曹操自幼耍枪弄棒，有一身好武艺。他所使用的手戟是一种今天早已失传的短兵器，既可近身格斗也可远距离投掷。曹操挥舞着手戟，从卧室打到厅堂，又从厅堂杀到院墙下，其间居然没有一个人能近得其身，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翻墙而逃。

张让修建私宅时仿照了宫廷规格，竣工后，因为担心被灵帝登高望远时注意到，他特地骗皇帝说，天子不宜登高，若登高的话，百姓就要逃散。灵帝视张让如父，最信他的话，自此便真的不再登高。由此，可以推测出，张宅的墙垣一定非常高大。曹操不但能够冲破重围，还能越过如此高墙逃生，足见其身手极为了得，不负侠客之名。

这件事发生后，曹操并未遭到通缉。他入宅行刺自然要化妆，很可能张让并没有看清他的真容，也未能识破其身份，否则张让绝不会如此轻易就放过他。

即便行刺行为没有暴露，但曹操反宦官的言行，也不可能不引起父亲曹嵩的注意。政治立场的不同，使得父子间产生了隔阂乃至冲突，曹嵩死后，曹操写了一首吊祭父亲的诗词《善哉行》，从其表述来看，父子的感情并不深。

曹操对此倒并不放在心上，他更在乎的是通过自己的言行，特别是行刺张让这样的惊人之举，证明自己虽出身于宦官家庭，但绝不会与权宦为伍，从而赢得士林的尊重和信任。

如其所愿，自此以后，曹操在士人中的名气更大了。袁绍视他为少年游侠中的反宦骨干，何颙则私下对别人说：“汉家将要灭亡，能够安天下的，必定是这个人（指曹操）。”

无论袁绍还是何颙，当时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即可以为曹操大造舆论，让他被世人所普遍认可。除了了解其政治态度和事迹的部分青年士人外，周围的名士都还不是特别看重曹操。

南阳人宗世林名满大江南北，曹操屡次登门拜访，宗家高朋满座，宾客聚集，曹操连插句话的机会都没有，好不容易逮到机会想跟主人握个手，结果宗世林连搭理都没搭理他，愣把曹操晾在那里，场面极为尴尬。

曹操很不甘心，在他十八九岁的时候，又去拜访了名士桥玄。此时桥玄任尚书令，是身为卿官的曹嵩的上司，交谈中，曹操向老前辈坦陈了自己的情况和政治见解，并表态说：“我是宦官的后代，但我明辨是非。对的，我拥护，不对的，我反对，对别人或集团都是如此。”针对皇宫中争斗异常激烈的现状，曹操认为这种争权夺利和互相残杀，于国于民都没有好处，也谈到党锢之祸：“一些正直有才华的人受牵连，被打击，这实在是国家的不幸。”“我希望改变这种局面，使政治能够清明，天下能够太平。”

年轻人说得慷慨激昂，毫无娇柔做作之态。桥玄本是基于对方系下级的长子，才予以接见，但曹操的谈吐却令他大为惊异，他没料到曹操岁数不大，居然拥有如此宽大的胸怀和远大的志向。

当时在一些名士中间流行看相，也就是通过看相来推测人的性格、能力以及未来的成就。桥玄以关于相人而知名，仔细观察曹操后，他很认真对曹操说：“我见到的天下名士，够多的了，还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你一定要好好把握自己。”

此后，曹操和桥玄有过多次交往，两人成了忘年交。一日，桥玄对曹操说：“天下将要大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拯救。能够安定天下的人，大概就是你吧！”

虽然好友王儁、何颙都说过类似的话，但桥玄毕竟是德高望重的大名士，此言一出，令曹操大有诚惶诚恐之感：“大人的夸奖有些过誉，实不敢当。”然而桥玄的期许并没有到此为止。

“遗憾的是我已经六十多岁，时日无多，看不到你的富贵了。那就把我的儿孙们托付给你吧，请你日后多加关照。”

桥玄是同时代第一个称曹操为命世之才，能安天下的名士和大吏，他对曹操的评价很快流传开来，引起了各界对曹操的关注和重视。

“我死之后，你若是从我墓前经过，如果不拿一斗酒一只鸡来祭奠，那么，车马过去三步之后，你就会肚子疼，到时千万不要怨我。”

桥玄曾与曹操如此戏言。桥玄七十五岁去世，曹操于征战途中从其陵墓附近经过，专门遣使以“太牢”致祭。太牢是古代祭祀的最高规格，一般来说只有天子才能使用，不仅如此，曹操还亲自写了一篇饱含深情的祭文，文中曰：“士死知己，怀此无忘！”

乱世之英雄

在品评人物这个圈子里，与桥玄相比，汝南人许邵更具权威。

许邵自然也是名士，他以名节自我尊崇，不肯应召出来做官。每月初一，许邵都会和堂兄许靖进行主持，与其他几个名士一起，根据乡里人物平时的表现给予评议，称为“月旦评”。“月旦评”虽纯属民间的私人评议，但社会影响力非同小可。人们都知道，谁要是能够得到许邵的好评，他在社会上的身价就必然会被提高不少。

“现在你的名气还不大，你可以到汝南去见许子将（许劭字子将），或许他能对你有所帮助。”桥玄向曹操建议。

按照桥玄的指点，曹操带着厚礼前往汝南。因为有桥玄的介绍，许邵接见了曹操。察言观色之后，许邵的感觉和桥玄差不多，都认为眼前这个年轻人与众不同，日后前程恐不可限量。尽管如此，曹操宦官家庭的身份以及某些个人品质却不为许邵所喜，当曹操问他“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时，他起初只是沉默不语。

曹操风尘仆仆，远道而来，不能空手而归。在他的一再坚持下，许邵才勉勉强强吐出了一句：“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你在和平安定时期会成为奸贼，但到了战争动乱时期则可成为英雄。许邵的这个回答见之于《后汉书》，更早的一部晋人史书中也有类似记载，只不过颠倒了过来，《三国志》在标注中对后者加以引用，并且使之成为家喻户晓，流传至今的一句著名评语，这就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不管是哪一种版本，许邵的点评都没有离开一个“奸”字，可见他确实对曹操的人品抱有疑问。史书记载，曹操听后颇为喜悦，大笑着离开了许宅，不过正如后世演义中所经常描述的那样，曹操的所谓“大笑”其实涵义很复杂，有时候他明明不满，也不会把情绪写在脸上，而是会故意用大笑来进行掩饰。

事实上，对于许邵这句褒贬皆具的评语，曹操很不满意。其依据是，对于许邵及其主持的月旦评，曹操和儿子曹丕后来都持深恶痛绝、嫉之如仇的态度，或者恨不得取许邵的首级，或者刻意夸大许邵、许靖的不和，用以丑化月旦评。

当然，曹操满意不满意是一回事，客观的传播效应又是另外一回事。在外界看来，许邵评语的重点并不在于奸与不奸，而在“乱世”两个字上，因为大乱即将到来，已成为普遍认知，不可能再有“清平”、“治世”，曹操也根本没有在太平盛世下做“奸贼”或“能臣”的条件。只有在乱世中是否能够有何作为，才是真正重要并为人们所关心的。假如许邵说的是乱世英雄，那是再好不过，即便是乱世奸雄，其实也同样显示出点评者对曹操能力的看重——“奸”者，善于权谋，戏人于股掌之上；“雄”者，胸怀大志，称霸于天下，二者均非等闲之辈可以做到。

尔后社会舆论的反馈，说明曹操的这次汝南之行确实没有白跑一趟。士族阶层自此不仅普遍注意曹操，而且渐渐和他接近起来，久而久之，便对他另眼相看，把他当成自己阶层的一份子而不再加以歧视。

在曹操生活的年代里，选拔官吏主要不是通过考试，而是采用地方举荐的方式，全国一百余个郡（包括郡一级的王国，如谯县所属的沛国），都有向朝廷察举也就是举荐后备官员的指标。

曹操在京城洛阳有家，他少年时期生活在洛阳的时间，可能还超过家乡谯县，但他们父子的户籍地都还在谯县，所以曹操入仕仍要用谯县的名额。

各郡举荐的后备官员称为孝廉，从字面理解，孝是指孝顺父母的孝子，廉是指行为廉洁之士，但其实多数还是郡太守拟提拔的低级吏员，再加上一部分在社会上享有盛誉的人物。

要想白手起家成为孝廉，有的需要背景，有的需要名气，有的既需要背景也需要名声，在某些时候，名声比背景更重要。因为一个人只有舆论评定得好，拥有好名声，在被举荐时，才不致引起众多非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品评人物在当时绝非可有可无，许邵、许靖所主持的“月旦评”就与官吏的选拔提升紧密关联。

曹操的背景和名气一个不缺。凭背景，父亲曹嵩要给儿子谋这么一个出身很容易；凭名气，尽管此时的曹操还不能被归入名士之列，但起码可以算个“准名士”了，他的宦官家族背景，曾经飞鹰走狗的放荡劣迹，也早已被热血沸腾的游侠形象，以及即将创造未来的英雄造型所替代。

这一年，曹操被沛国举荐为孝廉。在全国当年的两百多位孝廉中，曹操差不多是最年轻的，虚岁只有二十四岁。同一年被举荐的孝廉互称“同年”，曹操的很多同年甚至已经鬓发花白，可以算作他的父辈了。

其实曹操还算不上是真正的春风得意。他的游侠朋友袁绍，就因为家族过于显赫，直接到皇宫担任了郎官，而不用像曹操这样，和同乡们去争抢本郡那有限的孝廉名额。

五色棒

曹操就算脱胎换骨，也不能跟袁绍相比。孝廉是他进入仕途的必经途径，有了孝廉的资格，才能做官。

孝廉的第一步也是先为郎官。郎官是帝王侍从官，一种属于过渡性的官职，以前郎官都要先经过试用，任满后才能派至各地做县令、丞、尉，到了曹操那时候早已实质性免去了试用期。按照曹操的本意，他是想当洛阳令，可是推举官员和主管此事的选部尚书都没有考虑他的个人意愿，仍旧通过皇帝“诏除”的形式，让他做了北部尉。

与后世明清的北京城相比，洛阳城的面积尚不到它的四分之一，但彼时人口少，没有什么大城，洛阳就算是很大了。尉是维持地方治安的官吏，通常小城设尉一人，大城设两人或两人以上。洛阳城被分成东、西、南、北四部，每部一名县尉，传统上都由孝廉担任，曹操的北部尉负责城北。

尉的品级不高，比令还低一级，是个小官。曹操也从没想过要在这一职位上一直做下去，他的打算是先一鸣惊人，干出一番事业，将自己的抱负展示与众，然后再凭政绩步步迁升。洛阳乃天子脚下之地，豪强权贵较多，不易管理。在曹操赴任前，城内常有惊变的事情发生，政府为此制定了包括宵禁在内的一系列严令，但落实的情况并不是很理想。

曹操刚到尉公署，就将由他管辖的四座城门修缮完好，同时制作了十多根五色大棒，悬挂于城门左右，申明凡违犯禁令者，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豪绅权贵，一律用五色棒打死。

这些五色棒极有威慑力，在一段时间内城北治安情况良好，无人敢于违禁。可是几个月之后，仍然有人公然违禁夜行，而且被抓获后还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根本不把官差放在眼里。

曹操亲自审问，喝问违禁者：“你是何人？为什么违反禁令夜间出行？”“我姓蹇，宫中的蹇硕是我侄儿。”

蹇硕乃受到皇帝宠信的一名宦官，此人倚仗着侄儿的权势，也可能以为曹操同出于宦官家族，不会拿他怎样，因而显得有恃无恐。

不说跟宦官有关系还好，一说犹如火上浇油，曹操怒喝道：“夜间出行，违反禁令，当受重罚，你知道吗？”

蹇硕的叔叔焉能不知城门所悬的五色棒，见曹操声色俱厉，他才自觉有些不妙，急忙辩解说：“我有急事才出来。禁令是为了防止变乱，像我这样的人，哪有变乱之理？你不应当处罚我。”

“我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违反了禁令就要制裁，徇私枉法的事我是不能干的。”

曹操不容分说，下令把蹇硕的叔叔押到城上，宣布罪状后当众用五色棒击杀。这件事轰动京师，甚至传到了皇帝耳中，自此人人都知道了北部尉曹操的厉害，不单是城北，整个洛阳城的治安情况都因而大为好转。史载：“京师敛迹，莫敢犯者。”

如果把北部尉换成是别的孝廉，恐怕根本不敢这么干，或者是干了以后也将吃不了兜着吃。

曹操则不然，朝野士人和清流派官僚不消说了，自然视他这一行为是打击宦官，与宦官集团彻底划清界线的壮举，尤为奇特的是，就连仍将他视为本门子弟的宦官集团，对他也是一片称誉之声。

当时的宦官基本都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与士大夫争斗时色厉内荏，完全不被对方正眼相看。虽然他们可以假借皇帝名义陷害对方，但其实内心也有着很强的失落感和危机感，看到集团子弟中突然出了这么一个敢作敢为的青年，便都视之为未来的本门精英，大家都共同称赞和保荐他。

蹇硕受皇帝宠信不假，然而他当时还只是个小黄门，在太监中的级别不算高（曹操的祖父曹腾最早在宫中的职位也是小黄门），远在同样深受皇帝宠信的张让等人之下。尽管蹇硕内心对于叔叔被曹操诛杀肯定一百个不满，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实在也不能拿曹操怎样。无奈之下，他只得以退为进，也像别人一样举荐曹操，以期用另一种方式把这个“瘟神”赶出洛阳。曹操新官上任，就得以初战告捷，终于如愿以偿地离开京城，升为顿丘县令。这是曹操人生和事业上的一个里程碑，他对此一直不能忘怀，功成名就之后，曾特地把当年推荐他做北部尉的老先生请去，设宴款待。

在畅饮述怀时，曹操开玩笑地说：“老先生，您看我还可以去做尉吗？”

对方回答得很巧妙，说我当初推举你时，你正适合做尉呢！

曹操听了哈哈大笑，当然这是真正开怀的笑，得意的笑。

国家再也没有希望了

宦官集团还把曹操当自己人，然而曹操本人可不这么想。数年后，当他被征召入朝任议郎时，第一炮打的就是宦官集团。

议郎是顾问性质的官，可发表议论，上书言事。曹操借职务之便，不顾忌讳和个人安危，公开为当年党锢之祸的受害者窦武等人鸣冤叫屈，说：“窦武等人正直为公，却被无故陷害。奸邪之人充满朝廷，善良之人的进身之路却被堵塞。”

结果，谏议书送上去后石沉大海，曹操等了很久也不见回音，这让他大失所望，不禁感叹：“这样下去，国家再也没有希望了。”

议郎没有什么具体的活要干，是个闲职，上书又没人理，这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窘境，直到黄巾大起义爆发，才得以改变。

为了镇压黄巾起义，朝廷动员了全国最精良的部队，曹操被授以骑都尉，随皇甫嵩征讨颍川黄巾。这是曹操第一次有机会带兵打仗，当年他三十岁，虽然有的是热血和勇气，但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会逞匹夫之勇的莽撞少年了。

曹操不是头脑简单的武夫，他在青年时代就喜欢研究军事理论，曾仔细研读过能收集到的各种兵书战策，而此次上阵又赋予了他实践和继续学习的机会。他的上司皇甫嵩乃当朝名将，号称“兵动若神，谋不再计”，虽然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但曹操既有机会随其征战，也一定从皇甫嵩身上领悟到了很多用兵布阵和取胜于敌的窍门。

皇甫嵩起初作战不利，一度被颍川黄巾军击败并遭到包围，然而他很快就扭转局面，用火攻打乱了黄巾军的阵脚。发动火攻时，曹操正好率兵赶到，与皇甫嵩等合兵共战，从而大破颍川黄巾，斩首数万级。

此后，皇甫嵩又陆续扑灭了其余黄巾军，不过这跟曹操已没有关系了，他因功被提升为济南相，暂时告别了军队和战场。

济南国与郡平级，由中央任命的国相相当于郡的太守。当时吏治败坏乃普遍现象，济南国的情形尤显严重，济南国辖十余县，多数县令、县长（大县称县令，小县称县长）上附外戚宦官，下结地方豪强，平时贪赃枉法，巧取豪夺，无所不为。因为他们的后台太硬，历任济南相都不敢管，有的甚至曲与包容。

曹操跟以前做北部尉一样，甫一上任就重拳出击，通过上奏朝廷，一举罢免了十个县令、县长。这样一来，大小官吏无不震恐，一些犯法有恶行的人为了逃避制裁，只得逃入外郡躲藏。

济南国民间建祠的风气很盛，曹操上任时，境内祠庙竟达六百多处。古代建祠是件很严肃的事，必须按照国家典章建立，祭祀要依据礼制，但这些祠庙多数都不是，它们是滥设的，祭的也是奸邪鬼神，属于所谓“淫祠”。

“淫祠”不仅与法度不合，而且还成了地方官吏们敛财的工具，他们借祭祀活动大搞摊派，随着祭祀之风越刮越烈，百姓也越来越穷困。

“淫祠”早已成为地方一害。可若加以处置，必然要触动地方官吏的奶酪，同时这种风气已历数百年之久，移风易俗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故而历任国相都听之任之。

曹操不管这一套，到任后雷厉风行，下令将“淫祠”全部拆毁，并严禁官民再搞祭祀活动。谁都知道曹操言出必行，五色棒随时会挥下，之后便再没人敢提奸邪鬼神的事了。

继北部尉任期后，曹操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再次大增，就在这时，他接到了任命他为东郡太守的调令。

东郡与济南国属同一级别，重要性不分彼此，东郡太守与济南相也处于相同地位，说明这是同级调动，而非迁升。曹操早已不是当年的仕途新手，他从中嗅出了异样的味道，并很自然地推测出，是自己在济南的所作所为，让朝中的权贵已经按捺不住，只是因为碍于其家族背景，才只能用平调的方式将他弄走。

曾几何时，曹操的政治理想仅仅是像忘年交桥玄那样，当一个称职的郡守，但在浊世之中，这种理想恐怕很难有实现的机会了。在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得罪权贵并引起对方反弹的情况下，他纵然不为自己的安全考虑，也得顾及父亲及其他家人是否会受到牵连。

经过反复考虑，曹操以生病为由提出了辞职。朝廷接着又任命他为议郎，曹操这回可没那么傻了，同样坚辞不就，随后他便回到谯县老家，过起了春夏读书，秋冬打猎的隐士生活。

冤大头

宠信宦官的灵帝是一个财迷皇帝，他在洛阳的西园建造了一个“万金堂”，用以积攒钱财，财源来自于买卖官职的收入。

其时，曹操的祖父曹腾已经去世，曹操的父亲曹嵩继承了巨额家财。曹嵩是一个比较平庸的人，政治能力比不上身为宦官的曹腾，任上也没有什么建树，只因家里的钱实在多得花不完，他一时官迷心窍，便也参与到了买官行列当中。

在西园公开叫卖的官职主要是地方官，即郡太守、县令、县长这些。公卿是朝官，灵帝不好意思公开拿出来卖，就通过宦官私下和人家单独洽谈。公的定价是千万，卿五百万，曹嵩看中了三公之一的太尉，想买。谈价的宦官知道他手里有钱，就故意往高了喊，结果曹嵩以一万万钱，比原定价整整高出十倍的价格，才买得太尉。

曹嵩做了一回冤大头，他在太尉职位上也只过了一年瘾，很快就遭罢免。纵然如此，因为他是靠买官当的太尉，本身又是宦官之后，所以理所当然地遭到名门士族的轻视和唾弃。袁绍与曹操当时是密友，自然一时不便说出难听的话，但日后翻脸后，还是不忘借文人之笔大骂曹嵩：“你用赃款买官位，用金银珠宝贿赂权门，这是什么行为？是在窃取国家重器，企图颠覆国家！”

其实卖官鬻爵乃灵帝所倡，并不完全是曹嵩的过错。灵帝贵为皇帝，居然财迷到这种地步，实堪发指，以冀州刺史王芬为首的几个地方官吏便密谋发动政变，废掉灵帝。

曹操虽赋闲在家，但名声在外，王芬也派人向他送来密信，欲拉他入伙。此时的曹操历经宦海沉浮，分析能力和洞察力早已今非昔比，他对灵帝固然也失望透顶，认为废立并不是绝对不可行，然而也同时认为行事必须以权衡成败、掂量轻重作为前提。

在曹操看来，王芬等人既乏深谋，又无胆识，更不了解大势走向，却试图侥幸成就大事，这种形同儿戏的做法必败无疑。他复信拒绝参加行动，并且劝王芬等也不要贸然行事。

事态的发展正如曹操所料，王芬政变没有取得成功，王芬也落了个举家自杀的结局。

曹操隐居，距离他以孝廉身份入仕，已经相隔了十多年。回想当初孝廉们在京聚会，恍然还是正发生在眼前的事，曹操的很多同年在入京时就已是老者，曹操一直记得其中有一个来自凉州的韩某，甚至把儿子都一同带到了京城。

凉州在今甘肃、青海一带，这是一个特殊地区，生活在凉州的男女都惯于骑马，长于骑射，几乎和游牧民族一模一样，内地男耕女织的景象在这里很难见到。后来凉州屡次爆发大规模的羌人叛乱，成为王朝境内最为动荡危险之地，战争频仍的结果使得凉州人更加能征善战，故有谚云“关东出相，关西出将”（此处以函谷关或崤山划界，以东为关东，也称山东，以西为关西，也称山西）。

因为对凉州感兴趣，曹操特别注意到了韩某父子，但令他略感失望的是，这对父子似乎并不是想像中的赳赳武夫。两人不仅说话很慢，而且思维和表情都显得有些迟纯，就好象内地常见的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一样。

尽管发生了党锢之祸，但在内地士子当中，议论朝政乃至抨击其黑暗面，却并不是需要特别忌讳的话题。韩某父子不同，在平时的谈话和聚会中，别的孝廉只要稍微揭露一下朝廷黑幕，要么不被他们听见，听见了必然要站在官方立场，对此进行辩驳和解释。

来自西部边陲的汉人太不一样了！曹操当时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的理解是，韩某父子应该是时时生活在羌人的威胁之下，才会如此忠心和仰赖于朝廷，以致于把它看成是某种精神寄托了吧。

一晃好多年过去了，凉州再次发生羌人叛乱，只不过与以往不同，这次的叛乱颇富戏剧性。先是反叛的羌人劫持了凉州官员韩遂等人，韩遂等被逼加入了叛军行列，接着韩遂又反客为主，在杀掉羌人首领之后自己举起了反旗。

这个韩遂竟然就是当年那个老韩孝廉的儿子！

当曹操在家中得知消息时，整个人都呆住了，他不知道这是不是可以算作是乱世已经降临人间的一大征兆：曾几何时，把朝廷视为正义化身，任何时刻都不忘维护其权威的老实凉州人，居然也造反了。

弃文从武

韩遂起兵反叛后，拥兵十余万，进围凉州陇西郡。陇西太守投靠韩遂，杀死了前来讨伐叛军的凉州刺史，凉州刺史手下的将领马腾也随之加入叛军行列，与韩遂联合进攻凉州汉阳郡。叛军声势浩大，一度攻入关中，威逼潼关要塞，一时间，天下骚动，京师震恐。

灵帝是个很糟糕的皇帝，但他并不是一个笨皇帝，相反人还很聪明。面对周边的复杂局势，他在洛阳的西园招募壮丁，组建了一支禁卫军性质的精锐部队，用以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天下动乱。

新军的指挥部设于西园，由八校尉进行统领。曹操任北部尉时曾棒杀权贵，此权贵的侄儿、当年的小黄门、如今的大宦官蹇硕因壮健而有武略，被任命为上军都尉，居于八校尉之首。灵帝特别强调，就连大将军何进也必须受其指挥，这样蹇硕实际就成了全国的最高军事统帅。作为得到舆论认可的新一代中坚力量，袁绍、曹操都接到了征召。袁绍被任命为中军校尉，仅次于蹇硕。袁绍虽有显赫背景，但当时士族中的突出人物也很多，他之所以能够担任这一角色，乃是因为袁家曾和宦官攀过本家，与宦官集团比较靠拢之故。

灵帝宠信宦官，八校尉的任命不可避免地要受此影响。曹操受召也是一样，一大半是靠他父祖的余荫。当然曹操能打入皇室并担任要职，连蹇硕也不得不和他共事，也与曹操本人才能出众，在政治舞台上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声誉密切相关。

朝廷拟给予曹操的职位是典军校尉。隐居本就是曹操以退为进的一个策略，他可不愿意一辈子真的只做个垂钓鱼池之上，有空名而无实际功业的名士。在郡守理想已经破灭，深感浊世无法实现其抱负的情况下，曹操新的人生志愿是弃文从武，通过挂帅西征，降服凉州叛军，得以列侯当将军。

曹操一度遐想着，在他死后，只要墓道的石碑上能够镌刻“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则此生足矣。朝廷的召命正合其意，曹操立即奉召进京，自此以军职身份踏入了权力核心。

然而仅仅半年之后，随着灵帝病故，政局又发生了重大变化。

经过党锢之祸，几乎人人都知道了，宦官是王朝的乱源，但其实王朝的乱源并不止一个，还有一个是外戚，也就是皇帝的亲戚。这伙人同样不是善茬，尤其国舅、大将军何进，就连灵帝生前都惧其三分。

灵帝规定何进要受蹇硕指挥，这一指示在他活着时还有点用，人一死也就失去了价值。因为当时社会，人人都有尊重贵族之心，何进是国舅，容易得人拥护，而蹇硕是宦官，大家都瞧不起他，一旦没有皇帝撑腰，便无人肯听他的命令了。

起初蹇硕想谋杀何进，结果反被何进所杀，西园军的指挥也落入了何进手中。何进控制朝政后，以袁绍、袁术为心腹，袁绍建议何进完全消灭宦官集团，将昔日专权得宠的宦官一概除尽。

袁绍当初与“奔走五友”等才智之士结交，暗中为党人奔走时，曾引起宦官的注意。一名宦官居心叵测地说：“袁本初（袁绍字本初）抬高身价，不应朝廷辟召，暗中却豢养大批亡命之徒，他究竟意欲何为？”

袁绍的叔叔袁隗时任太傅，听到宦官的话后被吓得不轻。他责骂袁绍，说你为什么要惹宦官啊，这不是以卵击石吗？弄不好不仅你自己会招来杀身之祸，还将毁掉我们整个家族！

至八校尉组成时，依赖显赫门第和自身魅力，袁绍已实际成为京都反宦士大夫的领袖人物。虽说蹇硕已死，但曾经诋毁他的那个宦官还在，这么多年来迫害士大夫、党人、太学生的宦官犹存，此时不予清除，更待何时？

袁绍的建议表明，人们对宦官集团的仇恨积累得太深太久，一个蹇硕的死无法抵销所有，朝中要诛戮宦官的空气依然极其浓厚。

还在宦官集团飞黄腾达的时候，曹操就预计到了这一政治势力的恶化没落，他不愿意与之同归于尽，故而以取得士族阶层的认可和接纳为目标。如今他不但如愿以偿，而且在反宦士大夫团体中的影响力仅次于袁绍，也因此，曹操虽然不是何进的心腹，却仍有资格参与何进所主持的密谋。

曹操赞成诛杀蹇硕，但不赞成杀光宦官。曹操知道，作为整体的宦官集团必须逼它立刻退出政治舞台，但作为个体来讲，并不是所有宦官都是坏的，比如他爷爷曹腾，就绝非罪大恶极之徒。况且，杀了原来的一批宦官，不等于宫中以后就可以不设宦官。

“宦官是历来都有的，古今都会设置。问题出在君主不应给予他们权力和过分的优宠，正因以往君主处置不当，才使他们发展到如此地步，也才会闹成这个样子。”

曹操主张对宦官区别对待，在治罪时只要除掉几个首恶分子，杀几个头头就行，若是继续不依不饶，兔子急了也会咬人，一旦密谋泄露，宦官们必然抵死相拼，此事必败。

可是曹操的意见并没有被何进、袁绍等人所接受，何进还是决定按袁绍的建议行事。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灵帝死后，继位的小皇帝刘继年仅十四岁，由何进的妹妹何太后临朝称制。何进要诛杀宦官，不能绕过何太后，何太后出身低微，原先是因宦官的推荐，才得到了灵帝的宠爱，她对宦官抱有感激之情，因此不同意哥哥这么做。

何进在太后面前碰了壁，只得又继续与众人商议对策。袁绍又思一计，说为什么不把拥有强兵劲旅的四方猛将都召至京城呢，太后一个女人家，一看这阵势，必定只能服软，到时杀不杀宦官，可就由不得她了。

就像非要将宦官斩尽杀绝一样，袁绍想问题做事情，向来都带有一种名门士族与身俱来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一心想着如何除宦，却根本没考虑到在时局动荡的情况下，召外兵来京有多么危险。

可何进恰恰又是个识见短浅的人，袁绍的馊主意正合他的胃口，当下就决定召并州牧董卓、并州刺吏丁原等进京。

对于何进此举，很多人不以为然，提出告诫。曹操也对何进、袁绍表示了不同看法，认为宦官本不该全杀，要是坚持只除首恶，何太后必然难以阻挠，这样只需几个狱吏就够了，没必要把外将都召来，从而造成不必要的危险。

何进不听良言，仍执意召兵入京。他所召的大军随即向洛阳进发，并州的丁原火烧孟津，火光隔着河照进洛阳城中，让这座王朝的中枢人心惶惶。袁绍则在城中起劲地搜集着宦官罪证，只等何太后屈服，好对宦官们明正典刑。

国家大事不是被无能者，就是被一厢情愿者所掌握和操控，这让曹操在无可奈何之余，感到很是失望和忧心。后来，他用出殡时挽柩人唱的挽歌体，创作了一首《薤露行》，用以追述这段经历。此诗被后人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在诗中，曹操把何进、袁绍等人比喻成穿衣戴帽的猴子，明明缺乏政治头脑，却偏要谋事逞能：“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正如曹操所预言的，被逼到绝路的宦官们不会一声不吭地坐以待毙。眼看形势危急，张让等人孤注一掷，先下手为强，假传太后诏旨，将何进骗进宫后杀了他。

袁绍、袁术闻讯火烧宫门，对宦官发起攻击。宦官里面真能打的就只有一个蹇硕，蹇硕已死，其他人哪里能够抵敌，只得挟少帝逃出洛阳。后因追兵迫近，张让等被迫投黄河自尽，小皇帝这才得以返回宫中。

袁绍从没有忘记要杀光宦官的执念，何进既被诱杀，就更有理由这样做了。他当时的职务是司隶校尉，主管京城的缉捕督察，于是便利用手上的职权，指挥士兵在城内四处搜捕宦官，抓到后，不管年幼年长，好的坏的，守本分的不守本分的，一律处决。更有甚者，连没有胡须的普通百姓都被当作宦官杀了不少，有人明明已脱下衣服，露出身体，证明自己不是宦官，竟也难逃一死。

理想主义者发展至极端，往往会变成不可理喻的破坏者。袁绍前后一共杀了两千余人，曾经喧嚣一时的宦官集团固然被完全消灭，但如此滥杀无辜，也足以令人目瞪口呆。更让大家始料不及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宦官集团虽除，新的大魔头又出现了，董卓来到了京城。董卓是凉州陇西郡人，出身于世家大族。他年轻时也是一个游侠，以膂力过人，骑射精湛著称，能够两边带着箭袋，于纵马奔驰之际，左右开弓。从那时起，董卓在凉州就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连勇悍敢斗的羌人、胡人都很惧怕他。

董卓粗猛有谋，具有大将的风度和才能。在与羌族骑兵的一次战争中，他大获取胜，朝廷赐缣九千匹，他毫无保留地全部都分给了手下官兵。

韩遂在凉州起兵后，朝廷调动多路大军前去平叛，董卓也被任命为中郎将，向西对韩遂进行抵御。

凉州是汉族和羌胡杂居的地方，凉州军也都是由汉人和羌人、胡人（汉朝人当时对包括匈奴在内的北方异族的统称）等混编而成的部队，韩部、董部皆为如此。董卓在讨伐韩遂时出师不利，被数万羌胡兵阻住。当时的情况很危急，粮食断绝，归途之上还有河流相阻，仓促后撤的话，只要对方追杀过来，必然全军崩溃，官兵不被杀死也会被淹死。

董卓情急生智，假装因乏粮需要钓鱼，筑坝拦住河流作为水池，将几十里的河道蓄满了水。趁敌军暂时未加留意，董卓领兵悄悄地从水坝下通过，通过后即掘开水坝。等羌胡兵听到消息后前来追赶，河水已经很深，人马无法徒涉，他们只得望河兴叹。

当时朝廷派了六支军队赴陇西作战，五支都溃败了，只有董卓全师而归，部队未受损失。

捡了个现成便宜

自汉初以来，骑兵在战场上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匈奴骑兵曾对汉帝国疆域形成极大威胁，为了对抗他们的骑射优势，卫青、霍去病将中原步兵惯用的正面冲锋战术移植至骑兵，依靠近距离肉搏战，最终打得匈奴骑兵人仰马翻。

要组织大规模的骑兵冲锋，必须有像步兵那样严整的军令纪律，匈奴部落松散，想学也学不像。羌胡人亦如此，虽然每个壮年男子都是天生的骑射战士，但打仗时都习惯于远距离骑射，碰到汉军精兵很难抵御得住。

董卓长期在西北与羌胡作战，招纳或俘虏了很多羌胡骑兵。这些羌胡骑兵融入汉军后，接受了汉军的组织化训练，战斗力成倍提高。至于凉州的汉族土兵，他们就像董卓年轻时那样，世代生长在边地，熟悉游牧生活，在骑射方面足能与羌胡比较。

作为来自西北的骑兵集团，董卓军具备很强的战斗力，但在与韩遂的羌胡兵对阵时，却给人力不从心之感，之前董卓在奉命镇压黄巾军时，也是屡战不胜，以致与他的凉州老乡、战功显赫的皇甫嵩相形见拙。

事后来看，很可能董卓并不是真的就打不过韩遂或黄巾军，这个老油条实际是在保存实力，就是时时刻刻都留着一手，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与对手硬碰硬。

对于董卓所处地位及其能力，有识之士洞若观火。皇甫嵩的侄子皇甫郦便对皇甫嵩说，现在王朝面临着失败，能解天下于倒悬，平定战乱者，只有叔叔您和董卓可以做到了。

灵帝在快要死的时候，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聪明之处，在于看到了董卓故意保存实力背后所藏着的野心及其危险，于是他决定调董卓为并州牧，同时要求董卓把军队交给皇甫嵩。眼看汉帝国已日薄西山的董卓根本不予理会，他接受了并州牧的官职，但拒绝赴并州就任，也不肯交出兵权，只是将军队驻屯在离洛阳较近的河东郡，以坐观洛阳政局变化，兼监视皇甫嵩的动态。

皇甫郦见状，劝皇甫嵩倚仗国威对董卓进行征讨。皇甫嵩与董卓有隙，然而终究还是没敢动手，这表明，他对董卓军的作战能力有清醒的认识和估计，对于征讨董卓也缺乏胜算。

在何进预谋诛杀宦官时，董卓率其凉州兵屯驻河东，丁原率并州兵屯驻河内，何进对两人分别发出了召集令。

汉帝国虽然早就呈摇摇欲坠状，但毕竟也已经太平了几百年。大家都听中央政府的命令惯了，若没有机会可乘，决没人敢无端发难，就连董卓也不例外。何进引狼入室，主动把居心叵测的地方实力派召入京城，可见以他为首的外戚亦是一伙鼠目寸光，严重缺乏政治智慧的庸人。却说董卓获得了企盼已久的机会，不由大喜过望。他过去对朝廷的召唤总是敷衍搪塞，能躲就躲，能逃就逃，这次却非常爽快地就答应下来，而且一天都不耽搁，即日进兵。

没等董卓赶到洛阳，何进早已人头落地，宦官也被杀得一个不剩，长期以来交替执政的外戚、宦官两大势力同归于尽。董卓到京后捡了个现成便宜，在将少帝、太后控制在自己手里后，迅速掌握了朝中实权。

袁绍等一班人花了力气，当然不愿意让董卓摘桃子，但除了曹操等少数人外，经历过战场上真刀真枪实战的寥寥无几。董卓可不一样，截止领兵入京，他担任武职已历三十多年，几乎跟袁绍、曹操等人的年龄一般大。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董卓身经百战，尤其在别人如皇甫嵩被朝廷驱使着，拼死拼活的时候，他都有意无意地避开了，从未伤筋动骨。如今若真要干仗的话，俯视朝廷之上，武将中包括皇甫嵩在内，已无一人堪为其对手。

皇甫嵩等几个打过黄巾军的所谓名将，根本就不敢和董卓做对，董卓倒也不为难他们，只是按照原先灵帝对待他的方式，以朝廷名义授之以高官，顺势解除了他们的兵权。看到鼎鼎大名的皇甫嵩都如此，其他人更拿董卓没有办法了。

事到如今，给何进出了锼主意的袁绍也是徒呼奈何，只剩下了咬牙懊悔的份。何进在引兵入京时，曾派籍贯泰山郡的鲍信到其家乡招募军队，这时鲍信刚好返京，他劝袁绍抢先动手，说：“董卓拥有强兵，心怀不轨，如不早点想办法对付，今后会被他控制。应当乘他新到京城，人马疲惫之机，发兵袭击，可一举将其擒获。”

袁绍犹豫再三，还是不敢发兵，鲍信只好仍旧返回泰山。

“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同时代的女诗人蔡文姬通过诗作，把董卓军进城情景形象地描绘了下来。其实这也是董卓故意摆出来的造型，刚进京城时，他的所有步骑兵，汉兵和胡羌兵加一块，只有三千人马，兵力并不算多。

为了使远近慑服，董卓就像当初筑坝拦河一样，大约每隔三五天，就在夜里偷偷地向城外派出近一营兵士，等第二天早晨再大模大样地开回来。给人感觉，凉州兵正川流不息，不断向京城涌来。

大将军何进已亡，他的弟弟车骑将军何苗平时与哥哥有不同意见，何进的部下怀疑何苗与宦官同谋，将他也杀了。二何之兵无所从属，见董卓势大，就都顺势投降了董卓。

谁敢不从

丁原获得何进的召令后，也想干预朝廷中枢，只是晚了一步，让董卓抢了先。从当时的形势来看，他并不愿意与董卓合作，更不愿意向其臣服，要想让他像皇甫嵩那样乖乖地交出兵权，或自行退回并州，是绝对不可能的。

董卓若欲独揽大权，就势必首先解决丁原，但二何之兵初附，无论忠诚度还是战斗力，都还不能被完全信任，随其来京的凉州军则数量有限，对阵同为劲旅的并州军难有胜算。

当时的并州在自然条件、民风材力上与凉州完全相同，其境内原本有许多内徙的匈奴人，后来又大量涌入羌胡，是所谓“羌患”蔓延的另一区域。并州军系由汉兵和羌胡兵混编而成，多年来不仅要对付“羌患”，还要抵御北疆的匈奴、鲜卑，所部与凉州军一样骁勇善战，故而两军向被合称为“并凉劲兵”。

两只老虎若是缠斗在一起，就算是打平，也是双输的局面，只会便宜了待机而动的其它地方武装，这不是董卓愿意看到的。为了稳住丁原，他决定先用朝廷的名义授其以执金吾之职。执金吾是督巡京师地区治安的长官，此职属于荣誉性质，低于三公，但位同九卿。丁原果然被董卓的表面功夫给迷惑住了，暂时失去了防范之心，董卓则趁机在并州军内部动起了手脚。丁原在作战勇武和骑射技能方面和董卓相似，不同之处在于，他出身贫寒之家，也不是并州本地人，远不像董卓那样在凉州拥有深厚的根基。他能够统辖和扩张并州军，主要依赖于吕布等并州本地将领。

吕布是并州军中首屈一指的猛将，最受丁原信赖。董卓的策略就是诱使吕布倒戈，让他背叛并杀死丁原，但董卓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史籍上却没有明确记载。

董卓曾在并州作战，还担任过并州刺史，极有可能，两人之前不但认识，而且关系密切。其证据是，如若不然，以吕布这样来自敌方营垒，又曾是丁原最得力亲信的敏感身份，转投董卓后，董卓缘何会立刻与之立誓结为父子？他又怎么敢让吕布担任贴身护卫，将自己的生命安全完全交付给对方？

吕布早年的生活经历和董卓相似，两人气味相投，有共同语言并非偶然。吕布最早也是游侠，游侠本有层次之分，吕布属于游侠中层次最低的一类，即所谓“轻侠”，其特点是好以武力劫夺财物。这种“轻侠”风格贯穿了吕布一生，一直到死，他都缺乏明确的政治追求，其判断标准，无非是看到哪一堆好，便往哪一堆去。

自打跟着丁原从边地千里迢迢赶往洛阳起，吕布和并州将士便一心渴求得到更多富贵，但结果是好处都让捷足先登的董卓和凉州军独享了。除了丁原自己弄到一个虚衔外，吕布以下人等皆两手空空，只能干瞪着眼看凉州兵吃香喝辣，这让他们如何能够甘心？

在后世演义中，董卓靠赠送赤兔马外加金珠宝贝，打动了吕布，但这并不是史实。赤兔马是吕布的原有座骑，吕布虽然贪财，但区区金珠宝贝想来也不至于令他铤而走险。

何进在召丁原进京时，曾答应授他以骑都尉的实职，在吕布杀掉丁原后，董卓就把这一官职给了吕布，由此大致可以推测出，董卓应当是许诺事成后让吕布取代丁原，并使他在凉并集团内拥有超人一等的地位。对于彼时的吕布而言，董卓开出的这一条件才是他根本无法抵御的。

凉并两军合并，使得董卓的军事实力变得空前强大。董卓认为自己从此便可以为所欲为了，他不喜欢少帝，于是打算废掉，另立少帝的异母弟陈留王为皇帝。

袁绍被召去商议此事，他极力表示反对，认为少帝年纪轻，也并没有什么不良行为，贸然废嫡立幼，很难得到大家的支持和认同。董卓见状立即按剑威胁道：“你小子竟敢这样跟我说话！天下的事情难道不是由我来定夺吗？我要做什么，谁敢不从？你是不是想试试我董某的刀锋利不锋利？”

“天下英雄，难道仅仅只有你董公吗？”袁绍闻言大怒。

这时候，袁绍抽出了佩刀，朝董卓横向作了个揖，之后便扬长而去。这段插曲见之于《资治通鉴》，但在其它史书中，一样的场景，却有不同的演绎。

狗肉上不了正席

在《三国志》中，还是董、袁对谈，不过袁绍并没有说出任何义正辞严的话，他当场就答应了，自然，董卓按剑、袁绍动怒的桥段亦不存在。

其实袁绍是假装应允，为的是方便找借口脱身，他说：“这是大事，我应回去和太傅（即袁绍的叔叔袁隗，时任太傅）商量一下。”

“刘氏一族不值得再留下来。”董卓说。

袁绍没有再接董卓递过去的话，横握佩刀，拱手行礼后便匆匆告辞而去。

《三国志》是契今为止，在三国历史考证方面最为权威的一部史书，它所记述的袁绍反应，似乎要更接近于当时的实际情境。因为以此时董卓拥有的地位和实力，若袁绍敢于当场发飙，恐怕是连门都走不出去了。

袁绍脱身后，把司隶校尉的符节悬挂于城门，只身逃奔冀州。董卓对此大为恼火，下令悬赏捉拿，而且很是急迫，就恨不得立刻将对方抓来狠狠地戳上几刀。

那段时间，董卓正在擢用名门和名门之后，新提拔上来的官吏，如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等，暗中都对袁绍抱着同情和支持的态度，伍琼更是袁绍的“奔走五友”之一。他们劝董卓说，废立皇帝是件大事，不是平常人能做到和接受的，袁绍不识大体，出于害怕才出奔逃命，并没有其它企图和野心，若急于悬赏捉拿，反而可能将他逼反。

“袁氏四代显贵，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如果袁绍登高一呼，收揽豪杰，聚集军队，关东英雄们因此而起事，那么关东就不归您所有了。不如赦免他，任命他为一郡太守，袁绍因祸得福，一定会甘于附首称臣，那样就不会有后患了。”

董卓认为周毖等人说得很对，于是授任袁绍为渤海太守。袁绍的堂弟袁术同样逃亡在外，董卓亦任命他为后将军。

袁绍同意不同意废立，以及逃与不逃，对董卓的既定计划本无任何影响。董卓照旧还是废除少帝，将陈留王立为皇帝，这就是汉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献帝。

董卓是土生土长的凉州人。凉州的汉人长期与羌胡杂居，自己也过着相似的游牧生活，文明程度较低。到汉末时，凉州连续爆发大规模的羌人叛乱，地方行政官吏争先恐后地迁徙至内地，只有武官率军队在那里负责平叛，长此以往，使得凉州更是形同化外之地。当时人们把凉州看作是“边鄙”，董卓及其部将则是“边鄙之人”，这种看法颇有轻蔑之意，原因就是认为董卓等人“习与夷风”，与内地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均属于不入流的低层次人物。

董卓未始不想融入主流社会，初入洛阳时也做过好事，最值得称道之处，就是替党锢之祸中被宦官冤杀的党人昭雪平反。对于宦官专权时期受到迫害的清流派名士，他也都一一加以重用，知名大儒、女诗人蔡文姬的父亲蔡邕，过去在宦官打击下一直逃亡在外，董卓召他进京，三日之内升三次官，迁为侍中。后来董卓被杀，蔡邕不顾危险也要为之悲哀痛哭（因此被处以死刑），表明董卓在知识界还是赢得了一定的人望，不可全然否定。

董卓飞黄腾达后，只给自己的部将安排低级职位，而且只让他们做军官，即便喜爱的人亦不例外，显然也是知道部属们狗肉上不了正席，所以才不允许他们参与政治。问题在于，董卓的这种自知之明仅仅被用在了别人身上，却唯独不包括他自己。

按照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废立皇帝是最容易造成口实，受人攻击的。历代当然也多有大臣废立成功的，但那都是当事者权势已成，将内外反对自己的人都已经诛锄干净的情况下。对董卓而言，尽管京城中暂时已无人能够和他抗衡，然而京城外隐性、显性的敌人还有很多。站在董卓的角度，别说少帝尚年幼，缺乏予以废黜的正当理由，就是等少帝成年，若果真不够好，也不能轻于废立，否则只会丧失人心，招致失败。再者，如果他想要专权，甚而为以后篡位做准备，皇帝年幼或昏庸，岂不正可利用？又为什么一定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改立君主呢？

可见董卓虽有勃勃的政治野心，但其实是一个没有政治头脑的人，他的种种做法，等于是在亲手为自己挖坑。

宁可我负天下人

洛阳是京师重地，富贵之家甚多，家家都有金帛。并凉军中的羌胡兵普遍比较野蛮，杀人越货乃是家常便饭，汉兵和羌胡打仗或打交道久了，也程度不同地沾染着这种习气。刚开始入京时，董卓还有所约束，后来便放纵士兵随意到人家家里抄没财物，名为“搜牢”，意思是就算老百姓把财物封藏好，也得全部搜出来。

有一次，董卓将军队派到洛阳东南的阳城。当地正在祭祀社神，士兵们竟然将聚集在一起参加活动的男子全部杀死，又掠走妇女、财物和牛车，然后驾着牛车一辆接一辆地回到洛阳。尤堪发指的是，他们还将遇害者的头颅全部割下，挂在车辕和车轴上，说攻打“贼寇”取得了大胜，是凯旋而归。蔡文姬在诗中用悲愤的笔调，记录了当年的惨状，写尽了并凉兵的野蛮：“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

明知军纪荡然，董卓却对此置若罔闻。事实上，他自己就极为残暴，经常用残酷的刑罚来威胁众人，树立自己的权威，不仅如此，他甚至还置皇室尊严和个人廉耻于不顾，闯入宫中奸淫宫女和公主，完全没有一个朝廷重臣该有的样子。

自汉朝开国以来，虽然重臣专权的例子并不少见，但恐怕还没有一个人像董卓这样出格。董卓早年做游侠时，曾与很多随便惯了的羌人首领结交，有人认为，从那时起，董卓就可以算作是半个羌人了，他的种种恶行也都可能与此有关。

董卓及其军队胡作非为，使得洛阳一带陷入一片恐怖之中，社会秩序根本无法维持，人人惊惧不安，朝不保夕。到了这个时候，稍有远见的士大夫都已对董卓完全失望，原先就反对召外将进京的曹操，则更加料定董卓只是逞一时之势，最后终不免众叛亲离，归于失败。

董卓对曹操倒很是欣赏，表请朝廷发表曹操为骁骑校尉，打算将他拉进自己的政治圈子，与之共议朝事。可曹操却不愿意和他同坐在一条将沉的大船之上，不但如此，他还想着要如何更快地把这条船弄沉。

继袁绍之后，曹操也改名更姓，溜出洛阳，只带了几个亲随骑兵，便抄小路向东边家乡谯县方向急奔。当然他出逃的待遇就没有袁绍那么好了，董卓闻报非常生气，严令通缉，并迅速向各地发出逮捕文告，这时候也没人敢替曹操求情，弄得他一路上都极为狼狈。

当曹操一行逃出虎牢关，路过成皋时，大家都已经人困马乏，于是就到故友吕伯屠家借宿。恰好吕伯屠外出，他的五个儿子热情接待了曹操，但曹操被追得急迫，主人礼节越周到，他反而越不安心，老是怀疑对方可能会报官或直接加害于他。

到了晚上，曹操忽然听到了兵器相击发出的声响，便断定是吕伯屠的儿子要杀自己，于是他当即拔剑，来了个先发制人。这一过程中，双方应该是发生了激烈打斗，曹操十几岁就入宅行刺张让，犹能全身而退，自然身手不凡，更不用说还有亲随助力，最终包括家人在内的吕家八口被全部杀死。

直到杀完人之后，曹操才发现，所谓的兵器相击，不过是食器相碰罢了，他杀错了人！

怎么会这样？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曹操悲伤自叹：“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然后出门，继续间行东逃。

关于吕伯屠一案，更早的一本史籍有不同记载。据上面说，是吕伯屠的儿子们想趁曹操等人熟睡时杀死他们，抢劫财物和马匹，结果却被曹操发觉，遭到反杀。

问题在于曹操一行从洛阳匆匆逃出时，不可能携带很多财物，吕家兄弟也应该知道曹操先前是带兵打仗的将军，并非普通人。他们区区村民，就算是再贪财，也不至于为所获不多的一点东西，冒险直接对几个军武之人下手吧？

显然，不能仅从出书的时间先后，来推定何种史载更为靠谱。曹操在逃亡路上神情高度紧张，一旦认为有人可能要谋害他，自然会做出应急反应，而就当时客观的情境来看，在以为自己瞬间就会丢掉性命的情况下，当事人通常也都来不及做冷静的思考和调查，因而发生不幸，并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

对于错杀故人之子，曹操肯定是既后悔又难过，悲伤的表情不会是装出来的，而且当着自己随从的面也用不着装。值得玩味的恰恰是那一声叹息，日后正是它被演绎成了一句众所周知的曹操名言：“宁可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这是在错误业已无法挽回情况下，一种强词夺理般的自我安慰。曹操因为出身于宦官家族，隐隐约约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在其内心始终挥之不去，由此构成了他复杂性格中的另一面，即多诈、多疑。在后世的演义和小说中，人们往往把曹操渲染得格外狡诈狠毒，这固然与他的真实形象不完全相符，但以自我为中心，只是疑人图己，就不念故旧，不惜杀人，这种事他是完全做得出的。

只有用武力才能解决

东逃路上真正的危险并不是发生在成皋，而是在尔后的中牟。当曹操经过中牟时，一个亭长发现他形迹可疑，就把他扣留了起来。曹操本可反抗，但他发现对方并不认识自己，怕一动手更容易打草惊蛇，便任由亭长把他送到了中牟县府。

汉代驿传速度较快，邮差骑良马一日一夜可行两百里，虽然曹操一行也是骑马，但还及不上驿传速度。在曹操被扣留之前，中牟县府就已收到了通缉令，只是多数人都不认识曹操，也不知道亭长送来的人就是通缉令中的要犯。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没有认出曹操，有一位功曹（郡县的总务长）是例外，但他不仅没有当场揭穿，相反还向县令说情，释放了曹操。

“世道正乱，不应当拘捕英雄！”功曹对县令如是言。

一个县的功曹小官竟然能认出曹操，而且知道他是英雄豪杰一类的人物，从这件事上，既可以看出这位功曹的慧眼独具，同时也显示出，曹操当时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已及于僻壤。

曹操原计划回乡举兵讨伐董卓，但此时他在家乡谯县已经没法呆了。谯县是豫州刺史的治所，在汉帝国，州原本只是监察区域，州刺吏或州牧也只是监察官，而非地方行政官。后来因为韩遂在西北反叛，朝廷根据大臣提出的建议，出于平叛和御敌的需要，把当地的领兵治民之权也交给了州刺吏、州牧。

沛国相袁忠早年就想惩治曹操，然而碍于曹家势大，终究只能不了了之。豫州刺史则不一样，有权对豫州所属郡县用兵，豫州刺史黄琬惟董卓之命是从，接到通缉令后，立即调动驻扎谯县的州郡兵马，对曹家展开了搜捕。

早在曹操跻身八校尉时，曹父曹嵩就已被罢官，曹操如今又成为身负重罪的要犯，曹氏宗族自然没法再与官府相抗，于是包括曹嵩在内，宗族成员都被迫逃往邻近的陈留。

陈留是曹操通过中牟后的下一站。陈留郡属兖州，在士大夫中，兖州刺史刘岱反对董卓比较坚决，换言之，对曹操及其家族而言，陈留比较安全。曹操于是也在陈留停了下来，而没有回谯县。

襄邑县孝廉卫兹是当地著名游侠，他对曹操很是钦佩，对别人说：“能够平定天下的，必定是这个人。”曹操多次向卫兹请教，也感到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两人惺惺相惜。

“天下动乱延续的时间很长了，只有用武力才能解决，要举兵就得马上开始！”卫兹以此鼓动曹操。曹操深表赞同，遂开始在陈留、襄邑一带组建新军，积极准备起事。

汉帝国承平日久，已渐渐失去尚武精神，一般老百姓都不肯当兵，国家不到万不得已也不再征发，愈不征发，则兵愈不可用。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只能另辟蹊径，采用驾御外族、以夷制夷的办法来防卫边疆，例如在所谓光武中兴时，凉州曾由西羌代守，并州曾由匈奴代守，此外还役使囚徒屯田各地，与少数民族共同守边。

这种专靠外族的做法当然是极其危险的。中兴以后，随着政治日益崩坏，羌人、胡人不但不再愿意为朝廷守边，还连续发动大规模叛乱，中央军前去征剿，总败多胜少，以致于“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

凉州、并州的汉人不同于内地，是很能打的，只要由同样惯于征战的首领统带，便能组成强军，董卓的凉州军、丁原的并州军皆可以归入此类。内地汉人不比边塞，若非生逢乱世，大多数人都不愿远离乡土去当兵打仗，但他们也并不是完全不会用兵器，特别是在家乡遭到侵扰时亦肯出力。后来黄巾大起义爆发，为了抵抗黄巾军，各地州郡纷纷组建私军，地方豪强也都拥有看家护院的家兵，皇甫嵩征讨黄巾的部队中就杂有他们的身影。

家兵当时的正式名称是部曲，部曲战时从征，但郡县不负责提供给养，得自己想办法解决。曹家财力雄厚，要不然曹嵩也拿不出一万万钱买太尉，他买官的花费也只是其全部家产的一部分，自然养得起兵。

包括曹操自家的家兵在内，所有来到陈留的部曲，组成了曹军的骨干力量，因他们多系谯县、沛国籍人士，所以后世学者称之为谯沛集团。谯沛集团的核心为曹氏、夏侯氏（曹父曹嵩本系夏侯氏之子）宗族，即所谓的“诸夏侯曹”，尤其曹洪、夏侯惇等，个个骁勇善战，是曹军中最早的一批得力武将。 Eivo5ruDEdwUXt/V3ZOhY8mgr9XJcNGuvXBLHLgqF6QV65X6a9YdatDMas6Fck2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