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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荣誉与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论美国的民主》全书中陆陆续续都有所体现，不过托克维尔对这些问题的直接触及则是在题为“关于美国和民主社会中的荣誉”的一章中。在这一章中，托克维尔将荣誉定义为：（一）“敬重、荣耀或名誉”；以及（二）“人们赖以获得这些敬重、荣耀或名誉的那些规则”。这个定义突出了本书第二章中所探讨的荣誉三大维度中的两个：诸种公共荣誉，以及荣誉的准则。在指出民主社会对荣誉这两个方面的转化如何达到了几乎将其铲除的地步之前，托克维尔也暗示了它们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相容性。他指出封建社会的传统荣誉只是“其诸多形式中的一种”。荣誉在民主制中也许不像它在贵族制社会，或在孟德斯鸠所描述的宪政君主制中那样居于显赫的地位，但是“就像在贵族时代一样，在民主时代同样可以找到荣誉”。那些认为荣誉与封建主义不可分割的人都错把荣誉的一种形态当成了它的全部，从而“把属名给予了某个种”。传统封建荣誉之所以被错当成荣誉本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旧制度中荣誉的显赫地位。荣誉在新制度中展现了“一种不同的面相”，因为新制度赖以分配敬重、荣誉和声望的那些规则的具体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尽管有这些不同，托克维尔说，每个社会都会有某种荣誉观，因为“每次当人们在某个特定社会中聚集时，他们之间马上就会建立某种荣誉，亦即适合于他们的关于什么该被赞扬、什么该被责备的意见的集合”。
托克维尔甚至还辨别出一种“美国式的荣誉”。美国作为商业国家，自然地会推崇“倾向于使社会有规律地运作并有助于商业发展的那些平和的德性”。美国人将贞洁视为他们的荣誉，因为“家庭的内部秩序对于商业的成功如此必要”。与此同时，如果缺少了“大胆创业”与“冒险经营”，工商业也无法繁荣兴盛。因此美国人“对营业方面的大胆抱着友好的态度，并以之为荣”，将对财富的热爱视为“高贵且值得尊敬的野心”。工作与否本身也攸关荣誉。托克维尔描述他遇到一些“有钱的年轻人，他们虽然从心里不愿干苦活，但也不得不操一种职业”，因为“公共舆论坚决禁止”懒散。贞洁、商业上的勇往直前，以及工作，这些都可以在托克维尔所描述的美国赢得尊敬，因为所有这些“对于美国社会的维系与繁荣而言是必须的”。如果把荣誉理解为公共认可以及指导公共认可的各种标准，那么人们可以在几乎任何社会中找到荣誉 [223] 。各种公共荣誉以及荣誉的准则对政治社会具有工具性的价值，任何政体都会对促进其实现其目的的那些行为赋予荣誉。在托克维尔看来荣誉并不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但是荣誉确实具有工具性价值这一事实意味着荣誉的“面相”是可变的。每个政体不出意外都会拥有荣誉，但都是以对其有用的那种形式呈现。
然而在指出民主式荣誉确实存在之后，托克维尔笔锋一转，开始阐述民主与荣誉之间的各种冲突，这些冲突削弱了荣誉对个体行动的影响。其中第一个冲突是民主制中荣誉对行为的指导“远远少于”贵族制社会。荣誉的准则为判断一个行为是该被赞美还是该被谴责提供了基础，但“在完全没有被划分成各种等级的人民中间”，这些准则的内容“要少得多”。民主制中荣誉做出的规定之所以比贵族制社会中少，是因为在民主制中，相同的规定被应用于每一个人。事实上，如果在某个社会中群体之间的差异被完完全全地铲除的话，那么荣誉就将会“仅限于少数几条戒律”，而后者“与一般意义上的人性的共同体所采纳的道德法则之间的差别将会越来越少”。然而随着荣誉的准则越来越接近于对一般意义上的人性适用的普遍道德标准，荣誉也就渐渐失去了其特殊性，其独到特征也就被更一般化的人道主义所遮蔽了。
荣誉的规则在民主制中同样“不那么清晰”。托克维尔说，在旧制度中“一代代人盲目地相互跟随”，所以“观念的变动几乎不会超出条件的变动”。那些属于同一个等级的人“看到的对象是相同的，看待事物的立场也是相同的”。这就导致荣誉有着“清晰明确的形式”，荣誉的准则“完备而具体”，为“人类行动提供了固定的、永远可见的规则”。相反，在现代民主政体中“所有公民都在流动，社会每天都在变迁，它的舆论与需求都在不断变化”，从而“荣誉”一词所附带的含义也就难以精确地固定下来。民主荣誉“必然不那么有力”，因为无法对它那么清晰地加以界定，而“如果我们对某个法则的了解并不完善，我们很难确定地、坚决地对其加以应用”。荣誉在旧制度中的强度与显赫度很大程度上来自传统的力量以及旧制度中社会秩序的固定性，尽管悖论式的，僵化的社会秩序同样易于造成荣誉的腐化。
荣誉在民主制中相对弱势的另一个原因是个体在大众社会中的泯然性（obscurity）。在贵族制的人民中，“各个等级之间差别明显”，因此“没有人可以希望或者担心自己被人忽视”。没有人能够通过泯然众人而逃脱赞扬或者谴责。而当条件的平等占据主流之后，不同个体“就被混合在同一群人里了”。结果就是个体之间变得越来越相似，“无法通过任何显著的特征而相互区分”。讽刺的是，伴随社会与政治平等而来的平等认可，并没有使个体变得同等杰出，反倒使他们变得湮没无闻。安迪·沃霍尔曾经开玩笑地说道，在美国，每个人都能获得十五分钟的名望。这个玩笑既点出了现代民主生活方式中占据压倒地位的泯然性（一生之中只有十五分钟的出人头地），又道破了民主声望在品质上的毫不足道（因为每个人都拥有这种声望）。民主社会中个体的泯然性，甚至隐匿性，妨碍着他们紧密遵循荣誉的规则，因为泯然性干扰了对赞美与责备的公共规范。如果个体刚一进入公众的视野，就马上又消失在其同样毫不足道的同胞庸众之中，那么“公共舆论就失去了针对性；它的对象每次都会消失，都会逃脱公共舆论”。个体在民主社会中的隐匿性削弱了荣誉，使人们对其指示的遵循变得过分松弛。鉴于所有这些原因，托克维尔在这一章的末尾总结道，荣誉与条件的不平等之间无可避免地有着联系。尽管荣誉的民主形式的确存在，但是它们不太可能与贵族制社会中的荣誉具有同等的力量与显赫性。
尽管《论民主的美国》中只有这一章是在直接讨论荣誉，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包括了对这一主题的所有讨论，因为托克维尔在本章中只给荣誉下了一个比较狭窄的定义，将荣誉限于它的两个外在维度，亦即各种公共荣誉和荣誉的准则。而细读全书，可以发现许多地方也暗示着，作为一种性格品质的荣誉同样与现代民主人的性格有所冲突。具体地说，荣誉与民主的个体主义以及物质主义相抵牾。个体主义是“由一个新的观念所带来的最近的一种表达”，托克维尔认为“我们的父辈”对这种表达一无所知。它不同于“利己主义”，后者是以“盲目的直觉”与“堕落的感受”为基础的“对自我的一种激烈夸张的爱”，而个体主义则是“反思性的、平和的”。除此以外，利己主义者只关心他自己，而托克维尔的个体主义观则涉及一个稍广泛一些的关切层面。但是个体主义仍然意味着“人们只关心那些离自己最近的人”。在现代民主制中，托克维尔说道，每个公民都倾向于“将他自己从其同胞大众中孤立出来，退缩到其家庭与朋友的一个小圈子里”，从而放弃了“更大的社会”。现代民主人的孤立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社会结构的民主化将个体从之前的各种关系（商团附属关系、家族谱系关系、对上位者的依赖关系）中解放了出来。托克维尔看出了这种解放的价值，但他同样坚信个体主义使现代民主人变得无力。比起共同行动的个体，单独的个体要弱小得多，而现代民主中政府权力的扩大更加剧了个体的弱小。结果导致“仅仅由一小部分公民掌握的权力，尽管有时是压迫性的而且往往是保守性的，却因为全体公民的弱小而获得胜利”。而当个体“非常弱小，而国家……却非常强大”时，对侵蚀性的政治权力的抵抗、对个体自由的捍卫就变得相当困难。通过销蚀各种社会依附关系（尤其是对屹立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各种中介性团体的依附）、削减个体在这一过程中的效能感，以及使个体丧失能动性的能力，个体主义就削弱了荣誉。在托克维尔看来，与传统荣誉相联系的能动性无法得到强有力的施展，对于现代民主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正如一位评论者注意到的，托克维尔著述的一个中心目标就是在不恢复旧时代贵族的种种特权的前提下，找回旧时代贵族那种行动主义的品质与功能；或者说是在对其条件加以民主化的同时，保存作为一种性格品质的荣誉 [224] 。
个体主义的另一个后果是，“每个人都自我封闭起来，试图从封闭的小圈子里判断世界”。由于现代民主制中普遍的社会流动性，“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的人再也不能把他们的信念建立在他们所属的阶级意见的基础上，因为可以说这个社会中已经不再有任何阶级了”，或者说这个社会中的所有阶级“都是以如此变动不居的元素构成”，以至于它们作为群体，对个体信念施加的影响变得微乎其微。同样，个体相互之间的影响也变得微乎其微。托克维尔认为，如果所有人都被认为相互平等，那么就没有人“会在他们之间感觉到任何伟大的迹象，或者任何无可争议的优越性的迹象”，于是所有人“都会不断地退回到他们自己的理性中去，把它作为最明显最切近的真理来源”。在托克维尔看来，现代民主人同样拒绝了传统的权威。美国人倾向于认为“旧的信念的作用是提供信息，而非提供规则”，他们的这种倾向反映了某种更一般的趋势，亦即民主往往会“摧毁或模糊几乎所有之前的社会习俗”，使得这些社会习俗对个体判断几乎不再有任何权威 [225] 。托克维尔认为，虽然这也可能是件好事，但是如果走到了极端，结果就不再是旧时代贵族制中他所仰慕的那种心智上的独立性，而是某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其不但偏离了独立性，而且会招来公共舆论的暴政。讽刺的是，恰恰是当人们视自身为相互平等的个体，从而自以为不会“盲目相信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个阶级的时候……盲从大众的倾向却在增长，而世界的运作也越来越受到公共舆论的控制”。在拒绝了权威的其他来源之后，人们就只好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一端是主观的判断，另一端是“对公众的判断的几乎无限信任”。于是公共舆论就在现代民主制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威胁着“将个体理性的行动局限在如此狭窄的范围内，导致其不再符合人类的高贵与幸福”。
托克维尔以一种贵族式的蔑视谈及美国民主中的随大流者，说道，“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缺少独立的心智与真正的自由和讨论”。对公共舆论的依赖加剧了民主面临多数暴政危险时的脆弱性，后者的运作正是通过“将所有人的心力变成的巨大压力施加在每个人的理智上”，把多数人的观点强加给个体，使这些观点“渗透个体的灵魂”，从而诱导每个人“完全不再思考”。出于这个原因，托克维尔担心民主“有可能对民主社会国家所热爱的理智的自由造成限制”，从而“只能发现奴役的一种新面相”。个体主义导致了在自说自话的主观主义与奴性十足的随大流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左右摇摆 [226] 。
这两种极端都会损害作为一种性格品质的荣誉。正如前面说过的，作为性格品质的荣誉依赖于敬畏与反身性二者之间有节制的混合。托克维尔对民主个体主义的讨论从而指出了荣誉与民主之间的另一个冲突。荣誉预设了对指导荣誉的、集体性的或习俗性的准则的某种程度的敬畏。当个体几乎拒绝了所有外在于其自身心智的权威来源时，荣誉也就丧失了其拔高、指导、约束个人野心的能力。如果说荣誉预设了对固有准则之权威的某种程度的敬畏的话，那么另一方面，它同样要求一种批判反思的能力，并且可能要求对权威进行抵抗。托克维尔本人将荣誉与对公共舆论的指令加以抵抗联系了起来，声称当贵族制风尚盛行时，舆论反而更具有多元性，并且也有着更多独立的行动，而非随大流 [227] 。对外在于个人意志的原则之权威的某种程度的敬畏能够为抵抗公共舆论的压力提供有力的基础。贵族“士君子”之所以能够在其荣誉准则受到侵犯时鼓起勇气抵抗其国王的命令，恰恰是因为他对其准则之权威的敬畏。随着否定了这些独立标准的权威，现代民主人也就不知不觉地放弃了自身的意志，削弱了政治能动性的能力。因此托克维尔建议人们通过约束个体主义而扩大独立行动的范围，因为个体主义拒绝外在标准的权威，从而最终导致随大流 [228] 。荣誉对其准则的敬畏支持着个体能动性的强有力施展，从而支持着独立性，然而民主的个体主义却倾向于削弱荣誉。
荣誉与现代民主之间的冲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在民主公民的性格中占据主流的物质主义。在美国，“贪婪是永无止境的，人心无时无刻不受到对财富的追求的驱使，而对想象力与智力工作带来的快乐不加注意”。事实上，“最深入地激励着美国人”的动机是“商业的”动机。对金钱的热爱居于主宰地位，因为几乎每个人都参与到了商业经济之中，并且接受了商业所造就的思维与情感习惯。此外，金钱对现代民主人而言确实相当重要，因为他们无法依赖于家族谱系、头衔，或者世袭封地来保障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只有金钱能够提供这种保障，而且与贵族不同，民主人必须靠自己来挣钱。要想活下去并且保障他们的地位，民主人就必须关注赚钱，而对金钱的这种不可避免的关切又自然而然地导致他们发展出热爱钱财的习惯。民主人之所以热爱金钱，不是因为“他们的灵魂天生渺小”，而是因为他们的条件平等，且他们的地位又不稳固。出于这些原因，物质上的自利就成为了现代民主制中主宰性的动机，而物质主义的显赫又进一步削弱了作为性格品质的荣誉的前景。诚然，美国人以商业野心为荣，而且托克维尔有时候也把美国式的荣誉等同于商业野心。在这一点上托克维尔不同于孟德斯鸠，后者认为“商业荣誉”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229] 。但是商业野心的物质主义仍然是与贵族品质相冲突的，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托克维尔又将贵族品质与传统荣誉相联系，并将其推荐给现代民主人。商业荣誉光靠其自身并不能为自由提供后者有时亟需的那种捍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