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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要保全自身，就必须逃脱旧制度下固化了的各种不平等，这个建议出人意料，因为今天人们恰恰最经常把荣誉与这些不平等的状况相联系。当代所做的这些联系也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尽管荣誉需要一个充满机会与流动性的体制，但是机会与流动性同样也会削弱荣誉。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分析进一步突显了荣誉的两难困境，并为我们考察荣誉在现代民主政体中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195] 。托克维尔展示了民主所造成的对荣誉的抵制，但他同样说明了民主为何需要荣誉，以及美国社会中何处可能找到荣誉。为了支持个体自由、抵御多数暴政与“温和”专制的孪生危险，托克维尔试图在民主式的人物身上鼓舞那些与贵族式风尚相联系、与旧制度荣誉相伴随的品质。勇气、骄傲、高亢有原则的野心、对出人头地与自尊的欲求、对自我的义务感，以及对自由作为目的本身的热爱，这些都在托克维尔的理论中被证明是对民主自由的关键支持。
今天人们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托克维尔对这些品质的兴趣，而更关注那些受到他的当代研究者们强调的、民主公民德性中更加平等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方面 [196] 。托克维尔本人往往把公民德性中集体主义、平等主义的元素混淆于与荣誉相联系的更加“英雄主义”的品质，这种含混与他以友好的方式对待现代民主的明确意图有关 [197] 。但他之所以鼓吹参与和公民德性，乃是出于自由主义的目的，意在限制公共舆论的权力、多数暴政的力量，以及中央集权化的趋势 [198] 。对于托克维尔来说，自由的核心并不只在于参与或博爱，而在于个体对多数暴政与温和专制的抵抗 [199] 。为了维持这种抵抗，就需要公民德性之外的东西，那些与传统荣誉更紧密联系的品质 [200] 。
在研究孟德斯鸠的荣誉与研究美国的荣誉之间，托克维尔提供了一个自然的转折点，因为他是两者的学生，也是两者的仰慕者。托克维尔受孟德斯鸠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 [201] 。托克维尔声称每日必读三位思想家的著作，孟德斯鸠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位是卢梭与帕斯卡尔） [202] 。当《论美国的民主》于1835年出版时，一位读者声称“自孟德斯鸠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作品了” [203] 。类似这样的评论反映了两位思想家在研究政治与社会时对所谓“社会—政治”视角的共同坚持 [204] 。另外，这种家族相似性也部分地来自两位思想家研究进路所共有的比较学性质。托克维尔所比较的范围比孟德斯鸠的窄，但是与他的前辈一样，托克维尔试图通过对现存不同政体的比较分析，而非对某个最佳政体的想象，来展示现代政治生活的根本特征。孟德斯鸠与托克维尔都对自由的制度机制与公民的性格之间的互动感兴趣，而两人对公民性格的兴趣也都并未削弱他们对自由主义制度以及个体自由的目的的坚持。两人都不同意将自由与民主相等同的常见做法。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特别强调地区分了这两者，认为尽管自由通常被等同于政治秩序的民主形式，但是事实上民主政体对个体自由的侵犯完全可以不亚于其他任何政体 [205] 。托克维尔同样试图驳斥这种常见的混淆，这一任务贯穿了他的一生 [206] 。
托克维尔的两部主要作品记录了当时正蔓延全欧洲的“社会大革命”（通往现代民主的革命）的前因后果。他声称在美国看到了“民主本身的景象……它的嗜好、特征、偏见，以及激情；我想要尽可能地熟悉它，以便至少能够知道我们对它需要害怕或期待些什么” [207] 。美国的民主与法国的民主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有所不同，但是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所导致的危险却是普遍的 [208] 。正是因为民主的68逻辑超越于任何具体的制度，所以他才能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如此频繁地谈及法国的民主 [209] 。出于同样的原因，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序言中将该书的主题，亦即平等与专制在法国的联系，等同于他二十年前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写的主题 [210] 。尽管民主政体在具体国家中可能会有差别，但它们却享有共同的品质与特定危险。
在来自民主的危险中，托克维尔最为担忧的是多数暴政与温和专制。他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发现了多数暴政的观念，但他通过详细阐发其社会与政治的双重维度，而为其赋予了更丰富的表达。当政府的民意机构在与其他机构的关系中越过了宪法为其规定的权威时，多数暴政就会作为一种政治现象而兴起。当公共舆论被动员起来反对少数派群体成员的自由时，多数暴政又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 [211] 。多数暴政的社会维度与政治维度往往在实践中合流，因为就其性质而言，政治民主就是要对公共舆论的权力提供制度形式 [212] 。“温和”专制则是家长制的一种形式，它来自过度中央集权化的行政，以及甘愿为物质利益放弃政治自由的民众的沉默。其主要原因并非不宽容的多数，而是退缩消极的个体 [213] 。它代表了一种托克维尔认为“民主时代尤其应当恐惧的”新的专制类型。这种新的暴政是温和的而非严苛的，以堕落为基础而非以折磨为基础。它是温和的，因为它的绝对权力来自民众的自愿屈从，他们容许政治权力的扩张，希望以此换取安全与物质享受。而它对其权力的运用也是温和的，只要它能够实现其向公民提供其所寻求的物质利益的承诺，通过他们的嗜欲与公共舆论的力量来控制他们，而不是通过严苛的法律与暴戾的惩罚来控制他们。但是与传统的专制一样，这种新的温和专制也会导致无限制的国家权力，以及个体自由的丧失 [214] 。尽管两者强调的重点不同，但是在托克维尔看来，多数暴政与温和专制的危险都同样反映了现代民主背后的逻辑，亦即倾向于以牺牲自由为代价推进平等，并且倾向于抛弃对政治权力的限制，从而可能导致新的专制形式，这种专制形式尽管符合人民主权的民主理念与多数人的物质利益，却造成了个体自由的不安全 [215]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民主的这种孪生危险有着一系列共同的解决方案 [216] 。
托克维尔试图呈现这种新秩序的危险，从而为免遭这些危险提供保障。只有理解了民主才能“指导”民主，才能“重燃”其“信念、纯洁其风尚、规范其运动”，并从而使得民主政体能够维持自身运作及其公民的自由。通过对现代民主人进行关于其自身及其生活方式的教育，托克维尔试图支援既以集体自决形式、又以个体能动性形式出现的政治自由的能力 [217] 。他希望能够反击当时（以及我们现在）的一种普遍看法，这种看法认为个体与政治社会都仅仅是非人格力量的产物。他将这种看法归咎于“民主史学家们”，这些人否定“个体的个别行动”，以为倘若承认了个别的行动，就会显得好像“世界在缺少一个可被发现的驱动力的情况下还能运动”。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导致人们认为这种运动不是自愿的，认为社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服从着某种主宰它们的力量”。尽管托克维尔承认“各种一般原因”对社会与个人起着影响，但他并不认为这些力量是完全决定性的，或者完全不可抗拒的。相信它们不可抗拒乃是“危险的”看法，因为这会导致默许与对责任的放弃，并且会“击垮”公民的“灵魂”，从而损害民主自由。托克维尔的两部主要著作代表了对“某些事命中注定，任何努力都无法改变”这种观念的拒斥。在他看来，对人类能动性的信念，即便有所夸大，仍旧是捍卫政治自由的行动的必要前提。托克维尔试图在影响民主的非人格力量以及抵抗并引导这些力量的可能性这两个方面都对现代民主人有所启迪 [218] 。
虽然托克维尔力图使民主免遭其自身的威胁，但是他对回到旧制度下的旧世界毫无兴趣，那个世界在他看来既是不完美的，也是早已死去的 [219] 。尽管现代民主制不自觉地保留了过去的种种痕迹 [220] ，但托克维尔还是认为平等这种新的统治原则乃是“既成事实，或者即将成为既成事实”。因此他对民主专制的危险提出的解决方案都是民主的解决方案，尤其是现代民主的解决方案。尽管这些解决方案依赖于现代民主的贵族制遗产，但毕竟还是依赖于隐含在民主制度与民主性格中，或者与之相容的东西，而非拒绝民主制度与民主性格，鼓吹回到旧制度。托克维尔坚信现代民主只有在结合了贵族制社会的某些特征之后才能保持自由。这是他自称“新品种的自由主义者”的一大理由 [221] 。他那个时代的自由主义者通过对旧制度所有方面的坚决反对而界定自身。托克维尔则认为现代民主社会必须为旧制度中的中介性团体、为宗教，以及为传统上与贵族荣誉相联系的热忱勇气、高亢野心、骄傲和对自由的热爱等等找到民主式的等价物 [222] 。美国民主用其层出不穷的自愿社团来满足对中介性团体的需求，用其不胜枚举的、热情洋溢的各种新教宗派来满足对宗教的需求。但是寻找荣誉的民主等价物尽管同样必要，却被证明相对更为困难。托克维尔确实鉴定出了一种极其美国式的荣誉，并且明确声称许多与传统荣誉相联系的品质都能在美国找到，但是他也强调说，在美国，荣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远非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