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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与旧制度的联系导致许多人认为它没有资格参与到新世界的民主政治之中。但是如果说法国大革命极大地摧毁了旧的秩序，它却并没有改变人性，或者扭转政治权力的侵蚀性质。正因为能动性与权力的根本性质都未曾改变，所以尽管孟德斯鸠的荣誉概念植根于18世纪法国的君主宪政制度，但在如今却仍旧具有启发意义。诚然，旧制度与新制度之间，除了存在连续性，也切切实实存在着差异性，而荣誉也不可能不受这些变化的影响。但是这些连续性毕竟相当重大，而且我们对其的熟悉程度远远不如我们对差异性的熟悉。我们几乎完全是以与革命前的政体形式相对立的方式来界定现代民主政制（以及现代民主灵魂），这种做法忽略并最终掩盖了某位作者所说的民主制中“残留的贵族特征” [59] 。这些贵族特征乃是现代民主的重要资源，事实上，它们重要到倘若缺少这些特征，民主就将陷入无法自我维持的地步。正如个体权利、公民社会的中介性团体，以及权力的分立一样，荣誉也是自由民主制须臾不可离的贵族制遗产的一部分。
本章将阐释孟德斯鸠的荣誉观，以此说明出人头地的野心如何刺激着对侵蚀性政治权力的有原则的不服从。他对荣誉的理解与第一章中所阐述的三分图式相一致，包括了诸种公共荣誉、荣誉的准则，以及作为一种性格品质的荣誉。尽管孟德斯鸠对革命甚至急遽的改革并无好感 [60] ，他还是认为对权力滥用的热忱抵抗对个体自由而言至关重要，并将荣誉视为这种抵抗的驱动力。基于这一理由，孟德斯鸠笔下的荣誉曾被人称为“对权威的公开反叛” [61] 、某种形式的“有调控的不服从” [62] 、“干涉” [63] ，甚至“无政府” [64] 。孟德斯鸠笔下的荣誉之人通过其不服从而将自身与其他人区分开来，而人与人的区分以及不服从的政治正是温和君主制的特征，分割并从而限制了政治权力。对孟德斯鸠而言，对权力的限制是自由的本质，也是对个体安全的最佳保障。一位阐释者曾说孟德斯鸠“在对待荣誉上态度优柔寡断”，这恰恰反映了荣誉模棱两可的道德特征，因为即便在最闪光的案例中，荣誉也展现着混合的动机 [65] 。如果说孟德斯鸠笔下的荣誉在某些时候近乎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伟岸（magnanimity） [66] ，那么在另一些时候它又好像只不过是“为了能够瞧不起别人”而已 [67] 。这种复杂性使得荣誉难以刻划。它无法简单还原为自利，即便是充分理解的自利。部分因为荣誉可以激励一个人牺牲自己最根本的利益，部分也因为荣誉具有原则性与绝对性的品质。与此同时，孟德斯鸠笔下的荣誉也不可与当代的公民德性相混淆，因为虽然荣誉有时涉及个人的牺牲，但与公民德性不同，其目的并不直接指向公共善。与公民德性相反，而与利益相似，荣誉首先是服务于自我的。此外，在孟德斯鸠看来，荣誉的功能并非激励作为目的本身的政治参与，而是唤起对权力滥用的抵制。
人们对孟德斯鸠的荣誉概念一直缺少持续系统的关注 [68] 。这种忽略一方面反映了在当前的概念框架基础上对荣誉加以归类的难度，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民主对于看似具有贵族性质的概念的不满。故而荣誉一直被掩盖于孟德斯鸠关于共和主义德性（republican virtue）的陈述之下，因为后者似乎正是卢梭“公意”（general will）观念之滥觞，从而似乎更直接地面向当今的民主公民陈说。然而在孟德斯鸠的理论中，制约侵蚀性的政治权力、从而为个体自由服务的，其实是荣誉，而不是共和主义德性。由于荣誉能够分割政治权力，甚至支持一种新生的分立权力形式，荣誉概念对孟德斯鸠的自由主义整体上的重要性，比先前研究者所认识到的要大得多。荣誉既反映了他“有限政府的制度需要热忱捍卫”的信念，也反映了他对将这一任务指派给德性的迟疑。
本章首先简要叙述荣誉在孟德斯鸠的政体分类框架中所处的位置，然后详细阐明作为性格品质的荣誉的四个特征：高亢的野心、敬畏与反身性之间的平衡、片面性，以及对认可与抵抗的混合。荣誉准则的实质内容，以及分配公共荣誉或认可的体系，或许都会随着政治社会的不同而变化；但此处所阐明的、作为性格品质的荣誉的形式特征，则更具有恒常性。荣誉的这些方面在不同情境中相对保持固定。并且它们也显示了政治能动性（尤其是在面对显而易见的风险与不确定的收益时为支持个体自由而强力施展能动性）的更一般的性质与条件 [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