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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我将探讨自由主义宪政政府语境下荣誉的含义，及其鼓舞个体能动性的能力。这一研究本质上是哲学性的。其他人已经运用现代社会学与人类学工具，从经验层面考察过荣誉 [46] 。他们的工作展示了托克维尔已经涉及的荣誉的多样性，并在与旧制度欧洲（我们如今最经常将其与荣誉相联系）大为不同的各个社会中鉴别出了荣誉的实例。历史学家同样记录了荣誉，并展示了不同国家、不同时代荣誉的变迁与连续性 [47]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考察荣誉，我并不将其视为特殊文化与特殊时代的产物，而是视为一个透镜，透过它可以看到人性与政治的根本特征，尤其是个体能动性的性质与来源。这一哲学研究的结果原则上应该与其他研究领域的发现相一致，但并不旨在复制这些发现。
我的分析主要依赖于现代的哲学与政治文献，并主要在自由主义宪政体制的语境下考察荣誉。刺激我进行这项工作的是个体能动性在当前美国自由民主制中的困境；而在寻求哲学文献以便应对这一困境上，本项工作更关注那些相对而言更晚近的、与自由主义或现代民主制的目的及制度有着明确关联的荣誉概念。孟德斯鸠的荣誉概念是本书分析的起始点，其在荣誉与政府分权的观念、“用野心制衡野心”的想法、公民不服从，以及对个体自由的捍卫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类似的，托克维尔对贵族式性格品质的捍卫也旨在服务于现代的民主政体。当然，古代文献中就荣誉这一主题也有着丰富的讨论，我在书中也会偶尔涉及，但不会花大力气去考察。我的工作并不企图对全部哲学史中各种各样关于荣誉的讨论提供一份面面俱到的编目，而是试图阐明荣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特殊关系。
本书对荣誉的考察集中于那些相对晚近的文献，但绝非只是当代的文献。诚然，我们在当前的美国公共生活中可以看到荣誉的若干显现，而且我也说过，作为现代人与民主人，我们仍然具备着荣誉的可能性。但是要想对荣誉及其与个体能动性的联系有个清晰的理解，我们就必须把眼光放到当代美国民主之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当今的美国，荣誉经常是在民主尊严的话语掩盖之下运作的，其对民主自由的服务也因此遭到模糊。与旧制度下的“士君子”（honnêtes hommes）不同，那些奋起对抗权力侵蚀、捍卫个体自由的有荣誉心的美国人更可能提及的是其人类尊严，而非其个人荣誉，而且他们几乎从不声称具有更优越的身份或特殊的才能。就大部分情况而言，他们为其同胞追求的东西也正是为自己追求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目标是平等主义的而非排斥性的 [48] 。但他们的行动本身却将自己与我们其他人区别了开来，并展现了他们并不会去声称具有的那种优越性。驱使他们捍卫其尊严（并顺带捍卫了我们其他人的尊严）的那些非凡的性格品质，使得他们在这方面并不完全与我们其他人平等，而且这些品质更接近于荣誉，而非其他任何一种动机。
当今对荣誉的掩盖更多是习惯性的，而非有意为之。孟德斯鸠曾经指出，“作为易变的造物，人……在社会中总是使自己适应于其他人的思想与印象”，由此导致“当将其本性展示于他时，人完全有能力知道自身的本性；可一旦将其从他眼前撤去，他便会丧失对他本性的任何感觉。” [49] 我们已经丧失了对我们本性中贵族元素的感觉。不仅如此，我们如此完全地接受了“自利”与“自我牺牲”之间的截然二分，以至于忘记了如何在自身以及他人身上看到那些将个人野心与有原则的高贵目的相结合的动机。本书中的研究，其目的之一就是揭示这些元素，展示当代以不同方式显现的荣誉，剥去民主式委婉表述对它的层层掩盖，从而阐明个体能动性的贵族基础及其中常常隐含的混合动机，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一直依赖却久未看到的。而恰恰因为我们倾向于把最切近的荣誉事例掩盖起来，所以对荣誉的考察必须从稍远些的地方开始。
我们首先转向孟德斯鸠，他对捍卫自由的冒险行动所需的那种强烈的能动感有着深刻的理解。尽管他对革命甚至突然的变革并无好感，他还是认为对滥用权力的热忱抵抗是个体自由的关键所在，并认为荣誉是这种抵抗的驱动力 [50] 。本书第二章解释了孟德斯鸠的荣誉观，表明对出人头地的那种野心勃勃但又有原则的欲求是如何激发了对侵蚀性政治权力的拒不服从。这一分析可以作为更一般性地对荣誉与自由主义加以研究的出发点。本章详细阐述了作为性格品质的荣誉的四个特征：其高亢的野心；对敬畏（reverence）与反身性（reflexivit）的平衡；片面性（partiality）；以及对认可（recognition）与抵抗（resistance）的混合。荣誉准则的实质内容也许在不同政治社会中会有所不同，正如分配公共荣誉的体系会有所不同一样。但本章所阐述的、作为性格品质的荣誉的形式特征，却是更加恒定的。荣誉心的这些方面在不同的情境中保持相对稳定。它们同样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说明了政治能动性的性质与条件。
如孟德斯鸠所述，荣誉是一种“人类激情”（passion），是一种欲望（desire），而非一种认知。但荣誉并不局限于最低等形式的欲望，因为尽管荣誉是自我服务的，它却绝不仅仅是自利；它是欲望，但绝不仅仅是嗜欲（appetite）。孟德斯鸠试图通过荣誉的概念重新确立更高级的欲望，正是这些高级欲望使古代的德性得以成为强有力的动机形式以及人类能动性的丰富源泉。但他在重新确立这种动机力量时，还力图抛弃古代德性所依赖的形而上学预设与目的论的目标，因为他认为这两者不但在哲学上令人怀疑，在政治上也不值得信任。因此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相反，孟德斯鸠认可“虚假荣誉”，或者说与道德德性相分离的荣誉，至少在宪政君主制的政体中如此。他认为在这种情境中，对出人头地的孜孜追求、骄傲，以及对自尊的欲望能够刺激王权与贵族之间的对抗，造成对政治权力的限制，从而服务于自由。就制度层面而言，他的荣誉概念关注的是其工具性价值，而不在于其是否缺乏道德价值。为了强调这一点，孟德斯鸠提醒人们注意“虚假荣誉”令人厌恶的、很容易堕落为廷臣阶级的“虚荣”（vanities）的那些方面。但当他在讲述良心拒绝的一个早期案例（奥尔特子爵如何以一己之力抗拒其滥用权力的国王）时，孟德斯鸠显然试图让我们不仅仰慕荣誉的工具性价值，而且仰慕其道德内容。荣誉与道德德性之间关系的模糊性贯穿于孟德斯鸠的分析，因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种模糊性内在于荣誉本身。荣誉与德性紧密相关，但与德性并不等同。
第三章透过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来考察荣誉。托克维尔展示了民主的后果所导致的对荣誉的抵制，但他同样指出了为什么民主需要荣誉，以及在美国社会中对荣誉的支持能够来自何处。为帮助个体自由对抗多数暴政与“温和专制”的双重危险，托克维尔试图在民主性格中鼓舞起那些与贵族风尚相关联、与旧制度荣誉相联系的品质。勇气、骄傲、高亢而有原则的野心、对出人头地与自尊的欲求、对自我的义务感，以及对作为目的本身的对自由的热爱，这些在托克维尔看来都是支持民主自由的关键因素。今天的我们常常忽略了托克维尔对这些品质的兴趣，而倾向于关注他的公民德性概念中更平等主义、集体主义的方面 [51] 。但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描绘却指向这一无可回避的结论：同我们今天如此广受捍卫的、作为平等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公民德性相比，与荣誉相联系的那些贵族品质对民主自由而言至少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对托克维尔而言，自由的核心是个体抵抗的精神，而不仅仅是参与或博爱 [52] 。要维持自由，所需的绝不只是公民德性，而是与传统荣誉紧密联系的品质 [53] 。而且尽管托克维尔强调，在美国，荣誉与民主的关系远不和谐，他还是鉴别出了一种特别“美国”的荣誉形式，并明确指出，许多与传统荣誉相联系的品质都能在美国找到，即便它们并非新政体下占主导地位的动机。
托克维尔所为之辩护的、与荣誉相联系的许多传统贵族品质，的确在事实上从一开始就帮助维护了美国的民主，正如第四章与第五章所要展示的那样。第四章考察了美国建国时期荣誉的意义与角色，并探究了南北战争前美国南方的荣誉的性质。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美国国父们在《独立宣言》中引入了荣誉这一概念，而且这个词在他们的言谈著述中出现得相当频繁。1830年的托克维尔在第一代美国人中发现了比后面几代更多的荣誉 [54] 。我们将首先在他找到荣誉的地方对此加以考察，从华盛顿、杰弗逊、麦迪逊、汉密尔顿、约翰·亚当斯这些人的言行举止着手，思考他们如何看待荣誉以及他们在自身行动中让荣誉扮演怎样的角色。我们同样会考察荣誉的近亲，“对名望的热爱”，即汉密尔顿称为“统治着最高贵的心灵的那种激情”。“热爱名望”是荣誉在民主制下的另一种委婉表述，或者说对其一部分的委婉表述。它试图捕捉荣誉中包含的勃勃野心以及对出人头地的追求，而在清除了根深蒂固的等级制与旧世界贵族的外在诱惑之后，这种野心与追求便成为了政治能动性的强大引擎。本章将透过《联邦论》来考察国父们是如何看待荣誉及其热爱名望这一表亲在美国的新体系中将要扮演的制度角色。
虽说建国那代人的荣誉与《独立宣言》所阐述的自由及平等的原则有着明确的联系，荣誉在内战前的南方却是以对这些原则的拒绝为基础的。南方的荣誉在许多方面更接近于旧制度下的封建荣誉：归属性的社会地位、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对家系与血缘的强调、决斗，以及将控制他人视为自我控制的条件。它同时还深深卷入奴隶制之中。通过考察这种荣誉形式，我们可以看到荣誉的黑暗面，以及它的一些最严重的危险。南方的荣誉尤其展示了，当作为性格品质的荣誉服务于蕴含着深刻的不公正的荣誉准则时，以及与不受制衡的权力相结合时，其后果将何其可怕。南方的荣誉让我们看清，荣誉并不总是值得仰慕的或者公正的，更不必然是自由主义式的。
或许因为它与旧制度、与军方的关联，荣誉如今在政治上带有某种保守的、甚至反动的味道。第五章展示了这些人们熟知的关联的局限性。就连国父们的荣誉都是更具有创新性而非反动性的。事实上，建国一代人的荣誉还不仅仅是创新性的，而是革命性的，而且是在革命一词的最强意义上，因为这种荣誉是为捍卫一种全新形式的、“人类社会前所未见的”政治秩序而服务的，正如《联邦论》所言。美国式荣誉从一开始就（尽管并不总是）被用来捍卫改革与进步，因此我们绝不应该将它拱手让给政治反动派。荣誉在美国同样展现了一种更加一般的转变：从荣誉仅仅与作战中的英勇（或武艺的高超）相关，转向荣誉与通常会导致改革的那种政治上的勇气，或对信念的勇敢坚持之间的新关系。我们将通过考察美国的几位改革家（包括亚伯拉罕·林肯与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与苏珊·布朗内尔·安东尼，以及马丁·路德·金）所展示的荣誉的关键特征，来探索荣誉对美国民主改革的贡献。
本章中涌现出的荣誉是与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所说的“自我主权”（self-sovereignty）相联系的，后者是对一个人自我管理（而非屈从于外在统治）的能力的骄傲断言，而这种外在统治可能来自另一个人，来自滥用权力的政治权威，来自一个人自身未加反思的嗜欲，甚或是来自自然与历史的非人格力量。荣誉在此激发了政治行动主义、改革、良心拒绝，以及公民不服从——与孟德斯鸠笔下反叛的贵族、托克维尔笔下独立的贵族一脉相承。那些有荣誉心的人在根本上拒绝相信他们是其环境的受害者。就这一点而言，荣誉带有某种程度的自夸，因为它比乍看之下其实更加依赖于环境或者说运气。举例而言，为捍卫自由而对能动性的非凡施展主要只在危机时刻才能涌现，因此其施展依赖于运气为其提供机遇的舞台 [55] 。而且因为荣誉涉及公共认可，因此它也在某种程度上（虽然说并不是完全地）依赖于同时代人的配合，以及后代人的回忆 [56] 。此外，荣誉还需要相应的配套条件，也正因为如此，孟德斯鸠才特别强调贵族阶层在结构上与经济上独立于王权这一点的重要性。虽然我关注的是荣誉的道德心理学，但政治与社会学因素同样会对荣誉（以及个体能动性）造成影响。美国式的荣誉依赖于以如下形式存在的配套条件：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自由主义政治制度、接受教育的渠道、社会认可，以及出人头地的机会。这里存在着循环，但并非恶性循环。作为性格品质的荣誉，与使其得以可能的诸种条件，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但荣誉对配套条件的需求也揭示出，它对自我控制的骄傲断言在某种程度上是夸大其辞的。荣誉依赖于自吹自擂式的对自身条件的遗忘，以及对其独立于环境的力量的程度之夸张。尽管如此，对人类独立性的夸张仍然是对环境真正力量的光荣回应，因为只有如此，对环境的抵抗才变得可以想象，由此能动性才变得可以想象，最后自治和个体自由也才变得可以想象。
此处所列出的例子当然并未穷尽荣誉在美国的各种显现，但它们无疑展示了其多样性与连续性，并且说明即便对于现代的民主公民而言，荣誉仍然是政治能动性潜在的强有力的发条。那些体现了美国式荣誉的伟大举动，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孟德斯鸠笔下“士君子”的行动和托克维尔笔下“爱自由的贵族”的行动，但在别的方面则与其存在差别，并且自身内部也存在重大的多样性。美国式荣誉与其旧制度滥觞之间的一大差别与各自荣誉准则的特征有关。《独立宣言》所阐述的自由与平等的原则已经在美国构成了一种共同的荣誉准则的核心。与旧制度的荣誉准则相反，这种荣誉准则基于抽象权利的普遍原则，而非分别指导各个特殊行为层域的具体规定；并且它与一种共享的国家政治身份认同相关联，而非如旧制度下那般，系于超政治的、中介性的荣誉团体。这并非美国荣誉的唯一形式，但它是其一种重要的形式。如第六章所示，在美国公民社会的许多中介性团体中也可以找到其他较为片面的、与更特殊的准则相关联的荣誉形式，但与《独立宣言》相关联的那种荣誉形式却对美国的民主改革尤为重要，并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特别的关注点。这种荣誉形式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变化。举例而言，尽管《独立宣言》为第四、五章中考察的大多数美国人提供了共同的行为准则，但内战前南方种植园阶级自我宣称的荣誉却是基于对《独立宣言》原则明确的拒斥。19世纪中期的民主改革者同样挑战了美国荣誉准则的意义，但不是通过否定其原则，而是通过声称《独立宣言》对自由与平等的承诺不止适用于白人男性有产者，而且应当同样适用于黑人男性，以及所有女性。这些挑战代表了荣誉的意义在美国的变化，尽管它们也反映了这些变化之下的连续性。它们同样显示了，尽管是与一个共享的准则相关联，但荣誉也常常与占据主流的道德共识或其中某些元素相斗争；事实上，荣誉作为民主改革源头的力量恰恰直接产生于这些斗争。
新荣誉与旧荣誉的差别还在于，尽管美国式荣誉依赖于贵族式的性格品质，但它并不像旧制度的荣誉那样依赖于政治上的不平等或世袭制的社会秩序。在美国，公共荣誉是要靠努力赢得的，而不是靠世袭获得，而且就算一个人赢得了公共荣誉，也并不因此有资格多投一票，或者是获赠一个政治职位。荣誉的民主形式与政治平等，以及社会中机会的大致平等是共存的 [57] 。公共荣誉分配上的这种差别，通过强调个体行动与良心甚于地位，而影响到作为性格品质的荣誉；相比于旧制度下的荣誉，这些特征在美国式荣誉中体现得更为显著。当公共认可特别不可靠的时候，比如对于边缘化群体的成员而言，这种差别就更加突出了，结果使得荣誉中与良心相关的方面，尤其是对自我的义务感和对自尊的欲求，在这些章节所考察的女性与黑人改革家身上起了绝对主导作用。
尽管有着这些差别，但作为性格品质的荣誉，其关键特征仍保持着相对的恒定，不论是在从旧制度到新政体的转型中，还是在美国体制内部的变化过程中。首先，荣誉一直将个人野心与有原则的行为准则相互结合。这些准则的具体内容可能有所变化，但荣誉的一个界定特征是，对一系列独立于意志或嗜欲的原则的敬畏，总是限制着、指导着、升华着追求出人头地的勃勃野心。不过，尽管荣誉是种有原则的动机，但它也不能简单等同于对不偏不倚的理性的运用。荣誉准则也许会服从于不偏不倚的理性的审查，但荣誉本身从来不是真正不偏不倚的，因为它永远是既与个人的出人头地相关，又与一系列特殊的原则相关。而且不论一个人的准则中所包含的原则多么具有普遍性，作为性格品质的荣誉总还在更深的意义上保有某种不可还原的片面性，即它将对一个人的原则的捍卫视为此人自身自尊的条件。对自尊的片面欲望反映了位于荣誉核心处的自我关切，正是这一点将荣誉与利他主义区分开来，无论荣誉的准则可以多么具有一般性。
荣誉的第二个不变特征是勇气的元素，尤其是对侵蚀性权力的勇敢抵抗。在孟德斯鸠笔下，荣誉的这个方面主要与贵族阶级为其政治特权而对王权的抵抗相联系。托克维尔对现代民主的阐释在这方面明确依赖于荣誉的遗产，强调对民主权利的捍卫需要与荣誉相联系的、贵族式或英雄式的勇气，以抵抗多数意见的暴政和温和专制的幽灵。美国式荣誉保留了骄傲，而骄傲则是旧贵族得以支持勇气的那种自我重要感的遗绪。在民主式荣誉中，骄傲容易被低估，被掩盖在美国式的光荣公民的常常是谦卑的起点与平等主义的目的之下，并被他们经常表现出的对其同胞意见的“认真倾听”所冲淡。不过，尽管有荣誉心的美国人的举止往往比旧制度的“士君子”更加谦逊，但他们的行动仍旧反映了托克维尔认为对民主自由的保全如此重要的“对自身以及对人性的高度评价”。尽管固定社会阶层的排他性特权早已荡然无存，但荣誉仍然只属于一小部分人，属于个体中能够在危机来临之际焕发出非凡的勇气对原则加以捍卫的那些自然贵族们。荣誉的第三个不变特征在于它强调对自身的义务感。有荣誉感的行动只有通过义务或责任，而非利益，才能得以理解，尽管在荣誉与利益之间存在重要的联系。举例而言，两者都是以自我为导向的，并且都对个体关切和个体判断赋予了优先地位。两者都不直接追随公共意志或者集体善。但两者之间同样存在着重要的差别。荣誉感在某些方面具有绝对性，而不仅仅是工具性。作为原则问题，有些事情是有荣誉感的人无论如何都不会去做（或者无论如何都必须做），不管这些事情的后果如何。相反，无论我们把利益的动机解释得多么广泛，它在根底上永远是毫不含糊的工具主义。而尽管荣誉的某些维度（比如对自尊的欲望，以及对因为践行自身的准则而得到公共认可的欲望）可以从工具性的角度加以解释，但荣誉的这些方面却和其非工具性的、绝对性的意义（践行自身的准则是一个人 必须 做的事情）是不可分割的。而这也表明了荣誉与利益的另一个重要区别：与利益不同，荣誉内在地蕴含了对原则的附着。利益和原则或许会有联系，但这种联系并非必须；然而没有原则的荣誉却不再成为荣誉。
尽管如此，荣誉（与利益一样）仍然总是更多地与一个人应当为自己做的事情相关，而不是与他应当为他人做的事情相关。这也是其与许多当代责任理论中隐含的利他主义有所区别的原因所在。此外，尽管与良心或正直之间有某种家族相似性，但荣誉却包涵着一种独特的公共人格：它受到公共的行为准则（而不仅仅是内心关于正确的标准）的指导，寻求公共的认可，并且尤其以公共行动为指向。诚然，随着荣誉在从旧制度到新政体的转型中变得越来越民主，其内在与外在维度的相对比重也在发生变化。更一般地说，荣誉的民主化及其对良心的愈发强调，使得荣誉越来越靠近于正直和道德德性，尤其是在体现政治勇气或信仰勇气的荣誉案例中。但即便在这些案例中，荣誉也不能简单等同于德性。荣誉的独特性，部分是因为与德性相比，荣誉是与行为的一般规则相联系的；部分是因为荣誉从未完全地超越个人野心和对外在公共名誉的关注；还有部分则是因为它从不意味着灵魂的完美。
此处分辨出的美国荣誉的诸种形式结合了旧制度与新制度的方方面面。它们超越了孳生出“现代人”的大革命所引入的巨大分野。或者说它们部分地超越了这种分野。美国式荣誉是 美国式 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独一无二的，不同于旧制度荣誉；但美国式荣誉同样仍旧是 荣誉 ，因而在许多关键方面保持着一贯性与可分辨性。本书各章中所探讨的荣誉同样超越了当代美国政治中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党争分野。
由于荣誉既需要配套条件，又呼唤英雄品格，因此荣誉概念有助于我们以特定的方式看待政治能动性，这些方式避免了某位论者所说的“右派的巨大弱点（未能相信制度与社会条件真正影响到我们的选择与生活机遇），以及左派的相应失败（不能想象在巨大逆境与压迫的条件下生活的人们如何能够创造一个自由的空间并在此之中行动以改变其人生）”。 [58] 荣誉动摇了左派与右派各自的期望。荣誉以托克维尔的方式超越党派，后者试图在现代民主中注入某些贵族品质——不是为了消解民主，而是为了维持民主。荣誉提醒我们想起自身拥有的、在现代人兴起后仍旧留存下来的贵族品质，并召唤我们面对自由民主制对这些品质的需求。它还同样超越了另一个分野，即当代在自利与自我牺牲之间的二分。荣誉对当今的我们尤其具有启发性，因为它将个人野心与有原则的高贵目的相联系，从而使正确的行动变得可欲。它因此将一大类动机引入了我们的视野，为当下关于道德心理学和政治能动性的思考添加了深度与复杂性。但是，如果说此处提供的荣誉概念超越了许多分野，它作为一个对能动性的说明，却仍然是片面的。对于当今美国弥漫的对能动性的低靡感，荣誉并不声称能够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它无法取代诸如自利、公民德性、团结、信仰、友谊、爱等等各种动机，或者人类能动性的其他许多源泉中的任何一种。荣誉不能取代它们，但可以为它们添砖加瓦。而它所添加的在哲学上与政治上都具有重要性，因为它呼唤我们回到我们自身以及我们政治体中早已被遗忘或者不再得到理解的那些方面，那些我们的自由无法不依赖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