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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本政治理论著作背后都有一个“首恶元凶”（summum malum），也就是作者在政治生活中最恐惧或最蔑视的那种东西。本书的写作动力便来自对多数暴政的恐惧；尽管民主的人民在其他时候都是行为得体的，但他们对多数暴政的诱惑的偶尔屈服，却由来已久。任何人只要曾经站在多数人的意见、身份认同，或生活方式的对立面，都会感觉到宪政民主制中用以保护个体自由的，被詹姆斯·麦迪逊称作“纸上藩篱”的那些东西，是多么地脆弱，从而也都会感觉到（即便是仅仅作为阴影掠过的）多数暴政的可能性。政治理论家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切入多数暴政问题；就我而言，对这一问题的关切引发了我对政治能动性的兴趣，因为对走向暴政的多数人的抵抗，其可能性正是源于能动性之中。在本研究中，“个体能动性”被用于指称进行有意的、自我发起的行动的能力。它超越于这个举动本身，而深入到在背后支持这一举动的道德心理学。能动性意味着对自身作为能动者的一种觉悟，对自己有能力去行动，而不只是做出反应；有能力去塑造生活中的事件和环境，而不只是对其加以忍受的信心。近年来政治理论家相对而言不太探讨能动性的主题，尤其是能动性的来源，或者支持能动性的动机形式。而荣誉正是这种来源之一。
荣誉是什么，以及它如何鼓舞着个体能动性，乃是本书的主题。今天的美国人在能动性的可能性上抱着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我们对个体的选择能力（从而对能动性）大加赞美并努力包容。在人类过去的历史里，从来没有哪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在方方面面（从健保计划、退休账户、速冻晚餐，到宗教、工作、爱情）给人们提供如此琳琅满目的选择。
科学技术近来的进展使得连对生命本身加以改造的力量都唾手可得，这似乎让我们变得比命运更像命运的主宰。另一方面，我们已经受到一整代理论家的教育，知道在建构我们的身份认同并决定我们的行动方面，环境有着莫大的威力。有时候我们会把成功与失败完全归咎于种族、阶级、性别。在这些因素之外，还有全球经济以及利益团体政治的“铁三角” [1] 等等非人格的力量，都使个体能动性的能力显得不过是痴心妄想。在面对能动性问题时，我们的头脑在对无限选择的应许与看似不可阻挡的环境力量之间被撕裂成两半。
情况甚至有可能是这样的：我们如今之所以如此大张旗鼓地谈论着“选择”，恰恰是因为我们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莫名的约束——我们其实是希冀着这些话说得多了就能成真，而不是把这种话语作为对我们经验的准确反映。近年来激增的专门适用于个别群体的（病人的、受害者的、父母的、孩子的，现在甚至还冒出飞机乘客的）各种“权利法案”，与其说是关于新的自由，不如说是体现了一种无力感，以及在超越个体掌控的力量面前获得保护的那种需求。我们对个体能动性信仰的丧失同样还反映在我们的法律诉讼的性质上。一个把热咖啡洒在自己膝盖上的人居然能够打赢起诉卖咖啡的那家快餐连锁店的官司，这表明我们对个人责任的不认同已经到了何种地步，而这恰恰是因为我们并不全心全意相信个体能动性的缘故所致。对烟草公司（没有人将其视为英雄）的处理同样体现了我们在这方面集体性的矛盾心理。我们迟疑于对烟草业的监管或是禁止其产品的销售，因为这么做会侵犯到个人的选择，从而侵犯能动性。但是我们又因为烟民们自愿、知情的选择所导致的后果而去起诉同一些公司。通过否认烟民们在这些案子中的责任，我们也就暗中否认了他们能动性的能力。我们仿佛在说，这些烟民并非他们个人生活史中的能动者，而只不过是棋盘上的小卒，那些烟草公司才是操纵他们命运的棋手。我们拒绝监管烟草业，因为我们不愿意限制我们能动性的力量；我们起诉烟草公司，因为我们并不信任我们能动性的力量。这恰恰标识着我们的矛盾心理。我们对自己的能动者身份并不完全信服，但我们又十分地渴望着自由。
因此，这本关于荣誉的书同样也是一本关于个体能动性的书。近年的一些政治理论试图从公民的源头为自由民主制注入活力，本书便属于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但本书也为这种努力带来了新的目的与新的资源。与已有的理论贡献不同，本书加入这场争论主要并不是为了改善美国公民的道德风尚，或者是以参与性本身为目的而让美国民主变得更加具有参与性，而是为了重新振作个体能动性。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本书在荣誉的形式上引入了一个新的资源（或者说第一次提醒我们去关注某个旧的资源）。近来那些为美国民主的公民复兴找寻源泉，或为一般性的自由主义找寻动机支持的努力，无不以对他人的责任为中心。无论是公民德性（civic virtue）、自由主义德性（liberal virtues）、罗尔斯所说的那种正义感，“还是斯坎伦的同意动机”（agreement motive），这些形式的支持都强调我们对别人或者对整个政治体的责任。这些责任无疑是重要的，但它们并非全部（甚至并非主要的）那些激励着对个体自由危险而艰难的捍卫行动的因素。并且由于对他人的责任要求利他主义，它们同现代自由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自利总是存在着冲突。相反，荣誉依赖于对一个人自身的义务感。由于荣誉从未放弃对自我的关切，所以它并不要求利他主义，因此与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有一种天然的（即使是片面的）亲近。但是，尽管荣誉服务于自我，它却并不限于最低等的自利形式。荣誉超越了自我中心主义的利益动机对人类行动施加的天然限制。正因如此，它才能激发更冒险、更艰难的行动，甚至是可能牺牲性命的行动。荣誉比对他人的利他主义责任更可靠，而又比自利更勇敢。这两方面品质的结合使得荣誉成为个体能动性的有力源头，尤其在行动的风险甚高而其效益又不甚明确（比如当一个人为了捍卫个体自由，挺身而出直面侵蚀性的政治权力或者多数暴政威胁）的时候。然而，尽管荣誉是美国政治中公民复兴的有力源泉，它却几乎完全地被当代的政治理论家们所忽视。
这种忽视的一个理由是荣誉与贵族制的联系。荣誉的话语让人联想到特权和排斥，固定的社会角色和轻浮愚蠢的决斗。如今它似乎早已过时，属于那个在18世纪末就被推翻被“人的权利”，取代的旧世界。诚然不可否认，在荣誉与现代民主之间存在某种紧张关系，但旧制度的虚饰并不意味着荣誉的全部。荣誉同样蕴含着个体能动性深刻而永恒的特征。它只是部分地植根于随政体而变更的社会与政治习俗。法国大革命并未消灭荣誉的可能性，因为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性。而且由于如麦迪逊所言，政治权力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侵蚀趋势，我们仍然需要抵抗侵蚀性的权力以捍卫个体自由，我们对这种举动的偶尔需求从未全然消失。法国大革命并未让这种抵抗行动变得过时。荣誉为现代民主制所需要，也能在现代民主制中获得，尽管是以修正后的形式。
新政体中对荣誉的修正并未触动荣誉作为性格品质的关键特征，至少并未触动荣誉对自身的义务感，它是能动性的一个如此有力的来源。此外，尽管大多数时间里自由民主制仅仅靠“好公民”就能正常运作，但在少数情况下它的维持却需要“伟大公民”的出现。位于荣誉核心的各种英雄主义品质（高昂而有原则的野心、勇气、骄傲，以及对自尊和出人头地的强烈欲望）恰恰对应了这种需求。这些品质的结合并非某个社会阶级的特征，但也并非普遍地被人们拥有。它是自然贵族们的标志，这一小部分人在受到压力时，会无视风险挺身而出，捍卫他们的原则与自由。通过聚焦于荣誉，本书唤起人们对一个受忽视但十分重要的动机的关注，从而为当今政治理论在道德心理学领域的片面性提供了一种纠正。本书将能动性问题摆上台面，探索个体能动性的结构与来源，并敦促进一步的研究。如果本书成功地将对能动性的研究推近政治理论的中心，那么它可以算完成了其终极目标之一，即以哲学之光照亮当代美国公共生活的一个黑暗角落，从而为长久以来一个深刻的，甚至使人丧失力量的困扰带来新的澄清。对在本书的研究与写作过程中给予支持的老师、同事、朋友、家庭、基金会，以及研究机构，我深表谢意。首先要提到的必然是HarveyMansfiel，是他引领我走进了政治哲学的研究。他的启迪、指导、质疑、分歧、慷慨，体现了自由主义教育中（以及朋友身上的）最好的一面。Michael Sandel与Peter Berkowitz同样作为教师与导师提供了无价的指导与支持。数位朋友与同事，包括Barbara Allen, Ben Berger, Peter Cannavo, Paul Carrese, David Carrithers, Robert Eden, Jill Frank, Istvan Hont, David Kim, Steve Lenzner, Don Moon, Peter Myers, Paul Rahe, Nancy Schwartz, 以及 Delba Winthrop，分别在我写作的不同阶段阅读了部分草稿并进行了大有裨益的评论与探讨。我尤其要感谢Michael xii Mosher与Andy Sabl，他们阅读了全部草稿，并给出了一针见血而又学识渊博的批评。在哈佛大学出版社，我要感谢Michael Aronson明智的编辑建议，以及Elizabeth Gilbert细心而内行的编辑工作。本书最终得以面世，离不开我的家庭一直以来的支持，尤其是我的伴侣Tayhas，其爱意、忠诚与冒险的心，让一切变得皆有可能。
本研究自始至终得到梅隆基金会、肯尼迪法国研究基金会、哈佛大学、埃尔哈特基金会、卫斯理女子学院，以及约翰·奥林基金会的资金支持。我要特别感谢卫斯理大学，由其管理的奥林基金会向我提供的奖教金支持了本书的完成；以及哈佛大学，其批准我告假以完成本书。
第二章的早期版本曾以《卓异与不服从的政治：孟德斯鸠笔下的荣誉及对自由的捍卫》（“The Politics of Distinction and Disobedience：Honor and the Defense of Liberty in Montesquieu”）为题，发表于Polity第31卷第3号（1999年春），第469-499页。我十分感谢该刊物的编辑允许我将该文修改后使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