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旅居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期间,虽然我确实与数百人进行了无数次的交流,但是进行的正式访谈只有149人次。关于正式访谈,我是指这些访谈对象事先知道他们被访谈是因为我要写书,也愿意接受访谈,事先约定并预留实际访谈时间,而且对于精心组织的一系列问题的探讨贯穿访谈始终。我不时地提及事先准备的问题,但是访谈通常以开放的交流形式推进,我允许每一场对话成为随心所欲的漫谈,而不是严格执行标准的访谈模式或者遵照提问和回答的顺序。在那一年中,随着我的访谈经历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我对访谈问题又作了修改和重组。
在149人次的正式访谈中,有121人以面对面的方式接受访谈,有28人通过电话接受访谈。其中114人的访谈是一对一的方式,另外35人以配对方式(通常是夫妇二人)或者以3——4人组成小组的方式接受采访(通常是一群朋友或者同事)。在征得受访者同意后,有131人的访谈被录音(电话采访通过扬声器录音),另外有18人的访谈未被录音,但是对访谈作了详细的记录,访谈与文字录入同步进行。在被录音的131人的访谈中,有122人的访谈转录/录音被用于分析,有9人的访谈录音受损或者在从丹麦往美国邮寄的过程中丢失。多数的访谈持续了约一小时。有些访谈持续很久(超过两小时),少数访谈的时间略短,大约半小时。
在接受正式访谈的人员中,75人是男性,74人是女性。丹麦受访者有103人,瑞典受访者有39人,从智利、伊朗或者土耳其移居丹麦的移民有7人。论及受访者的文化水平,要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与美国的教育体系精巧地关联起来有点难度,因为他们的体系截然不同。然而,可以这样评述:约34%的人已经修完了与美国相当的大学学位,约15%的人已经修完了部分大学课程但是从未取得学位或者目前在技术学院或综合性大学注册,约11%的人修完了与美国相当的高中教育,约11%的人修完了某种特殊的专业培训(比如如何成为社会工作者、商人、幼儿教师等),约15%的人修完了某项特殊的职业培训(比如如何成为工具制造者、摄影师、护士、理疗师等),约14%的人修完的课程水平介于六年级至九年级之间。 185
在149名受访者中,约有23%的人成长于小镇(人口规模小于5 000人),约41%的人成长于丹麦或瑞典三大城市之一,约33%的人成长于中等规模的城镇(人口规模大于5 000人,但是不在丹麦或瑞典三大城市之列)。
关于受访者的年龄,3%的人年龄为15——19岁,21%的人年龄为20——29岁,25%的人年龄为30——39岁,17%的人年龄为40——49岁,15%的人年龄为50——59岁,9%的人年龄为60——69岁,7%的人年龄为70——79岁,还有3%的人年龄不低于80岁。
采访样本的最大缺陷是便利抽样(convenience),而不是随机抽样(nonrandom)。因为样本不是随机的,也就意味着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归纳总结,并推而广之运用于更多的丹麦人和瑞典人。寻找受访者的途径有几条。第一条途径就是人所共知的传统方法,可以形象地称之为“滚雪球”。从我身边认识的人开始访谈:在我购物的街角商店里工作的雇员,我女儿学校里的教师,我女儿同学的父母,给我的办公室作保洁的门卫,大学里的秘书,我的邻居,等等。一旦对他们作了访谈,我就请求访谈他们的朋友、亲戚和同事,我的样本以这种方式发展壮大。 186 我也通过在美国的朋友和亲戚寻找他们在丹麦或者瑞典的朋友、亲戚和同事作为受访者。我给这些人打电话或者写邮件,介绍称自己是某某人的朋友或者亲戚,询问是否可以对他们作一次访谈。随后,我再一次请求这些人帮我寻找下一步的联系人和潜在的受访者。然而,我的很多受访者并不是通过社会关系获取的,而只是寻找某种“类型”的职业或人,然后对“遇到的任何人”开展访谈。比如,当我想去采访一些警察时,只要给奥胡斯的警察局打电话,说我是一位来自美国的社会学家,正在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文化作调研,询问是否可以采访;接着我就采访他们指派的任何人。对于几所养老院的老者、精神病院的雇员、当地高中生等人的采访,我也是采用了同样的方法。当然,我也访谈了许多计划之外的人员,比如乘火车时,我发现座位旁边有人,于是对他们进行访谈。或者当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着孩子们玩耍时,会遇到一些人,然后请求对他们进行采访。或者在参加聚会或者公共活动时会遇到一些人,我也请求对他们进行采访。最后,我还采访了一些直接联系我的人,他们从当地报纸上阅读过关于我和我的研究的文章。总而言之,基于我能够接触到的或者能够找寻到的人,不管是谁,我都作了访谈。 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