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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强烈地感受到宗教一直都无处不在；需要解释的是其缺位而非在场。
——彼得·贝格尔 [130]
如今在一些特定的国家——其中很多在西欧——宗教发展得不是很好。 [131] 当然，人们还是会偶尔读到一座灵恩派教堂成功地出现在这里或那里的消息 [132] ，但是20世纪，在大多数西欧国家，宗教的明显衰落才是压倒性的趋势。比如在德国，大多数人都不再去教堂，德国人数百年来定期去的教堂如今正被改建为餐馆、咖啡屋、舞厅和公寓。一项研究预计，在接下来的数年里，50%的德国教堂都将面临这样的世俗化命运。 [133] 但表明德国宗教发展状况糟糕的不仅是教堂活动参与度的下降，宗教信仰的发展也趋向衰落——比起数十年前，相信基督教超自然信条的人变得更少。 [134] 荷兰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一百年前几乎每个荷兰人都归属于教会，然而随着大多数人口脱离宗教，目前只有40%的荷兰人是教会会员。 [135] 如今，只有很少一部分荷兰人仍然坚信上帝和基本的超自然基督教教义。 [136] 1958年，法国有91%的婴儿接受洗礼，但到1990年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51%。 [137] 在英国，基督教很可能也奄奄一息了：教会会员数量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急剧下跌，至于传统的基督教信仰——相信上帝，相信耶稣是上帝之子，相信来世，相信《圣经》的神圣，等等——已经很大程度地被腐蚀，在最近数十年中显著衰败。 [138]
当然，在20世纪，丹麦人和瑞典人对宗教的虔信度也明显下降了。 [139] 帕姆和特罗斯特将瑞典称为“世界上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140] 。安德鲁·巴克泽将丹麦称为“现代社会世俗化的宗教社会学典型案例之一” [141] 。实际上，在过去的50年里，丹麦人和瑞典人中相信上帝的人数已经显著下降 [142] ，教会活动参与人数也是如此 [143] 。正如本书想要说明的，丹麦和瑞典的宗教状况处于弱势地位。 110
问题是： 为什么？
这是最紧迫的问题，但不幸的是，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任何社会呈现出的任何主要的特征、特点、趋势，都必然是各种极度复杂和极度特殊的因素的合力所造成的，这些因素包括历史发展、经济动态、文化特点、政治形态、性别结构、独特的表达方式、地理特征、天气情况、家庭结构等。它们以无数种方式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尽管如此，我仍打算向前推进并尽我所能为斯堪的纳维亚显著的无宗教现象提供社会学解释，或者更确切地说，提供多种解释，因为这个难题没有唯一的答案和解释。当然，存在着很多可能的理论，所有这些理论都可能或多或少地启发我们，但是没有一个理论可以单独地彻底解决这个难题。
这个理论起初来自罗德尼·斯塔克和他的同伴所作的研究。 [144] 用我自己的话阐释，这个理论大概是说：如果一个社会中有很多不同的
宗教，其中没有任何一个是受国家资助的，那么人们对宗教的兴趣以及宗教参与度就会很高。相反，如果一个社会只有一种主导的宗教，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和宗教参与度就会比较低。为什么会是这样？根据斯塔克的说法，当有许多不同的宗教存在，而且其中没有任何一个是由国家资助的，“自由市场”竞争现象就会出现；宗教组织要想保持传播，就必须与别的宗教竞争从而为自己争取教徒。宗教组织因此变得擅长营销自己，通过提供诱人的产品和服务来激起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并参与其中。 [145] 然而，当一个宗教组织是“城里的独角戏”，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宗教组织在特定社会中处于国家资助和霸权主导地位，类似于垄断，没有任何竞争，它就会变得懒惰。因为它不必营销自己，所以变得无聊、陈旧、没有吸引力，人们最终会对它失去兴趣，而且会因此对宗教失去兴趣。我们由此可以通过观察特定社会宗教经济的供给侧来解释宗教虔诚的程度：这里有多少种宗教？这个社会中有很多种不同的宗教互相竞争吗？还是只有几种？或者只有一种？此外，国家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政府是站在宗教经济之外的中立者吗？还是积极地介入，偏爱甚至动用财政支持其中一个宗教组织呢？斯塔克认为，宗教高度多元化并且无国家干预的社会拥有健康的宗教竞争，“消费者”也会有更多的选择；在拥有如此多样和“免受监管的”宗教经济的社会情形中，唯一的结果就是宗教兴趣和参与度的提高，美国就是一个例子。然而，如果一个社会的宗教经济是被垄断的，而且是国家资助的宗教垄断，结果将会是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和参与度的总体降低。 111
丹麦和瑞典的情况似乎非常符合懒惰垄断理论。 [146] 多个世纪以来，路德宗在两国一直是绝对主导的宗教。而且，路德宗一直受国家约束并由国家资助。如今，为了保持国家教会的正常运行，83%的丹麦人每年仍然自愿缴纳会员税/会费，而在2000年，瑞典国家教会正式与瑞典政府分离，将近80%的瑞典人仍然是其国家教会的出资会员。 [147] 因此，丹麦和瑞典的宗教经济几乎是没有竞争的。国教性质的路德宗教会形成了真正的垄断。当然，并不是绝对的垄断。大约4%的丹麦人 [148] 和5%的瑞典人属于独立教派，即所谓“自由的”基督教派，无论是浸信会派、灵恩派、卫理公会派还是耶和华见证会。 [149] 其他1%的丹麦人和2%的瑞典人属于天主教。 [150] 丹麦和瑞典也存在更小型的宗教运动，比如巴哈伊信仰、犹太教、科学论派（Scientology），更不用提新生的并且日益发展的伊斯兰教。然而，当和其他西方国家对比时，路德宗在过去多个世纪的整体统治地位一直是非常显著的。丹麦和瑞典的路德宗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税收资助的，这就意味着教堂会得到很好的粉刷，燃料费能及时交纳，草坪能得到修剪，牧师的工资能够正常发放——无论每周有500个人还是只有5个人去教堂，都没有关系。由于国家支持这项事业，牧师就没有什么动机向会众作“推销”。如果周日人们来教堂，很好，如果不来，也不错。国家路德宗教会没有什么动机去使自身变得吸引人，因为它基本上是唯一的宗教选择。很可能是因为这样，丹麦和瑞典的国家教会才变得懒惰。 112
这个理论受到了一些批评 [151] ——最重要的是，在世界的其他大部分地方似乎并不准确 [152] ——但仍然有道理的是，这些教会不需要为争取教徒与别的宗教竞争，所以它们从不怎么推销自己，之后人们也认为这一做法理所当然。在过去的20世纪，丹麦人和瑞典人因此对宗教基本上失去了兴趣。
这个理论来源于皮帕·诺里斯和罗纳德·因格哈特的研究。 [153] 对于为什么有些社会比其他社会的宗教性更弱一些，他们的解释本质上是这样的（这里仍用我自己的话阐释）：当一个社会中大部分人群的安全感较低时，他们的宗教观念就会更强一些；反之，当一个社会中大部分人群的安全感较高时，他们的宗教观念就会淡薄一些。安全感意味着什么？这个词是指这样的问题：大多数人是否有足够的食物？是否有安定的居所？是否有纯净的水源？是否有工作？是否能病有所医？在面对自然灾害，比如干旱或者洪水时是否不堪一击？是否觉得个体或者集体的生命面临危险？根据这个观点，当一个社会中充斥着贫穷、疾病和混乱时，我们可以说大多数人都过着相对不安全的生活——他们的宗教观念也会更强。反之，如果一个社会中几乎没有贫穷、疾病和混乱的存在，我们就可以说大部分人都过着相对安全的生活——他们的宗教观念就会淡薄一些。用诺里斯和因格哈特的话来说，
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历自我层面风险（给自身或者家人造成直接的威胁）或者社会层面风险（对群体造成威胁）的人们，比生长在更安全、舒适、可预测的环境下的人们宗教观念更强。在相对安全的社会中……宗教的重要性和生命力，以及曾经存在的对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影响，都逐渐被侵蚀了。 [154] 113
这当然不是一个新理论：卡尔·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就主张，当生活艰难时，人们会向宗教寻求慰藉。 [155] 创新的是诺里斯和因格哈特的社会科学的精度和深度；他们的理论由精准的数据支撑，这些数据将无数可能的变量都考虑在内，并且依据大量的国际间的对比。总而言之，他们的系统性分析非常有说服力。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理论，即高度安全感与淡漠的宗教观念相关联，能直接适用于丹麦和瑞典的情况。
在过去的多个世纪中，丹麦和瑞典是贫穷的国家，贫穷、传染病和饥饿对这里的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常态。尼尔·肯特将近代早期的北欧地区称为“欧洲最不健康的地区之一”，以高死亡率和生命“接近生存的极限”为特征。 [156] 唐纳德·康纳里将19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称为“遭受贫穷袭击的大众” [157] 。但在20世纪，丹麦和瑞典不仅变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而且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由于民主世界中发展最好的福利制度的成功 [158] ，斯堪的纳维亚的财富以惊人的方式平均分配，惠及全体国民；在丹麦和瑞典，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贫富差距比其他任何一个工业化民主国家的都要小。在这两个国家，“富有”被预期为一种共同富裕的情形，用丹麦国家偶像和文化偶像N.F.S.格伦特维的名言来说，即“几乎没有人拥有过多财富，而拥有过少财富的人就更少了”。在丹麦和瑞典，贫穷和饥饿几乎已经完全被消灭，饥荒属于历史。几乎每个人都拥有体面的居所、医疗服务、食物和教育，以及躲避大自然无情灾害的避难之所。正如第一章所讨论的，丹麦和瑞典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位居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列，艾滋病感染率、孕产妇死亡率、肺结核发病率均位居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列——这些只是丹麦和瑞典社会状况良好的部分指标。 [159] 而且我们可以参考最近发布的全球和平指数（2007年） [160] ，这项指数根据每个国家的和平和安全程度在国际范围内对121个国家进行排名。诸如谋杀率、暴力犯罪等级、对人权的不尊重程度、暴力示威活动的可能性、政治不稳定性、公民之间的不信任程度等因素，都被考虑在内。丹麦排名第3，位于世界上最和平的国家之列，瑞典排名第7。（第1名是附近的挪威；美国排名第96。） 114
就诺里斯和因格哈特讨论的安全感和不安全感等级来说，丹麦和瑞典无疑位居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列，而且也许是近代工业化民主国家历史上最安全的。这或许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他们不信教的程度如此之高：有着如此安全的生活和健康的社会，人们对宗教起到的镇痛和安慰作用的需求就会减退。
这个理论来源于卡勒姆·布朗的研究，他是一位英国历史学家，一直试图解释20世纪基督教在英国社会的衰落。 [161] 根据其说法，在英国，“以往的宗教人群忽然完全抛弃有组织的基督教，并迅速投入真正的世俗状态” [162] 。根据布朗所言，英国人宗教虔诚性急剧下降的原因可以通过对女性的观察找到。他认为以往是女性促使她们的孩子和丈夫对宗教感兴趣，参与宗教事务。当女性选择脱离宗教时，她们的丈夫和孩子也会跟着照做。正如布朗所说，“女性曾是为有组织的基督教提供大众支持的堡垒……正是她们在20世纪60年代打破了自己与基督教的关系，从而引起了世俗化” [163] 。根据这一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文化转变，改变了女性认知自我、生命以及她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可能性的方式。传统的基督教女性气质受到了质疑——或者用布朗的话说，有一种“女性气质的去虔信化” [164] ——接着新的女性形象便形成了。这场女性性别建构的文化转变的关键组成部分就是英国女性对宗教的兴趣的下降，基督教信仰对她们的身份来说不再那么重要和必要；当这一代世俗化的英国女性不再去教堂或不再关注上帝时，男性也就不会这样做了。 115
如果对宗教稍有了解，我们就应该知道：女性在所有方面都比男性的宗教观念更强。 [165] 无论从哪个方面证明——参加教会活动、祷告的频率或者对上帝的信仰——女性的得分都高于男性。 [166] 这在所有的社会中似乎都是真理，包括在斯堪的纳维亚。 [167] 如果女性真的是促使丈夫和孩子在星期天早上起床去教堂的人，如果她们是促使丈夫和孩子在晚上忠诚地祷告和学习《圣经》的人，如果她们是向自己的家人灌输虔诚、保持信仰的烛光常亮的人，那么如果她们对宗教的兴趣和参与度下降，宗教信仰在整个社会的普遍丧失就能说得通了——诚如布朗所言。但是是什么引起女性宗教观念产生如此大的改变呢？布朗没有做出过多的解释，但不难看出主要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有偿劳动中。正如奥勒·里斯从以往大量的研究中所得出的，“有收入的职业女性比家庭主妇的宗教观念淡薄一些” [168] 。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绝大多数丹麦和瑞典女性作为母亲和家庭主妇承担着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但在过去的40年里，女性在参与劳动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统计，1960年，超过80万丹麦女性作为家庭主妇在家工作；20年之后，这个数量已经下降到25万。 [169] 换句话说，1969年仅有超过43%的女性作为有偿劳动力在外工作，但是到1990年已经增加到78%。 [170] 如今，绝大多数丹麦和瑞典女性在外工作。 [171] 实际上，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上，目前丹麦女性受雇率最高。 [172] 而且根据丹麦雇主联合会最近发布的一项报告，女性在有偿劳动力中的占比即将超过男性。 [173] 因此，在丹麦和瑞典，很有可能是女性在有偿劳动力中的极高占比导致了人们宗教观念的淡薄。正如布拉德利·赫特尔得出的结论： 116
在妻子做全职工作的家庭中，较少的教会成员身份以及较低的参与度和宗教认同感可能会——很可能会——转而导致父母对孩子的宗教训练不够重视。如果是这样，工作造成的已婚女性宗教参与度的下降可能会对其孩子长期性的宗教参与产生消极的影响。 [174]
大量女性参与到有偿劳动中不一定导致了丹麦和瑞典社会的世俗化，但肯定促进了其加速和深化。一旦女性忙于工作，关注有偿就业，她们对宗教的兴趣和精力都会减少。她们的丈夫和孩子也会跟着这样做。
在试图解释为什么丹麦人和瑞典人相对无宗教信仰这个问题时，我认为以上三种理论是最有说服力的社会学答案。我认为，当我们将其结合在一起，即懒惰垄断、安全的社会再加上职业女性，斯堪的纳维亚世俗化的谜题就基本解释得通了。但是，还有其他可能性。
当解释斯堪的纳维亚的世俗主义时，第一个需要考虑的额外因素来自史蒂夫·布鲁斯 [175] 和戴维·马丁 [176] 的研究。这和一种可以称作 缺乏文化防御（cultural defense）的需要 的东西有关。布鲁斯和马丁认识到，宗教通常是国家、民族和文化认同的关键组成部分。当国家、民族和文化认同受到威胁，受到威胁的群体通常都会团结起来。即当一个社会或民族感受到威胁或压迫时，不论是来自外部统治力量还是邻国的威胁，宗教通常会成为种族的、公共的、国家的或者文化的防御的支柱。爱尔兰可以作为经典案例来解释这个现象，在过去的数个世纪中，天主教和爱尔兰民族主义在那里相互促进了对方的强大。 [177] 另外一个经典的案例是非裔美国人，历史上他们向黑人教会寻求庇护和支持以对抗对他们充满敌意和压迫的白人占多数的文化 [178] ，这在解释美国黑人在所有方面都比美国白人宗教观念更强这一点上有很大的帮助 [179] 。这与丹麦和瑞典有什么关联呢？简单地说，丹麦和瑞典社会明显 缺乏 文化防御的需要。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丹麦人和瑞典人从未受到外来征服者，尤其是有不同信仰的外来征服者的大规模压迫和统治。虽然丹麦在19世纪60年代曾在与普鲁士人的对抗中遭遇耻辱的军事失败（造成了土地和人口的重大损失），虽然二战期间丹麦曾遭遇德国数年的侵占，可以肯定地说，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无论丹麦还是瑞典都未曾大规模地受到来自不同信仰的外来文化的威胁、统治或压迫。用社会学家本顿·约翰逊的话说， 117
当文化/宗教的垄断地位不受外来势力的威胁时，教会的懒惰和公众脱离宗教的现象最有可能出现。当它受到威胁，就像爱尔兰天主教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处在英国人的掌控中，或者像波兰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处于外国人的统治之下一样，宗教垄断就可以成为民族身份的增强剂和制度上的反抗中心。信奉路德宗的欧洲，除了沙皇统治下的芬兰，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感觉到自己受到文化或者宗教上的威胁，也许久远到瑞典人不再是欧洲宗教战争中的新教军事巨头时。 [180]
随着极度虔诚的穆斯林移民人数在丹麦和瑞典的不断增加，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发生变化。他们的存在可能会导致人们对路德宗虔诚度的提高，成为斯堪的纳维亚文化防御的当代表现。但这还有待观察。同样有可能的是——也许是更有可能——如果斯堪的纳维亚人面对新移民强烈的伊斯兰宗教信仰，觉得需要某种程度上的文化防御，其形式将会是更多地拥抱和接纳理性的、民主的世俗主义，而不是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和实践。
另一个可能有助于解释丹麦人和瑞典人这种明显的不信教现象的因素是 教育 问题。丹麦和瑞典是第一批成功推动全民识字的两个国家。事实上，丹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国所有儿童，无论其社会地位如何，合法实施免费义务小学教育的国家，那时还是1814年。 [181] 多项社会学研究表明，一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他或她接受超自然宗教信仰的可能性就越小。例如，最近一次哈里斯民意调查发现，在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人中，86%的人相信耶稣复活，77%的人相信童女生子，74%的人相信地狱的存在。但是，在那些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群中，相信这些事情的人明显要少得多，其中64%的人相信耶稣复活，60%的人相信童女生子，53%的人相信地狱的存在。 [182] 最近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在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人中，44%的人认为《圣经》是上帝话语的真实记录，但在拥有研究生学历的美国人中，只有11%的人对《圣经》持这种观点。 [183] 一些国际排名进一步加深了强大的教育背景和淡薄的宗教观念之间的关联。例如，2002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份报告 [184] 显示，在青少年学生阅读、数学和科学能力排名前10的国家中，除爱尔兰外，其他所有国家都是相对不信仰宗教的国家，如韩国、日本、英国和捷克共和国（瑞典排名第9）。丹麦和瑞典都有资金充足、组织良好的学校系统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根据国际学生评估项目2000年的一份报告，瑞典和丹麦青少年的阅读素养、数学技能和科学知识在世界排前20位。 [185] 此外，丹麦和瑞典位居世界上成人识字率最高的国家之列（估计为99%）。 [186] 因此，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与随之而来的低水平的宗教虔诚程度之间，很有可能确实存在某种关联。 118
造成丹麦和瑞典世俗主义的最后一个可能因素，是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对丹麦和瑞典社会建设的重要影响。社会民主党人在主导丹麦和瑞典议会方面比其他任何政党都要强势，但近年来他们近乎霸权的力量却在不断减弱。社会民主党一直以来都是相对反宗教和反神职人员的，有时试图削弱或淡化宗教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改变公立学校的课程，不再以传福音或忏悔的方式，而是把基督教作为几种宗教传统之一以更具“社会科学”色彩的方式来讲授。此外，多年来社会民主党一直有权力任命自由主义者、进步主义者、非基要主义者和“现代思维”人士，担任主教或者与国家相关的宗教机构的其他高级职务。因此，多年来社会民主党的世俗和反宗教议程可能影响或加速了丹麦和瑞典的世俗化进程。将社会民主党归结为丹麦和瑞典不信教根源的唯一问题是它引出了以下疑问：为什么丹麦人和瑞典人会允许社会民主党人淡化或者削弱他们的宗教信仰？毕竟，如果宗教对他们那么重要，他们一定不会一年又一年、十年又十年地选举社会民主党。也许，社会民主党采取世俗化和相对的反宗教立场，而不是 形塑 人民的意志和情感，实际上恰恰 反映 了选民的需求。 119
在丹麦的这一年中，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当我思考为什么丹麦人和瑞典人是世界上最不信教的人群这个问题时，我发现自己经常思考一个特定的历史可能性： 也许丹麦人和瑞典人的宗教信仰从来就没有那么坚定 。好吧，也许“从来就没有”是一个模糊的说法。但是我想提出的重要问题只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丹麦人和瑞典人信仰宗教的程度有多深。人们普遍认为过去每个人都很虔诚，这种虔诚在现代已经衰退和减弱。 [187] 但也许这是一个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的推测——至少就斯堪的纳维亚人来说是这样。也许典型的丹麦人和瑞典人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上帝，从来没有完全相信耶稣，从来没有真正相信或者完全理解原罪和救赎，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去教堂仅仅是因为社会责任或者来自地方当局的压力。如果是这样，丹麦人和瑞典人淡薄的宗教观念就不是现代社会各方面带来的新发展。相反，它可能只是丹麦和瑞典文化的一个延伸，这种文化的相对世俗化已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
当然，这就引出了之前所有猜测的关键问题：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知道10世纪、13世纪或者16世纪的丹麦人和瑞典人有多么信仰宗教？我们如何确定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宗教或灵性（spirituality）对丹麦和瑞典农民意味着什么？事实是，我们无法知道。那时没有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在丹麦和瑞典的村庄游历，就宗教身份采访他们，因为绝大多数丹麦人和瑞典人直到19世纪才识字，几乎没有留下能证明500年或700年前宗教信仰状况的信件和日记。因此，我们当然不能确定。 120
当然，我们确实对遥远的过去，对几千年前的宗教有所了解，而且存在着相当多的证据，至少可以用来总结出一些有限的特征。例如，我们知道，一千多年前斯堪的纳维亚人有他们自己的信仰、仪式、传说和习俗，这些可以被认为是宗教性的。 [188] 通过解读考古发现（石雕、护身符、铭文、艺术、墓葬等），分析写于11世纪和12世纪的冰岛传说，研究早期来到斯堪的纳维亚的基督教传教士的作品，我们可以很好地了解古代北欧民族古老宗教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对众神（奥丁、托尔、弗蕾亚、提尔等）的崇拜、对世界的创造和终结富有想象力的描述、关于来世和超脱尘世的信仰、对自然的敬畏、对祖先的关注以及各种各样的祭祀仪式和季节性节日。我们还了解到斯堪的纳维亚修建了几座神庙，大概是用来纪念不同的北欧众神——建在瑞典乌普萨拉的神庙是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之一。鉴于流传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地名［比如丹麦的欧登塞（Odense），字面意思是“奥丁的神殿”］，或丹麦语和瑞典语对一周不同日子的命名中众神名字的存在（丹麦语中表示周三的是 Onsdag ，来源于奥丁日，表示周四的是 Torsdag ，来源于托尔日），我们可以推测某些异教神祇在古老的北欧文化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尽管有关斯堪的纳维亚人古代宗教的资料相对丰富，我们仍然不能断定这种宗教在人们的心中和思想上究竟意味着什么，也不能确定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多么重要。我们永远无法了解他们对奥丁和托尔的“信仰”有多深，或者这种信仰是否类似于——或者非常不同于——如今的基督徒信仰耶稣的方式，或者穆斯林信仰安拉的方式。我们永远无法得知，对参与者来说古老的集会和节日的“宗教性”有多强；也许这种聚会既是精神性的，也是社会性的、政治的、经济的和娱乐的。至于古代的护身符和珠宝，例如维京人脖子上戴的托尔的锤子，我们无法知道这些锤形项链是具有深刻的宗教意义，还是迷信的护身符，又或只是被认为是一种时尚。 [189] 正如理查德·弗莱彻所说，“我们对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基督教之前的宗教信仰了解得太少，以至于最终无法得知相关的信仰、仪式、组织、这种宗教生活的状态及其要求的虔信程度” [190] 。 121
当然，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可能是十分笃信宗教的群体，深深信仰和崇拜各路异教神灵，领会他们在每件事情背后的旨意和操控；他们可能笃信来世，定期参加神圣的典礼和仪式，并以严肃的态度来看待这些仪式；他们的日常生活充满超自然的信仰和宗教实践。但是，同样很有可能的是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宗教观念淡薄，对神灵的信仰不坚定、无组织，极少思考存在的问题，参与典礼和仪式更像是对社会、文化和传统的一种表面尊重——也许是迷信——但不一定是现代意义上的“宗教性的”。
之后基督教传到斯堪的纳维亚。基督教传教士最初在9世纪开始试图改变丹麦人的宗教信仰，但是收效甚微。第一位具有重要意义的改信基督教的人物，是丹麦国王哈拉尔·“蓝牙”·戈尔姆森。根据一项看似可信的解释，哈拉尔改信基督教是因为一次魔术戏法；一位叫作珀波的基督教牧师不知为何可以徒手握住滚烫的铁块而不受伤，哈拉尔国王对这件奇事印象十分深刻，于是后来改信基督教。 [191] 在10世纪60年代的某段时间，哈拉尔将丹麦“统一”为单一的基督教团体——或许故事是这样发展的。截至1150年，丹麦大约有2 000座教堂。至于基督教向瑞典的传入，传教士在9世纪也曾试图在瑞典建造教堂，但是没有成功。最终，一位瑞典国王奥洛夫·舍特科农在1008年接受基督教洗礼，但是这件事对大多数瑞典人几乎没有影响。国王企图把基督教强加于该国的几个地区，结果却遭到抵抗，引发了一系列异教起义。 [192] 瑞典人是最晚受到基督教影响的日耳曼民族，直到12世纪初仍然是“坚定的异教徒” [193] 。乌普萨拉伟大的异教神殿最终于12世纪10年代被摧毁，一座基督教教堂从废墟之上建起。到1164年，瑞典有了自己的大主教，管理整个国家新教堂的建造。 [194] 122
总而言之，基督教于9世纪被传教士首次引进丹麦和瑞典，但是花了几百年才成为主导宗教。用H.R.埃利斯·戴维松的话说，到12世纪，基督教站稳了脚跟。 [195]
但真的是这样吗？
说基督教“站稳了脚跟”是什么意思？鉴于我对斯堪的纳维亚历史的有限阅读，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意味着丹麦和瑞典的一些国王成了基督徒，从而使他们的权威与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力和财富相联系。但几乎没有证据证明，大多数丹麦人和瑞典人真的变成了“基督徒”。丹麦历史学家帕勒·劳林认为，在整个中世纪，教会和市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鸿沟”：
农民在其定居地继续追求自己的生活……在春季和收获的节日，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古代异教的遗迹，教区生活也带有古代定居农民的信仰的印记，这种信仰并没有消失。罗马离得很远。在“夜不能寐的夜晚”，村里的年轻男女带着啤酒桶去教堂跳舞玩乐。因此，教堂里的夜生活并不完全是基督教的。 [196]
事实上，斯堪的纳维亚的基督教化并不是由人民自己发起的，不是出于对耶稣深厚和广博的爱或者对《圣经》的理解，而是通过首领和国王的意志实现的。约翰·弗林特解释说，基督教并不是通过“个人主观信念现代意义上的转变而传遍斯堪的纳维亚的”，“这种转变是由首领的决定造成的” [197] 。正如P.H.索耶所言，“在各方面，统治者都起了带头作用；没有证据表明这种转变是大众需求的结果” [198] 。至于不同的国王最初皈依基督教的原因，深层的精神信仰或发自内心的宗教信仰似乎并不是主要的推动因素。缺乏深厚的神学热情似乎也与斯堪的纳维亚在16世纪接受路德宗有关。很显然这次仍然不是按照大众的意愿所为，而是遵从当权者，包括首领、贵族和国王的意志。而且再一次地，这场重要的宗教改革——丹麦和瑞典的新教改革——与其说是出于神学的动机，不如说是因为它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有优势。 [199] 例如在宗教改革之前，丹麦王室拥有的资产占全国总资产的六分之一，但和罗马关系破裂以及没收天主教会的土地之后，丹麦王室拥有的土地面积增长到全国总面积的一半以上。 [200] 在瑞典，路德宗改革是由古斯塔斯夫·瓦萨一手完成的；他与罗马的决裂不仅极大巩固和加强了其政权，而且推动了教会财富向瑞典王室的大量转移。 [201] 需要明确的是，接受新教的是有权力的精英，而不是未受教育的丹麦和瑞典民众。正如T.K.德里所言，在斯堪的纳维亚宗教改革时期，“如果认为路德宗关于因信称义，甚至关于圣礼性质的教义对普通信徒意义重大，那就不切实际了” [202] 。 123
这里我试图表明的可能性是，在8个世纪或10个世纪之前，尽管丹麦和瑞典在名义上或官方意义上信仰基督教，却并不意味着普通或典型的丹麦人和瑞典人在当时或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十分虔诚和笃信基督教。很有可能的是，在基督教名义上被引入北欧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基督教的实际信仰并没有深入生活在乡村的大多数男女的心灵和思想中。根据B.J.霍夫德的说法，“直到18世纪末，斯堪的纳维亚大众从未经历过真正的宗教觉醒。基督教是被强制引入的……（不是）出于人们对宗教表达的深切需求” [203] 。H.阿诺德·巴顿认为，直到18世纪末，大多数丹麦人和瑞典人对基督教的信仰都不是建立在神学或《圣经》基础上，而只是更大的世界观的一部分：
在农民的世界里，基督教的神和魔鬼与他们的祖先共存；那是一群超自然事物的集合，包括巨魔、精灵、水妖、仙女、幽灵。教会以救赎为宗旨的终极关怀，与安抚农场、森林和溪流的古老神灵的迫切需求相互制衡。“智慧的”老人负责医治人和野兽，并负责与另一个无形的世界进行各种各样的交流。 [204] 124
当我们发现在前几个世纪，政府通过实施制裁或惩罚制度将基督教信仰强加于平民百姓时，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例如，我们知道，丹麦全国各地建造的许多早期教堂主要是通过当权者强加给民众的土地什一税来筹集资金的。 [205] 几个世纪以来，在丹麦，不去教堂可能会导致罚款、体罚甚至流放；对于想获得公民身份的人来说，参加诸如洗礼和坚信礼等教会仪式是必须的。 [206] 例如，1683年，一项丹麦法律要求每个人都要参加教堂礼拜仪式。 [207] 在瑞典，如果一位男士或女士不能背诵路德宗教义问答，当局可能不会允许他们结婚。 [208] 而且，一年至少接受一次圣餐礼是强制性的，弃权的人不能成为正式公民。 [209] 虽然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丹麦人和瑞典人在17世纪和18世纪肯定都是迷信群体——相信鬼魂，迫害女巫，敬畏圣泉，向“狡猾的术士”寻求帮助以消除诅咒，相信恶魔会导致疾病 [210] ——他们真正信仰基督教的程度有多深却是不确定的。布赖恩·威尔逊的话在这里尤其重要：
我们根本不知道过去有多少人积极地赞同、消极地默认或悄悄地反对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中制度化的官方信仰体系。我们偶然了解到一些人的事情，他们积极挑战官方信仰，甚至在某些时期干脆拒绝服从；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一些官员记录了他们在试图诱导或强迫人们接受宗教信仰以及对异教徒的罪恶进行分类方面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和资源，这些官员的职责是确保意识形态和仪式的一致性。然而，我们对不信教的实际发生率知之甚少。 [211]
也就是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毫无疑问，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在当时丹麦和瑞典的大部分地区普遍存在。许多虔诚的、民间的宗教运动蓬勃发展，尤其是各种流行的虔敬主义（Pietism）。基督教禁欲基要主义的强大支脉在乡间蔓延开来，在那里，参加教会活动成为日常，学习《圣经》非常普遍，对上帝发怒的恐惧十分真挚，世俗的享乐，如赌博、跳舞和饮酒，都被强烈地斥为有罪。但是我想知道，这一时期斯堪的纳维亚的宗教复兴和福音派的虔诚是否实际上是基督教信仰和热情被抑制的信号，可以和几个世纪前宗教热情的相对缺乏，以及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宗教虔诚程度的明显下降归为一类——上述的合力将我们带到如今相对世俗的社会。 125
诚然，斯堪的纳维亚或其他地方的人过去究竟有多虔诚，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话题，有待详尽的推测和讨论。我想要这样阐释：虽然在这里我大大简化了，可能关于丹麦和瑞典的宗教历史，人们可以想象出两个版本的“故事”。
其中一个版本是这样的：很久以前，丹麦人和瑞典人坚信并坚持北欧异教，这种宗教有丰富的精神信仰和神圣的仪式。后来基督教传入，在随后的许多世纪里，丹麦人和瑞典人开始强烈地相信基督教的具体教义，虔诚地崇奉上帝，参加许多基督教仪式。然后，在20世纪，数千年来广泛存在的宗教信仰几乎在一夜之间突然衰败并枯萎。
另一个版本是这样的：很久以前，丹麦人和瑞典人传播各种异教神灵和英雄的传说，参与季节性的仪式和丰收的节日，却从未真正虔诚地或深深致力于今天我们称之为宗教的古代北欧文化事业。然后，为了政治和经济利益，国王引入基督教。人们从来没有真正笃信基督教的实际教义，大多数人参加各种各样的基督教仪式和去教堂只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当局会找他们的麻烦。只有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深厚和虔诚的基督教信仰才一度流行，在丹麦和瑞典的历史上，这段时期被形象地描述为相对无宗教轨迹上的一个例外或异常。
我不知道这两个版本哪个更准确，也许北欧世界的宗教和世俗化的“真实”故事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但我的确知道的是，自从社会学家开始收集丹麦和瑞典的宗教数据——当然，时间并不是很久以前——明显的趋势是宗教信仰和参与度都在下降。几乎所有我采访的人都说，他们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比自己更为虔诚。的确，大多数人通常认为过去的人们更加虔诚，因此人们可能倾向于将一定程度的虔诚归于前几代人，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但我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所以当人们说他们的祖父母或曾祖父母比自己更为虔诚时，我就会向他们追问细节和例证。大多数情况下，我会得到一些例证。人们会说他们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经常祷告，经常学习《圣经》，经常去教堂，世界观更为虔诚。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基尔斯滕，奥胡斯大学一名35岁的教授。她不信教，但她住在丹麦北海岸一个小岛上的祖母却是虔诚的信徒。或者，正如基尔斯滕向我解释的那样，用“信徒”来形容太苍白无力： 126
我的祖母——她不是一个“信徒”。她确信上帝是存在的。我的意思是，她的信仰坚定到这种程度：“不要那样做，否则上帝会惩罚你。”很显然她是信徒，但远不止是这样——比“我确信”程度更深……我的意思是，我认为这种信仰在强度和坚定程度方面是不同寻常的。
基尔斯滕关于她祖母的宗教信仰的观察非常重要，因为在宗教信仰的统一体中肯定有一个重要的范围。人们也许“相信”上帝，或者，就像基尔斯滕的祖母那样，人们可以“确信”上帝的存在。前者（相信）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一种选择，或者是信仰上的小小飞跃。后者（确信）更类似于一种确定理解的坚定方向，其基础是一种能感知到的不容置疑的真理和事实。
如今在丹麦和瑞典，很少有人 确信 上帝的存在。本章一直试图解释其原因。 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