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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但技术方面自我创新能力仍然不足，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仍是对国外技术的模仿，而如今作为技术领头羊的美国通过信息、生物、新能源等技术进步继续引领潮流的努力，伴随着严酷的国际竞争手段，未来中国技术进步的空间仍会受到限制。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亟须达到预期效果，但前景未必全为乐观——近来光伏产业面临的阶段性困局包含了多种启示与警示。人力资本方面，经过高校扩招的教育大跃进，虽然人均受教育年限有所增加，但如今教育的主要功能似乎更多地在于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人力资本质量提高的空间受到多种因素制约；职业教育的发展虽有积极努力，但仍任重道远。劳动力供给方面我们更面临着日益老龄化的长期问题。因此，中国面临的总供给冲击问题已非常迫切。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必须适应弥合“二元经济”所必经的中长期经济模式的转变和社会转型，并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学会在一个更具广泛性、与国内消费联系更大、对出口和投资依赖程度较小的增长模式中操作。当跨过刘易斯拐点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起点后，由于劳动力供应趋于紧张，劳动者工资率趋于上升，从而有望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时实际有效汇率也将表现为升值。新的背景下，虽然通常的反周期性质的总需求管理不乏其用武之地，但寻求促进生产率长期持续增长的供给政策，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货币政策作为总量管理政策，难以有效解决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我国最近两轮通货膨胀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主要以食品价格推动为主因（在CPI的上涨因子中高居75%-85%的份额），交通通信及服务和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商品价格几乎没有上涨，甚至小幅下降。对于猪肉等食品价格上涨，除考虑货币因素外，如果能够有效增加产品供给，将可以缓解物价上涨并实现价格调控目标，而无须全面实行“一刀切”的银根紧缩货币政策调控，减少对本应大力发展的其他部门的不利影响。（贾康，2011）
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总需求管理如果操作不当，不仅可能会和其他因素综合而使经济运行陷入“滞胀”风险——美国等已有前车之鉴，还可能引发资产泡沫——日本就是很明显“泡沫化”的前车之鉴。日本经济在198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后，不可能再像六七十年代那样高速增长，但是日本决策当局过分自信和迷信宏观政策的刺激作用，实行了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最终结果是放任了资产泡沫的发展，并导致泡沫崩溃和陷入痛苦的“失去的二十年”。
财政政策所受的“三元悖论”式的制约，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即减税、增支和控制负债三项要求不可能同时满足（贾康、苏京春，2012）。经历上一次4万亿元政府投资为代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后，我国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安全空间已明显收窄。而且，更为主要的是，虽然我国宏观税负总体水平尚属合理，但考虑各种制约因素和居民实际社会保障情况，进一步提升税负总水平并不可行，在完善税制基础上通过结构性减税刺激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而且这并不一定会产生长期视野内限制政府财政能力的影响，但短中期内的“过紧日子”的压力影响却无可回避。与此同时，未来我国财政支出将迅速增加，包括用于健全养老金体系、医疗保障、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支出，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要投入。另外，目前积累的大规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已形成了不容忽视的隐性财政负担。因此，中国公共财政负担总体而言会逐渐加重，不突破预留财政空间和保持财政可持续性是重要的目标，需要有关部门未雨绸缪，及早做出安排。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短期财政政策不重要，在总需求突然下降时，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刺激需求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短期措施与中长期结构优化、改革深化的衔接与协调，也需要财政政策发挥“区别对待”的特定调节功能。但由于刺激政策、区别对待政策功能与作用空间毕竟具有局限性，容易与政府的不适当强势干预及改革难题形成交织与纠结。
尽管我国社会福利体系健全完善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与财政支持，但其保障水平应符合我国财政可承受力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拉美国家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启示。很多拉美国家的政治家为了取悦选民，只是一味追求高水平的“福利赶超”而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痛失大好发展机会而一蹶不振。当前的欧债危机的演变轨迹也与此有相似之处。建立一个正确的社会保障模式和社会福利模式是构建可持续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我国现阶段特别需要关注基本民生、改进福利状况，但也需注重在统筹协调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在福利增进过程中合理把握“度”，积极稳妥地掌控好可持续的渐进过程，财政政策的客观局限性在此是不可忽视的。
虽然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将通胀原因仅归结于货币因素，这在竞争完善和要素充分自由流动的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是无大问题的，因为在较为健全完善的市场机制作用下，经济会很快形成新的均衡，结构性问题与非货币供应量因素并不突出。但显然这一条件在我国并不适用，相伴而来的可能误导，是易使人们简单地在观察认知时，把物价上涨完全等同于货币过多、通货膨胀，进而又唯一地在对策方略上，把货币政策从紧作为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完全手段（与之相应，在经济面临通缩压力的阶段，则只顾及考虑放松货币政策）。靠货币政策“单打一”地调节有效需求，在中国是尤显不够的。
最近两轮通胀经验表明，通胀预期在通货膨胀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并伴随明显的结构特征（如前所述，我国CPI上涨中的主要影响因子多年内就是“贡献率”高达75%-85%的食品类）。由于市场机制的逐步发育等原因，社会通胀预期的形成既基于以往经验，也根据对政策及未来经济变化的判断，属于“前瞻后顾”型预期，是具有较强惯性的“适应性预期”与“理性预期”的混合体。
与此同时，长期以来投资驱动兼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动力开始弱化。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的“人口红利”。但是，中国已经接近刘易斯拐点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起点（沈建光、姚余栋，2011）。目前，我国人口已经开始迅速老龄化，中国可能很快迎来“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市场从过剩逐步转向不足。随着劳动力供给逐步趋紧，劳动力成本上升，“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也即要素跨部门流动导致的要素价格均等化效应，将导致非贸易品价格即“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价格加快上涨，推动成本的上升和整体物价水平的上涨。因此，货币政策对这种趋势性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需要做出有效反应，引导通胀预期，对通货膨胀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和“刘易斯拐点”相伴随的是，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也将下降。因此我们应容忍一定程度的结构性通货膨胀，但控制其在没有加速上升的幅度之内，也就是保持非加速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率NAIRG（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ary rate of growth，姚余栋、谭海鸣，2011），是指既定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不引发显著和加速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我国所能达到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率。同时，也有保持非加速通货紧缩经济增长率NADRG（non-accelerating deflationary rate of growth，姚余栋、谭海鸣，2011）。
但是，由于潜在增长率下降，我国面临一种重大可能性：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时，NAIRG可能随之下降。201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刘世锦等，2011）对中期之内的中国经济增速做了预测。其主要依据是其他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历史经验，并假定中国的发展路径与这些成功追赶型经济体较为接近。由此得到的预测结果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性在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2017年。目前国内的共识是潜在经济增速将会下降到7%左右。按照这一假设，根据姚余栋、谭海鸣（2011）测算，未来要将中长期通胀预期稳定在2%左右，通货膨胀稳定在4%左右，初步估计，我国非加速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率（NAIRG）在8%左右，而非加速通货紧缩经济增长率（NADRG）在6%左右。
上述从中长期可预见的通胀因素与增长速度下降的因素合在一起，已使中国经济运行面临某种“滞胀式”的潜在威胁，调控当局的操作空间正明显收窄，“经济问题政治化”的临界点压低。从近年我国的调控实践做一经验观察，我国年度经济增速波动区间的下沿大体需维持在不低于7.5%的量值（非加速通货紧缩经济增长率，NADRG，测值为6%），而上沿则需控制在9%左右（非加速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率，NAIRG，测值为8%），其中也就有1.5-2个百分点的弹性空间（从长期估测，则有可能演变为6.5%-8%之间的弹性空间）；与之相应的经济景气水平反映到物价（以CPI为代表）表现上，其波动区间的下沿以不低于1%为好（如低于1%，此指标的灵敏波动中很容易击穿0而引出通缩恐慌），而上沿则需在4%-6%，其中仅有3-5个百分点的空间。2011-2012年的实际生活表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如要脱出上述速度与物价变动区间，一系列随之而来的“矛盾凸显”问题便极易带上“经济问题政治化”的色彩和社会生活中的“火药味”，政治决策就必然倾向于“稳定压倒一切”而不惜代价，也宁肯不顾经济学的“戒律天条”。这种区间制约的严苛特点，是改革开放前面三十余年从未出现的情况，足以使具有“远见卓识”意识的观察者和管理当局警醒。
分析表明，由于我国非贸易产品大多是低生产率且人工密集型产品，这也是这些部门的劳动力分享经济高增长收益的重要途径。因而，宏观决策者应当适度降低经济中长期增长目标并适当提高通胀容忍度。但这却碰到了上述“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天花板。
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和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使我国经济越来越不可能维持以往的高速增长。特别是与大宗商品成本的周期性冲击不同，劳动力成本冲击属于持久性冲击。李斌（2011）、伍戈（2011）的分析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决策者仍想实现过去较高的经济增速，最终只能带来物价更高水平的持续上涨，而对产出拉动的作用不大。因此，总需求刺激政策并不明智，很可能仅是出现比以往更高的物价上涨，但经济增长仍未见起色，甚至还要低于已经下降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如落至6%）。
一旦在某个临界点上（如7%-8%），我国经济增长率居于下方，而通胀水平居于上方，中国的运行和调控将变得极其“两难”和棘手。此即中国不可忽视、无法回避的“滞胀式”威胁，并且极易引发和加入以综合性社会问题为背景的“中等收入陷阱”（增长过程突然失速）与“塔西佗陷阱”（政府公信力急剧丧失）因素的恶性叠加。所以，只有以实质性的结构优化和增长质量的提升，形成全要素生产率的支撑作用，在以可持续的上行因素对冲各种下行因素之后，保持增长率居于上方而通胀水平居于下方的基本格局相对稳固，才能化解这种“滞胀式”威胁等的“两难”、“多难”困局；而优化结构和提高增长质量，势必要求以实质性的改革克服种种既得利益的阻碍，化解深层矛盾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