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简言之，西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既定技术条件和价格具有充分弹性的情形下，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政府不要试图干预经济，因为那除了会带来通货膨胀之外，于经济产出毫无益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认为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倾斜的，价格调整是粘性的，即客观存在经济运行状态“可塑性”的政策空间，当经济衰退时政府应该干预经济。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根本的共同失误是“假设”了供给环境，强调需求而忽视供给，没有足够的意识到生产力革命带来的人类社会总供给方面的根本性变化。事实上，人类从茹毛饮血时代发展到今天，随着科技革命产生巨大的生产力飞跃，创造了上一时代难以想象的供给能力，然而这些原来让人难以想象的供给，并没有充分满足人类的需求，原因在于人类作为一个适应环境进化的物种来说，其需求是无限的。正因为如此，现实地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虽然离不开消费需求的动力源，但更为主要的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却不是需求，而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与引导。在更综合、更本质的层面上讲，经济发展的停滞其实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包括生产要素供给和制度供给）不足引起的。在其中一般而言，要素供给（如生产资料、劳动力、技术供给等）是经济层面的，与千千万万的微观主体相关联；而制度是政治社会文化层面的，直接与社会管理的主体相关联。马克思曾指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人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突飞猛进，使以往的一切都大大地相形见绌。”
人类的长期发展过程正是因为不确定性的科技创新产生一次次科技革命，带来一次又一次生产力的提升，也进而推动制度安排的一轮又一轮改革和优化，使总供给能力一次次大幅度提升，促进并保持了经济的长期发展和趋于繁荣。人类的供给能力现实地决定着人类的发展水平，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我们可划分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时代：狩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技术时代，以后随着生物技术的不断飞跃，我们可能会迎来生物技术时代。与之相呼应，人类社会经济形态与制度框架上经历了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垄断市场经济和“混合经济”的各种形态，包括我国这个世界上最大发展中经济体正在开拓与建设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二战后传统凯恩斯主义曾占据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西方国家普遍依据这一理论框架制订政策，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并取得了显著效果。但是在追求经济增长等导向下，凯恩斯主义在实施中一味侧重扩大需求，却终于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失业与物价持续上涨并存的“滞胀”局面。较为典型的情况是美国经济持续出现通胀和失业率同步逐年递增，1980年，即里根上台前，美国通胀率达到13.5%，GDP实际增速则为-0.3%。一些经济学者在这种背景下纷纷向凯恩斯主义提出挑战，研究替代的理论和政策。供给学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并在里根总统任期内得以付诸实践。
供给学派强调的所谓“供给管理”，与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的“需求管理”合乎逻辑地形成一对概念，后者强调的是从需求角度实施扩张或收缩的宏观调控，已为一般人们所熟知，而前者则不然。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概念大行其道几十年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经济学”时期有过一段“供给学派”引人注目的实践经历，其所依托的是并不太成体系的供给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也并非是强调政府在有效供给形成和结构优化方面的能动作用，而是强调税收中性和减税等“减少干预”、使经济自身增加供给的原则。
供给学派针对传统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复活了古典的萨伊定律，即“生产自创需求”——谁也不为生产而生产，目的是消费。生产、分配、交换只是手段。正如李嘉图所言，“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销售；销售则是为了购买对他直接有用或是有益于未来生产的某种其他商品。所以一个人从事生产时，他要不是成为自己商品的消费者，就必然会成为他人商品的购买者和消费者”
。因此，从这一角度审视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并不在于需求方面，而是在于政策错误等导致供给出现了问题。供给学派力主加强市场经济作用，反对政府干预。在我国市场发育的实际情况制约和经济追赶（即实施“三步走”现代化赶超战略）的客观需要之下，解读和借鉴供给学派的主张，还应该进一步强调一点，即有必要再加上政府以经济手段为主在合理的政策选择空间内有意优化供给引导政策、结构优化政策而避免行政干预失误。政府的经济政策体现为对经济主体经营活动的刺激或抑制因素，其中财政政策在结构导向上最为重要，同时操作工具、操作方式的合理性亦成为关键，因此应该通过减税刺激投资，增加供给，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并以支出的重点安排来引导经济结构优化，并掌握好社会福利提升的“度”，以及必要的再分配优化机制。
虽然供给学派具有强烈的政策含义，但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就其政策主张背后的理论而言，实际上是秉承了源自“看不见的手”为资源配置核心与决定性机制的自由主义传统。尽管1776年《国富论》发表后亚当·斯密的智慧已深植于经济学人理念中，但随着19世纪后期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思潮的涌现、德国历史学派的出现，特别是“大萧条”后“凯恩斯革命”与凯恩斯主义政策流派的兴起，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无论在发达国家、计划经济国家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达到了空前程度。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陷入“滞胀”、发展中国家“结构主义”和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以及计划经济国家的发展长期僵化停滞，包括供给学派、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在内的新自由主义才再次使“看不见的手”较充分地成为思想和政策的主流。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前后，除受供给学派影响的里根经济学外，以货币主义为指导的英国撒切尔政府和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德国科尔政府，共同创造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又一个较辉煌时期。然而，螺旋式“否定之否定”的轨迹在“百年一遇”的世界金融危机后再现：危机局面下“国家干预”具有无可辩驳的必要性，使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和马克思主义的制度批判思路再次成为思想界的热点或侧重点。
西方不论是凯恩斯主义独领风骚，还是货币主义大行其道，争论如何“激烈”，在注重总量调控而忽略以政府为主体的供给侧结构调控上，都是一致的。尤其是曾经盛行的“华盛顿共识”，体现的是只注重需求管理的思路，因为其大逻辑是市场平衡与结构问题可全由市场自发解决，所以政府调控近乎无必要，“区别对待”更是可以完全忽略不提。但此次金融危机一来，美国调控当局却实实在在地运用起区别对待的“供给管理”手段，如对若干大型金融机构与企业的“救”与“不救”的区别性选择（对雷曼兄弟公司这个150余年的老店，就是不救，但对于“两房”、“花旗”，却一定要救，以及对“通用”为代表的汽车行业的直接注资与救助）。在外贸上，更是“区别对待”得于结构上锱铢必较、毫不含糊了。应当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框架与其实践仍是缺乏对称性的，在基本逻辑贯通方面的“不周延”缺陷，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创新中，对此当然不可不察。20世纪80年代以后，已先后有一些中国学者在扩展的意义上讨论“供给管理”，侧重于讨论因政府而使总供给发生变化的机制中更多样化的政府作为，并特别注重与政府产业政策等相关联的结构优化，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宏观调控与制度建设。（贾康，2011）可以说，这开始体现的已是理论层面的一种“中国特色”。
至于西方研究者对于“华盛顿共识”的理论支撑——新自由主义，也有积极的反思。如伦敦市前副市长约翰·罗斯义指出：“新自由主义是错误的经济政策，因为它从根本上拒绝遵循从实际出发的科学规则，用中国话来说就是——它拒绝‘实事求是’。新自由主义创建了一种根本不存在的经济模式。他们设想了所谓的‘完全竞争’的企业组成的经济体，在这个经济体中，价格可以自由上下浮动、投资只占经济总量的很小比例。而现实的经济却根本不是这样。银行业‘大而不倒’，汽车、航空、计算机、金融以及医药——都不是依照‘完全竞争’模式运行的，而是垄断或者寡头。”
中国学者固然可以从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学术成果中获得营养和启示，但上述直率与尖锐的批评所针对的新自由主义陷入“完全竞争”理论假设而不能在“理论联系实际”时有效矫正还原的弊端，却更值得我们在讨论经济发展问题尤其是中国问题时充分重视。本篇所持的新供给分析视角，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就是把“非完全竞争”及其应引入的政府行为作为始发命题。
可以认为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较有效地解决了美国的滞胀问题。在里根上台之前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曾用铁腕顶住压力把名义利率提高到20%以上，力求把通胀打下来。这是典型的需求管理手段。对于滞胀中的“胀”来说，这一招当然还是发挥了一些作用的，但对“滞”的解决却毫无贡献，故在历史上难获高度评价。1981年，新上台的里根总统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开头就声明，他的计划与过去美国政府以需求学派为指导思想的政策相决裂，改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采取了大幅度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等措施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减少政府干预及赤字压力。里根执政期间，主导了两次重要的减税措施的制定和实施（1981年和1986年）。在美国处于高通胀、高利率的不利形势下，里根经济政策有效地平抑了通胀，并且保持赤字处于可控制的水平。即使在里根卸任总统之后，人们依然看到里根经济政策对美国经济和国民活力的恢复与提升的影响。从1982年12月起，美国经济逐渐走出衰退，经济复苏势头比战后历次经济复苏都强劲有力。至1988年5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个月，成为战后和平时期经济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通胀率也由最初上任时的13.5％下降为不到5％。美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也由1980年的23％上升到1986年的25.2％。并且，这一时期亦成为1990年代以硅谷为代表的“新经济”技术革命的孕育期。
但里根的经济政策也带来了一些明显的负面影响。与苏联的军备竞赛和大力推行的减税计划，使得里根执政时期累计财政赤字高达13382亿美元，比此前的历届美国总统所累积的财政赤字总额还要多。这严重影响了美国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在一定程度上终归拖累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也给后任者留下了包袱。直至克林顿总统，还在指责里根的政策是“不计后果”。2000年前后，美国供给学派一度表现得近乎“销声匿迹”。
另外，由于19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长期的“大缓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提高，发达国家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节工具的重要性大大降低。特别是很多国家由于社会福利开支过大，进一步挤压了逆周期的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华盛顿共识”及其所鼓励的新自由主义取向在若干年内顺风顺水，然而，新自由主义减少监管干预的主张也过了头，并最终出现全球金融危机。目前，很多政府都意识到应适当调低其目标债务水平，以便经济出现大的波动时，政府能够有充足的“财政空间”，以提高具有“自动平衡器”功能和“主动稳定器”效应的财政政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