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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原理与中国国情的紧密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十八大报告关于国情的基本判断中得到充分体现。报告指出：“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是我们主张的通过改革释放供给潜力的重要立论基础。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原理与不断发展的实践动态需求的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凝结了对中国改革开放35年发展经验的提炼和总结，将长期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今后攻坚克难的配套改革、统筹协调的科学发展实践中，更好地、动态地发挥战略指导作用；同时也需要在不断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加以丰富和深化。
第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文化的精华与当代文明先进认识成果的紧密结合。《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对中国文化做了经典概括：“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从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都可以看出，在福利国家理念下走向偏颇的鼓励过度消费和享受的大众文化，已不可持续。在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将人类社会一切先进、可用的文明成果与中华文化的精华紧密结合，有益于矫正偏差，形成合理的国民生活理念和方式，追求与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四，将经济学已有成果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与经济学势在必行的创新突破紧密结合。发展至今的经济学理论建树和诸多政策流派，属于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仍存在基本理论框架之内学理层面的不对称性、主流教科书原理与调控管理实践“言行不一”等问题。尽管现代经济学对供给端的诸因素也有深厚理论基础，然而，除了减税政策以外，“供给学派”对于其他供给端相关政策层面的研究和应用却相当有限。究其原因，现代经济学赖以产生的基础是发达国家经济体，多年来制度结构已经深深固化，以至于无法有效提供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制度供给”。这一弊端在各国政策制定者应对本场百年不遇的全球经济危机中暴露得很充分。一些显而易见可以治本的制度性改革（如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在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下迟迟不能得到贯彻推行。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一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制度改善空间，另一方面可以凭借创新活力帮助实现包容性增长。这两点能够成为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有作为的中国学者亟待将经济学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丰富升华与中国实践所需求的创新突破紧密结合，为经济学理论进步做出卓尔不群的贡献。与传统狭义的“供给学派”相比，新供给经济学内涵更加丰富，更为注重制度供给，也更具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我们的基本主张：我国未来决策的核心取向是，深入贯彻“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方针并将之升华为“科学发展是硬道理”，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发展和解放生产力，消除制约中长期发展的深层矛盾，打破抑制供给的瓶颈约束，提升农业、工业、基础设施和服务业、文化产业、生态环境产业等方面的有效供给能力，释放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通过促进实体经济升级换代、促进就业、改善收入分配与生态环境，达到建设“幸福中国”、“美丽中国”、“和谐中国”发展目标，最终实现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标志的“中国梦”，并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我们作为研究者，力求在理论联系实际取向上，深刻反思近几十年来欧美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构建“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并初步形成了“基于生产力及竞争力、服务中国梦及世界梦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模型”（参见附件二），作为实现“中国梦”历史目标的理论创新支撑。我们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侧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