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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无效、低效的救助措施，彰显了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和政策理念的困境，发达国家可能因此于中期再度陷入“滞涨”困境。现有主流理论既难以指导发达国家真正走出危机，更不能指导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2008年以来爆发于欧美国家的这一轮危机，从根本上说是生产方式变革迟缓和社会制度僵化产生的危机。经济理论不论是由凯恩斯主义主导，还是由新自由主义诸流派引领，长期侧重于“需求管理”，主要重视和强调如何以政策管理需求端。与此同时，由于社会、政治体制等制约，也没有有效推进结构性改革以充分释放供给潜力。发达经济体在国际贸易中名为推动贸易自由主义，而实质上在多个领域已采取贸易保护主义。
美、欧、日救助金融危机的基本思路是竞争性量化宽松。但是，在不能有效促进供给增长和生产率提升的前提下，这样的政策理念很可能导致全球流动性严重过剩和“滞涨”后果。理论和实践均呼唤对供给端中长期因素的充分重视。
从历史上看，每一次重大经济金融危机的化解，都会催生经济理论的突破性发展。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使主张国家干预但侧重需求管理的凯恩斯主义超越了主张“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和“政府无为而治”的古典经济理论；20世纪70年代面对以美国为典型的“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无法提出有效的对策之后，数十年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华盛顿共识”产生了广泛影响。但2007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促使人们不论对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都进行反思，为超越简单萨伊定律之上的新供给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土壤与催化因素。
第二，未来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构建、引入注重供给端管理的新经济理论。我们认为，十八大提出的“三个没有变”体现的国情特征以及我国13亿人口消费品市场的供给端呈现的“本国生产为主，海外进口为辅”特点，决定了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方面是供给端。从现实情况看，近年我国国民经济总体平稳较快发展，但“黄金发展期”特征伴生“矛盾凸显期”压力，改革进入深水区而举步维艰，政策调整引用现代经济学教科书理论和发达经济体调控经验较多，而对中国国情（包括人口资源特点、文化传统、市场潜力与供求结构特点、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差异等）考虑仍嫌不够，部分政策实施后造成经济短期波动较大（如房地产政策前后左右不够协调、成效不佳，甚至引发社会各界责难），市场、资源、环境等多方面的扭曲不容忽视，诸多领域呈现“两难”、“多难”局面。
面对这些现实问题及中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特别是十八大后明确表述的实现“中国梦”目标，近年来社会各界特别是经济界关于“深化改革、整体设计需要新经济学说指导”的呼声很高。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教授不久前也曾撰文提出“经济学的未来在中国”。我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5年的成功实践需要系统地给予“中国式创新的经济学解释”，未来“中国梦”的实现需高度注重构建创新型经济理论支撑。更多注重供给端的“新供给经济学”框架，可以适应于、服务于这种现实需要，支持“中国梦”愿景的实现，同时也可以为全球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