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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神圣的道德感走向床榻——关于才女，关于平庸的女子——我儿子的故事——在大兴隆寺与黄绾第一次见面——王司封：天下最多言之人——京城学术小团体——徐爱的梦与死——在滁州的山林大声歌唱——十六世纪的南京——弟子们——夜宴
三十余年来，我在妇人诸氏身上浪费的精液足以浮起好几艘大船，但她至死也没有给我留下一个子嗣。这对一个男人来说实在是最大的失败。在婚姻的最初几个年头，好奇心还可以让我们彼此探索对方的身体，并在这探索中享受性的乐趣。但随着年齿徒增，诸氏平坦的腹部越来越成为对我孜孜不倦耕耘的一个嘲笑。不知从哪天起，天色一暗我就变得焦躁不安。有了一个延续香火的明确指向的房事变得索然无味，并越来越成为一桩让我疲惫不堪的苦差。
一个又一个夜晚，我怀着一个丈夫神圣的道德使命感走向床榻。我走向裹在沉重的棉被下诸氏白瓷一般的身体，如同走向一个深不见底的陷阱。可是不管我们如何在房事前虔诚跪拜，她又如何在事后小心翼翼地控制着不让身体侧转以免前功尽弃，她的肚子还是没有鼓起来。问题当然可能出在她身上，也可能出在我身上。但在我们的时代，一般来说只能算是女人方面出了问题。
如果不是因为她不争气的肚子，诸氏真的是一个很适合我的妻子。这么说的意思并不是诸氏有多么的优秀，相反，出生于官宦之家的诸氏只是一个平常的女子，一个从外貌到内心都平常到你不会多看一眼的女子。但对于我这样一个可以说是纯粹的精神生活者来说，如果要你在一个所谓的才女和一个平庸的女子之间做个选择，我还是倾向于后者。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对物质生活所求无多，眩目的声色只会迷人心志，而平庸的女子则让人感到心里头踏实。二是我对自己智力上一惯的自信使我对女人的才情与智慧向来抱一种怀疑的态度。不错，这个世界是有聪明的女人与愚蠢的女人，但以一个女人的机巧与聪明，是无论如何不能抵达男人高原一般的内心的。我的女人诸氏简直就是为了我在高蹈的心灵世界之外所需要的一种世俗生活而生的。
比如，精神是光，世俗是黑暗，光可以利剑一般劈开黑暗，但没有黑暗也就没有光，如同没有黑夜也就没有了白昼。又比如，荷叶承载着一滴水珠，世俗生活也是这般承载着我们的思想，如果没有了肥大的荷叶在底下托着，那还有什么水珠呢？
好了，不说这些，接着来说我的女人。诸氏害怕这个世界上所有非比寻常的东西。她怕黑暗，怕雷声和大雨，怕做梦。但她异常地热爱这世上所有看得见摸得着的一切。她热爱的东西肯定要远远超过让她害怕的，这么说她几乎是一个快乐的现实主义者。是的，她真的是一个透明的女人。她爱漂亮的衣服与可口的美食，她爱女红，她爱窗外的梧桐和树上聒噪的鸟雀。我喜欢她的这种浅，喜欢她这种几乎可以说得上是毫无心肝的快乐。这也是我那么多年来不管朋友和学生一次次的好心劝告一直没有抛下她另娶外室的原因。说实话，在我长年的宦游生活中，这样的机会不是没有。一个人在婚姻生活中是否忠诚，跟他的修养、禀赋、抱负有关。如果我是生活在风流绮丽的三吴之地的唐寅之流的才子，不说大话，我的私生子们早就一大群了。
请不要把我下面的这些话看作是对死去了的诸氏的无尽溢美。诚然她已长眠地下，再也不会瞪圆着惊慌失措的眼睛问我：“这是真的吗？”“我在你眼里真的是这样一个人吗？”但我还是要让说出的话忠于事实，因为一个人说出的话都将被记取，无论对生者还是死者。这个恪守妇道的女人，作为老王家的媳妇，她孝顺，勤快，身上没有那种官宦人家小姐的臭脾气。这么多年她一直在老家侍候老人，过着几乎是修女一般的生活，从来没有搞出什么飞短流长来，也没有听她抱怨过什么。
在我们这个时代，江南一带闺阁小姐和闲得无事的少妇们聚在一起结社吟诗已经蔚然成风，但诸氏从来没有追逐时尚去参加这种文艺沙龙，她也没有什么闺中女友。——如果有一天醒来忽然发现我的女人变成了一个女诗人，那才是一件可怕的事呢。
让我一想起来就愧疚不已的是，做了我的妻子她几乎一直都在担惊受怕中。这一方面是因为江湖凶险，怕我在外面有什么闪失，另一方面，因为不能生育，她觉得有愧于我，有愧于这个家。每次我回到老家短暂居住，一般都是因为受了排挤打击心情恶劣，那时候我的脸色就完全成了笼罩着诸氏的气候。她看着我的眼神都是小心而恭顺，甚至不无讨好的意味。有时又是羞怯的，看着我时脸上的雀斑都红了起来，忽而又低下头去，让你感觉到她那种小心翼翼压抑着不流露出来的热情。
亲爱的妇人诸氏，现在我一想起你来就想起你站在老家厢房外的廊檐下看见我满脸风尘归来时的欢欣无比的神情，想起我们一起坐着船从江西回家，你在流水中照着自己青春的容颜。时光易逝，年华渐老，我还会想起你的脸上如同乌云一般越来越厚重的忧伤。是的，忧伤。当红红的烛光如同一汪水在你眼中摇动，我会看到这忧伤从你的脸上一点点地滴落。
在我四十四岁那年，眼看着诸氏生育无望，由父亲做主，把堂弟守信的儿子正宪过继到了我的门下。
那一年正宪八岁，长得虎头虎脑，我很喜欢，诸氏也喜欢。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举动日后会在我的嫡子和嗣子之间埋下冲突的种子，在我死后引发一场为了争夺爵位继承权的诉讼，并最终导致家族内部分裂，我的儿子一系在十六世纪中叶从山阴搬回我的出生地余姚小城。
好了，那片将在以后的日子里出现的云翳现在还远在天边，华灯已掌，盛筵在即，远近前来贺喜的客人也都已到齐，且让我们满饮眼前杯中的甘浆，为我的新生儿子祝福吧。如果诸氏泉下有知，她知道我的第二个妻子张氏为我生下了一个儿子，使我得遂延续香火的宏愿，我相信，她也会含着酸楚的笑容为我高兴的。
今年我已五十有四了，这个儿子来得太晚了些，但无法抑制的喜悦，还是让我在这天晚上的百日宴上比平常多喝了几杯甘醇的绍兴纯酿米酒。在我看来，这是比几年前朝廷给我加官进秩更为振奋的事。这是因为，前者只能满足一个人的虚荣心和追逐功名的欲望，而年过半百之后终于到来的这个儿子，得以让我完成了一个人的道德使命。当然我还没有说出的一层意思是，它还煽动起了一个男人在这个年纪愈来愈消歇下去的雄风。
宴会始终在喜气洋洋的气氛中进行，几个朋友和学生甚至借着酒劲打趣起了我是老树发新芽。他们勉励我再接再厉，争取再生几个出来。此言甚合吾意，我红着脸大言不惭：还见吾家第几郎？意思是说，那你们就等着瞧吧。那天我儿子的百日宴真的办得挺不错的，除了坐在角落里我的十八岁的嗣子正宪沉郁的脸色在我心里滑过一丝阴影，并为日后如何安排他们两个的位置有过片刻的焦心，其他的一切真的都很好。
宴会的高潮是两个九十多岁高龄的缙绅代表送上祝福的贺诗，并以吉祥的话预言我的儿子将有一个美好无比的前程。我在答谢诗中谦虚了一番，告诉这些耆旧们，犬子能把我们王家的一脉书香延续下来就算不错了。
像天下所有望子成龙的父亲一样，我希望我的儿子能够得到天赋的智慧，也就是那些年我一直在说的良知。这也是我把他的小名取为聪的原因。按照王氏家谱排行，他是正字辈，就叫他正聪吧。
在充满了创造性冲动和激情的岁月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无边的宁静和宁静中对自我的反思。正如瓦莱里所说，人们以书写自己的欲望开始，以写回忆录告终。我在这里写下我个人的历史，尤其是我内心的、个性成长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把这几年来我的这份断断续续的回顾性叙事称作我的自传，或者一幅不算太走形的自画像。甚至，在这里我也不再重要，心是这个传记的主角。是的，这是一个关于心的故事，关于心的成长、觉悟，最终走向衰竭的故事。
现在就要进入我一生中的两个关键词：冲突，心。冲突是起于我生命中现实与梦想这一最基本的分裂。现实与梦想之间的距离愈大，冲突愈甚。当这一冲突紧张到不可调和、不能承受的地步，就转而诉诸内心，并试着从另一条由内及外的道路去抵达这个梦想。在这里，心是抚慰，心是减压器，心是动力机。它是道，也是器，用禅宗公案话语来说，它既是天空中的月亮，也是指向月亮的那根手指。
当我在 1510 年春天离开贵州的时候，我已经隐约看见了这另一条道路。它正从远方的天空垂下，如同花园里一架秘密的梯子。我知道，站在梯子下面，我只是一个在世俗的泥潭里打滚的人，而一旦我登上它，我就有可能成为一个神。所以我一定得登上那架梯子。临行前，我对赶来送行的学生们说：
我要去找一个人了。
他们问我找谁。
我这样告诉他们：王守仁。
这次离开贵州，我沿着三年前进黔的路重走了一次，但心情已全然不同于三年前的凄惶。沿途看到从前的学生冀元亨、蒋信、刘观时等一个个都学问大进，让我十分欣慰。
三月，我坐船顺沅水东下，经溆浦大江口、辰溪，到达辰州府治所在地沅陵。结束流放生涯的我将在辰州府下辖的庐陵县出任知县一职。县衙在府城南门，出南门稍东就是赣江，江中心的白鹭洲上有个号称江南四大书院之一的鹭洲书院。我喜欢这里出尘般的宁静，把它作为给学生们讲会的一个场所，教他们一些静坐调息的基本功。公务和讲学之余，在赣江边散步成了我每日的功课。我现在已经开始学着体会花开花落和水声流逝间所包含的生命的情意。
我只做了半年庐陵知县，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在这年秋天就奉调到了南京，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从七品官职重新升到了流放前的从六品。用官场上的话来说，我这么些年是白混了，但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我觉得还是有收获的，我的收获就是在贵州山地蔽天的雾障中磨炼出了一双锐利的眼睛。这双眼睛可以让我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东西。
这年十一月，我进京入觐例行公事，住在大兴隆寺。一天，一个叫储柴墟的老朋友带了一个年轻人前来拜访。这个长相英武的年轻人自我介绍叫黄绾
，后军都督府都事。
他向我倾诉了多年来遍读古代典籍却又找不到一个方向的苦恼，这就像你要穿过一个树林到一个客栈去投宿，可是太多的岔路总是搞得你心神不宁，不知该走哪一条。他还告诉我他的志向是让蒙上了种种曲解和误会的伟大的古代思想在今天发扬光大。
十一月的京城天寒地冻，大风中的雪粒子把屋瓦打得铮铮作响，这个年轻人的一番话却让我感觉整个屋子都暖和了起来。我按捺着激动说，这个志向很好啊，可是这一脉的学问断绝得太久了，你准备怎么来用功呢？黄绾老老实实告诉我，只是粗略地有这个志向罢了，还不知道怎么去用功呢。
我说，人怕的就是没有志向，有了志向，做起来，就会成就自己。我告诉黄绾，有一条简捷的道路可以通向你所说的那个目标，那就是做减法，人活在缠蔽中，所谓的减法就是去蔽，把树林中的一条条岔路砍掉，把屋子里多余的东西搬掉，这样，我们的心，就成了一个空空的房间，可以让阳光进来，所以，人心在这里是一个关键，一个让天地万物得以呈现意义的关键。
分手时，我对这个年轻人说，做起来，就能成，你要相信人可以凭着意志和内在的修炼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过了几天，我带了黄绾去翰林院见老朋友湛若水。三个男人心智的真诚碰撞，使得那个下午在我的一生中成了最为美好的时辰之一。在湛若水的寓所里，一场长谈过后，我们疲惫而又满足。我们郑重发誓，要在这人生的学术道路上携手并进，要让友谊贯穿我们的一生。我在京城的公事本来早已办完，只是为了多一些时光和他们在一起，我才一再推迟返回南京的时间表。然而随着时日的推移，我再也没有理由赖在北京不走了。可能是为了掩盖分手在即的伤感，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三个人总是拼命说话，好像要把所有话都抢在分别之前说完，尽管一阵虚张声势的热闹过后常常是让人更为窒息的沉默。
他们一再地拖延我南归的时间，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让我在京城再多住几天。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在瞒着我为把我留在京城暗地里活动。我知道若水尽管在京城官场上一向口碑很好，但他生性疏阔不太热衷政治，黄绾呢，豪爽任侠，又在都督府做事，能与上面说得上话，我承认他有能量，但毕竟过于年轻了一些。仅凭这两人的活动打点，要把我这样一个没有政治背景的人留在京城谈何容易。我不知道他们找了多少官员，送出了多少银子。让我吃惊而又感动的是，事情到最后还真让他们办成了。他们找到了吏部尚书杨一清，并最后说动了他。于是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第二年的正月一过，我就在北京吏部正式上班了。
尽管我还只是吏部验封司的一个小吏，但毕竟是到了京城。这里是我政治生活的起点，我最好的朋友也在这里。他们打趣地叫我王司封，时间一长，我也惯了，有时开开玩笑也自称起司封王某。对官衔的这一浑不当回事的自我解嘲里，正好见出我们是一群别有怀抱的人。我们一不加入哪一个党派，二不依附于哪一方势力，既然提拔无望，除了学术还有什么好让我们寄托的呢？
我在吏部是个闲差，若水在翰林院就更不用说了，日子都要淡出鸟来。三个人里只有黄绾算是在正经做事，但也忙不到哪里去。每天下班后，或者公休日，反正只要有时间我们就相聚讲论。为了能早晚切磋，有段时间我们还住在了一起。悠游山水是我们三人的共同爱好，只可惜偌大的北京几乎没个好去处，于是我们只好一而再地上香山去消磨时日。
谁也不会想到我与黄绾会成为儿女亲家——那是我死去多年后的事，我的儿子遭受乡里宵小之辈的欺凌，闹得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刚升任南京礼部侍郎的黄绾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了他，并给他改名正亿——我们持续多年的友谊会结出这样一个果实是我始料未及的。
日子一久，一些有抱负而又对时局有所不满的低级文官也加入了进来，我们这个文人小团体像个雪球一样慢慢滚大了，沙龙讲会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尽管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讲学已经成为一股流行风气，但这是在京城呀，是在官场呀，我们这样痴迷于这种事，还是被主流社会目为异类，受到嘲笑和奚落。他们笑话我是天下最多言之人，就是若水这样超然淡泊的人，也被讥作一个话痨。
我对若水说，我们是不是真的太多言了呢。若水沉吟了片刻，反问我怎么看世人对我们的评论。我说，别以为我不想沉默，我也讨厌多言。因为一个人话一多，必定气浮，志轻，气浮的人热衷于外在的炫耀，志轻的人容易自满松心。所谓言日茂而行日荒，这言与行之间的关系我们当然都懂，但你睁眼看看这个时代，那些所谓务实的人，不过是在务名罢了。这就是学术不明的缘故，在这个时候，看样子我们也只好做聒噪的乌鸦了。
圈子里有个叫梁仲用的朋友，一向以征服世界为己任，在官场上也混得不错，有一天忽然跑来对我说，他觉得自己太躁进，还没征服自己就想着去征服世界，真是太荒唐了。他反省以往的言行，觉得自己太爱发言，给自己取了一个默斋的号，为的是警诫自己每次说话前先把舌头在嘴里盘上三遍。
我语带讥诮地对他说，你向一个天下最多言之人问沉默之道，真是笑话，我哪里知道什么沉默之道呢。如果沉默让你感到充实，你当然可以闭口不言，但你焉知沉默里也包含着四种危险。梁问是哪四种。我说，如果你疑而不知问，蔽而不知辨，只是自己哄自己地傻闷着，那是种愚蠢的沉默；如果你用不说话讨好别人，那就是狡猾的沉默；如果你怕人家看清你的底细，故作高深掩盖自己的无知无能，那是捉弄人的沉默；如果深知内情，装糊涂，布置陷阱，默售其奸，那就是默之贼了。听了我这番话，梁仲用惊出了一身冷汗，再也不敢提他那个默斋的号了。
那些加入我们这个小团体的人其实不无投机的成分，他们好多人顶着向我请教学术的幌子，其实是想得到一个人生艺术或者官场艺术的卡耐基式的指南。另一个朋友王纯甫到南京当学道，与上上下下的关系都搞得相当紧张，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他，你感觉紧张，这说明你像要出炉的金子一样，正在经受最后的冶炼。这正是变化气质的要紧关头，平时要发怒的现在不能发怒，平时惊慌失措的现在也不要惊恐不安。“能有得力处，亦便是用力处。”天下事虽万变，我们的反应不外乎喜怒哀乐这四种心态，练出好的心态是我们学习的总目的，为政的艺术也在其中。
王纯甫收到信，琢磨了好长时间，回了封看上去辞句非常谦虚、实则很自以为是的信。我觉得，这个爱钻牛角尖的家伙回信里缺少最基本的诚意，本想不睬他了，但一想他自以为的聪明处，正是他的糊涂处，我怎好撒手悬崖？于是在下一封信中告诉他：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我不知道王大人是否真的懂了。不明白，那就好好揣摩去吧。
第二年秋天，湛若水奉朝廷之命出使安南。黄绾呢，因为得着一个休长假的机会，也去雁荡山、天台山之间结茅修行去了。分手之际，我们约定日后还是要聚在一起。黄绾说，他此行是先探探路，为我们去打前站，如果真找到了好地方，就再来邀请我们一起去快活逍遥。
黄绾的这番话让我欢喜得流了泪。尽管那只不过是一张充饥的画饼，但在苍茫的人世间这难道不是一点难得的安慰？真知我者，黄小弟也。世艰变倏忽，人命非可常。斯文天未坠，别短会日长。若水啊，黄绾啊，我们就等着一起拂衣还旧山的一天吧。
北京真冷。没有了朋友的北京更冷。不管我们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梦想，我知道，我们在京城里的这个学术小团体算是散伙了。
地理是我记忆的核心。地理——一次次的离去、一次次的抵达，思乡、怀旧及旅途中归属感的疑问——是我记忆的核心。我生活过的每个地方，不管是小城余姚、北京、南京，还是贵州省的修文县、江西省的庐陵和南昌，都是一张复杂、密织的网，是我成长并获得自我身份和自我意识的重要部分。
在每个地方，我都结交了一批同道和朋友，相与探讨学问。随着我的年齿徒增，他们恭敬而信任地把我称作老师，但我一次次地告诉他们，每个有着向善之心的人，他的老师都在他的心里。但他们总是把包含着我的所有思想的核心的这句话看作一个有着崇高的道德声望的人的自谦之词。
我自己也不记得这一生中到底收了多少个学生，这些记名或者不记名的弟子们，像一粒粒火种把我的思想带到他们各自所在的地区，这些地区主要是江右的江西省、江左的南京和我的故乡浙中，还包括我以前的流放地贵州省。更有一些长时间随侍左右的和联系紧密的学生，把我的言行记录下来广为印发。这些学生资质不一，性情各异，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以钻研、探讨、传播我所开创的新学术为己任。
在漫长的岁月里，共同的追求使我们声息相通。即使有一些以后再也没有见面，也像我曾经告诉他们的一样，他们也永远在我的视野里。他们中的一些，或因用力过度，或为困窘的现实所迫，已经英年早逝，离开了这个世界。想起这些已经长眠在泥土下的面孔我不禁黯然神伤。最让我伤心不已的，是 1518 年我巡抚赣南平定匪乱时，在军中收到我的妹夫，也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徐爱
的死讯。
现在我还经常想起他，想起他单薄的身子和可以称得上俊白的脸。徐爱的身子真的太单薄了，这样柔弱无力的身体穿着宽大的衣服，你真会担心他一不小心就被大风刮走。与他的瘦弱不相称的，则是他睿智的大脑和一颗赤诚火烫的心。以身与心的冲突作着思想的疆场的他，几乎天生就是一个精神生活者。
当初考虑小妹婚姻大事的时候，有两个人选，一个是徐爱，还有一个也姓徐，是他远房的一个叔叔。父亲在这两个人选上有过短暂的犹豫，最后还是为小妹选择了徐爱。因为父亲觉得大徐为人过于浮浪，好吹牛皮，不像是个过长久日子的，担心小妹嫁过去吃苦。而眼前的这个小徐，虽然身子骨弱了些，但为人忠恳，骨格清奇，一看就是个读书种子，前途或未可限量。父亲一生识人无数，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预料到他的女婿会是个薄寿之人。
徐爱是我最早的几个学生之一。早在二十年前我居京师时，他就不时地从家乡跑来向我请教求学中碰到的疑难问题。1507 年赴戍途中，我曾在老家短暂居留，就在那个时候，他和同乡的蔡宗兖、朱节三人向我行了拜师礼，正式成了我的学生。可惜那个时候相处的时间不长，我要继续向着流放地西行，他们呢，作为地方府学推荐的学生要上京城参加会考。
第二年我在龙场的时候，收到了徐爱从家乡寄来的信，他沮丧地告诉我，考场失利了。我即刻去信安慰他，落榜不能落志，以后的路还长，要沉住气，打起精神，在道德和学问的道路上孜孜不倦，以求大成。同时还向他建议，龙场地处偏僻，穷荒无书，尽管物质上艰苦些，却少了些外在的羁绊，如果他能舍得离开娇妻和年迈的双亲，此地倒也是个静心读书的好所在。信发出后我也没有抱太多的希望，黔越之间，相距何止千里，即便徐爱真的想来，以他的身子骨也是吃不消这一路劳顿的。
我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后的一天，徐爱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他憨憨地笑着走进驿站的时候，我还没有认出他，以为是哪个过路的商人。他低低地叫了我一声，向我顽皮地眨了眨眼。一瞬间我如梦似幻。爱！爱！我大叫着站起身。我的动作如此猛烈，以致打翻了面前的茶碗。
1512 年冬天，我离开居住了两年的京城，重回南京转升太仆寺少卿一职。关于这一职位在这里稍多说两句。太仆在古代是掌马政之官，本朝的太仆寺是从三品的衙门，主要职责是给国家养马，地点在南京北面的滁州。马者，国之武备也。在冷兵器时代，马匹的多少与强壮与否是一个国家国防战斗力的标志之一，但让我去做这样一个侍弄马匹的官，真是一个黑色幽默。
调令下达没几日，我接到了徐爱的来信，得知他将从祁州知州任上调升为南京工部员外郎，于是我们相约一同南下。先回余姚老家，看望我的父亲也就是他的老丈人，然后他上南京履新，我则去滁州养我的马。父亲已在我调到北京吏部任职的那一年退休，寂寞的老人把他没有实现的政治抱负全都寄托在了我们身上，对我们期望甚殷。
因为去南京是做闲官，不用急巴巴地赶路，我建议坐运河的船南下。我选择坐船的另一个原因是担心徐爱身体不好，怕他吃不消一路的车马颠簸。坐着船慢悠悠地走，既惬意，又没有外界俗务的打扰，正可以从容相对坐而论道。我的建议得到了徐爱的赞同，他高兴地说，这么多年宦海沉浮，我的心都像长满杂草的菜园子了，能够在船上朝夕相处一路向您讨教，这真是太好了！
自从三十年前跟着祖父第一次坐运河的船北上，我不知道已经有多少次在这条帝国著名的水道上航行了。我已经熟悉了它每一处的转折，它的气息。我就像了解一个朋友一样熟悉它的脾性。不知为什么，一靠近它，我躁厉的内心就会变得平静，变得温柔。很多个夜晚，船在黑暗的水面上平滑地前进，我会有一种错觉，就好像它正带着我回到时间的初始，回到我出生之前的幽暗国度。
这次和徐爱同船南归，这条像掌纹一样熟悉的河流忽然变得陌生起来。水是新的，风是新的，每天清晨傍着船舷从东方冉冉升起的太阳也是新的。运河如同一条银亮的带子匝着平原宽大的腹部，而在朝阳的映照下，面前的河水却如一床翻着红浪的被子。这个比喻是不是太不雅驯了？但如此欢愉的心情降临在我心上真是少有。究其原因，一是自然中饱含的生命的情意触动了我，我的心以前一直是执着于一念向内收缩，现在它舒张了开来；二是徐爱是一个不错的谈伴，那时他身上已经出现了成为一个长于内省的思想家的苗头，在交谈中我们相互启发和点拨，搬开了压在心里的石头。
我们的话题是从儒学的经典《大学》开始的，然后转入了关于心灵空间的讨论。
徐爱说，您讲只求之于本心就可以达到至善境界，恐怕不能穷尽天下之理。我还是坚持原来的观点：心即理也，天下哪里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徐爱说，还是有许多理的，比如说对长辈的孝顺，对君王的忠诚，对朋友的信义，对百姓的仁慈，等等，这一切你怎么可以假装看不到呢？
我对徐爱说，这种错误说法流行已经很久了，一两句话点不醒你。且按你说的往下说：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和仁的理——其实都在这一个心上。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的遮蔽，即是天理，不须外头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运用在对待老人上便是孝，用在君上便是忠，用于朋友和百姓便是信和仁。
徐爱说，你这么说我好像有些明白、开窍了，但旧说缠于胸中，一时难以脱尽，譬如孝敬老人，其中许多细节还要讲究吗？
我说，怎么不讲究？当然要讲究的，只要有个头脑，便自然在冬冷夏热之际要为老人去求个冬温夏凉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有此心才有这条件发出来。然后我给他找了一个比方，好比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爱的力量的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需先有根才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再去种根。
在船上几乎天天有这样的辩论，我们都迷上了这水上的功课。我总觉得，在我们的对话中，总会有一种从心到心如同火花一样的东西在活泼泼地跳动。一天傍晚，辩论结束，我们站在船头看着暮色渐渐升起。徐爱手舞足蹈着说，要是这条船永远开不到尽头该有多好啊。我笑他痴，却也止不住对着江面微笑起来。
这当然不可能是一条没有终点的航线，一个月后，船到钱塘，我们从陆路赶回了余姚老家。见过祖母、父亲，我就想与徐爱一道上天台山去找黄绾，因为家人的反对，我们也不好坚持，便没走成。我给黄绾写了封信，告诉他我已回越，约他前来山阴相见。信发出后我便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但等到麦子黄熟的五月，不知黄绾是没有收到信还是什么事绊住了，他还是没来。这让我很不爽。身边尽管有几个学生，资质也算可以，但渲染世习太深，我总觉得难与深言，无法和他们讨论一些精微的问题。徐爱说，这般干等着也不是办法，不如去附近走走，也好让山水洗涤一下俗肠。
于是三五人做伴便出发了。先去邻县上虞，看了古城，也去东山看了晋太傅谢安隐居的村子，然后来到梁弄，在我的一个学生家中住过一晚后进入了林深草密的四明山。去一个叫柿林的小村的山崖看了宋徽宗的瘦金体的字，又去看了道教第九洞天白水宫的瀑布。登杖锡，至雪窦山，又上了千丈岩，在烟涛微茫中远望李白曾经梦游过的天姥山。
本来我还想在山中再盘桓几日，但适逢干旱季节，对着龟裂的田地和农人灰扑扑的脸上无奈的神色，沿途民生的艰难使我再也没有了刚出门时的好心情。于是潦潦草草从奉化下山，转道宁波回来，以余姚城为圆心画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圆圈。等我们到家，黄绾的信已经到了几日了。我即刻回信告诉他，此行虽然没有大的发明，每人总算是有些小收获吧，最为遗憾的，是你老弟没有和我们一起同行啊。
因只是在家门口逍遥，打发赴任前的无聊，这次短暂的出游当时也没觉得有甚可记之处，然而现在想来，那是我和徐爱相处最长，也是最亲密无间的一段时光。虽然日后在南京我们还要碰面，但再也没有这般轻松自得的心情了。就像我在四明山白水宫写的一首诗中说的那样，“野性从来山水僻，直躬更觉世道难”。世道难啊。
现在回想起来，徐爱就是在这次短途旅行中告诉了我那个不祥的梦。那天投宿在四明山中的一个小村，不知怎的话题转到了生死上面。徐爱说，看样子这一生我是活不长久的。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说他很早以前就做过一个梦，梦里他在衡山旅游，一个老和尚抚着他的背说，你与颜回同德。过了一会儿，又说，也与颜回同寿。徐爱说，颜回只活到三十二岁呀，难道我也只能活到这个岁数吗？半夜醒来每每想起这个梦，我的背总是汗涔涔的。
记得当时我是这样安慰他的，这只是个梦而已，你也别太敏感了。徐爱说，如果真的让老和尚给说中了，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现在我只想着能够早日退休，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专门修证先生的学说，如果真能这样，我也没有遗憾了，朝有所闻，夕可死矣。当时说这话时徐爱的脸是那么白，跳动的烛光下，那张脸真的白得像一张纸。
那天徐爱还劝我，天下学术的沦亡不明，已经好几百年了，现在我们有幸探到了它的踪迹，如果不把它紧紧抓住，终无所成，那不是最痛心的事情吗？我希望先生能够早日回归阳明之麓，向天下好学的人们讲述心学之道，既诚己身又教后人。我对他说，其实这也是我的志向，看着吧，这一天为期不远了。
在我四十五岁那年，兵部尚书王琼的一纸荐书结束了我在南京郁闷不爽的日子，我从鸿胪寺的一个普通文官一跃而成为都察院佥都御史、剿匪平乱的赣南巡抚。说实话，接到这一出乎意料的任命我是有过片刻的犹豫的。
长年屈沉下僚的经历已让我对建功立业不太抱什么奢望，驰骋于思想的疆场已是我那个时期真正的兴趣所在。当吏部任命我巡抚赣南的咨文下达时，我找了个理由跑到杭州、山阴，还不想去接这差使。徐爱劝我说，这样不好，现在外面物议方驰，先生还是就任走一遭吧，您若是放心不下这里的一帮学生，我与几个朋友先支撑着，等着先生办完了事回来。
于是我便在年底动了身，于 1517 年正月十六日到达赣州，正式开府。不久我就收到了徐爱的来信，他告诉我他已经辞了职，在南京城外买了几间房子一块地，和几个同学一起等待着我平定暴乱后去过躬耕垄上的快活日子。收到这封让人高兴的信，我禁不住打趣道，新地收获少，那么收税也少，咱们还可以再学学钓鱼，可是现在不行，现在我必须向千山万壑夜发奇兵了。记挂着他的病，在军务之余我还发出了好几封信，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并嘱他安心静养。
当我在江西、广东、福建三省交界的山地接到徐爱的死讯，一下就想起了他曾经告诉过我的那个梦。
他今年三十二岁，他真的如同梦中预言的一样与颜回同寿了，我不由得放声大哭：如今，就是我回到阳明之麓，又有谁与我同志！自我率军入赣，学生们已经星散离析，我说话，还有谁听？我倡议，还有谁响应？我有疑惑，还有谁和我一起思考？呜呼，徐爱一死，我的人生还有什么乐趣！我已经无所长进，而徐爱的境界不可限量啊。天丧我！就让我死算了，又何必丧知我最深、信我最笃的学生！
连续两天，因为伤心过度，我竟至哽噎不能食。部下将士和随军的几个学生来劝，我都把他们轰走了。在这万山丛壑中，我的天空变得昏暗无比，只有徐爱才是这无边的黑暗中的一点亮光。本来我还想着，万一我出师未捷身先死了，还可以有徐爱来实现我的遗志，没想到现在事情倒了个向，要我替他活着了。当我想到四明山中的那个夜晚徐爱劝我的一番话，我才强抑着悲伤，勉强进食。
我已经想好了，这个冬天一定要结束兵戈，在明年夏天之前，回到故乡，或者山阴的阳明洞。九十高龄的祖母已经数次病危，父亲的身体也一直不太好，我不能不回去。如果学生们还愿意跟从我，那我就继续讲学，即使举世不以我为然，我也要坚持志向，等待百世之后有理解我的人出来。我相信，如果徐爱在天有灵，一定会保佑我纠正我的昏聩，改变我的懒惰，使我们的事业最终得以实现。
一个半世纪前的一个夏天，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将领占领了长江北岸一个叫滁的县城，他选择了这个地方观望着蒙古人的政权如开春以后的雪水一般迅速瓦解。这就是我在 1513 年秋天到来的滁州。那个年轻将领就是太祖皇帝朱元璋。
关于这座小城，他曾以一个战略家的口吻如此说道：滁，山城也，舟楫不通，商贾不集，地无形胜可据，不足据也。离太祖皇帝说这番话已经过去了一百五十多年，当我在这年十月到来时，滁县还是原来的老样子。正是交通的闭塞，使得滁州如同一块未被世人染指的美玉躺在山水深处。
从正德七年十二月接到调令，到次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我拖了有十来个月。我这样磨磨蹭蹭，一方面是帝国缓慢的行政效率允许这样做，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是我对这一新职位一点也提不起精神。督马政？让我从京城跑到这里来做个牧马人，这不是开玩笑吗？
这个季节在真正的北方，应该是下雪了吧。然而在这北方偏南、南方偏北的山地里，却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天是那么蓝，蓝得那么深邃。水落石凸，叶子黄也是黄得那么好看。被欧阳修和韦应物咏叹过的滁州山水多少消解了我的落寞心情，何况得知我来到此间的消息后一下子从四面八方赶来那么多的学生。
我带着他们去游琅琊山，登醉翁亭，玩酿泉之水。每逢月夜，上百名学生手拉着手一起上山，环绕着龙潭席地而坐，饮酒赋诗，振衣起舞，彻夜欢歌，月影之下歌声震动山谷。孔夫子曾经梦想着在沂水沐着春风洗澡在舞雩台上高歌，不想我在滁州的山水胜境中无意得之。
有人对我这样的讲学方式颇不以为然，但我有自己的想法。如果说读书可以启智，习礼可以整肃威仪，那么大声的歌唱正可以激发起一个人的意志。你呼啸、舞蹈，大声歌唱，正可以把平日里幽抑结滞在胸中的意气宣泄出来，让心成为一个空空的房间，让新思想和新知识进来。所以我这样对他们说，如果你高兴，那就唱吧、跳吧，如果你不开心，那么，也请你唱吧、跳吧。
一天，我带着几个学生拔官署周围的杂草。学生薛侃
拿着一把草过来问我：“天地之间为什么善难培育，恶难除去？”
我告诉他：“像你这样看善恶，是从躯壳起念，肯定是误解。”
薛侃不理解。我继续点拨说：“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你要看花，便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果要用草，便以草为善了。这些所谓的善恶，都是因你的好恶而生，所以是错误的。”
薛侃追问：“那就没有善恶了？世间万物都是无善无恶的了？”
我喜欢他的这一拧劲。我这样告诉他：“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这就是最大的善了。”
薛侃还是不服气：“这么说来，草不是恶的东西，那又拔除它干什么？”
我笑了：“草若有碍，何妨去掉？”
在我居留滁州的六个月中，这样的辩诘与争论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着。有时发生在学生们中间，我是裁判。有时则发生在我和某个学生之间，其他人或附和，或参与。说实话，这样的话题是永远不可能有个终结的，可是我与我的学生们乐此不疲。在一往一复的语言运动中，我的心时常像一张弓紧绷着。这样我的生活才不至于松懈萎顿，内心里也不至于像官衙前的那块空地总是长满杂草。
这一期间最大的一场争论发生在我与最要好的朋友湛若水之间。那时已经是第二年的春天了，若水出访安南的任务完成，在回京城复命的途中特意来滁州住了几天。在外人看来，我与若水都喜欢谈性谈禅，称得上沆瀣一气，但事实上我们也是和而不同，在北京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争论着。
这次在群山环抱的滁州小城见面，离上次在京城分手已一年有余，执手相看，真如梦寐。可是在接风洗尘的晚宴上，管束不住的舌头又让我们吵开了。
这次我们争论的焦点是宗教和学术有没有一个中心。我认为没有一个中心，即使有也要去尽力消弭它。若水认为有，所有学术的中心就是经典的儒学。直至要送他北上了，我们的争论还是没有了结。若水握着我的手说，真是快意啊！不知以后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与你彻夜长谈？
如同河流转过了一个个险滩，生活在此时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向前奔涌。在滁州只过了六个月，一纸调令把我调回了南都，出任南京鸿胪寺卿一职。鸿胪寺掌管礼仪，相当于后来的礼宾司，因南京是留都，我的官衔是正四品，也可能是从四品。尽管还是个没多少实际权力的闲曹散官，但毕竟成了正卿，勉强称得上是帝国高级文官，算是资位稍崇了，我对这次升迁还是满意的。这从我赴任的速度就可以看出来。从北京吏部就任太仆寺少卿，我用了十个月时间才到任，这次调任鸿胪寺，我只用了四天就赶到南京了。
滁州的学生们把我送到长江边上，还留恋不去。我站在船上大声对他们说，老师送你们一首诗吧，听了这首诗你们就都回去。我至今还记得这首诗的前半部分：“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复来滁州。相思若潮水，来往何时休？空相思，亦何益？”然后我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想念我，那就好好做各人的功课，只要你们做个有心人，就会随时随地都有所发现。
如果你在宦途上没有太大的野心，希望有名位俸禄又不必像朝中那样钩心斗角，那就请你到十六世纪的南京来。很多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南京的簪缨之荣要远胜于北京的实际权力。当然，这样一种官场环境是与一种低调的入仕方式和奢华淫逸的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的。
十五世纪二十年代，伟大的永乐皇帝把首都北迁后，为表示对这东南财赋之地的重视，这里还保留着相应的一套行政机构，但政治中心既然搬到了遥远的北方，这里所有与北京相对应的政治系统也都成了摆设，来这里做官基本上都是尸位素餐，因循岁月。以太祖皇帝的严峻性格和朝廷的严肃风气，尚没有熄灭这个城市居民寻欢作乐的兴致，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享乐主义的风气愈演愈烈更为炽盛了。如果你有大把的钱，这里的酒楼歌馆勾栏瓦子足以让你流连忘返。但在我看来，这个城市如此炽盛的享乐主义风气在政治上是有腐蚀性的，在道德上也足以让一个良家少年万金销尽后秽名远扬。
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文官们和学者们开始把多余的精力放到讲会上。他们怀着真真假假的救世目的，聚集各方同志，举行一场场大大小小的宣讲活动，倡导一种新思想和新的生命观，一时听者如潮。在以后的数十年里，南京成了中国南方新思想的根据地，就像历史学家黄宗羲在两个多世纪后总结明代学术史时所说：南都旧有讲学之会，万历二十年前后，名公毕集，会讲尤盛。（黄宗羲《明儒学案》）
这是多么豪奢的一场场语言盛宴啊。因为讲会开始不久，还是个新鲜事物，不像后来有固定的讲舍，所以城内外的寺庙、树林、旷野，到处都成了布道和争鸣的场所。帝国的饱学之士或一个个自以为才高八斗的半吊子学者占据了一个个讲坛，用一种体验式的语言来表达自以为玄妙的思想，用口舌的快感抵消现实生活的困顿。这些讲会一般是围绕儒学经典里的某个命题，由一人作主题报告，听讲的学者们也可反驳和相互辩诘。一时口沫纷飞，天花乱坠，听讲的人或哭或笑，或大汗淋漓，这座享乐之城俨然成了一座思想之城。
然而我很快就厌倦了这些聒噪背后的苍白。到南京才半年，正逢京察大考，我连述职报告都没写就提出了回家养病。因为没获批准，我才不得不继续留在南京。
徐爱现在已经是我很好的助手了。
这个沉浸在无限的内心体验中的年轻人，跟古时的颜回一样沉静深邃，成了我的学说的一个活样板。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虽做着兵部郎中，却丝毫不以外在的事功为意，几乎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放到了组织同门师兄弟的学习上。他的心简直是一块无瑕的水晶做成的。这一点令我快慰，也令我羞愧。因为这颗水晶做成的心，也照出了我身上扫帚扫不到的角落的灰尘。徐爱就是拿镜子打比方这样对学弟们说的：我们的心就是一面镜子，有的明亮，有的浑浊，从前的学术，就像以镜照物，只在照上用功，不知镜子一片浑浊，怎么能照？我们老师的学术，是先打磨这面内心的镜子，在磨上用功，然后再去照亮这个世界。
有这么一个弟子我可是省心多了。从各地聚拢过来的学生我都让他去打点了，自己基本上不怎么管事。在南京的这三年，成了我一生中最逍遥的日子，除了养病、养心，让心体更纯粹、明澈，再就是写信。我迷上了写信，真称得上疯狂两字！从少年时代起，任何一件事只要我想做了，我就会倾注全部的热情，这禀性还是一点没改变。如果一天不读到远方来信，或者不写点什么，我就会变得说不出的烦躁。这些信件像候鸟一样，顺着帝国的蛛网般密布的驿道飞向四面八方，当它们飞回时，又带来了各地的消息。
有这样一个信使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国王出发去巡视他的疆域，他带了七个信使，每到一站，就派遣一位信使返回京城报信，再把京城的消息带给他。开始的时候，他以为只消几个星期就可以到达王国的边境，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王国的疆土无垠地伸展着，尽管他马不停蹄地赶路，似乎也永远走不到尽头。随着离京城越来越远，信使往返的路途也越来越远。渐渐地，一个信使的到来和另一个信使出发之间出现间断，而且间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长时间的等待中，他终于明白，当第七位信使从京城返回到他的身边的时候，或许那时他已经死了。而这试图探索世界的边界的计划，又是那么的愚蠢……
如果我也有那么多个信使的话，这二十多年来他们的踪迹就会像一张蛛网覆盖住帝国南部广袤的土地，从沿海的浙江越过江西、湖南直至贵州和广西。他们从我曾经驻留的一个个地方奔向我的家乡，奔向我的学生和朋友们居住的一个个城市乃至遥远的京师。再把他们的询问、祝愿、思念次第送到我的手上。这一封封信，带着途中的尘土和雨水的痕迹，穿过河流、山川和树林，它们是我感知世界的触觉，也是这让人欲爱欲恨的世界需要我的一个明证。
只有徐爱知道我是因为孤独。是啊，孤独，它就像荒草一样不可抑止地生长。说来不信，我在热闹的南京城，竟会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
世界如此荒凉，只能培养一颗冷漠的心。在如此贫乏的时代，在如此贫瘠的山岩上，我却开出了一树好花。这不是意志的力量又是什么呢？很久以前，我曾这样向贵州的学生们解释心的作用：心，是天地间一轮光明的月亮，有了它的照耀，世界才会变得亮堂。当时正走在山道上，我指着路边山岩上一株葳蕤的树，向他们打了这样一个比方——我喜欢用浅近的比方来说道理——比如这岩中花树，你没有看到它时，它与你同归于寂，但当你一见它，这世界便会分明起来。由此可以知道，这花与树本来就在你的心中，世界本就在心中，除了心，还有什么呢？
可惜不知是我在贵州的学生太过愚顽，还是我讲得太过深奥，听了这话，他们面面相觑，就好像我在说的是他们所不懂的另一个星球的语言。
倒是一个六十八岁的老人，对我的这个比喻一下子就领会了。这再一次证明对新思想的领会是没有年龄界限的。只要有心，你就会得到。老人姓董，自称是个民间诗人，从海宁来会稽游玩山水，在中天阁听了我的一次讲座后，就不走了，非要拜我为师。我那年五十三岁，因他年长我十五岁，开始不敢收他。他不容我拒绝，说回家一趟料理一下马上就来受教。
两个月后的一天，天下着大雪，他来了。戴着一顶竹笠，用拐杖挑着被铺和书卷，为了防雪天路滑，布鞋外面还套了一双草鞋。
我握住他的手说，老先生这么大年纪了，何必搞得这么辛苦呢？他说，以前我一直在忧悯中过日子，苦于找不到一条路脱离苦海，今天我找到了老师，怎么可以离开您重回樊笼中去呢？
一次听讲，他提的一个问题让底下哄堂大笑。他说他帮弟弟贩粮食，赔了老本，连累了许多人，问这是不是自己不老实之过。我告诉他，认识到不老实正是致良知的结果，否则，“却恐所谓老实者，正是老实不好也”。我称赞他是赤子依然混沌心。我这样对嬉笑成一团的学生们说，一个年近七十的人，因听到了一直想听而听不到的声音就真诚地当学生，这才是真正的大勇。在这样的大勇面前，我们都应感到羞愧。
绍兴知府南大吉
来找我忏悔，说自己一身的错误，不知从何处用功。我说，过去这面镜子还没有开光，可以藏污纳垢，现在镜子亮了，就是落下一粒细小的灰尘也会很醒目。我断言他的思想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机，此时千万不可松劲。
南大吉生性豪犷，对官场那一套或潜或显的规则不怎么上心，一次考察时被同僚揪住了小辫子，但他每次给我来信从来不提那一套，只是请教如何陶冶道德。在一次讲会中我让学生们传阅了他的信，并告诉他们：昭明灵觉，圆融洞澈，廓然与太虚同体。太虚之中，何物不有……
学生中有个叫杨茂的聋哑人，与他交流只能通过笔谈。一次我问他：“你口不能言是非，耳不能听是非，你心中能知是非吗？”
杨茂写道：“知是非。”
我说：“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个圣贤的心，口虽不能言，耳虽不能听，也是个不能言不能听的圣贤。此心若不存天理，是个禽兽的心，口虽能言，耳虽能听，也只是个能言能听的禽兽。”
杨茂拍拍自己胸口又指指天。我明白他的意思是此心可对青天。我又说：“你如今于父母，但尽你心的孝；于兄长，但尽你心的敬；于乡党乡里宗族亲戚，但尽你心的谦和恭顺。见人怠慢，不要嗔怪；见人财利，不要贪图，但在里面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纵使外面人说你是非，都不须听。你口不能言是非，耳不能听是非，省了多少闲是非。凡说是非，听是非，便生是非生烦恼，你比别人省了多少闲是非闲烦恼，你定比别人快活自在许多。”
最后我告诉他：“我如今教你但终日行你的心，不消口里说；但终日听你的心，不消耳里听。”
王畿
是我的同乡。我归越讲学时，二十岁的王畿是山阴城里一个有名的赌徒。我很喜欢这个少年身上的任侠气概，想约他见面。可是他一口就拒绝了。
后来我用六博的投壶游戏把他吸引了过来。他感到很奇怪，一个教书的也会赌？我的学生告诉他，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自从我们投入老师门下，天天都赌，而且赌的花样也多，好不快活。我与他下了一局象棋，并让他输光了所有的钱，于是他就跟着我受业了。虽然他年纪不大，但天资聪颖，很快就成了我门下最有悟性的弟子之一。多年后他会试中了进士，却突然南返致力于讲授教学。
成年后的王畿越来越像一个使徒。他这样告诉我他对未来的设想：一生中的前四十年用于成长，修习自己的思想，后四十年再致力于讲会。最近几年里，在我的弟子中他的声誉呈直线上升趋势，我已经听到有人在这样说他：满腔热情，缠绵固结，生生死死而不能自已。
后来成长为一个学派领袖人物的王艮
，他奇特的经历在当时就成了一个传奇。他出生于扬子江北岸的泰州城，本名王银，自幼家境贫寒，只得去海边做了一个煮盐的苦工。据说他曾经从菜市场上的一缸泥鳅黄鳝中得到过启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像鳅鳝同存于一缸，他要做那纵横自在、快乐无比的“鳅”，就要翻江倒海，让精神从懵懂中得以苏醒。后来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在梦里天快要塌下来了，地上的人奔走呼号，像蚂蚁一样乱窜，他举起双臂把天托住了，并把乱了次序的星辰重新排列整齐。梦醒后的王艮大汗淋漓，他觉得这个梦向他暗示了什么。他郑重地记下了做那个梦的时间：正德六年间，体仁三月半。
从此他就决定在这个梦的暗示的指引下生活。于是泰州城里的市民们看到了这样可笑的一幕，这个从前的煮盐工人穿着式样古怪的自制古装（据说具体式样来自上古时代的典籍《礼经》），峨冠博带，手执笏板，像一个戏子一样，旁若无人地在大街上踱来踱去。
1520 年春天，这个冒牌的古学士跑到赣州。他成为我的学生是颇具戏剧性的一幕。他穿戴起那套标志性的古衣冠，手执象牙笏，来到巡抚衙门。当我出门迎接时，他乜斜着眼看了我一眼，就直上大堂，一点也不谦让地坐在上位。
我拼命抑制着才没让自己笑出来。我问他：“你戴的是什么帽子？”
“有虞氏冠。”
“穿的是什么衣服？”
“老莱子服。”
我问他，你为什么穿这种怪兮兮的古代服装呢。他说，你不知道老莱子吗？他可是古代有名的大孝子，我穿他这种式样的服装，就是为了表示我对父母的孝心。
我问：“你的孝，能够贯穿昼夜吗？”
他翻了一下眼白，好像怪我多此一问：“当然能。”
我笑了：“那么，白天你穿上这套怪装时是孝的，到了晚上，当你脱下衣服睡觉，就是不孝了，你的孝怎么能够贯穿昼夜呢？”
他这下慌了，急忙辩解：“我的孝是在心上，怎么会在衣服上呢。”
我说：“既然你的孝是在你心上，不在衣服上，那为什么要把衣服穿得这么古怪呢？可见你还是执于皮相了。按照致良知的观点来看，人的一切都应该是本真性情的自然流露，所谓行不掩言，有必要搞得大街上的人都像看猴子一样看你吗？”
我注意到，整个谈话的过程中，他以一种不易察觉的动作把座位一点点地往下移。他似乎为刚进门时的妄自托大感到了懊恼，但又不好意思明白地说出来。等到听了这话，他一言不语，恭恭敬敬地把我请到上座，自己在一侧坐下。想想又不妥，垂手站到我面前，说要让我收下他这个学生。我看这个狂人，倒也天真可爱，就答应了他。没想到第二天一早他又跑来了，说回去后思前想后一夜都没有睡好，觉得我说的良知也满是漏洞，现在后悔了，不想做我的学生了。
我告诉他，不轻信盲从是对的。我希望他能说说哪些漏洞。王艮说：“你说良知是人的本性的流露，我问你，如果人要作假，不肯把内心里的东西亮出来，那又怎么办呢？”
我说，比如你昨天刚拜我为师，今天又不想做我学生了，这就是你的真性情的自然流露。人的性情是靠培养的，要达到潇洒磊落、适然自得的境界，那更需要有强大的意志力量。诚然这个世界是为物蒙蔽的，但我们还是要凭借意志的力量从中超拔。有了这种力量，你就自由了，你要深入到物的内部或者飞翔于物的世界上空，也都不是不可能了。
王艮一直都以为我是因为他的狂才收他做学生，在同学面前时有狂态流露。我把他找来，告诉他狂仅仅是率真的一种表现，是外在的、皮相的东西，如果你只是满足于狂放而不注意约束自己，你到死也只能是个狂人。王艮听我说这话，汗都出来了，他说，老师你就看我行动吧。
我说，你既然做了我的学生，你的心中应该拔除一些金银的成分，增加一些道德的成分，这样吧，我把你名字银字的偏旁去掉，变成艮，艮者，强大、坚实、牢固之意也，你以后要自强不息坚固不拔才好。
有一次他出游回来，我问他一路看到了什么。他说：我看见满街都是圣人。我笑了：你看满街是圣人，满街人倒看你是个大圣人呢。
我对学生们说，以前我擒获了朱宸濠，心都没有动一下，今天为了这个人，我是心动不已啊。
当王艮自以为明白了我说的日常皆道后，有一天他对我说，老师您的学问是天下千年才得一显的绝学，怎么可以有人不知道呢？他打定主意要做我的思想宣传先遣队，周游各地，代我向天下人布道去了。
有一天他问我春秋时孔子周游列国的车是什么式样的，是牛车还是马车，车轴和车把以多大直径为好，我不知道他的脑袋里又有了什么古怪想法，笑而不答。没几天，他就自己买了一辆车，按照古代的式样重新改装，说是叫什么蒲轮车，还是古代朝廷招聘隐居的有德之士专用的车呢。
他坐着这辆车一路招招摇摇跑到了京师。他这副怪模样，可把那些在京的同门吓得不轻，他们唯恐这个疯子做出什么事来，一个劲地催着他离开。后来我听京城的学生说，这个疯子还要向皇帝递交什么奏文——他还真什么都干得出来！——幸亏让他们及早发现拦下了，那辆让他出足了风头的式样古怪的蒲轮车也被藏了起来。
尽管后来他给我带来了数不清的麻烦，使得京城一班大佬对我的思想“痛加裁抑”，但在当时，他这一不怕出丑的行为好歹是让他大大地露了一把脸。唉，这个人总是那么喜欢作秀。意志太高，行事太奇，或许这就是他的性情吧。
他从京城归来不久，就想来看我，被我拒绝了。这个人天王老子都不放在眼里的心态和离奇的行事方式，总有一天会把自己都搭进去的，如果不好好调教说不定哪天就会闹出乱子来。
但就在我拒绝见他的第三天，我送客出门时，就见他长跪在道旁谢罪。我故作不见，头也不回地进门去了，他竟随后膝行着追至庭院，嘶哑着嗓子喊：“仲尼不为已甚者！”我知道，这句来自《孟子》的话是他憋在肚子里好久了想对我说的，他是怪我对他太苛责、太不宽厚了。唉，这个人啊，那么多学生里也只有他敢这样说我。我叹了口气，还是把他扶起来了。
那时候我已经预见到，我的思想会因这个人风行天下，也会因这个人一点点地失去本来的面目。
我交出江西的军务刚回老家时，因为过度的伤痛，再加上各种诽谤的刺激，致使心力交瘁，终于加剧了这么多年一直鬼魅一样附在我身上的肺病。我写了个揭帖，说自己鄙劣无所知识，且在忧病奄奄中，故有人登门一律不见。
但面对从四面八方赶来的那一张张热诚的面孔，我很快就自己打破了这个戒律。
我告诉我的弟子们，只要你内心里有一点真诚，你就可以不必靠儒学的那些大道理来大胆生活，只要你相信真诚并让它时刻充满你的内心，你就一定会得到良知带给你的快乐和宁静。“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长久和他们相处，我已经学会了因势利导因材成就，狂者就从狂处成就他，狷者就从狷处成就他。我就像个好的花工一样勤劳地侍弄着我的花园，并从中得到无穷的乐趣。
学生邹守益
要回江西去，送走他后，好多个日子眼前还是他的音容笑貌。一天夜里，我与别的学生在延寿寺秉烛夜坐，一想起来还怅惘若失，说：“江涛烟柳，故人倏在百里外矣。”我这样伤感让陪坐的几个弟子感到奇怪。他们不知道，他们每一个都让我牵心。
过了父亲的守丧期，嘉靖三年的中秋节，我在绍兴城内天泉桥的碧霞池上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款待我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余名学生。酒喝得半酣，歌咏声起，人们都敞开了性子，有的投壶，有的击鼓，有的泛舟，还有的亦哭亦笑，涕泪满面。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著名的《论语·侍坐章》，想起了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度过再也不会回来的岁月，一时悲欣交集，嗒然失言。
是不是过度的兴奋和过度的悲伤都会让语言失去功效？既然命运里注定要出现的那片阴云现在还远在天边，那就喝吧，喝。我对身边的几个人说，要记住，人只能活一次啊。只有一次。你们要守住自性，莫辜负这只有一次的人生，千万别学那些汉学家、理学家，只做支离破碎的死学问，一辈子说糊涂话，一辈子做糊涂事。
“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我对着月亮，用越地土腔的调子咏唱起那个希望在春风中游泳唱歌的曾点。
我的歌声激起那一夜更大的一轮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