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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至圣
嘉靖元年三月浙江绍兴

不愿意出世的孩子——祖父的竹园——万物微语——母亲的病——运河——我想象我是一个侠客——居庸关长城——一个奇怪的梦——我的婚礼——诸氏——娄一斋先生和他的女儿——父亲的墓地——青年学者钱德洪——讲讲战争的事吧——献俘,或我们每个人都是俘虏

(一)

我曾经是一个不愿意出生的孩子,在母亲肚子里足足待了十四个月才来到这世上。我祖母说,我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她梦见一大片五彩的祥云落在我们家屋顶。于是我一睁开眼睛来到这个世界就有了王云这个名字。我到了五岁还不会开口说话,急坏了我母亲。她断定我是在她肚子里藏得太久把脑子捂坏了。

这个我出生的江南小城以一条穿城而过的河流为界分成南北两片,那时我们租住在北城龙泉山东北麓一户莫姓人家的一栋两层楼房里。院子很大,在我没出生时,祖父就在被他称作“竹轩”的南园种了好多竹子。这样,我对这世界的第一个记忆,就是风拂动竹林发出下雨一般的沙沙的声响,阳光透过竹叶在我的脸上、身上投下一个个漾动的光斑。如果是晚上,风穿过竹竿,蓝布绒一般的天空,缀着的星星特别大,特别明亮,就好像爬上这片竹海就可以摘到似的。我抬头看天,天空像一口井一样平静而渊深。没有风,可是竹竿摇晃得越来越厉害了,这使我相信,一定有一群看不见的仙人正踩着竹梢在天空中跳着舞。

多年以后我还记得祖父握着一卷书在竹林里摇头晃脑诵读的模样。祖父握书的一只手拢在胸前,另一只手背在身后,诵读到得意处,那只手就移到前面来,轻轻地捻动着胸前漂亮的胡须。我不知道他在念些什么,但我喜欢他迎着风读出一个个句子时那种抑扬顿挫的调子,喜欢他那张被平静和喜悦笼罩着的舒展的脸。

家人一发现我不在了,准能在竹园里找到我。他们不明白这个沉默的孩子大半日猫在竹林子里做什么。我只是喜欢坐在竹园里。我看蚂蚁爬,看各种各样的昆虫飞来又飞去。我听着竹叶沙沙,如同微语。如果下过雨,我会看着竹尖上的一滴雨水,长久地,迟疑地挂着,最终落下来。我的耳朵会分辨出那滴雨划破空气,又砸进松软的地里的钝钝的声响。尽管这竹园是那么的小,它却让我相信,万物都在微语,整个世界都在微语。

五岁之前,祖母和母亲带着我走遍了小城周围方圆数十里大大小小的寺院。她们在菩萨面前磕头,许愿,忏悔前世的罪孽,祈愿我早日学会开口说话。母亲是多么希望她的儿子发出让她欣喜的音节啊。她看着街坊别人家的孩子奔跑、呼喊,那眼神都是羡慕的。我还被一个个请到家里来的江湖郎中摸骨、搭脉,伸出舌头让他们察看舌苔。这些人大多都是有名无实的骗子。他们一走,母亲就要照着他们开出的方子,让我吃各种苦不堪言的中药。

只有祖父对这一套女人的做法不以为然。我不愿吃药,祖母满园子追赶我。每当这时候祖父就会叫起来:你看,你看,他听我念书时的眼神是那样活泛,他什么都明白着呢。

一天,一个打扮得奇形怪状的游方和尚在我家门口走来走去。我们一群孩子好奇地围着他看。这个化外之人摸了摸我的后脑骨后,向我稽首拜了一拜。这个举动把正好出门来的母亲搞蒙了。和尚说:此人将杀人无算,终成圣人。母亲急得眼泪都出来了。大师您这不是笑话我们吗,我这孩子都五岁了还不会说话。和尚说,不是不说,是未到时候。母亲催问,你快说,有什么法子让他早日开口?

和尚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王云王云,云即说话,这孩子的名字没取好,给他改个名吧。

祖母把和尚的话说与祖父听。祖父说,这个云又不是和尚说的那个意思,你也知道,是媳妇分娩的前夜你梦见一朵祥云落到我们家,才取的这名字。但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他还是为我改名守仁。

据说我开口说话的确是在那个游方和尚来过我们家后。我不知道这两件事之间有没有因果。要说没因果,世间万物都是因,也都是果,京城的蝴蝶拍拍翅膀,我们这个南方的小县城都会下一场大雨呢。但我还是情愿把这看作是一种巧合,而不是上天注定的安排。直到十六岁那年,我在京城,一个老道士给我说了另一番话,我才为可以看得见的一个人未来的生活面貌悚然心惊起来。

那时,距我父亲考中状元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我随做了京官的父亲也到了京城。因为祖父和父亲都认为京城的教育环境要比小地方好得多。那天,我和几个同学在长安街上走,一个道士追上来说非要给我看相,他说他相人无数,我这种相貌可谓是至为难得。我记住了他的这番话:

当你的胡子长到衣服领子上时,你就入了圣境;胡子长到心口窝时,你就结圣胎了;胡子长到肚脐时,你就圣果圆满了。

可是我的胡子才是唇上乌软的一小绺儿,要到他说的长到衣服领子上和心口窝该是什么时候呢?我问他什么是圣果圆满,圣果圆满是不是就是死了?

道士说,是,也不是。

我说,那我宁愿不要成圣人,我只要活着,活着,多好啊。

我的家族遗传给我一双细长的双眼和成年后异常飘逸的一缕长须。我从祖父那里继承了落拓不羁的天性和敏捷的才智,并从他那里接受了最初的文学熏陶。我的祖父王天叙 虽然没有中过什么功名,到死都只是个乡村塾师,但这并不妨碍他以民间精英的身份快乐而逍遥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越到晚年,他变得越没有脾气,与人交往亲切而蔼然,但他的随和里隐藏着的偶尔一现的刚毅,总让人觉得,他的尊严是不可冒犯的。

打小喜欢蹿蹿跳跳、性情活泼好动的我,多亏了祖父开放式的教育,天性才没有受到压抑和斫伤。但他们不会想到,这一纵容的后果是发展了我尚武的倾向。

我十岁前的很大一部分记忆,是祖父和他的弟子们在一起。这是他干了一辈子的工作,然而他似乎总能从中找到乐趣。

我还记得童年时夏天的那些晚上,月亮很大,很白,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过了晚饭,祖父的弟子们就陆续来了。祖父像举行重大的仪式一样先恭恭敬敬地点上一支烟,当熏笼里细细袅袅的一缕香烟开始飘散,祖父的琴声就响了。弹完了琴,他就对着墙壁或者那些崇拜地望着他的弟子们大声朗诵自己新写的诗歌,然后让他们一起来唱和。这种在二十世纪被人称作情境教育的授课方式对我后来的讲学生涯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我的母亲郑氏是一个多病且严厉的妇人。记忆中她脸上的笑容像冬日的阳光一样稀有,这使她虽然年岁不大却挂上了一脸不该有的苦相。或许因为我是长子,她认为这样的严厉非常必要。她对我的冷落和对弟妹们的放任溺爱让我委屈,更让我懂得了要处逆心顺,调整好心态。

我十岁那年,一心苦读的父亲考中了状元,去京师就任翰林院修撰一职,不久也把我带到了北京。

以我自己的意愿,是不愿离开南方去遥远的京城的。父亲到京城是去实现他的人生目标,而我早早地结束快乐无忧的童年生活去京城,还不是去演出他为我写好的人生剧本!可是有谁会在乎一个十岁孩子的想法呢,再说祖父也巴不得早一日进京接受他的状元儿子的供养,于是我开始了平生第一次的远游。渡过了家门口的曹娥江和钱塘江,然后又过长江。在运河上,我看见一只一只连在一起的大木船排着队北上,祖父告诉我,这就是帝国的漕运,船里装的都是南方的大米,运河就像血管一样,把这些给养送到帝国的心脏。

随着北方的荒凉景色扑面而来,我美好的童年时代就像一株水芹一样被咔嚓一声剪断了。从此以后直到二十几岁,我的精神世界的一大部分就受着父亲的直接控制。他想尽办法创造一个像巨茧一般的世界,试图让我长久地居住在里面。

在我看来,他代表了一种权力压抑、理性主义、洁身自好的生活观的奇妙混合。一开始,我是按他的设计按部就班地在演这出戏,不敢稍有逾矩,但到后来我越来越无法忍受,离他一厢情愿的设计也越来越远,最后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干脆撇开了他这个设计好的人生剧本自己重写了一部。这两出戏里的两条路,到底哪个更好些呢?

没多久,塾师跑来向父亲告状,说我不肯用心读书,总是偷偷跑出去疯闹,带着一群孩子玩布阵打仗的游戏。一天,我正举着一面自制的令旗对着我的将士们挥来挥去左旋右旋,被父亲看到了。他生气地叫了起来,我们家历来是书香门第,你这舞刀弄枪的算什么!

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反问他,读书有什么用呢?父亲说,读书就可以做大官,比如我,不读书,难道这状元是从天下掉下来的吗?我问他,你中了状元,子子孙孙还会是状元吗?父亲说,状元当然是不能世袭的,只能到我一代,你如果也想中,从今天开始就要好好读书。听到这里我笑了起来,原来只有一代啊,那也没什么稀罕的。听了这话,父亲大怒,扑过来,举起颤抖的手掌,好半天终于没有落下来。

我讨厌北京的这个家。这是意气风发的翰林院王编修的家,不是我的家。我想念多雨的南方。想念老家的竹园和姚江水的腥甜湿润的气息。

我向往着做一个英雄,秘密地在京城四周寻找当年旧战场的遗迹。我想象我是一个侠客,踏雪无痕,飞檐走壁,千里不留痕。我想让自己长生不死。我有别人不知道的梦想。我经常让人头痛。我好高骛远,经常仰视天空,却又总是避不开脚下的一个矮凳而摔得脸青鼻肿。这就是十三岁那年的我。 这一期间我做出的一件壮举是一个人跑到了京城北面的长城,登上了居庸关。当我站在京城北向之咽喉的烽火台上看着飞翔在湛蓝天空的雁阵,强烈的阳光刺得我两眼不由自主地蓄满了泪水。谁也不知道这眼泪是为什么而流,就像没人知道一个少年的梦想。自下关而上关,远远地俯视京城,我伸出一只手掌就可以覆盖住它。这真的让我感到心事浩茫起来。

我骑着一匹小马逶迤而上,在一条狭隘的山道上,当几个鞑靼人骑着马迎面过来,我就像把风车当作魔鬼的唐吉诃德一样打马向他们冲去。鞑靼人看着我哈哈大笑,他们还以为对面这个小屁孩儿控制不了疯跑的马呢。在他们放肆的笑声中我勒住了马,对着他们放声大骂,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听懂我骂了些什么。

从居庸关回来后的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了西汉时征讨交趾苗乱的一代名将马援。将军坐在马上,大风吹动他的战袍猎猎作响,在他的背后,飘扬的战旗和喧动的人马如山如河。梦中的我还去参拜了为纪念他而建造的伏波将军庙。当我告诉父亲这个奇怪的梦并流露出想在这个梦想指引下走另一条人生道路的想法时,遭到了父亲预料之中的嘲笑。他像感冒塞住了鼻子一样闷闷地哼了几哼,说,可笑,真是可笑之至。

这样到了 1488 年春天。有一天,父亲对我说,十六岁见官打屁股,你今年十七了,也老大不小了,应该成个家了。他让我去江西南昌迎娶我未来的妻子——他的朋友诸介庵的女儿。我这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有一个未婚妻了,尽管我与她素未谋面,也不知道她长什么模样,但她命定要和我生活在一起。

于是我便到了南昌,去见了我的官居江西布政司参议的岳父。可是到了大婚的前一日,我才见到即将成为我妻子的诸氏。说是见到,其实也只是隔了一大片人头远远地望了一眼,连模样也没有看个分明。她好像也知道了我在看她,忽闪着眼睛低下头去。尽管是仓促的一眼,已足以使妻子两个字从一团虚无的气流中幻化出来并成为一个具象的人形。这已经是破例了,在我们的时代,多少青年男女在上床前的几分钟才第一眼看到对方长的是一张什么样的脸。

我像一个木偶一样在婚礼上被人牵来牵去。我看着周围一张张喜气洋洋的脸,可那喜气都是与我不相干的。我看着眼前这个已经成为我妻子的蒙着红盖头的女人,心里却浮上一种陌生而奇怪的茫然的情绪。渐渐地,这种情绪转换为一种对即将展开的婚姻生活、对不可知的来日的恐惧。我就像一个游魂一样,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热闹的人群,来到了城外一个叫铁柱宫的道观。

在我的学生以后为我写的传记中,我被描述成一个新婚之夜也不肯放弃学习的有志青年,与道士趺坐一榻彻夜探讨摄生之道而不知东方之既白。他们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避免说出——我是因为恐惧……

是的,恐惧,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活的茫然无措让我做出了连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事情。那天晚上我的离奇失踪肯定让岳父一家子都不得安宁,并让他老人家在宾客面前大扫脸面。他之所以没有发作,想来也只是碍于我的父亲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并且是一个前途无量的状元。甚至也可能早有人在暗底下猜测,新郎对男女之事如此淡漠是不是因为他的身体有某种难以启齿的病症,或者就是个性无能者。

那天清晨,当惺忪着睡眼的我被他们从铁柱宫找回,我才知道一整个晚上诸府上下都没有睡觉。因为担心我这个新郎已遭土匪绑架,他们甚至已经通知了驻军部队。这个清晨,面对着同样一夜无眠的诸氏脸上的两行泪痕,我不由深深谴责起了自己的自私,并暗暗发誓要一辈子都对她好。几天后,客人散去,在洞房里我又为她单独举行了一次婚礼。一个天地阴阳交合的秘密的婚礼。像所有无师自通的男人一样,我在快乐夹杂着痛楚的巅峰完成了生命的一次洗礼。

看来是我的赌咒发誓起了作用,我最初的婚姻生活和谐而美满。到了第二年冬天,岳父终于同意我们小夫妻俩返回家乡。年前来南昌,我还是孤身一人,现在却是携妇返乡。听着船头激起的哗哗的水声,我的心里贮满了一种新奇的情感。我变得如此的温柔,自己也始料未及,这种温暖的情愫使得进到我眼里的世界也变得崭新。船过上饶,听说著名的理学大师娄一斋就住在这里,我就带着妻子一同去拜访了他。 据说,长久的静坐已经使娄一斋有了神奇的力量,他的眼睛可以穿透古今,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二十多年前的英宗天顺七年,他还是个有为青年的时候,赴京参加会试,到了杭州,却又突然返回。人们问他为什么,他说,倒不是怕落第,而是此行会有灾祸。果然,这一年的会试贡院起了火,烧伤烧死了好多进京的举子。

这一传说使我在未见娄先生时把他想象成了一个三国时孔明一样潇洒出尘的人物,却没想到他是那样的平易近人。娄先生在他的书房里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以自身的求道经验告诉我圣人必可学而至这一道理。他挥着手大声说:只要去做,就一定能做到!他激动的样子就好像有无数人在下面听他布道。他豪迈的语气和跳荡的思维处处显示出他的自信,显示出他是一个生活中的浪漫主义者。这让年轻的我感到非常地投缘。

在娄先生家里,我们还见到了他美丽的女儿。她一头乌黑的长发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娄先生以自豪的口气告诉我们,在他的亲手调教下,他这个能诗善画的女儿已经是个远近闻名的才女,她还有一手秘不示人的绝技,能用这长发作笔,蘸了墨在宣纸上写漂亮的大字。

多年以后,娄先生的这位宝贝女儿嫁进南昌的宁王府,成了朱宸濠的一名王妃。后来在 1519 年的叛乱中,她投水自尽了。这一灾难性的事件也给她的家门带来了不幸。一斋先生虽已在几年前去世,但他的子侄多被逮捕,门人星散,他这一宗算是完了。

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是,如果娄先生真的有掐知过去未来的本事,他怎么没有算到这样一个结果呢?

祖父又老了许多。他在京城住了没多久,因为不习惯北方的气候和饮食早就回到南方和祖母做伴去了。母亲已在五年前去世,我这次返乡的吃住安排都是两位老人家带着一个老仆安排的。按照父亲的意思,是要我带着新妇好好在余姚老家住一阵子,练练八股文,准备参加秋天在省城举行的乡试。我感到高兴的是终于可以不必天天面对王翰林那张严肃的脸了。听着祖父抚琴吟诗,时间好像开始回流。可是这样快乐的日子没过多久,第二年,祖父死了。

只剩下祖母一人的宅院愈显空旷。一榻一椅,总让我们想到祖父的音容笑貌。而婚后生活也很快失去了先前的吸引力。在长久的阅读过后,我常常默对着天空的一朵浮云脑子里却空空如也。前面说过,祖父喜欢竹子,“竹轩”里到处都是。我总觉得这一竿竿迎风摆动的绿竹里藏着世界的一个秘密,可当我想说出它时又总是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这情形就像陶靖节先生看着天空有鸟飞过时曾经说过的“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在世界浩瀚的海洋上,语言有时真是无力泅渡的。

回到北京,父亲的官署里也有很多竹子。有一次,我和一位姓钱的朋友从早到晚默默地面对着竹子,竭力想透过竹子的形象认识到内在的更为根本的东西,因为伟大的朱熹说过,一草一木皆含至理,一个人只要读足够多的书就会明白这个理。我就像后来的海因里希·伯尔一样相信,“谁有眼睛,去看,他就会看到”。我认为,一个人有着良好的视力就可以穿透表象直接抵达事物的核心,他的所见,也就不应该只是在光学范围内。

三天后,我的朋友支持不住了,不得不中途退出。七天后,我也出现了幻觉,并伴有间隙性发作的恶心。我大病了一场。如果我内心的镜子还没有擦亮,它怎么可以照见这个世界?看来意志力也不能让我走得更远。二十一岁那年的这场病,向我宣告了从外部去认识这个世界是一条死胡同。

(二)

昨天,我又去了父亲的墓地。他在梦中告诉我说他冷,他还说两脚都泡在了水里。到了墓地我才发现,是前些日子的一场春雪融化的水流没有得到及时的疏浚,致使墓基的背阴一面有了渗漏。我和下人们一起清除了淤泥和杂草,又往墓顶培了些新土。做完了这一切,我又在山上陪着父亲坐了一会儿。

我看着山下的这座城。三月干冷的北风刺得我眼里发酸。我奇怪我的心情是如此平静,对丧父几乎没有一丝的悲伤。我是从什么时候起变得如此的冷酷与……绝情?十三岁那年,我在京城闻听母亲的死讯时曾是多么的悲伤与绝望。死亡在距我两千公里的地方发生,但因为它是落在我的亲人身上,所以它也是发生在我心里,母亲的死让我第一次体会到生与死之间不过是薄薄的一张纸,发现这一点我是那么的恐惧。

如今,亲人的死再也不会让我有如此沉痛的悲哀了。在我现在看来,死与生,都是生活的馈赠,它是一件必然要到来的事物,就像一个终究要来的朋友。我甚至开始慢慢地相信,它还是一种解脱,一个让你得大自在的契机。

父亲是在上个月的一场寒潮袭来的时候去世的。在这之前,他已经在老家无聊而又寂寞地度过了十余年退休官员的生活。多年以前,他仿效祖父爱竹之高节为自己取号竹轩公的做法,为自己取了个海日翁的号(因我们老家在城中龙泉山脚下,也有人称他龙山公)。少年得志的父亲希望自己的前程能像日出东海一般灿烂,随着年华逝去,他不无悲哀地发现他这轮太阳要不了多久就要日沉西海了。

去年九月,我忙完江西的军务向新皇帝请假回老家祭扫先祖陵墓时,从父亲的言语和气色发现他将不久于人世。在这个世界上,亲人们已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我,不能将他们生养死葬让我一想起来就心痛不已。

那次回余姚老家,经不住钱德洪一班人的说项,我在城内龙泉寺的中天阁举行了几场讲会。同时还为书院立了一个制度,那就是每月以朔(初一)、望(十五)、二十三为期,聚会讲论。还写了一个学规《中天阁勉诸生》 亲书于壁上,告诫他们不要一曝十寒,要坚持月月讲、日日讲。

在城东穴湖祖父的坟上大哭一场后回到城里,我又去看了埋有我的胞衣的老宅,竹叶萧然,故院依旧,想到早逝的母亲和我未及送葬的祖母,此情此境又让我眼里发潮。面对生命的烛火行将熄灭的父亲,那时我已经暗暗决定陪他走完人生的最后几步。

堪可安慰他的是,在他死之前的最后两个月,为了表彰我在平定宁王叛乱中的功绩,刚继位的嘉靖皇帝晋封我为新建伯,还有光禄大夫柱国、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等荣誉职务,岁支禄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体追封。这一消息如同一剂强劲的补药让病恹恹的父亲陡地精神焕发,他从床上跳起来布置迎接官差的种种细节,并向前来造访道贺的故旧亲友们一次次地讲述我在江西战场上的英雄业绩。

为了让一生向往鉴湖山水的父亲能够在生前实现迁居府城的梦想,我在绍兴城内的光相坊购置了一块地,决定在那儿建造我的伯府第。一批优秀的园林设计师和江南最好的工匠在那儿日以继夜地赶造着新府第,可是,日薄西山的父亲终于没能熬到搬进新居的那一天。

作为对父亲生前意愿的补偿,我把他安葬在了绍兴城南离兰亭不远的洪溪。多年以前他就看中了这块地。此地山明水秀,宁静得如同一个世外桃源。多年以后我还在想,父亲执意不在百年之后躺在祖父母的身侧而要与治水的英雄大禹为邻,是不是与他生前在政治上过分的压抑有关。他终于在死后实现长居鉴湖的梦想了。

按照帝国官场的不成文规矩,我将要在这里为他丁忧守制三年,然后视实际情形起复原职或有所升迁。孟子说,年四十不动心,我已经五十有二了,人到了这个年纪,如同一根火柴梗燃烧到了一大半,在继续燃烧还是熄灭的犹豫中,我感到无限的疲倦像铅一样灌满了全身。三年后的事又有谁能知道呢?按我的内心意愿,在此青山绿水间做个村夫野老,惯看春风秋月,倒也不是一桩坏事。

我当然不至于像布拉格那个犹太商人的儿子一样把父亲看作地狱,并写下一封长信告诉他我憎恨您我确实憎恨您。我十一岁那年就被父亲带到京师,并在他的严厉监护下接受百善孝为先的传统教育。一般说来,这种教育同时还夹杂着塾师的戒尺和家长的棍棒。父亲坚持认为,这样的教育对我本人对我们的国家都是很有必要的。我即便对他不满,也是秘密的,隐忍不发的。特别是在我十三岁那年公开宣称读书无用论被他狠狠地剋了一顿之后,这种反抗情绪就只能如地火一般潜行于日常生活的表层之下。

即便如此,父亲看着我的眼神也总是充满了狐疑和不信任。他像看管一个犯人一样敦促我每日的功课,在他为我制定的作息表上,除了睡眠和用餐,其他时间里我都是一架背诵和炮制八股文的机器。他担心的是我脑子里总有那么多的奇思异想。他担心那些奇思异想总有一天会把他的儿子引上邪恶之路。他天真地以为只要把我的时间像蛋糕一样一块一块切好,那些妖魔就不会闯进我的大脑。

二十一岁那年在家乡的中举,我得以跻身上流社会的最末一个阶层,这一资本使我在面对父亲严厉的眼神时感到腰板似乎挺了一些了,但谁让我的父亲是状元呢,我这点毫末之光在他的眼里简直是不堪一提。再加上中举之后连续两届京城会试我都名落孙山,这使我面对这个状元父亲真是自惭形秽。尽管我在外面吹大话说,风物长宜放眼量,落第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我在他面前的一点可怜的自尊心怕真的要消磨殆尽了。

最不堪的是他那些朋友还要真真假假地开我玩笑。他的一个叫李西涯的朋友奚落我说,你今年考不上没关系,下一次肯定要中个状元了,你还是赶紧提前写一篇状元赋吧。在这样的时刻,我知道父亲的心情比我更为糟糕。

一直到我中了进士并留在京城刑部工作,父亲对我的脸色才稍有缓解。但长年父权的高压已在我和他之间产生了无形的阴影。我一直无法轻松地面对他,他似乎也不习惯以一种平等的眼光来重新安排我们相互的位置。我开始刻意回避他,以部里工作繁重为由尽量减少在家的时间。很多时候,我们就像一对路人,像两个不得不同居一室的房客,即使有交谈,也是简短而客气。

正德元年那场命定的牢狱之灾结束了我们之间的僵持状态。当我出狱后从弟妹们口里知道他曾经那么牵念狱中的我,并常常梦中惊起呼喊我的小名,坐在书房里默默垂泪,我感到一股难舍的亲情像初春解冻的河水一样泛滥开来。

流放途中,我乘坐的商船侥幸没有在大风中覆灭,从福建上岸我秘密折回南京看望了他。那时我才知道他是因为拒绝刘瑾的拉拢才被弄出京城到南京当这个闲官。我为断送了父亲的政治前程心感内疚,但他对我没有半句的埋怨。他还以一种乐观的语气向我预言,刘瑾的末日不会太远了。

我平生第一次面对面地和父亲坐着。那两把并排放着的椅子,给了我一种平等的感觉。我意识到,在父亲的眼里,我已经真正迈入成年人的阶段了。看着他日渐憔悴的脸色,我忽地想到了一句话:多年父子成兄弟。经历了劫难之后的父子,在这短暂的宁静中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交流各自对政治和学术的看法,我真的颇为大不敬地想到,他多像是我的一位兄长。

就从那时起,我对他曾有过的所有的不满和愤懑都已冰释了。或者说,我已经理解并原谅了他对我施加的父权的黑暗与重压。我原谅了他的斥骂,原谅了他那地主对长工一般的严厉。我甚至原谅了他在母亲死后不久又娶一个新妇并带到京城的行为——曾经,他的这一被我视作无情的举动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深深的划痕。

那个姓赵的女人,我的后母,她对我的虐待换来的小小的报复,是我把一只长尾巴的黑色怪鸟放进了她的被窝……我甚至敢于同父亲开一些不伤大雅的玩笑了。我提到一件在家乡久为流传的事,说他六岁那年在河边捡到了一袋金币一直等着失主前来,我问他这件事是不是真的。父亲笑笑,说,你以为金币有那么好捡的吗?深知流言在这个时代的力量的我们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卓有远见的父亲早就预料到将会有一场叛乱。他在邻县上虞买了几间房,以作将来逃难时用。当江西叛乱的消息传来时,家人担心宁王派人来捣乱,劝父亲出去避避风头,父亲说,要是我年轻几岁,早就和儿子一起上阵杀敌去了,现在我们就准备保卫我们的家园吧。

不久,一个虚假的消息说我已在江西为国捐躯,有人劝父亲赶紧逃命要紧。父亲说,我买那几间房是为老母做准备的,现在老母已经不在,儿子若有什么不测,我又怎能逃乎天地之间!这就是我坚强刚毅的父亲!

在我的努力下,江西全境终于得以肃清,不久就发生了正德皇帝南巡的事。被群小包围的皇帝对我起了猜疑之心。当时危疑汹汹,旦夕不可测,更有一帮当地小人跑来我家作乱,登记财产牲畜,搞得就像即将要抄家似的。家人都惊恐万分,多亏父亲的镇定才使全家有了主心轴,他告诫家人要慎言语慎出入,并要相信时间终会做出公正的评判。

当帝国朝廷对我的迟迟到来的敕封诏命送达的那天,正逢父亲七十七岁的生日。

这一天上门前来贺喜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我也忙得不可开交。热闹场中,我却发现唯有做了寿翁的父亲闷闷不乐。我问他是不是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父亲说,我要给你泼点冷水了。我说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父亲尽管说。父亲说,现在我身上穿着皇帝亲赐的蟒服玉带,人人都说这是人生至荣,但一到晚上,解衣就寝,依旧还是一身穷骨头,哪有增添什么,所以啊,荣辱原不在人,只是人常常会迷失在荣辱中。

他问我今天这事祸兮福兮?我说,当然是喜事。父亲却说出了他的担心:当初你在南昌领兵打仗的时候,人家都以为你死了你却没有死,人家都以为你平不了叛乱你却平了,那两年祸机四伏我们都走过来了,现在我们父子相见一堂,这当然是天大的喜事,但你要知道,兴盛是衰落的开始,幸福里包藏着祸胎,当你们都感到这是巨大的荣耀的时候,我却有着隐隐的不安。

被巨大的喜悦冲昏了头的我当时还暗暗讥笑父亲成了惊弓之鸟,现在想来,这祸福相依、盈虚变化的一番话里正包含着天地间的一个理,这个理,因为来自父亲的亲身体察显得弥足珍贵,它时时提醒我凡事都要心存敬畏。

一切终将消逝!年轻的一天天变老,活着的一个个死去,死去的亲人一天天远离我们。尽管我知道流转是生的本相,但回首往事,那一次次的死生之戚,险夷之变,聚散之情,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何可胜道?父亲啊,世事真是如此的悲戚吗?

(三)

三月干燥的大风跑过屋顶,风中扬起的沙粒在头顶的屋瓦上滚过如同一群小鸟的喙击。它们带来了童年时在庭院里仰望一小块湛蓝的天空的回忆,流放途中在荒凉的路边客栈忍着蚊蚋的叮咬等待天明的回忆,还有在京城郊外的山地上策马奔跑的回忆……

这些回忆的碎片如同一场泥石流迅速填满了父亲去世后的一大片空白日子,并使我终于有了机会去重新审视父子、君臣、师生等各种各样我与这个世界的关系。

按帝国官制,官员在亲人亡故后都要在家丁忧三年,这种强制性的休假相当于政治上的间隙性休克,它对那些处于上升期或执掌权柄的官员来说可说是一记闷棍,于是他们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要求夺情留任,但帝国庞大的官僚机器缺少了谁还不是照样运转,那些铤而走险的人除了背个道德堕落的恶名接受纪检部门一次次的审查又得到了什么呢?还不如我这个天生的政治边缘人趁这大块的自由时间好好梳理一下因为繁忙的政务而荒芜日久的心田,落得个清心自在。

去年秋天我到余姚时,一个年轻人跑来见我,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就出生在你出生的那幢楼里。我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个叫钱德洪的年轻人。 那时他已经是小城里有一定声誉的青年学者了。他这样对我说,这一巧合让他相信,在我们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可以说是注定了的因缘,多年以来他一直在家乡默默地关注着我天南地北的行踪,并希望着有朝一日能够列入我的门墙,亲聆我的教诲。

当钱德洪带着一批和他同样好学的年轻人要求集体拜我为师时,还发生过一个小小的波折——家乡的一些老人还记得我小时候的淘气事,他们阻止钱这么做。

一开春我就忙碌起来。得知我休长假的消息,一大批以前的学生和前来与我讨论学问的同志就从江左江右相约赶来。他们操着各地不同的方言,在城内拥来挤去,其人头攒动的盛况只有市集和香会时才可比拟。城内客栈的床位有限,他们把大大小小的寺院都住满了。距离我家近一些的天妃寺和光相寺,更是数十人挤在一个屋子里,到了晚上睡不下,他们就轮换着躺一会儿。更有一些人不得不住到了城郊的南镇、禹穴、阳明洞一带。他们虚心好学的精神常常让我想到年轻时的自己。

看来时代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有一个表情,它就像一面硬币,豪奢浮华的背面,是许多个世代以来绵延不绝的对知识的尊崇和向往。因为人太多了,每次开讲我只好上大课,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常数百人。遇到好天气好心情,我还带着一些亲近的学生出去宴游,随时随地指点良知。

但是来听讲的人实在太多了,有一些来了好久,临到要送别了,我还记不住他们的名字。我只好这样安慰他们:尽管分别了,你们还是不会走出我的视野,因为我们还在同一个世界里,只要你们和我有着相同的志向,彼此记不记得面貌有什么大的关系呢?

给我们讲讲战争的事吧。我刚回到家乡时,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总有一些人这样向我要求。他们还拿着各种各样荒诞不经的传说来我这里印证,希望得到一个满意的解答。

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总喜欢咀嚼离乱急难中的人和事以作庸常生活中的谈资,这也是人之常情。可是,关于那场已经平息多年的叛乱,关于我在靖乱中建立的军功和随之遭受的毫无道理的猜忌和耻辱,我真的已经不想再去触动。

南昌之役后,我失去了跟随我多年的心爱学生冀元亨 。他是我派到宁王府以讲学的名义去刺探情报的。没想到日后被一群宵小之徒诬蔑为通匪,在刑部的大狱里吃尽了苦头。在以后的日子里,为了洗刷掉冀元亨蒙受的不白之冤同时也是我背着的莫须有黑锅,我动用各种关系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可以无罪开释了,他的身体却早已被折磨得不成样子,出狱后五日就死了。

我总觉得对不起他,对不起他的妻儿。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不管当初他如何坚持要去南昌我是坚决不会让他去冒险的。

据说冀元亨下狱后,皂隶去抄他的家,他的妻子李氏和两个女儿一点惧色也没有。李氏说,我丈夫平生尊师乐善,怎么会做出通匪这样的事来?他们要她出狱,李氏说,你们不把我丈夫还给我,我回去做什么?她一个妇道人家后来能够进入挤满大人物、大事件的《明史》,凭的不是节烈和坚贞是什么?“吾夫之学,不出闺门衽席间。”她这句话,曾经让多少人心生惭愧啊。

1519 年南昌的那场动乱,相信很多人早就看出了征兆,但他们就是不说。或许本朝历史上那场著名的宫廷之变还让他们记忆犹新。眼下这场即将爆发的皇室之乱鹿死谁手还没个定数,而所谓的历史又从来是强者王败者寇,焉知宁王不会是又一个朱棣?

封地在南昌的宁王朱宸濠是太祖皇帝第十七子朱权的玄孙,算起来皇帝还是他的侄子辈,他私蓄兵马经营多年,这样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于是当朱宸濠以过生日举行酒宴为名向南昌城内的大小官员广发请帖时,几乎没有一个人敢说不去。可以预料的是,就在那天的鸿门宴上,宁王假称太后懿旨举起了叛旗,并胁迫所有参加酒宴的官员服从。江西巡抚孙燧和副史许逵因拒绝当场被杀。

现在,这些历来太过聪明的文官们终于尝到了苦酒,他们不得不在刀箭下做出一个选择。而选择的余地几乎是没有的,除非他愿意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庭阶上未干的反抗者的血迹让他们不得不在反状上颤抖着手写下自己的名字。

得知这一消息时,我正在赣南前往福州的途中。我去福州是去调查一桩未遂的兵乱事件,更是为了能有个由头不去南昌,因为我早就预感到这里已经成了一个阴谋之城。

一切就像十四年前在钱塘江边那场危险经历的翻版,我脱掉官服,潜入渔船,躲开宁王派来追捕的人马,星夜往吉安府赶。我的夫人诸氏带着嗣子正宪正随我在军中,正当我犹豫不决之际,一向温静如玉的夫人突然说出了一番让我吃惊的话,她拿着一把剑对我大喊:你快去呀,不要为我们母子担扰!如果有什么危险,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

那一夜南风很急,船几乎没法前进,我在舱中暗暗祈求上天,如果上天垂怜苍生,准许我以绵薄之力去阻止这件事,那就刮北风吧。本来我可以掉头南去不管这件事,因为已经明确下达给我的任务是调防福建,并没有让我来对付宁王。但出于忠诚我还是火速向皇帝报告了此间发生的变故,并按捺不住激愤地对他说,您在位十四年,屡经变难,民心骚动,还巡游不已,当今想夺权的岂止一个宁王!“伏望皇上痛自克责,易辙改弦。罢出奸谀,以回天下豪杰之心;绝迹巡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则太平尚有可图,群臣不胜幸甚。” 信使一走,我就后悔了。看来我再吃几遍流放的苦头还是改不了这多言的毛病。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几天后,内阁和外廷的大臣们在左顺门召开的御前紧急会议上商讨对策时,那帮大人先生们居然好半天无人言语,没人敢给王爷的举动定性质。可能他们还在固执地认为,这是王室内部的矛盾,是家事,外廷臣子是不必也不宜过度关心的。最后还是兵部尚书王琼打破冷场,鲜明地表明他的态度:这是一起意在颠覆帝国的重大的恶性反叛事件。

几年来,在帝国庞大的机床上我就像一把扳手或者螺丝刀一样被移来移去。这里的螺帽松了去拧拧紧,那边的轴承快磨断了去上点油。自从三年前的九月我在王琼的特别推荐下出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一职,巡抚江西南安、赣州,福建汀州、漳州,广东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广郴州等地,急于报效朝廷的冲动总是让我惊惶感动又不知所措。在崎岖的官场小道上缓慢而憋气的升迁实在是把我闷坏了。

接下来的几年,我也真的做得像一把让主人称手的好工具,在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广东省北部的山地间接连铲平了好几处让人一想起来就头痛不已的兵乱和民乱。现在,铲除南昌这颗毒瘤这桩棘手的活儿又落到了我的头上。出于对尚书王琼知遇之恩的报偿,更是为了这个多病的帝国,我只有当仁不让,硬着头皮接受了这个任务。

用后来王琼的话来说,当初派我去福建勘定兵乱是虚,因为光是那点小事没有必要劳动我这样的大才,而在南昌叛乱时一举拿下宁王才是他的真正意图。当然这只是他事后的聪明话,为的是显出他的棋高一着。而当时实际的情形是,他也只有拿我这个过河卒子去碰碰运气了。

就在此时我得到了祖母病危的消息,我请求先回家省亲,这一回圣旨倒是来得很快:“着督兵讨贼兼巡抚江西地方,所奏省亲事情,待贼平之日来说。”

我一生中最为紧张忙乱的一个月就这样开始了。二十多年前,这个热爱兵法的业余边疆问题研究者,苦于报国无门,只好在餐桌上用果核布阵来打发无聊,现在朝廷终于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来报效了。

可是各处的勤王部队不可能这么快抵达,江西省的行政系统又已瘫痪,我只得从赣南所属的各府县调集驻军,并在吉安知府的帮助下招募人马,这样总算有了两万余名士兵,有好多还是从未打过仗的当地农民。这个数字,与宁王麾下的十八万兵马比起来可差得太多了。但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我带着这两万多人火速开到了临江府的樟树镇。我对下僚们说:朱宸濠如果出上策,带着这十八万兵马直捣京师,那国家就危险了;如果他出中策杀向南京,那大江南北也要被他糟蹋;如果他出下策,盘踞在南昌老巢,事情就好办多了。

蓄谋多年的朱宸濠当然不至于蠢到老老实实待在南昌按兵不动。他的意图是沿长江直下龙盘虎踞的南京,而后划江而治再图中原。作为一个亲王,他当然不会不知道本朝开国之初一个儒生向太祖皇帝的建议:金陵占帝王之都,龙蹯虎踞,限以长江之险,若取而有之,据形胜出兵,以临四方,则何向不胜?

我第一步先耍了个花招,派出各路哨军散布攻打南昌的流言,拖延他出兵东下的时间。当宁王发现上了一个小小的当,他已浪费了宝贵的半个月时间。以后他会发现,正是这个小当把他送进了死胡同。醒悟过来的宁王亲率主力东下,穿过鄱阳湖,包围了安庆。当有人建议我领兵去解安庆之围时,我援引战国时的围魏救赵之策告诉他们,现在的南昌几乎成了一座空城,我们现在去攻打南昌,宸濠必定回救,这样安庆之围自解,我军又可以逸待劳,打他个措手不及。

战事果然朝着我预料的方向发展。一番苦战,我军拿下南昌,接着又下南康、九江两城,让叛军失去了根基。现在大战在即,我的内心倒平静了下来,也有了心情在军务之暇与一直跟着我的几个学生讨论学术问题。回援的宁王部队与我军在赣江东岸的黄家渡相遇,激战一场,宁王败退樵舍。这时他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把战船用铁索相连构成一座水上方阵来与我军抗衡。我便像三国时的周郎火烧曹阿瞒一样,用火攻把他给一锅端了。

被士兵押过来的王爷满脸烟灰,就像一条快要被烤焦了的鱼。他见了我的第一句话是,谁坐天下那是我老朱家的家事,你姓王的又何必如此费心!但接下来他又可怜巴巴地乞求说,他现在什么都不想要了,只是想做一个普通庶民平平安安地度过余生。我对他说,有国法在。

王爷的脸上流露出了痛苦夹杂着后悔的神色:我悔不听娄妃的劝,才落得今天的下场。他说,王先生,我有一个请求,我的娄妃投水死了,请你好好安葬她,她真的是一个好女人。

于是我又见到了那个曾经见过一面的女人,我的老师娄一斋的女儿。她一头乌黑的长发现在湿漉漉地四散了开来,上面缠绕着一大团一大团的水草。她的面容灿若桃花。抿得紧紧的唇又是那么的苍白。她还是那么的美,十多年过去了,可是时间穿过她却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士兵们用钩子拉她上来时划破了手臂,伤口上还汩汩地冒着鲜血。这个爱惜自己容貌和身体的女人,怕死后受到污辱,将身上的衣服全用细密的针脚紧紧地缝着,显见得她早就计划好了用这种方式来终结自己的生命。我命人以王妃的规格将她安葬。

战后的湖面如同落幕后的剧院一样狼藉,满是燃烧的船板、桅杆和衣物,湖面上飘荡着硝烟味与血腥味混合在一起的死亡的气息,此时此刻,即便我不是一个佛教徒,也陡生罪孽深重之感。难道所谓的功勋就建立在无数的骨殖、人头和血腥之上吗?我不由得深深叹喟,功勋,这朵摇曳生姿的恶之花,多少人借它之名播下了罪恶的种子。

窃国者诛,兔尽弓藏,如果事情这样收场也算是个不坏的结局。然而皇帝坐不住了。在禁中宫宛的豹房里厌倦了奇技淫巧的皇帝忽然心血来潮想要巡游南方了。一帮内侍和亲信的武官拟定了皇帝御驾亲征的方案。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病态心理,我们的皇帝还自封为“奉天征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他穿上厚重的甲胄,乘坐六匹马拉的战车,带着扈从的亲军祭告太庙后,被上万京军簇拥着兴兴头头地上路了。

也幸亏皇帝正在兴头上,一些企图谏止皇上亲征的大臣只是被打了屁股,并在丹墀之下罚跪五日。只有一个叫张英的臣子不自量力,试图在皇帝面前自杀以阻止南狩,他被赏予六十军棍后不幸地死去了。作为先头部队,副将军许泰和提督军务太监张忠提了数千人马溯江先往南昌而来。当我发出的捷报送达皇帝跟前时,他带领着这支打秋风的队伍刚好开到良乡。这封来得太过不识时务的捷报引得皇帝老大的不高兴。既然前线已经大捷,天宇肃清,他还急巴巴地赶去干什么呢?

但没有一个人告诉这个贪玩的大男孩——他都快三十了,怎么还老是长不大——应该得胜回朝了。谁都知道皇帝的御驾亲征是一出闹剧,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愿意说破。皇上爱玩,把江山都押上去玩一把也是他的事,谁敢违拂圣意搞得皇帝不开心呢?而且从理论上说,只有把皇上逗乐了哄开心了才有大家的好果子吃。为了把这出戏唱得更大些,皇帝身边的亲信们甚至想出了一个荒唐的主意来,让我把已经俘虏的亲王重新放回到鄱阳湖中,然后乖乖地等着皇帝去捉拿,以显天威浩荡。

只有把俘获的亲王献出去才能阻止这一荒唐的游戏。可是朱大将军的钧旨已下,我还怎么向朝廷献俘呢?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大捷之后的朱宸濠竟然成了一只烫手的山芋。但为了江西的百姓避免在经历了那么大的祸乱后再受惊扰,我还是只得硬着头皮向朝廷献俘。

我押着俘获的亲王前脚刚离开南昌,张忠、江彬、许泰派来索要俘虏的人就到了。他们以威武大将军檄命令我在广信待命。我故作不明白,说,威武大将军算什么玩意儿?我奉皇上圣命以右副都御史身份巡抚赣南,论官秩也不比这个大将军低,凭什么要我听他的!

迟则生变,我亲自押着朱宸濠连夜过了玉山、草萍驿,向着杭州进发。按照我与提督赞画机密军务的太监张永的秘密约定,他在杭州等着我。张忠、许泰的人一路追到广信,眼看追不上,就转而向皇帝诬陷,说我开始是与宁王一伙的,因为事情败露才把他擒获。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千方百计阻挠我向皇帝献俘,他们才是一伙的,宁王早就用巨金贿赂把他们策反为政变的内应了。这真是贼喊捉贼。

我对张太监说,江西的百姓经历了那么大的祸乱,又赶上罕见的旱灾,还要供奉军饷,已经困苦至极,如果这个时候再有大军入境,必然承受不住,跑到山上去当土匪,他们过去助宸濠还是胁从,要是现在再为穷迫所激,到时就真的很难收场了。

张永听了我这番话深以为然。他也说出了他的苦衷,现在皇帝被一群小人包围,如果顺着皇上的意,多少还可以挽回一些,如果惹恼了他,只能激发群小的过激行为,也无救于天下苍生。后来多亏这个有着正义感的太监到了南京向皇帝说我好话,不然,我怕是真的要和我亲手捕获的亲王装在同一辆囚车里了。

后来我听说,俘虏们解到南京后,皇帝还是玩了一出猫捉老鼠的把戏小小地满足了自己一把。他命令把俘虏们放出囚车,解去桎梏,自己披上鲜亮的战甲,煞有介事地指挥三军,擂鼓呐喊,又把他们重新抓获了一遍。听到这一消息,我真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

交出了俘虏,我长舒了一口气。下一步怎么办?我打听到皇帝的部队已开到了扬州,决定只身前往,恳请游玩了一路的皇帝回驾。但此时让我巡抚江西的命令下达了,军情紧急,我不得不疾驰南昌。

此时的南昌城已乱作一团,张忠、许泰因我没有把俘获的亲王交给他们,憋了一肚子气,就挑动京军扰乱地方,向地方部队寻衅冲突。将士们问我怎么办?我说,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谁也不准与他们正面冲突,违令者杀无赦!

京军们不再为乱地方,张忠、许泰不死心,还要来找碴儿。一天,他们把我请去军营,说要和我比射箭。他们以为我一个文弱书生,动动嘴皮子可以,骑马射箭就要趴下了。他们是成心要看我笑话,却不知道少年时代我就是个皮猴子,拿枪使棒最为拿手。我缓缓张弓,三发三中,围观着的京军们全都啧啧有声,拍手叫好。

两人问我,听说宁王富甲天下,你攻下南昌城后,把那些金银财宝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说,据我所知,宁王的财宝大多送去贿赂京师要人了,可笑的是他还要把这些人约为内应呢!

转眼到了冬至,此地民间习俗,这一日要祭祀祖宗和亡灵。战事刚过,城中又添不少新丧,一时哭声震野,北军将士离家久了,听着这样的悲音无不泣下思归。张忠、许泰不得已班师回京。

送走了这两个瘟神,我一口气松下来,只觉得四肢发软,心口堵得慌。于是我去了杭州,在净慈寺住下养病。我的身体需要静静调养,我纷乱如麻的大脑也要好好梳理。让我想不通的是好不容易出大力平了叛乱,却要被泼上一身的脏水。我感觉从来没有这么灰心过。

(四)

杭州乃吴越王钱氏建都之地,人文蕴藉,文采风流,不少朋友曾经对我说,到年老了,在西湖边求田问舍了此残生,可说是身为文人的最后一个梦想了。此间的山水、古刹,空气中若有若无的桂花香,使我对这个城市保持着持久的好感。

一天,我去虎跑寺游玩,兴尽将返,看到寺里的一间禅室紧关着门,忽然起了好奇心,问这间禅室是做什么用的。陪同的主持说,有个僧人已经在里面坐关三年了,终日闭目静坐,不说一句话,也不睁开眼看一看周围,真是个怪人。

我推开门,等适应了里面的黑暗,我看到了那个坐得像一块石头的和尚。他兀自闭着眼,不顾不问,好像天要塌下来也与他没有关系。我猛喝一声:“你这个和尚!终日口巴巴说什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

和尚惊了一下,站起来向我施了一礼,说:“小僧在这里不言不视已经有三年了,你却问我口巴巴说什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此话又从何说起呢?”

我问:“你是哪儿人?离家多少年了?”

和尚答:“我是河南人,离家有十多年了。”

我问:“家中亲属还有什么人吗?”

和尚答:“就一个老母亲,也不知道如今是死是活。”

我问:“还想念吗?”

和尚说:“不能不想啊。”

我说:“你既然不能不想,虽然终日不说,心里却一直在说,虽然终日不睁开眼睛看看四周,心里也已经看见了。”

和尚猛地合拢双掌,向我重重施了一礼,说:“檀越真是妙言惊人,还望开示。”

我说:“人生于世,想念父母乃是天性,怎么能够断灭。你说不能不想,那是你的真性发现,俗话说得好,爹娘便是灵山佛,不敬爹娘敬何人,你既然已经发现了,还被这思念苦苦折磨着,那就不如听从心里发出的指令,做起来,又何必终日呆坐在这里,徒乱心曲?”

没等我把话说完,和尚咧嘴大哭起来:“檀越说得对啊,我明天一早就回家,去看望我老娘。”

他从蒲团上跃起身子就要去准备行囊,一边还在用衣袖胡乱擦着泪,一边脸上已在笑着了。

第二天,我又去虎跑寺。寺僧告诉我,那和尚五更天的时候就挑着行囊回老家去了。

尽管我一记猛喝喝醒了这个痴和尚,但有谁伸出他万能的手,拨开遮着我前面道路的雾障呢?

到了第二年正月,我听说皇帝在南京逛青楼、看大戏玩得不亦乐乎,决定去南京亲见皇上为自己剖白洗冤,并劝他返回大内。在安徽芜湖,我受到了在家赋闲的大学士杨一清的阻拦。这个帝国官场中的铁腕人物怕自己的位置受到威胁,也加入到了排挤我的力量当中。我一气之下便上了九华山。其实我登上这佛教圣山还有一个目的,是向皇帝暗示我不是那种脑后生有反骨的人,而只是个学道之人。

不久我又去了庐山。在庐山开先寺的读书台刻了一个石碑: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复南昌,宸濠擒。当此时天子亲统六师临讨,遂俘宸濠以归。在这里我玩了一个小小的文字游戏,我把天子带领他的打秋风的队伍出发的时间提前了,这也只是把一切的功劳归于英明的圣上。我这般地苦心孤诣,又有谁知道呢。

黑暗中坐在江边,听着水波拍岸声,想着自己一身蒙谤,连想见皇帝一面也难于登天,我是死的心思都有了。我对学生们说,现在要是有个地方容我背着老父逃跑,我就一去不返了。

皇上是不会知道了。他在南狩游乐途中乐极生悲,在临清一个叫清江浦的地方,喝醉了坐在一只小船上独自钓鱼,不小心船翻落水淹了个半死,寒气入骨,他那具被酒色淘空了的身子早就支撑不住了。他预支光了所有的快乐,回到京城两个月后就驾崩了。武宗晏驾,因为没有儿子,太后和一干大臣只得让他的堂弟朱厚熜继了皇位。世宗登极,即改元嘉靖。

当即位的新帝因为我平叛的战功宣旨召我进京时,我就像一只警觉的猎犬听到主人的指令一般向着京师疾驰而去。皇帝的圣旨是这样说的:尔昔能剿平乱贼,安静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兹召用,敕至,尔可驰驿来京,毋或稽迟。

然而,惯于玩弄政治手腕的大学士杨一清再一次把我阻在了宫阙之外。他早就把我看作了官场上潜伏的一个对手,担心我一入阁就会挤占他的位置,于是千方百计要把我打压下去。杨大学士指使言官上书制造舆论,以国丧期间费用开支浩繁不宜行宴赏为由使嘉靖皇帝的这一道圣旨成了一张废纸。

一次次政治热望的扑空使我反省,真个是人人有个圆圈在。如果说朱宸濠是我的俘虏,我难道不是自己的功名、欲望等等之类的俘虏吗?形为心之役,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内心里的隐阴面的俘虏。东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衔其头,西家儿童不识虎,执策驱虎如驱牛。傻子因噎废食,蠢夫怕淹死先投了水。人生应该知天达命、磊落潇洒,如此这般整日价生活在忧谗避毁当中,跟坐监狱有什么两样呢?

当我想明白了这一点,就给新皇帝写了《乞归省疏》请求提前退休。我说,近两年来,我流年不顺,祖母死了,老父也多次病危,我连续四次上疏请归都没有获得批准,再加权奸谗疾,一次次恶意中伤,我不知道哪天会突然祸从天降,现在天启神圣,您承续大统,我就把这些真实想法说出来,欺君者不忠,忘父者不孝,所以我冒罪请求回去。

我不管皇帝会不会批准、什么时候批准了。我的心已经不在那片我曾经向往不已的宫阙庙堂之间了。我即刻准备行装。我已经看到了一个自由人在故乡在未来岁月里的生活景象:夏天在微风的吹拂中去鉴湖赏荷,冬天则去欣赏姚江的雪景,在春日微醺的和风中,带着装满食物的提篮,带着酒具,和学生们去城外进行一次富有田园意味的郊游…… zmEtY1vVMDtRLKu2Iy7mQ6FAAFJlgUfAebT9tiY6kWQNX5JaSWDo5OqipBEibu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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