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化与社会的波粒二象性

早期社会学的三大导师中，涂尔干（E.Durheim）是“社会”方法论的主要奠基者，他强调“社会事实”以及社会先于和高于个人的观点，《自杀论》等经典论著表达了上述思想。与之相对，韦伯（M.Weber）则对“文化”的社会伦理和意识形态的作用给予强调，《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其代表作。文化人类学对“文化”的强调有一类偏重于“文化实体”，如新进化论、文化生态学、文化唯物主义等理论流派；而认知人类学、象征人类学、解释人类学和结构主义则强调“文化象征”。

本章将文化与社会作为一对辩证互补而不是对立排斥的范畴。众所周知，“社会”这一概念思维以及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核心表达是“实体”的社会。从人开始，首先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包括符号互动）、社会关系，继而是社会的结构与功能，直到社会系统。具体的研究对象从初级群体的家庭到次级群体的各种社会组织，从初级的共同体到复杂的社会形态，等等。仿照文化的定义，可以给出“社会”的定义如下：

社会是人类遵照其相应的自组织规律对人类及其社会生活的各种互动关系，运用人类组织进行秩序创造并共享其功能的具有动态再生产性的结构系统。

英文的“社会”（society）源于拉丁语socius，意思为“伙伴”。而中文里的“社”＝示＋土，为祭祀土神的地方。《礼记·郊特牲》中有：“社，祭土而主阴气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可见中文里早期“社”的概念与今义不同。今天的“社会”概念，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的，最初在中文中理解为“群”（人群、群性）。梁启超在1902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到，麦喀士（马克思）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他还将“人群”等同于“社会”的概念，翻译social evolution为“人群之进化论”。1903年，汪荣宝、叶澜编辑，由上海明权社出版的《新尔雅》中说：“二人以上之协同生活体，谓之群，亦谓之社会。研究人群理法之学问，谓之群学，亦谓之社会学。” 严复在其翻译的斯宾塞（H.Spencer）的 Study of Sociology 中，使用了“群学”译“sociology”，即《群学肄言》（1903），对“社会”的概念尚不接受。不过在次年出版的甄克思的 A history of Politics 中，他就使用了《社会通诠》的译名。可见，中文中引入的“社会”一词与英文一样，都是表达偏向于“实体”的人类生存状态。 图1-1中显示出社会学中的五个核心概念，即“社会五行”（互动、关系／交换、功能、结构、系统）的定义和它们之间的联系，并以乔纳森·H.特纳的《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所列的各种理论分类归到上述概念 ，可知90%的社会学理论可由这五个实体思维的概念所涵盖。

然而，“文化”的概念并非像“社会”一样是舶来品。《易经》中对“文化”的解释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可以理解为文化就是以一种“人文”——人类相互作用的方式来构造人类世界和人类生活的编码体系。日本反而是从中文接受了“文化”的概念，日本学者水野祐认为：

作为译语（指译自英文culture）的“文化”，因而不用说该原语就是汉语了。就像王蓬诗句“文化有余戒事略”所认为的那样，其意是学问进步，“社会开化，即文明开化”。……“文”这个汉字的起源是一个由线条相互交叉呈“文”状，万物相互交叉。“化”字则是人和 的会意，“ ”即回首从人之意，所以“化”字是一个意为引导人重改行善的字。

“文”之古义即“物相交杂故曰文”，而“化”有“化生”“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的含义。这些也与英文相近，culture来自拉丁语colore（耕耘）。有教养、修养，陶冶、教化，培育、栽培的意思，也有“摆脱自然状态，通过人加以改变”之意。于是乎，文之化，乃是人类万物交杂之化生也。或者说，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人们相互作用之化生力。这个理解甚至比英文更加准确地表达了文化作为人类生存编码体系的特点。遗憾的是，中文中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文化所具有的化生天下的作用，以及“物相交杂故曰文”的表征人类互动体系之含义，却被中国学者自己忽略了。

一、社会和文化的关系

文化（culture）和社会（society）是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核心概念。要理解这两个概念的关系，首先要理解两个概念都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思维符号工具，“社会”偏向于实体思维，“文化”偏向于象征符号思维。从本体论上看，“人类”“社会”有真实的客观存在，但是从认识论上，“社会”和“文化”只是一种抽象的实在。它们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摸不着，但体会得到。实际上，人类的哲学归根到底是一种“感官哲学”，无论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都是依据人类的感官来“论”的。正因为如此，人脑具有的想象能力弥补了感官的不足，人脑可以造出概念来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社会”和“文化”都是这样的概念。

基辛（R.M.Keesing）认为，文化是社会行为的基础概念性符码。 社会和文化两个概念之所以对人类学重要，不仅因为对两者各自的强调，产生了同一学科中欧洲社会人类学和美国文化人类学的不同传统，而且也在于它们十分基础的地位。试想，社会学家如果不知道“社会”为何，人类学家不知道“文化”为何，它们学科的基础何在？在两者的早期关系中，存在着“社会中心说”和“文化中心说”的争论。

（1）“社会中心说”的观念从早期延续至今，仍然占有统治的地位。这种影响自然来自社会学，如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Durkheim）。拉德克利夫-布朗作为社会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大师，是“社会中心说”的代表人物。他说：我们看不到文化，因为它不指代任何具体的现实，而是一种抽象。 “新人类学将任何存续的文化视为整合的统一体或者系统，在其中，每一个因素都有与整体相联系的确定的功能。” “社会中心说”强调社会结构和功能的合理性和优先性，但无法解释很多社会现象，包括一个社会为什么有如此的结构和功能？社会为什么有不同的文化、结构和生活方式，特别是那些在结构和功能上看起来“不合理”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人们的行为究竟受社会的结构功能制约还是文化的影响？一个社会的变迁为什么总是始于文化变迁？

（2）“文化中心说”的观点出自美国文化人类学，克鲁伯认为，文化是超有机体的（superorganic）。“人类学家常常持文化的整体论，把社会结构只是作为文化的一个部分。” ^[12] 博厄斯的学生本尼迪克特是著名的“文化模式”的提出者，她在论及社会和文化对秩序的控制时，强调文化的作用：“社会只有在偶然的、特定的情景下才是管制性的，法律也并不就等于社会秩序。在更为简单的、同质性的文化中，习惯与习俗就完全可以取代建立正式法律权威的必要性。”

怀特虽然反对博厄斯的文化相对论，文化优先的观点却彼此相同，他把文化区分为三个亚系统，即技术的（工具等）、社会学的（人际关系等）、意识形态的（信仰、思想、知识等） 。“文化中心论”认为文化自成一体，有其文化的意义系统。文化优先于社会。

艾吉莫（G.Aijmer）提出文化形态（modalities）的概念，文化形成了多义的社会。“这个世界，是文化的言说，不是简单的我们直接经验的世界，文化形态是对存在进行构思的‘单行线’，它选择自大量有用的、可选择的，一团用文化结构起来的可能事物。换句话说，人类存在不仅生活在一个社会，而且同时生活在许多可能的社会中。” ^[13] 文化不仅可以对一个社会进行多义的编码，还可以创造出多重的社会，对人类的生活进行主动的建构。

（3）第三种看法将社会和文化平行并列，波普诺（D.Popenoe）认为：“社会指共享文化的人的相互交流，而文化指这种交流的产物。……文化是人们在交流中创造的，但人类互动的形式又来自对文化的共享。” 通常，人们的互动构成社会，波普诺的说法意味着社会和文化互为结果和条件。在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evi-Strauss）看来，社会和文化共同受到人们头脑中深层“结构”的制约。他认为，如果说神话结构（文化结构）平行于社会结构，这并不是由于神话反映社会，而是因为神话和社会共享一个共同的基本结构——心智的结构。 ^[14]

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虽然晦涩，但是道理深刻。他要寻找的，其实是文化如何编码和社会如何运行的深层心智规则。

二、文化与社会：波粒二象性

无论是“社会中心说”“文化中心说”还是“平行说”，都将社会与文化视为两个不同的事物。本章提出的文化与社会“波粒二象性”的观点，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最大特点，是将“文化”与“社会”两者视为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象征人类学家格尔兹曾说：

作为区分文化和社会系统的更有用的方法，但绝不是唯一的方法，是把前者看成有序的意义系统和符号系统，社会互动就是围绕它们发生的，把后者看成社会互动模式本身。

文化和社会结构是对同样一些现象的不同抽象。在观察社会行动的时候，一个着眼于社会行动对于社会行动者的意义，另一个着眼于它如何促进某种社会系统的运作。

在格尔兹看来，文化与社会是同一人类行动的两种不同抽象。“社会”着眼于社会系统的运作和社会互动模式本身；“文化”着眼于社会行动有序的意义系统和象征系统对于行动者的意义。因此，从“人类”的概念出发，社会和文化是“人类”“互动”这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的抽象实在。“社会”强调实体思维（实物）的抽象；“文化”偏重于信息思维（虚物）的抽象（见表1-1）。

借用物理学的波粒二象性原理，文化与社会恰恰是波粒二象性的关系。在物理学中，三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先后对此做出了贡献。首先是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1905年发现了光的波粒二象性。1924年，德布罗意（Louis Victor·Duc de Broglie）发现的物质波理论，认为一切基本粒子都具有波粒二象性，即微观粒子（也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存在形态是，既具有波的虚物性质，同时又具有粒子的实物性质。1928年，波尔（Niels Bohr）由此提出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之一——互补原理（Bohr's principle of complementarity），认为只有互补地说明两种性质，才能得到完备的描述。我们把波尔描述互补原理的原话改造如下：

一些经典概念（社会）的应用不可避免地排除另一些经典概念（文化）的应用，而这“另一些经典概念（文化）”在另一条件下又是描述现象不可或缺的；必须而且只需将所有这些既互斥又互补的概念汇集在一起，才能而且定能形成对现象的详尽无遗的描述。

文化研究范式可以对社会研究范式的不足进行补充。例如，“阶级”的分析，人们已经日益意识到“实体”的阶级之功能分析范式的不足，因而转向了“表征”或者说文化的阶级分析。黄宗智（Philip Huang）曾提到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通过‘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的概念，把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分析从客观事物扩展到了表征的（representational）领域。资本不仅是物质性的，而且是象征性的。阶级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结构，也是一种表征结构，一种特色、偏好、风格和语言。进一步说，实践者的能动性（agency）不仅选择客观行动的方式，也选择表征性的思想和态度。”

在社会系统的运行中，文化的先行性十分明显。例如，经济全球化就是文化先行的一个例子。对中国而言，经济全球化主要也是来自文化的全球化。众所周知，晚清的西学东渐，直到20世纪50至80年代积累的现代化思想，都是先有文化的编码，“想”要去学西方，才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改革和革命；并不是因为西方经济的自然入侵所使然。特别是在20世纪50至70年代，西方国家封锁中国的经济，我们在文化上仍然抱着“赶英超美”的现代化思维定式，表面上是一种自力更生的志气，深层却是以西方作为榜样。这样一种政治文化观，是现代化思想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国接受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文化全球化先导的自然结果。“消费文化”引领中国也是如此，对历史和当代的西方热，都是先在文化上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然后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结构，引入西方的经济产品，促进经济的全球化。因此，正如罕纳兹（U.Hannerz）明确指出的：“世界已经变成一个社会关系网，不同地区间除了人口和商品流动之外，还有意义的流动。”“存在一个世界文化。各种意义和表达的分布结构在任何地方都变成相互关联的。”因此，不再容易辨认一种地方的理想型，地方文化的边界难以维持且日趋模糊。 ^[15] 从另一方面看，文化全球化后面还伴随着地方化，伴随着两种文化的融合与相互消化。例如，中国文化核的编码体系，在消化西方的市场制度时，产生的不是简单的西方资本主义，而是一种杂交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文化。 eP4vbUHsLAlS1I5F+923RWY8y1hEtguPNs51sBXujs1V9z0XHa4TRVonFC2XZMf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