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化”的理论传统

早期人类学家对文化各有定义，按照克鲁伯（Alfred Kroeber）在《文化概念》（1958）一文中的归纳，当时文化的定义多达160多种，几乎每一个重要的理论流派和人类学大师都有对文化的一番理论。比较社会学中“社会”概念的相对稳定性，“文化”在人类学中几乎是一个最富有活力也最富有争论的概念，因此愈加形成了文化人类学的广泛研究领域并生成了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论。本节主要通过不同理论流派学者们的文化概念，归纳和提炼本章的文化定义。就传统的文化概念而言，笔者以为有三个最重要的经典看法。

第一个经典的定义来自“文化人类学之父”泰勒（Edward Tylor）：

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志意义而言，是包括了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们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习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整体。

泰勒将文化和文明并论，蕴含了进化论的思想。上面文化定义的特点，是把人类行为中偏向于精神活动的部分归结为文化。在西方二分的思辨中，人类的精神活动是比物质更为高级的活动，因而，这类文化也成为文明的同义语。这一文化的用法通常被称为狭义的文化概念，至今仍有影响。如《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作者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就认为，文化的含义“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他列举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加纳和韩国，两国当时在GDP和产业结构等方面十分相似，但30年后韩国经济名列世界第14，而加纳人均GDP仅是韩国的1/14。这种发展悬殊在于文化，在于韩国人的节俭、勤奋、教育等方面。

第二个重要的文化概念是广义化的“生活方式”。林顿（Ralph Linton）的文化定义继承了泰勒和博厄斯，将两者的文化概念扩展到人类的整个活动：

文化指的是任何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被社会公认为更高雅、更有价值的那部分生活方式。当把文化一词用到我们的生活方式上时，如此文化不只是指弹钢琴和读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诗。对社会科学家来说，这些行为只是我们整个文化中的若干简单因素。整个文化还包括诸如洗盘子、开汽车等平凡的行为，而且，对于文化研究来说，这些平凡行为与那些在生活中被认为是“上等”的事物相比，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在社会科学家看来，没有无文化的社会，甚至没有无文化的个人。每个社会，无论它的文化多么简单，总有一种文化。从个人参与不同的文化来看，每个人类的存在都是文化的存在。

文化作为一种人类或社会生活方式的经典看法今天已经为大多数人类学家所接受，这个文化概念来自美国近代人类学之父博厄斯（F.Boas）的文化相对论的文化观，他视文化为一个存在于文化个体所承载的社会之外的整体，并为文化自己的力所驱动。他的学生克鲁伯更是一个典型的文化整体论者。然而，这个独立的整体是什么？文化自己的驱动力又是什么？他的学生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包括本尼迪克特（R.Benedict）的《文化模式》《菊与刀》，米德（M.Mead）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格与气质》《萨摩亚的青春期》，等等。他们用“文化模式”和“人格”解释了所谓的生活方式，并进一步解释了何谓人类各种生活（如政治、经济、宗教、日常生活等）的“方式”。如果追问“模式”与“方式”的联系，不难从中体会到它们后面的文化编码含义。

第三个里程碑式的概念是把文化看作符号和信息的体系。《文化科学》的作者怀特（Leslie White）早就指出：

文化才是唯独人具有的生活方式。……即使用符号的能力，所以，人的行为与所有其他生物之间的区别，不仅是巨大的，而且是基本的、本质的区别。

全部文化（文明）依赖于符号。正是由于符号能力的产生和运用，才使得文化得以产生和存在。……没有符号，就没有文化。

将文化在本体论上归结为信息符号，是对文化理解上的巨大贡献，促进了将文化理解为人类（运用人脑进行）的信息编码体系，这一思想在格尔兹（C.Geertz）的象征人类学中达到极致：

人类是为自身编织的意义之网所束缚的动物。文化就是这样的网络。文化本质上是象征符号的。 ^[2]

作为一个有结构意义的相互关联的符号系统，文化不是一种力，不是可归为事件、行为、制度和过程的东西。它是一个文脉（context），在其中很多事情可以容易地得到理解。 ^[3]

虽然格尔兹强调了文化的意义系统，但是他不认为这个意义系统是自我包容的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可观察模型。萨哈林斯（M.Sahlins）则认为：

意义是人类学对象的特征。文化是个人和事物有意义的自组织秩序，因为这些秩序是象征符号的，它们不可能是头脑的自由创造。 ^[4]

这一看法不仅强调了文化的象征意义的本体论特征，还把其视为一种个人和事物有意义的自组织秩序。“秩序”这一概念，是社会学创始人孔德（A.Comte）在实证社会学中提出的三个重要概念之一。

本章综合前人成果给出的文化定义如下：

文化是人类遵照其相应的自组织规律对人类及其全部生活事物的各种联系，运用信息进行秩序创造并共享其意义的具有动态再生产性的编码系统。

上述文化概念的主要特性如下：

（1）信息性、象征性和符号性。文化的本质是“生命的信息秩序”。生命与非生命的区别，本质在于具有使用信息建立秩序的能力，人类也不例外。系统论的奠基人贝塔朗菲（L.Bertalanffy）认为：“文化世界实际上是一个符号世界。” 符号具有抽象性、解释性、歧义性、多义性等信息和文化的特性。未来学家贝尔（Daniel Bell）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把文化的概念从价值转向了表意的象征符号，认为表意象征符号（即文化）的进化规则不同于社会结构的规则，人类的社会互动是以表意象征为基础的。 帕森斯（T.Parsons）认为，“文化”并列于“自然”与“社会”，是一种信息的象征事物。“‘文化’事物或‘信息’事物，它是从‘自然’和‘社会’事物的意义中概括出的一种特殊事物。” “沟通的内容——‘信息’始终是符号，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文化’。” 在他构造的社会系统中，文化子系统具有社会系统维模（pattern maintenance）的功能。在他的社会行动理论中，文化是行动的意义，社会则是行动的形式。文化的信息性本质是其象征符号性的基础，人脑的信息能力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主要能力，换句话说，也是人类文化能力的基础。

（2）系统整体性和共享性。系统性强调了文化的整体性秩序的特点。文化系统具有“超和性”——系统大于部分之和的特征。本尼迪克特在其《文化模式》中认为：“文化，也超越了它们的物质的总和。” 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文化不是表面事物的堆积，而是具有超越的意义编码特征。对此，萨哈林斯说：“文化秩序的统一性是通过意义来建构的。文化是一个有意义的系统，它定义了所有的有功能的存在。” ^[5] 除了克鲁伯的文化整体论，施奈德（D.Schneider）也认为：“文化是一个整体的系统。”文化的整合不是一个功能性的机械组合而是作为一个符号和意义的系统。文化不能还原为其他的系统，它必须被视为一个整体而不是碎片。 ^[6] 威廉姆（S.William）指出：“所谓一个社会的文化，就是其成员明确认识的、相互关联的、为进行解释而形成的各种各样的模式。” ^[7] 马林诺斯基理解的文化是一种手段性的现实，是公共的并有助于群体的整合。“文化是公共的，文化事实源自个人利益转变成公共、共同和可传递的系统。” 格尔兹也认为：“由于意义的存在，文化是公共的。” ^[8]

（3）自创生、自组织的规律性。自组织即自发有序，是文化的基本动力法则。克鲁伯认为：“每个文化倾向于发展特有的组织。这种组织是首尾一致、自成一体的。每一个文化都会接纳新的东西，不论是外来的或是本土的，依照自己的文化模式，将这些新的东西加以重新塑造。” 马林诺斯基认为：“文化原是自成一格的一种现象。文化历程以及文化要素间的关系，是遵守着功能关系的定律的。” 怀特则认为，文化的现象构成一个独立且独特的领域，文化的要素根据文化自身的规律而相互作用。 在文化各要素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各种文化要素间新的结合和合成所形成的各种发明、元素周期律的“发现”、热力学定律等都是文化要素的新合成。因此，文化传统是按照它自身的原则和规律活动与发展的动力系统。……我们可以把文化看作一个独立自足，自成一类的系统。 莫兰也曾经从自组织现象产生的社会复杂性来理解文化，认为社会的维持需要一整套根据规则结构化了的信息——文化：“文化构成高度复杂性的一个再生系统，没有它，高度复杂性将崩溃并让位于一个较低的组织水平。” 上述观点表达了文化自发有序和秩序的基本特征。

（4）秩序性。做“秩序”是文化内在的驱动目的。秩序的动力逻辑是高聚能、低能耗。怀特认为，文化作为一种复杂的机制，其作用是保障人类群体的生命安全和延续不断。为了执行这一功能，文化必须以某种方式利用能源以便使自己运行起来。怀特认为：“在物理学的意义上，文化是一种热力学系统。” 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一个封闭系统最终会走向熵增加，即走向混沌。所以热力学第二定律又称为“熵增加定律”。文化的信息本质，意味着它具有做秩序的反熵倾向，因而有文化的社会可以视为具有反熵倾向的热力学系统。对此，英国经济学家布瓦索（Max H.Boisot）也悟到其中的真谛：“文化是在社会推动的热力学过程中对智能的制度化运用，试图在特定社会秩序内使熵的产生达到最小。” 社会学家鲍曼也认为：“所有的文化实践都在于对一种自然秩序施加一种新的人工秩序，所以人们不得不在构成人类思想的重要规则领域中寻找基本的文化生成能力。由于文化秩序是通过符号的指示活动进行的——通过标识而将现实予以分类——符号论，即关于记号的一般理论规定了文化实践的一般方法论的研究核心。指示的行动就是意义生产的行动。”

（5）能动再生产性和实践性。文化的编码体系是在人们的理解和使用中不断变化的。林顿曾经提出“文化的建构模式（culture construct pattern）”。对人类来说，文化不仅是外在的役使力量，也不仅仅是静态抽象的“文化模式”，而是我们参与其中并进行建构的动态系统。建构的过程包含了虚构和误认等。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人类学家的贡献是把文化视为一中间物（tertium guid），它不仅通过有意义的社会逻辑调和人类和世界的关系，而且通过设计出主、客观相关的关系术语来建构人类和世界的关系”。 ^[9] 世界体系论的提出者沃勒斯坦（I.Wallerstein）将“文化作为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意识形态战场”。 ^[10] 布迪厄（P.Bourdieu）认为文化携带着权力。“文化生产者有特殊的权力，严格地说是表明事物并使人们相信它们的象征权力。” ^[11] 体现了文化既是被创造的，同时又是创造者的实践观点。

（6）信息编码和文化语法。系统科学家拉兹洛（E.Laszlo）清楚地指出：“对社会基本活动进行编码的那些准则的总和构成了一个基本的信息库，它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集体所有。这个集体的信息库相当于社会的文化，如果我们对文化下一个广义的定义，就是说它不仅仅是科学、艺术和宗教组成的‘高级文化’，而且还包括所有人的行为特征的话。” 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利奇（E.Leach）认为：“文化的所有各种非词语侧面，比如服装的式样、乡村布局、建筑、家具、食品、烹饪、音乐、体态、姿势等等，都是以模式化的集合体组织起来的，从而根据类似于自然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句的方式，将编过码的信息综合起来。因此，谈论支配服装穿戴的语法规则，就和论述支配言词话语的语法规则一样意味深长。” 法国结构主义受到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因此在文化的理解上更加具有语言编码的倾向。 n7PVTRNoGtYhiNaQY7+fi5PVhFZIKC79psj/Ud3TszFPYg5BdQXWX/iLe9xZof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