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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在读小泉八云的《诗的鉴赏》（Apprecia - tion of Poetry）。小泉八云的议论，有时也未免稍旧；但实在有独到的地方。我最喜欢的是《勃朗宁研究》（Studies in Browning）一章。勃朗宁是不容易懂的，虽然我们的文豪可以花两小时就做一篇介绍勃朗宁的文章。小泉八云论勃朗宁，以为勃朗宁同爱默生（Emerson）一样，可以说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者。但他们的个人主义，并不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他们的个人主义意思是Self - cultivation，“是每个人都应该发展他的体力和心力到于极度”。这样的个人主义的教义，就是make yourself strong。人不过是一个人罢了，不是上帝；所以你也许要做许多坏事和笨事。但无论你干什么，就是干坏了，也应该好好地干去，用全副力量去干，“就是强恶也许比弱德会好些”！
我可以算是不懂得勃朗宁的，因为他的全集，我并没有读完，也读不全懂。（中国恐怕没有人敢说真懂得勃朗宁！）但我读了小泉八云这段议论，实在是很欢喜的。中国人实在是太懦弱了，而且我就是其中懦弱的一个。
从身体一方面看来，我们不是太胖，就是太瘦，或者是太矮。（有许多女学生真是矮得无可再矮！）我们不但远比不上那碧眼黄发的白种人，就是比起那短小精悍的日本人来，也觉十分惭愧，几乎不敢用镜自照其憔悴的脸。从精神一方面看来，我们的心理上有从古传来的两个魔鬼：一个是“忍”，一个是“让”。“忍”便是像乌龟一般的缩起头来；“让”便是像猪羊一般的任人宰割。
你们的老婆给军阀们的丘八强奸了，你们的儿子给军阀们拉夫拉走了，你们的房子给丘八和土匪焚烧了，然而你们只会痛哭流泪的逃走，你们只会躲在租界上打几个电报，你们只会……。我告诉你们：“忍”和“让”是乌龟和猪羊的道德；你们是人，你们应该make yourself strong！这是听说来的，也许是实事罢。无锡的城外一带，当齐燮元从上海再攻卢永祥的时代，城外的商店和住户可说是抢得精光了。然而无锡城内独能保全。这并不是齐燮元的丘八忽然大发慈悲，实在是无锡城内的商团在城边设了电网，所以齐燮元的败兵不能进城。
你们应该用枪炮抵抗枪炮，至少你们也应该设起电网。你们应该武装起来！
假如你们是人，你们就应该make yourself strong。否则，你们用猪羊去孝敬凶恶的丘八，你们自己也就是猪羊。
中国现在所需要的，不是浅薄的博爱主义，而是自强的个人主义！否则像这样大多数弱似乌龟和猪羊的人们，在军阀的枪炮底下牺牲，也是活该！
十四，三，十。
近来常听见一种高超的议论，便是：你们应该读书，不应该做文章。究竟读书要读到什么时候才可做文章呢？这个他们并没有说。
于是胆小的人们，从此吓得不敢动笔，老实的人们，于是一面动笔，一面又忏悔。从此而中国的文坛上现出一层寂寞的灰色。
这真教人纳闷。
我推求这种高超议论的来源，而知道有两种思想在那里作祟，便是“不朽论”和“历史论”。
作一文，著一书，必曰，我将何以不朽，何以在历史上占位置。“不朽论”的老调，便是“悬之四海而皆准，推之万世而不惑。”这本是儒家的古旧思想。
然而只要旧思想穿上新衣裳，青年们当然从此不敢怀疑。
其实世间决无永久不朽的真理。至于历史上的位置，也很难说，这正如康德（Kant）的位置，在英美的哲学史上一定占不了几页；而且尼采（Nietzsche）的位置，在胡适先生的《五十年来的世界哲学》上，便用了“其实尼采一生多病，也是弱者之一”两句俏皮话，作了尼采《超人论》的收场。
读书而读到康德和尼采一般的渊博，当然也不是容易的事。然而历史上的位置究竟还渺茫。
我告诉你们：你们活着，应该做活着的事。你们有议论便发议论；你们不妨一面读书，一面发议论。
在太阳底下，没有不朽的东西；白纸的历史上，一定要印上自己的名字，也正同在西山的亭子或石壁上，题上自己的尊号一般的无聊。
而且就自己求学问方面说，作文和谈话都是训练自己思想的好方法，这正好借了胡适之先生的英文话，告诉你们Express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ofappropreating one’sown thought。
十四，三，十三。
近来忽然觉得，我们贵国人（当然我也在内）有两种观念是不很清楚：一种是“数”的观念，一种是“时”的观念。
假如你早上起来，你问你的朋友，“现在几点钟了？”无论实际上是九点十分，九点二十分，或者九点二十五分，他也许就猝然的回答你说，“现在是九点钟。”
你们要是不相信我的话，尽可随时试试你们的朋友，有太太的可以试试太太，有小姐的可以试试小姐，有儿子的也不妨试试你们心爱的儿子。我的话大概总有效验的，虽然我不是预言家保罗，也不会哄你们花五毛钱去得一辆汽车。
一天分做十二个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已经够麻烦了，却偏偏要分做二十四小时，每小时又要分做六十分，每分又要分做六十秒。岂不是太麻烦了么？我的祖母是个国粹派，伊总以为太麻烦了的。
伊曾慷慨激昂地对我发过议论，伊说，“太阳从东方起来便知道是早晨，太阳从西方下去便知道是天晚，太阳走到天空的中央当然是正午，岂不很明白么？偏要分做几点几十分，真是麻烦而且无聊。”
如若有人请我祖母去玩，伊一定说，“我早上来。”无论是早上九点钟，十点钟，十一点钟，然而太阳没有走到天空的中央，当然仍旧还是早上。
其实太阳何尝常常能走到天空的中央，天空的中央又在那里？然而这些问题是不许提出的，提出也是愚问。我的祖母究竟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其实七十岁以下的人们，或者就是自命受过教育的人们，“时”的观念不清楚如我祖母的一定不在少数。
孟禄（Dr.Paul Monroc）博士到过中国以后，曾对人发这样的议论，“中国人宴会多半是迟到，上火车却总是早到。”
火车开行是有定时的，中国人当然不舒服了，所以非早到不可。
然而我是中国人，总以为中国人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我们聪明的祖宗虽然也发明了指南针，后来又发明了“日晷”，然而壁上挂着滴答滴答的时钟终是西洋人发明的，我们当然过不惯那些几点几分几秒的生活。
要说我们贵国人对于“数”的观念不清楚，一定有许多热血的青年们觉得十分不舒服了，我猜想。
二五一十谁不知道？三三得九谁不知道？六六三十六又谁不知道？谁说中国人“数”的观念不清楚！
然而热血的青年且慢着，这是有事实为证的。
我们且不必扯到大学中学里的数学成绩是怎样坏，因为近代所谓时髦的青年们多半是文学家，他们会做新诗，他们会做白话文，他们会喝酒，他们也会失眠，当然是不需要数学的；而且徐诗哲也公然的在什么附中演说过，世界上的大文学家多半是不善数学的，他更会从古至今从西到东的引了许多例。
我们且谈谈古人罢，古之文学家或者不如今日之多，而且骂古人究竟是一件便宜的事情。无论你骂他是猪，是羊，是牛，是马，是卖国贼，他当然只有沉默地受着，无论如何也不会从棺材里跳出来回骂。
我总疑心古人对于“数”的观念是不清楚的，你且看他们怎样的胡闹：胸中有五脏，天上有五星，阴阳有五行，人间有五伦。你看他们只会用一个“五”字包括一切。你看他们对“数”的观念是何等的模糊！
“朋友！你们贵国有若干人？”
“四万万人！”
中国真只有四万万人吗？谁统计过。有人说从民国以来战争频仍，现在只有三万万人了。然而谁又统计过？我也知道这是不容易统计的。然而你们贵村有若干人？你们贵府有若干亲戚朋友？你老有多少贵庚？你家少爷结婚了几年了？你能够一气答出而不谬误吗？我猜你是要弄错的，就是用心理学家的统计方法也会弄错的。
十四，三，二十。
我初到北京的那一年，东安市场仿佛是一片焦土，只有几间矮小的店铺，还留着几壁烧残的危墙。伴我到东安市场的T.君，指着一堆瓦砾的焦土告我说，“那里从前是很闹热的。”
“哦！”我毫无感想地回答T.君。
不知过了几月，而东安市场在鸠工动土了。又不知过了几月，而东安市场焕然一新了。
那时我相识的似乎只有T.君，所以再陪我去逛新建筑的东安市场的仍然是他。
“呵！如今的东安市场比从前宽敞得多，整齐得多了。房屋比从前高大，街道也比从前开展了。”T.君赞美地说。
“哦！”我含糊地回答T.君，脑中引起许多的感想来。我们徽州的闹热商埠，当然要推屯溪镇了，所以徽州人都称屯溪镇为小上海。
有一年，那时我头上还梳着小辫子罢，屯溪镇失火了，一晚便烧去几百家。
我惨然了，听见这火灾的消息以后。
“那有什么呢？屯溪镇是愈烧愈发达的。”父亲毫不在意的说。
“难道烧去许多房屋财物也不可惜么？难道这样大的损失反愈损失愈发达么？”我似乎不相信父亲的话似地说。
“损失，这不过暂时的。我所看见的屯溪镇是：火烧一次，房屋整齐而且高大一次；火烧一次，街道宽大而且洁净一次；火烧一次，市面繁华一次。”
我当然不懂了，因为父亲说的是屯溪镇的历史上的话；而我那时年纪很小，我的头脑中简直没有屯溪镇的历史。但后来也渐渐明白了，从我的头上的小辫子剪了以后。
我看见了许多古旧的老屋，在我的故乡，污秽而且狭隘，墙壁已倾斜得摇摇欲倒了，然而古屋里的人们照样地生活着，谈着，笑着，他们毫不感觉危险而且厌恶。我怀疑而且不安了，“这么古旧的老屋还不想法子改造么？”
“改造，谈何容易，要损失，还要代价。”一个老年人很藐视地告诉我，他是我的亲戚。
我恍然了，知道改造不是那么容易。
然而狂风吹来，古屋倒了，新屋又建筑起来了；大火烧来，古屋毁了，新屋又建筑起来了。狂风和大火底下，当然损失了不少的生命和财产，然而新屋终于建筑了起来。从此以后，我赞美狂风，也赞美大火，它们诚然是彻底的破坏者；然而没有它们，便也没有改造。
有时我也替愚蠢的人们可怜；有时我又想，为了改造，为了进步，愚蠢的人们是应该牺牲。
我希望狂风和大火毁坏了眼前之一切的污秽而狭隘的房屋，在荒凉的大地上，再建筑起美丽而高大的宫殿来。我希望彻底的破坏，因为有彻底的破坏，才有彻底的建设。
我赞美东安市场过去的大火，因为有了它，东安市场才有现在的新建设。
十四，三，二十五。
偶然买得一只母鸡，便送到Amy的府上去。
那里住着的Y小姐也有三只母鸡。
我把我的母鸡放在Amy府上的庭中，Y小姐和Amy都围上来。
“几吊钱买的？”Amy问。
“八吊半。”我欣然地说。
“买得便宜！”Y小姐夸奖地说。
然而Y小姐的三只母鸡也围上来了，其中一只黄毛的母鸡，气凶凶地直冲到前面来，将我的母鸡的颈儿咬着；然而我的母鸡亦颇不弱，于是伊俩便决斗起来了。
Y小姐与Amy站在一旁瞧着，笑着。
我的确忍不住了，瞧着这无理的决斗。我于是用左脚将我的母鸡踢开，然而Y小姐的母鸡又直扑上来了；我知道这无理的决斗是不可免的了，于是也站在一旁，说：“你们斗罢，畜生们！”
“斗死一只也好，横竖有鸡肉吃。”Amy接着说。
然而我心中又似乎有牢不可破的伦理：我总觉得人可以杀鸡，鸡决不可以杀鸡的。于是我也加入鸡的战斗，连午饭也不想去吃。
Y小姐与Amy自然笑我多事了。
然而因为我的干涉，鸡们的争斗终于停止。
我知道鸡们是不忠厚的，这也不自今日始了。鲁迅先生的后园养了有三只鸡，这三只鸡自然是朝夕相聚，应该是相亲相爱的了。然而也时常争斗，我亲眼看见过的。
“鸡们斗起来了。”我从窗上看出去，对鲁迅先生说。
“这种争斗我也看得够了，由他去罢！”鲁迅先生说。
“由他去罢！”是鲁迅先生对于一切无聊行为的愤慨态度。我却不能这样，我不能瞧着鸡们的争斗，因为“我不愿意！”
其实“我不愿意”也是鲁迅先生一种对于无聊行为的反抗态度。《野草》上明明的说着，然而人们都说“不懂得”。
我也不敢真说懂得，对于鲁迅先生的《野草》。鲁迅先生自己却明白的告诉过我，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面。
我想养鸡，因为我爱吃鸡蛋。
我因为养鸡而想起爱养鸡的杜威（John Dewey）先生来。
杜威先生离开中国以后，我们大概对于他的最近的思想和生活都茫然了罢。这是麦柯（William MeCall）博士告诉我们的关于杜威的一件趣事。
杜威先生回国以后，在家中养了几只鸡。他爱拿他养的鸡所生的鸡蛋去送他的朋友。
一天，他拿了几个鸡蛋去送他的同事哥仑比亚大学某教授。
某教授刚巧不在家。
杜威先生将鸡蛋留下，自己回来了。
后来某教授回家，仆人告诉他说，“今天有个卖鸡蛋的送了几个鸡蛋来。”
某教授想了半天，才知道卖鸡蛋的原来是杜威先生！麦柯博士曾告诉我们某教授的名字，可惜我一时忘记了，记不起某教授的名字来。
这自然是杜威先生的趣事。我之养鸡，并不是想媲美杜威先生。杜威先生养的鸡多，所以生的鸡蛋还可以送人；然而我只有一只鸡，我送给Amy，因为我的鸡养在伊的家中，生出蛋来还是我吃。
我是贫者，没有余蛋送给旁人。
十四，四，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