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性思维简史：从苏格拉底到伏尔泰

古希腊

米利都的阿斯帕西娅（Aspasia of Miletus）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哲学交流中出现最早且最令人信服的人物之一，但她却鲜为人知。我们对阿斯帕西娅的了解都是通过二手资源，而身为一名哲学家和演说家，她的杰出事迹曾受到柏拉图、色诺芬（Xenophon）、西塞罗（Cicero）、阿忒纳乌斯（Athenaeus）和普鲁塔克（Plutarch）等人的赞誉。

尽管阿斯帕西娅和苏格拉底一样，未能将自己的思想记录下来并流传给后人，但有证据表明她不仅仅是伯里克利（Pericles）的政治顾问，同时也是苏格拉底的老师。苏格拉底被认为是理性的典范，他批判各类观点，发现个中不同，并倡导这种做法。苏格拉底式提问是一种批判性思维工具，也是一种教学方法，帮助指导学生放弃毫无根据或错误的想法，锻炼他们的推理能力。理查德·保罗（Richard Paul）对苏格拉底式对话进行了如下分类，包括：

1.以澄清为目的的提问（通过询问原因或方式实现）；

2.带有审问性质的假设；

3.索要证据的询问（要求对方给出例子或类比）；

4.需要转变观点或角度去思考的问题；

5.引导人们对某特定假设的结果和/或含义进行审视。

下面是“安娜”与“贝拉”之间的一段对话，这个例子中，“贝拉”用苏格拉底式的技巧对“安娜”不假思索地接受的一个观点提出质疑，旨在提醒“安娜”要更谨慎地对待某些观点，甚至重新思考。“贝拉”通过不断向“安娜”提问来试图引导她更全面地思考自己新颖而独断的观点背后所隐含的意义，并不时地进行总结，以确保讨论过程的清晰。

安娜（提出观点）： “人类制造的东西都比不上大自然的产物。”

贝拉（好奇地提问）：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安娜（现在需要解释为什么她认为大自然的产物比人工合成的东西好）： “因为大自然有寻求平衡的智慧。人类的私欲只会打破这种平衡。所以我们无法像大自然一样创造出完全平衡的事物。这就是为什么自然和自然的杰作都是超越人类的。”

贝拉（关注一个重要的细节，安娜要因此重新审视自己的假设）： “这真是个有趣的观点。我从来没想过大自然还有‘智慧’。”

安娜（可能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观点，肯定地说）： “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贝拉（索要证据）： “那你能给我举一些例子来说明大自然有智慧吗？”

安娜（列举了她认为可以证明大自然拥有智慧的证据）： “潮汐随着月亮起落，一年四季循环往复，太阳每日东升西落。”

贝拉（对安娜的话提出质疑，让她重新思考自己的观点）： “这到底是智慧，还是自然循环规律呢？”

安娜（坚定自己的立场，但似乎又不知道如何能证明大自然是有“智慧”的）： “正因有这些自然循环规律，地球上才会有生命存在。”

贝拉（稍作退让，以免显得太过激进而让安娜过度戒备，然后提出一个问题，目的是弄清为什么自然循环可以被称为“智慧”）： “的确，自然循环让地球上的生命得以生存。但我还是无法接受将这与‘智慧’画等号。智慧通常是人类才拥有的特质，它基于思想而非本能。你能对智慧做更多的说明吗？能否解释一下为什么自然拥有它但人类却没有？”

安娜（流畅地回答贝拉的问题，但论证上仍有缺陷）： “我说的‘智慧’只是一个比喻而已。我真正的意思是，大自然是无法被渺小的人类影响的。大自然无欲无求，更无心征服一个渺小的敌人。自然就是一种无我的存在，因此自它而生之物都是更为优等的。”

贝拉（进一步索要证据）： “比如？”

安娜（试图通过委婉地提问来捍卫自己的立场）： “植被、动物、河流……你能说这些事物有什么缺陷吗？”

贝拉（让安娜换个角度去思考）： “它们的确无可挑剔。但许多因人类产生的非自然之物也有值得称道之处，比如，药材可以治疗自然疾病，刀具可以修剪果树从而让它们长得更好。此外，还有人的本能，比如，母爱驱使女人保护她们的孩子。”

安娜： “这些事物都具有美德，但它们也会被邪恶利用。”

贝拉（问了另一个以澄清为目的的问题）： “可以讲得具体点吗？”

安娜： “药物可以用来下毒，刀子可以用来杀人，爱可以被当作勒索或贿赂的筹码。大自然从不会这么做。就像我说的，人类达到平衡的下一秒就会将其摧毁。我们一直如此。看看你的周围，到处都有犯罪、战争、背叛……”

贝拉（试图对目前的观点进行总结，使条理更加清晰）： “等一等。让我尝试整理一下刚刚说到的点。总结一下：比喻地讲，大自然是有智慧的；人类的本质是堕落的，或者至少是容易堕落的，所以人类制造的东西比大自然的产物低劣。然而，尽管人类的行为的确能够，并且经常被私欲操控——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但这是不是意味着人类也会不可避免地摧毁美德呢？”

安娜： “是的，因为这是人类的自然之本性。”

贝拉（引导安娜质疑她自己提出的假设）： “你刚刚的意思是，人类本身也是从属于自然的，对吗？”

安娜： “我猜到你会这么讲。但是，只有人类才会出于某种自私的理由伤害他人。而自然——这个远远高于人类的存在——从不会引发任何痛苦或伤害。”

贝拉（开始让安娜换个角度思考）： “我同意你的观点。但是，如果你把人类也视为自然的一部分的话，那么我们人类的行为，甚至我们的邪恶动机，包括我们的‘堕落’，都应该是自然的产物了吧？”

安娜： “是的，但是人类的本性就是千疮百孔的。”

贝拉（坚持自己的想法，继续提出质疑，不直接反驳，而是“引导”）： “千疮百孔，但仍是自然的产物？也就是说，人类本身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安娜： “我知道你说这话的意图。你是想说大自然也是可以堕落的，因此也不是完美的。”

贝拉（让安娜承认她之前忽视的细节）： “某种程度上是的。我其实更想说的是……”

安娜： “……自然有堕落的一面，人类也有美好的一面。”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贝拉已经试着将安娜内心对自己的批判和质疑之声表达了出来。

尽管苏格拉底被认为是最伟大的理性典范，且他的教学技巧被沿用至今，但有证据表明，他也有非理性的一面。

他热爱诗歌、神话，追求梦想，詹姆斯·汉斯（James Hans）强调，“这些非理性的声音有助于苏格拉底了解那些理性无法窥探到的模式、节奏和情景。”汉斯指出，苏格拉底在开始批判一件事物或观点之前，会先跟随直觉，然后再试着进行阐述（本书第四章会将这种“智力共鸣”作为一种探究特定情况真相的方法来讨论）。苏格拉底不仅尊重纯粹的智慧，也承认美学反应、直觉和顿悟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它们都不具备“批判性”，而且是违反逻辑的，但却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某种观点和现象，从而发现那些纯粹理性分析无法捕获的真相。

中世纪

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 von Bingen）是12世纪的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和神学家，被认为是“第一个提出‘女性不是男性的缺陷形式，而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人类存在’这个哲学理论的西方思想家”。这在当时可以说是极具开创性的见解。她常称自己是无知的，但现在看来这只是她的一种谦虚说法，毕竟她的著作里体现了奥古斯汀（Augustine）等公认的杰出思想家的观点，而这些思想家都是男性。希尔德加德的写作技巧非凡。无论是音乐、戏剧，还是有关石头和草药分类的科学文献、神学推测、语言游戏，以及心理学、哲学等方面的著作，她的所有作品都显示出她无与伦比的才华。12世纪的男性都少有能与她媲美之人。

随后出现的是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尽管他的观点没那么激进，但他强调了理性的中心地位，大力倡导对推理能力进行系统化的培养，称这个过程为“形成（那些观点）的必要阶段”，并努力对所有质疑他这些主张的声音进行回应。这种态度是批判性思维的基本特质，承认了理性在观点形成过程中发挥的潜在力量，而不是让自己封闭在教条主义等狭隘的思想中。

在后中世纪时期的1997年，查尔斯·米尔斯（Charles Mills）提出了“无知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ignorance，他将这一概念与种族主义联系起来，但后续可能也在其他语境中提到过）。他提出，这种无知是源于“结构性的盲目、模棱两可、误解、逃避和自欺欺人”。批判性思考者则恰恰相反，他们需要质疑假想和模棱两可的观点，坚持向所有声明索要解释和证据。历史上，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便是一个早期的范例。在《妇女城》（ The Book of the City of the Ladies ）一书中，皮桑以一种全面的、有条不紊的方式批判了“妇女的低劣性”这个被广为接受的说法。首先，她谦卑地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无知的提问者。随后，一个拟人化的“理性之声”指出，她遏制了自己的智慧，以至于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并“问心无愧地进行判断之后”，竟然在权威面前低了头。“女性的理性”坚持认为，她和所有女性都可以反驳和嘲笑这种谬论。书中提出的修正方法与当代批判性思维策略如出一辙，包括与权威有关的“自我知识、强化的解释技能和对权威的怀疑”。

文艺复兴

这个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蓬勃发展的时期诞生了诸多作家和哲学家，其中较典型的四位是图利娅·达拉戈纳（Tullia d’Aragona）、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和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达拉戈纳的《无尽爱情之对话》（ A Dialogue On the Infinity of Love ）从“爱的本质”这一话题展开，讨论了沟通时的推测技巧，并对哲学会话本身所涉及的过程和方法进行了分析。她批判了本质主义者提出的“女性有心智缺陷”这一观点，否认他人说自己是缺乏思辨理性的（思辨理性如今被视为批判性思维的一个特征）。两名参与者舌战的过程中，每一场会话又成为下一场会话的主题，这生动地体现了批判性的反思过程，即“思考时反观思考本身，进而学会如何更好地思考”。

米歇尔·德·蒙田的个人随笔和哲学文章，特别是他的怀疑论思想对后来的哲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就是其中之一——这个人稍后还会再次提到。蒙田颇具震慑力的观点是“文化信仰体系具有偶然性”，这在他的几篇文章中都有表明。例如，他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认为男人站着撒尿是文化优越感的标志；为什么有人不接受土葬，却认为“食人”等其他处理尸体的方式对死者更为尊重。他们的观点为何能被社会接受？蒙田的批判不失幽默，且极具反思价值。

作为实证研究的拥护者，弗朗西斯·培根担心人们容易被他称为“偶像”的事物误导，也就是说，习惯性的思维方式会阻止人们察觉现象的本质。批判性思维基金会的理查德·保罗、琳达·埃尔德（Linda Elder）和泰德·巴特尔（Ted Bartell）认为，培根的《学术的进展》（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一书“可以被视为有关批判性思维最早的著作之一”。

“对我而言，没有什么事比研究真理更适合我去做了，我的机敏和多才多艺足以捕捉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同时，沉稳的性格又能助我找到并区分它们之间的差异；我天生渴望探索，坦然面对怀疑，热衷于冥想，不妄下断言，愿意思索、处事谨慎；从不打压新生事物或盲目崇拜老旧，此外，我还憎恶所有的欺诈行为。”

请注意，彼得·法乔恩在《批判性思维：它是什么，为何重要》（ Critical Thinking：What It is and Why It Counts ）中对批判性的特质也做了论述，其措辞与上述培根自称拥有的特质中的加粗部分存在以下相似性：

此外，培根还提到过以下两个方面，但法乔恩并未做特别强调：

● “坦然面对怀疑”，这是成为一名批判性思考者的先决条件，詹妮弗·赫克特（Jennifer Hecht）在她的《怀疑史》（Doubt：A History）中对此进行了阐述。她从古希腊开始讲到笛卡尔的怀疑主义，再到现代科学的经验主义，将怀疑看作探索批判性思维的出发点。尼古拉斯·博布勒斯（Nicholas Burbules）认为怀疑带来的可能性为人们提供了学习的契机。得出合理判断结果的过程正是从一个问题、一个争论、一个有争议的概念或者怀疑开始的。彼得·埃尔伯（Peter Elbow）将批判性思维描述为“试图质疑并分析我们听到的每一个观点的自主性实践。在质疑观点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发现其中隐藏的矛盾、不合理的论证或其他存在的缺陷——特别是那些看似正确或有吸引力的观点。”

● “热衷于冥想”，通俗地讲就是“愿意反思”，后续我会对此做进一步说明。

为了防止一些读者把批判性特质等同于美德（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我现在要说明一下，批判性思维“并不等同于良好的思考”，也不一定就是有价值的。它所引发的行为未必都是对社会有益的。批判要与反思结合，将伦理问题纳入其思考的范畴。如果仅把批判局限于一种纯粹的客观探索和概念分析，那在付诸实践时就会遇到很大的问题。那些在批判技巧方面声誉显赫的学者们，都心照不宣甚至积极主动地将极权主义和腐败政权作为他们的思考对象。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作为具有批判性技能的思想家的代表和文艺复兴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现在被认为是政治操纵的模范人物。他的《君主论》（ The Prince ）一书对于如何夺取并掌控国家具有指导意义。马基雅维利对人性表现出一种彻头彻尾的愤世嫉俗的态度。下面是摘自《君主论》的一段话：“一个精明的统治者不能，也绝不应该信守他的诺言，因为这会使他身处不利境地。”马基雅维利认为，同情心和善良具有毁灭力量。一个统治者要想维护他的权力，就必须要学会狡诈、虚伪和无情。马基雅维利批判了当时广受拥护的一个观点：政治领袖应该把道义作为权力的基础，将权力合法化。他认为，要想有能力获取、行使和维护控制权，就需要动用强制力量，他还主张一种现实政治，即任何有权之人，无论道德品质如何，都有权掌权。也许这就是为何有些学者认为《君主论》是一部讽刺文学，马基雅维利试图揭露意大利政治统治者美第奇家族的算计、腐败和虚伪。这部篇幅不长的作品无疑是一本尖刻、讽刺的作品。另外，也有人坚称他其实是企图拍美第奇家族的马屁，所以才如此美化他们的邪恶阴谋，并对他们的做法啧啧称赞。

17世纪和18世纪

这段时期，创新型知识分子层出不穷。勒内·笛卡尔主张，人们要对那些基于表面的感官体验和文化上被认可的假设所认知的真理提出质疑，甚至还要质疑推理过程本身。他采取了极端怀疑主义，甚至提出上帝的存在也许是骗人的——这种观点在当时足以为他招致杀身之祸。值得注意的是，笛卡尔和苏格拉底一样，在思考过程中允许直觉的参与，柏拉图也坚持认为直觉是人类拥有的一种高级能力。笛卡尔那句著名的“我思故我在”，“不仅仅是由思维活动推断出执行该思维活动的主体的存在”。对他而言，第一人称的体验也有它自己的逻辑。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社会契约论方面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艾萨克·牛顿（IsaacNewton）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对现实固有的理解，以至于今天的批判思想家们都认为，只有本着严谨、基于事实的推理，人们才能了解这个世界。玛丽·阿斯特尔（Mary Astell）尽管很少被人提起，但也是一位令人敬畏的政治思想家、作家和雄辩家。她的《给女士们的一项严肃忠告》（ A Serious Proposal to the Ladies,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heir True and Greatest Interest ）一书给女性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她提出在做人生规划时，女性除了养儿育女或宗教服务还可以有许多其他选择。不仅如此，近期她还被认为是“‘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先驱’……不仅是‘第一位对洛克的《政府论》（ Two Treatises of Civil Government ）进行批判的人’，她的批判在当代也是影响力最持久的。此外，她还‘将基督教信仰和复杂的理性主义相结合，提出了一个可以和笛卡尔的《方法论》（ Discourse on the Method ）并驾齐驱的体系’。”

伏尔泰（Voltaire），诗人、新古典戏剧作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其作品因与社会的高度相关性而被人铭记。他讽刺批判了宗教，倡导教会与国家分离。伏尔泰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作品代表人民向权威提出抗议。“上帝不是站在实力雄厚的军队一边，而是枪法最好的一边”。因此，有人提出，其实正是伏尔泰创造了“民意”这个概念。他以反讽和讽刺为武器（其他修辞技巧将会在第七、八章中讨论），以谨慎而具批判性的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作为支撑，代表广大民众而非统治者发声。约翰·拉尔斯顿·索尔（John Ralston Saul）在他的《伏尔泰的私生子：西方的理性独裁》（ Voltaire’s Bastards ）中讲述了伏尔泰如何对古老政权里看似坚不可摧的逻辑提出质疑，让公众看到了君主制和神职人员的自私、虚伪和言行不一。然而——这个“然而”具有很强烈的转折意义——索尔在总结时却略带一丝讽刺：“新怀疑主义逻辑就此诞生了，由于自身是从历史的重压中解放出来的， 它因此比那些早已消逝的逻辑更具利己主义色彩 。” vvvVIVDVh+mSWXcqBcTcVuuZYoCvWFGV1/Au3R+o2VspopZelN0NozZq06ng4px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