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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中国经济表现总体符合预期，甚至在有些方面超出预期。在疫情这一“压力测试”中，中国经济表现出以下三个重要特征：
· 出口行业迅速恢复，6月份已恢复正增长，上半年整体呈现小幅增长态势。中国出口行业的竞争力，在此次疫情之中突出表现为“应变能力”和“韧性”，中国“出口大国”的称号再次得到验证。但三季度之后出口是否承压仍有待观察。
· 前段时间需求的恢复速度慢于供给。对此，我试图给出另一种解释：供给侧的机构更多，需求侧的个人更多，在行政和市场力量下，机构的反应速度一般快于个人，行动能力更强，更容易受到政策驱动，因此供给侧的恢复速度会快于需求侧。
· 需求侧近期逐步回升，但能否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状态，仍有待观察。央行原行长周小川提出“数字化生存”的概念，值得关注和研究。疫情后部分需求可能会出现“永久性减少”，比如过去参会需要坐飞机、住酒店、在餐馆就餐，但现在都在网上开会，这些需求就难以恢复。
在此次疫情应对中，中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度”把握得较好，既保持了充足的流动性，也没有搞“大水漫灌”。但6月份社融和M2增速均创近年新高，和GDP增速的差距明显拉大。在危机中释放流动性，以保持流动性不中断，这是一种“生存性的放松”；当生存问题大体解决之后，增发货币的流向值得关注。
近期股市火爆显然不是业绩的支撑，一些城市也出现房价上涨的苗头。美国在这方面表现更为明显，一些股指已创新高，股市泡沫的上升速度甚至快于病毒的传播速度。
从货币操作上来看，收回释放出去的流动性是很困难的。我们既要考虑到中远期的债务兑付问题，也要考虑到近期如何对付泡沫，以及资金流向问题。有些方向我们不希望资金流入，甚至会采取措施防止流入，比如房市、股市；有些方向我们希望资金流入，比如实体经济，但政策预期和人的行为有时是较着劲的，这是目前面临的难点。
只要疫情存在，就会有疫情防控的“成本折扣”。三季度之后，疫情虽未完全消除，但经济会逐步恢复到常规增长轨道，宏观政策也要相应调整，回到常态。当然，就目前来看，政策不宜明显收紧，但也要考虑防止泡沫、资金流向等问题。
如果把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增长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以宏观救助、恢复增长为主，在经济逐步转到正常轨道之后，下半场的宏观政策就要退居次位，让“结构性潜能”担纲主角。
所谓结构性潜能，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发展潜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追赶或跟跑的潜能。目前中国人均收入约1万美元，发达经济体多在4万美元以上，美国是6万多美元，这中间至少有3万美元的差距。发达经济体已经做了，中国也应做但尚未做的事情，就是中国的增长潜能所在。二是新涌现的潜能，即与发达经济体同步，有可能并跑甚至领跑的潜能，如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
结构性潜能的内容很多，且相互关联。在此，我想提出一个以都市圈、城市群建设为龙头，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为主体，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的“1+3+2”结构性潜能框架。
“1”指以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为龙头，为中国下一步的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由于都市圈、城市群能产生更高的集聚效应和更高的要素生产率，所以今后10年，中国70%—80%的经济增长潜能都将来自这一范围。目前人口流动已经反映出这样的规律。
“3”指实体经济方面，现阶段我国经济循环过程中的三大短板：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第一，基础产业仍存在不同程度的垄断，下一步要开放竞争、提升效率。开放竞争不仅可以促进投资，更可以降低全社会生产、生活的基础性成本。第二，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要转型升级。在消费升级方面，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重点是增加商品消费，中高阶层的消费重点是扩大服务消费。在产业升级方面，要通过优胜劣汰、重组创新，提升中国在价值链中的位置、提高要素生产率。第三，高端领域要加强基础研发、源头创新的能力建设，为长期创新打下牢固基础。补上这三大短板，将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的三大攻坚战。过了这一关，中国才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指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是横向的、对全社会各领域都会发生影响的要素。比如街头卖水果都普遍使用微信支付，这种“地摊数字经济”实际上就体现了数字化对经济的系统化改造。绿色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它会形成新的增长动能。
最近欧盟，特别是德国和法国，提出经济复苏过程中的“两个支柱”——数字技术和绿色发展。所以“两翼”是全球范围的新潜能。而中国有更为先进的理念，有超大规模的市场条件，完全有机会在这“两翼”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不仅为追赶进程提供支撑，也可为全球范围内发展方式的转型提供引领。
所以总结来说，“1+3+2”的内涵即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个翅膀赋能。
释放结构性潜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除宏观政策的制定，还需要抓住“1+3+2”的重点，提振市场信心和预期，落实“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个文件的精神，推出一些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
针对“一个龙头”要强调两大改革。第一，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创造条件让宅基地有序流转。第二，要推动空间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改革。空间规划（包括城市规划）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人口流动的市场信号。
最近几年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是杭州和深圳，背后反映出市场的力量。城市化要坚持“以人为中心”，按人口流向分配用地指标、财政补贴资金等，并依照人口布局变化定期调整城市规划。
补足“三大短板”应推出针对性的措施。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在内的基础产业领域，在放宽准入、促进竞争上，要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比如，石油天然气行业，上中下游全链条放宽准入，放开进口；通信行业，允许设立一两家由民营资本或包括国有资本在内的行业外资本投资的基础电信运营商。这样的改革可以带动有效投资，更重要的是降低实体经济和全社会生产生活的基础性成本。
改进和完善社会政策，加强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在“保基本”基础上，重点转向人力资本“提素质”。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另一个重要战略。中国虽然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但消费能力从哪儿来？我们应该特别强调把消费能力转化成生产和创新能力。近几年数字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基于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形成商业模式，利用收入的增长推动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升。
中国不仅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更应成为产业链条效率最高、应变能力最强、最具生产力的生产基地和创新大国。把消费能力转化为生产和创新能力，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基本着眼点，也是内循环的一个基本含义。
在创新居于前列、科教资源丰厚的若干城市，如杭州、深圳等城市，像当年办经济特区一样，创办高水平大学教育和研发特区，突破现有体制机制政策的不合理约束，在招生、人员聘用、项目管理、资金筹措、知识产权、国籍身份等方面实行特殊体制和政策。西湖大学开了头，应该支持鼓励更多的类似大学和研究机构脱颖而出，营造有利于自由探索、催生重大科学发现的机制和文化，吸引全球一流人才，产生诺贝尔奖级的成果，形成一批有中国特色、与国际一流水准接轨的新型大学教育和研发机构。
对外开放应谋划一些更具想象力和前瞻性的重大举措。在国际上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在国内要防止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面对“卡脖子”“脱钩”的压力，要利用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以更大力度、更聪明的方法推动开放，对国际上的某些势力形成有效制衡。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打出“三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这张牌，实际推动很难，但要站上制高点，争取国际博弈的主动权。我国的贸易优势与关税保护没有多大关系，要在全球化的理念和意识形态上、规则制定上走到前面，至少争取道义上的支持，在博弈中处于有利位置，对全球开放发展起到引领作用。
本文为作者在2020年7月19日召开的2020·金融四十人年会暨专题研讨会“疫情冲击：变局中开新局”平行论坛专场一“经济复苏的前景”上的发言
疫情影响下，从各主体来看，中小微企业资金链因营收归零与工资房租固定支出而断裂、订单因职工不能上班而丢失等导致停业甚至倒闭的不少；居民不能外出务工就业，没有固定工资的家庭，吃有限的存款，消费、房租和房屋还贷付息等吃紧，甚至正常开支受到影响；政府在疫情中税收等收入减少，但其固定开支无法压缩，与疫情有关的额外支出却加大。从行业来看，交通、餐饮、零售、家政、旅游受到重创；农产品流通和销售受到阻碍，一些农村扶贫项目也趋于停止；工业则因订单减少，供应链、分工协作链、价值链阻断，虽然复工可能快一些，幸存率也高一些，但受冲击也很大。从时段和经济开放关系看，疫前两三年中土地建设城管及一些地方政府一刀切、扩大化的拆违已经给全社会创业、就业、收入和消费造成过重创。就现在及全球看，中国有提前走出疫霾的优势，而世界其他地区刚刚进入暴发期。有利的是，中国经济可以先行恢复；不利的是，由于其他地区的交通封闭和企业停产，国际订单会减少，与开放有联系的产业的采购（进口）链和销售（出口）链会被阻断。
因此，中国要依靠人口大国、产业链齐全和有较大的回旋余地等优势，特殊时期产业关联方面，内部进行自我弥合；需求方面，要以增加内部居民收入和振兴内部消费为主；内外经济平衡方面，进行战略收缩，压缩外部项目投资规模和停止不必要的外援，以国内经济建设和恢复自我经济为主，以使自己早日走出困境。
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加大。首先需要比较的是，这次中国及全球经济衰退的人口增长放缓、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老龄化原因，与20世纪30年代的由于资本分配过多和劳动者分配过少、消费不足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有所不同。许多国家用扩大赤字、投放货币、增加需求的凯恩斯主义需求刺激工具调节，效果并不理想。大部分国家都陷入了“低通胀、低利率、低增长、高负债”的境地。疫情使经济下行压力更大。而为了应对，全球各国间又陷入了开闸放货币、再压利率和更多负债的扩张等政策竞争。那么，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究竟处于什么困局？
经济下行的直接压力是工业品产能过剩，疫情后可能会加重。按2018年产能利用率计算，工业品产能过剩在11万亿元左右，除去中间产品，其中消费品保守估计为5.5万亿元。经济主力人口的逐年减少，也导致“创业就业—可支配收入—消费能力—工业产能—经济增长”的规模相对收缩、过剩和下行，并形成常态化，而疫情又使过剩程度加深。
通过增加出口来平衡国内工业品产能过剩的空间日趋狭小，疫情影响更会重创出口。中国出口占GDP比重已经从2006年的35%降到2018年的18%，比率减少了近一半，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都在努力减少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一些发展中国家学习中国过去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也在全球性竞争中挤压我国出口市场。随着中国承诺更大力度开放国内市场、扩大进口，未来寄希望于扩大开放来平衡国内工业产能过剩日益困难。疫情期间，中国出口减少。中国暴发疫情之后全球接续暴发，又使中国订单和供应链受到影响。
城镇户籍居民工业品消费已经到了工业化的后期，收入增加很难去平衡工业产能过剩。2018年城市户籍居民约6亿人，人均可支配收入在4.3万元，收入总规模为25万亿元左右，收入消费率为60%，但对工业品的消费基本饱和，从对收入增长对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家宅耐用工业品消费的需求分析看，弹性很低，大部分产品已经消费饱和，要靠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来平衡工业品产能过剩，既不现实也不可行。
农村户籍居民工业品需求满足水平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是平衡工业品过剩的主力，但农村户籍居民收入水平过低。2018年农村户籍人口8亿，在外务工生活人口2.3亿多，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2万元，农村常住人口5.6亿多，人均可支配收入1.4万元，收入总规模只有12.9万亿元，收入消费率在80%以上。从数据分析，农村常住人口和务工人口收入增长对工业品的消费需求弹性大，每百个家庭汽车普及率也只有22，许多耐用消费品拥有率远低于城市居民，住房、装修、厕所、厨房等条件还很差，耐用工业品和居住消费水平，只是到了工业化的中期，但收入水平却远低于城镇户籍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严重不足。
农村户籍8亿人消费能力不足在于财产性和创业性收入少。农村户籍居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务农和务工收入，前者微利甚至亏损，后者比城镇居民水平低并且不稳定。就城乡居民间比较，财产性收入差距为12∶1，财富差距为18∶1。与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农民相比，差距在于农民基本不能用地和以地创业，土地不能交易，不能抵押融资，不能入股，不能吸收外部投资，也就没有不动产财产性收入。
随着制造业转移、城市建设和争创文明城市、拆旧建新、整顿市容，疏解了相当数量的农民回乡，农民自己也在农村进行了各方面的创业和自谋就业；而疫情前两三年中土地建设城管大规模地拆大棚、拆农家乐、拆农业加工厂、拆乡镇县郊农贸市场，几乎损失了500万到600万的个体和小微经济体，减少了1 000万到2 000万人的就业机会，也使回乡农民多年积累的创业本钱归零，许多还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而这次疫情，不能外出务工，不能销售产品，更使他们雪上加霜。
全球应对疫情加剧的经济衰退，不得不再行货币扩张之策。中国也不得不参与这次全球货币扩张的竞争。但是，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借债搞基建、扩大货币投放必须有增加资产来保证。增加赤字、上基建项目、扩大福利、发行买卖国债、银行发放信贷等，其刺激经济投放的货币，必须有经济增长的商品、不动产、外汇、黄金等财富和资产来保证，因为从整个国民经济负债表来说，资产是负债的平衡基础。
中国政府、居民和企业负债占GDP比率已经很高。2019年底中国非金融部门负债占GDP比率为260%，与2018年的美国相当，但低于日本的375%。但是，也特别需要提醒的是，总体负债率虽然相对不高，但债务质量很差。中国国有企业债务效益低，呆滞债务比例大，已经有过一次大规模剥离资产和核销呆坏账的经历；房地产企业负债率高，销售、价格、土地成本、宏观政策、需求预期等与其债务间关系链非常脆弱；地方政府债务与其收入相比，规模大，还款能力弱，陷于借新还旧的恶性循环，而政府可交易和可变现资产不多，新官不理旧账，地方政府债务诚信度也不高；而居民房价收入比太高，其债务还本付息受疫情和失业的影响也较大；总体上看，由于整个经济主体间诚信度较低，呆坏账较多，赖账者不少，债务拖欠普遍，债务周转速度慢，迫使货币相对于一定规模债务的供应量却很大。
缺乏资产地投放货币，经济危机的风险会加大。自2008年以来，中国投放的M2快速增加，已经从47.5万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199万亿元，是当年GDP的200%。而发行世界货币美元的美国，这一数值为72%。现实的困境是：负债超过资产时间太长和规模太大，无资产保证的货币投放越来越多，不动产价格快速上涨压力加大，汇率币值可能发生跳水，货币、金融和经济体系，也可能会发生危机。
小结问题，中国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面临的最严峻困境是：工业产能过剩与疫情后8亿农村户籍居民收入水平低和工业品消费能力不足。调控国民经济趋于产需平衡和稳定增长的困局是：在无资产保证下继续增加负债，为应对疫情影响和经济下行压力而供应放量货币，经济发生大振荡的风险会越来越大。
美国之所以在建国后，能够在经济上独立于英国，逐步稳定美元币值，并在世界货币霸权之争中，使美元逐步替代英镑，形成世界以美元为主要结算、支付、储备的一般等价物的金融体系，得益于其国土的兼并扩张，西部调水200亿立方米，数次大开发以扩大可利用土地，特别是土地的市场化配置和资产化，使巨额土地资产成为美元发行和稳定之锚。
因此，深化土地市场化配置改革和调节水资源分配，扩大可利用土地，既使我们在疫情后放手让农民自我创业、自雇就业，增加农村户籍居民收入，增强其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解决生产过剩，又能扩大投资、投放货币、刺激经济增长，有足够的资产基础，稳定货币币值和金融体系。如此则一通百畅，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全盘皆活、皆稳。
城乡土地资产化是货币刺激政策的基础保证：我们通过影子价格方法估算，农村的已利用土地，价值约474万亿元；城市一半为无偿划拨土地，协议出让和招拍挂出的土地价格也很低，总价值估计在300万亿元，即便其中50%可交易，也可恢复150万亿元的价值。这些资产如果放开价格、恢复价值，鼓励创业、投资信贷进入，资金城乡双向流动，就可以吸收货币，并促进货币流通，增加国民经济流动性。土地通过其配置的市场化改革，将为中国未来宏观调控中的货币刺激政策，提供巨额的资产保证。
农村户籍居民财产和创业性收入低的体制根源：改革开放以来，仅城市、工矿、交通和水利建设从农村转移了1亿多亩土地，划拨土地保守估计占50%多；1998年以来，土地协议和“招拍挂”出让改革，到2019年，地方政府累计收取土地出让金50万亿元之巨，其中补给农民的非常少。一方面，农村土地由政府征用，城市、交通和水利等建设面貌一新，制造产业成长为世界最大规模，城镇居民获得了不动产财富及财产性收入，富裕了起来。另一方面，农村土地限制交易和不能以地为本创业，农民既没有得到土地城市化和工业化配置的红利，收入偏低，也使其守着土地要素优势而没有财产性收入和创业收入。
进一步深化土地改革来增加农民的收入和消费：坚持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不变，明晰和确定农村土地使用财产权，进一步在农村土地改革试点的基础上深化改革，使其可交易而能定价成为资产，更大力度延长土地使用年期，扩大农民在自己土地上的创业、投资和建设权。这样的改革，按上述农村土地价值总量计算，如果交易其中的1.5%，就可以产生7.1万亿元的收入，交税40%，农民可得近4.3万亿元财产性收入。如果再按照其中5%以地为本创业形成实物资本投资，10%的产出率也可形成2.37万亿元的创业投资收入。按照收入80%的消费率，可以形成5.4万亿元左右工业品为主的消费支付能力，基本可以平衡5.5万亿元过剩的消费品工业产能。
疫后应当加大通过调水改土投资开发，来增加货币投放的土地资产。我国已利用土地占国土总面积比率约为71%，低于世界许多国家。比如农业用地方面，美国国土总面积937万平方千米就有耕地面积25亿亩，印度国土总面积不到300万平方千米就有23亿亩耕地，而中国国土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千米，却只有20.3亿亩耕地。如果中国能将国土利用率再提高5%，就可以增加7亿亩可利用土地，结构可以安排为5亿亩耕地、1亿亩园地、1亿亩建设用地。分16年推进，按现影子价格平均7.7万元/亩与3%的年溢值率计算，就可创造出近90万亿元的可利用土地资产。按1︰1或1︰1.5来投放货币，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资产基础每年就可在5.6万亿—8.5万亿元之间。
中国经济要素组合劣势和增加可利用土地的必要性。与世界许多国家比较，在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要素结构中，中国劳动力相对较多，装备资本相对过剩，土地要素又相对较少。从要素最优组合的比例来说，我国非常有必要通过调水改土的方法来增加土地要素供给，补齐国民经济的这一短板。
通过土地改革增加居民收入，并以增加土地和土地资产化稳定货币的国际比较。从全球经济看，美国、欧洲、日韩的土地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基本实现了价值化，用土地增值的政策刺激经济没有空间；欧美日韩，包括印度的国土利用率已经很高，也没有改造国土面积再增加货币发行基础资产的空间；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因为劳动力数量少而土地多，根本没有改造扩大可利用土地资产的必要。
这一轮疫后抗击世界性经济衰退的中国独有优势。唯有中国，既可以通过建立统一的城乡土地市场、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恢复土地的资产属性，增加货币投放的资产基础，也可以调节水资源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增加货币投放的土地资产，从而释放农民有支付能力巨大的工业品消费需求，平衡工业品生产过剩，挽救和做强制造业，延长工业化发展阶段，寻求一个未来中偏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领军者。
布局的核心是：下决心坚决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扩大基建应当偏重于调水改土这样的可以形成资产的重大和配套项目，以增加土地要素；以土地体制改革盘活农村巨额的低利用资产，使农民能使用和发挥自己土地要素的优势，调动他们创业的积极性，较快地增加他们的收入；用农民还有对耐用消费品、汽车和舒适住宅的需求，延长工业化时间；推进市民化的城镇化，一方面获得经济增长的空间聚焦推动力，另一方面土地适当集中，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效率。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团队也设计和比较了其他疫后走出困境的思路和办法，难点在于均无法同时满足解决“经济增长乏力，但是找不到推动潜能；工业品过剩，农村又需要，找不到显著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走出下行，需要实施扩张的货币政策，但从中国目前货币供应规模、债务质量和GDP下行压力大格局看，再继续大投放，货币体系可能崩盘”三对两难问题的需要。因此，除此思路和对策外，似乎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布局办法。
作者为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