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疫情观察与分析：英国

马振岗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世界各国的疫情和应对举措都不尽相同。虽然关于英国疫情的报道比较少，很难提出许多新观点，但英国仍有它突出的特点，而且若把英国的情况置于英国国情、中西对比，乃至世界格局变化等视野之下，可以为我们理解全球疫情的现状与发展提供更多的面相。

一、英国疫情的发展与抗疫过程

回顾疫情的发展，新冠肺炎在全球的蔓延呈现两大特点：一是暴发突然且来势凶猛。在很短时间内，疫情已蔓延至世界251个国家和地区。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5月29日）全球确诊病例高达567万，死亡人数达到35万多人。二是新冠病毒不分人种、地区和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都受到疫情波及。例如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且最强大的国家，却是目前全球疫情最严重、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各个国家对于防疫的重视程度和采取措施的不同。我们可将各国防疫的方式归纳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以中国为代表，全党全国动员，采取一切措施抗疫，最后取得了控制病毒蔓延的阶段性胜利。第二种是欧洲模式，主要是西欧国家，如比较突出的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和英国等。这些国家的抗疫大多经历了相似的过程：第一阶段是漠不关心；第二阶段虽有感染病例，但由于不太严重，所以仍没有重视；第三阶段感染人数剧增，开始采取一些必要措施，如戴口罩、封闭等，但实施过程一波三折；第四阶段疫情逐渐渡过高峰，死亡人数和感染人数慢慢下降，国家开始逐步恢复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第三种是美国，表现为特朗普政府不重视，只关心大选和连任，因此不断向中国推卸责任，制造一些政治事件。所以这导致美国防控措施不到位，疫情迅猛发展，截至2020年5月末感染人数高达170万，死亡人数超过10万，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尽管当前部分州出现转机，但就全美而言，仍未出现疫情的转折点，还不能说美国已经出现从最高峰向下滑落的转机。

英国属于欧洲模式，具体而言，一方面英国的疫情开始较晚。2020年1月31日才出现首例确诊病例，到2月只有零星病例，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时英国对中国的行动表示赞赏，也表示继续向中国提供支持和援助，但完全是一个旁观者和同情者的立场，并不觉得疫情和它们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疫情在英国蔓延的势头较快。自3月开始，英国的确诊病例人数迅速增加，由最初的每天两位数增长，到3月中旬每天三位数增长，至5月初，累积病例已超过20万。从死亡情况来看，3月5日英国出现首例疫情死亡病例，但到4月12日累计死亡人数就已破万，截至5月末死亡人数超过3万，位居世界前列，形势非常严峻。此外，英国疫情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许多达官贵人都被感染病毒，如首相约翰逊、王储查尔斯、卫生大臣汉考克，等等。

在疫情初期，由于医疗设施匮乏、能力不足，英国政府一度采取轻症不测、只检重症的举措，许多病患没有得到及时的检测和治疗。其后果是许多病毒携带者潜伏在社会中，因此一旦暴发，情况就会变得比较严重。但与此同时，在吸取先前西欧各国的经验教训后，英国后期的抗疫措施总体上是比较到位、比较迅速和比较坚决的。例如：首相约翰逊宣布了国家行动计划；3月12日将疫情风险等级定为高级；16日宣布加强防控，要求有症状者及其共同生活的家人居家隔离14天，呼吁民众居家办公，取消不必要的社交和旅行；20日要求学校停课，暂时关停酒吧、餐厅、剧院和电影院等公共设施；23日采取严格的社会隔离措施，停止聚集活动，关闭销售必要物品以外的商店，以及体育馆、图书馆和宗教场所等。

此外，英国还积极地参与国际抗疫合作。例如：至4月12日，英国为抗疫国际合作提供了总额为7.44亿英镑的资金援助，包括提供给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红十字会的捐款；4月29日，英国政府宣布在未来5年每年向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提供3.3亿英镑的援助；5月4日在欧美发起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国际性募捐大会上，英国表示出资3.88亿英镑；6月4日英国将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联合举办全球疫苗峰会，专门募集资金，用于向最不发达的国家捐赠疫苗，等等。另外英国还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疫苗的研发。

目前英国应对疫情的态度仍比较谨慎，但已经开始考虑恢复日常活动。英国政府提出了解封的五个条件，其中包括每日新增和死亡人数持续下降，感染率下降到可控水平，疫情不会出现二次暴发，等等。然后在满足这些条件的情况下，以适度、微小、循序渐进的方式实施解封。5月10日，英国政府公布了相关措施路线图，宣布英格兰地区将分阶段和领域逐步解封，如允许部分不具备居家办公条件的行业复工复产，小学生从6月1日起分阶段返校等。另外，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可根据当地的情况而决定解封步骤。

总体而言，英国疫情防控经历了从最初不重视，到重视却措施不到位，再到措施逐渐到位，态度积极，取得相对成效的过程。虽然目前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仍在增加，但增长率正逐步下降，已经爬过高峰。

二、疫情对英国的影响

这次疫情给英国带来的影响是全面的，其中经济影响可能最为严重。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的是，英国折腾了3年才终于在2020年年初实现脱欧，它正在寻求新的出路，它无法像过去那样与欧盟国家共同奋进，而是要独自前行。但在脱欧之初，英国的许多设想还未有定论，例如与美国商讨并签署相关协议、脱欧后与众多国家重新谈判条约，以及提出全球化的英国，还有向世界各国重新开辟联络渠道，等等。英国首相约翰逊肩负着重担，未来英国应如何处理与欧洲的关系仍是未知数，他原本计划至2020年年底，能将脱欧进程基本告一段落，但疫情的暴发导致这一目标无法完成。

在脱欧和疫情的双重打击下，英国的经济将严重受挫，可能会陷入300年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数据显示：英国2020年一季度GDP环比萎缩了2%，二季度可能面临更大速度的下滑；失业率达到10年来的最高峰，4月份申请失业的人数达到创纪录的85.7万人，估计全年税收将减少1300亿英镑。对此，英国政府出台了各项支持政策，除了专门划拨300亿英镑的预算以应对疫情之外，还面向受疫情影响的企业，推出总额为3500亿英镑的帮助措施，包括3300亿政府担保的优惠利率贷款和200亿的直接财政支持。另外，政府还出台补助金计划，帮助企业支付员工80%的工资，该政策已惠及1000万人。至2020年5月底，英国的经济仍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其后期虽然可能会有所好转，但不会有太大起色。然而英国的优势在于，它的经济是开放的，其外贸和投资在世界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并且经济基础扎实，若能充分利用，总体上不至于太糟糕。

至于政治的影响，尽管英国不像美国那般明显，但英国的政党政治与疫情防控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英国最主要的政党是保守党和工党，从立党原则上看，工党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倡导社会民主，而保守党是传统保守的政党。但在具体实践中，同一党派的不同执政领袖的表现却可能大相径庭。比如在保守党内，撒切尔夫人执政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催生出“撒切尔革命”，推动英国经济迅猛发展，但其保守党的继任者在一些事情上却偏离了她的路径。同样在工党内，布莱尔一开始雄心勃勃，但后来的工党也放弃了它最初的政策。事实上，这两大党从本质上说不会有根本性的不同，都不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党，只是治理手段上并不一样。

以我在英国担任大使时的亲身体验为例。当时，工党历经了十几年的在野党状态后重新执政，进入所谓的布莱尔时代。那一时期工党制定政策的特点之一，是在社会政策上更强调公众和社会的利益，经济上则基本沿袭了撒切尔夫人的政策。后来布莱尔提出第三条道路，其实质是社会政治上更倾向于工党，经济上接受保守党的政策，可见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个混合物。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工党虽然较为重视社会福利，但却无法避免所谓的私有化趋势。到布莱尔执政后期，英国甚至把监狱看管权都承包出去。因此，英国的医疗卫生制度才会呈现出如此复杂的结构。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公众到公立医院看病，等候时间长，造成很多人排队，虽然病房较多，但服务质量差。相反，私立医院的医生和服务非常好，有问题只需打个电话他们就能立刻上门，当然这只是少数人所能享受到的福利。如今疫情之下，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的弊端暴露无遗。

英国一直是比较保守的国家，不愿发生巨变，或是突然的变革，只想推行渐进式的改革。因此，新冠肺炎疫情绝不可能催生出所谓革命性质的或者进行政治重大改革的要求。但是，同时需要注意到，这些年出现的民粹主义，特别是围绕着是否脱欧的争斗非常严重，不仅两党的斗争非常激烈，而且保守党内部的斗争也很激烈。此外，英国社会的矛盾和分歧日益增多，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势力，成立了许多党派，如独立党坚决要求脱欧，苏格兰党要求苏格兰独立，等等。党派的增多意味着观点和分歧的增多，但严格来说，许多派别都只是代表某一种看法、某一种利益，并不能代表某个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因此他们只会推动小的变化，而不会造成大的变化。这些政治和社会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受疫情影响而被暂时搁置。

当前约翰逊的上台是非常偶然的现象，因为特蕾莎·梅被迫辞职，保守党推选他为党的领袖。在这次疫情中，约翰逊有他自己的考量，因为他才带领英国完成脱欧，下一步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他需要在民众中维持良好的声望，所以他会实施诸多有助于民生的政策，否则在下次大选时就有可能下台。

总之，无论从政治、经济、社会任一方面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只是加剧了英国发展的困难程度，许多问题在疫情过后仍需陆续解决。

三、中西抗疫差异的文化根源

纵观世界各国的疫情，引人深思的是：为何中国能有效地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而如英国、美国等拥有高水平医疗卫生设施的西方发达国家却是如此困难？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列举出一些理由：如体制不同，虽然西方国家对中国体制防疫所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但却并不赞赏，因为它们认为这种体制是“威权”的，缺乏自由和民主；又如中国采取的许多防疫措施，尤其是全民戴口罩，西方国家最初也无法接受，甚至还有许多人示威抗议，认为戴口罩剥夺了他们的自由。但除了这些表面的原因外，我们还应探讨其深层次所反映的文明或者文化的差别。通过这次抗疫，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在疫情中展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以民为贵。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人是最宝贵的，而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原则就是为人民服务，党的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这次抗疫中，中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坚持以人为本的根本原则，把人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中国采取了最严格的措施，国家不计一切成本，所有感染者的治疗全部由国家包干，不收取医疗费，这是西方国家所做不到的。反观西方，在疫情初期提出“群体免疫”，其思想本质是牺牲一部分人的生命健康，这种观点在中国难以被接受，但却被西方视作一种解决办法，瑞典就在践行此种抗疫理念。英国尽管没有真正实施这一政策，但由于全民医疗制度存在质量低、服务差、常拖延等诸多弊病，许多穷人和老人实际上都无法得到及时且良好的治疗，特别是养老院中确诊和死亡的人数就非常之高。

第二，天下皆兄弟，天下为公。中国人的努力不仅仅是为自己，也是为整个国家，整个世界。这正是中国人的人类大同思想，在抗疫中就表现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到处都是兄弟姐妹。然而西方却不一样，虽然他们的宗教信仰也要求人们碰到困难时挺身而出，帮助别人，但缺乏中国人的全民理念和全民意志，所以中国采取的许多措施都无法在这些国家实施奏效。

第三，顾大体，识大局。中国人将国家和社会摆在个人之上，这是一种传统的爱国思想。例如，疫情之下很多人都有自己的难处，但考虑到全国，他们依然自愿服从党和政府的安排。对拥有1100万人口的武汉来说，突然的封城对它造成的艰难可想而知，但武汉人民承受了这一切，因为他们心系湖北省和整个中国。这在西方人眼里是无法想象的，他们意识中最重要的是个人。这种文化差异在这次防控疫情中有着非常鲜明的体现。

四、疫情与世界格局变化

新冠肺炎疫情仍未结束，它所造成的影响不仅发生在个人和国家内部层面，而且冲击着整个世界格局。尤其是当今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两国对抗日益加剧，我们应当思考疫情与世界格局变化的问题。疫情对世界各国造成的影响，需要实事求是地分析。目前相关的讨论很多，有乐观的，也有悲观的，但实际情况的发展要比大多数人预期得更为复杂，我们不能轻易地作出定论性的判断。

以中国为例，在刚刚战胜疫情之初，许多人觉得中国在世界格局变化中占据了有利地位，当时世界对中国的赞扬比较多。然而，在此之后，势态却发展为美国联合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包括个别发展中国家，一同声称要向中国追责与索赔，把疫情与国内政治相结合，利用国际环境对中国发难。这就导致中国今后或将面临一个比较复杂的形势，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这一问题。

再如对全球化的认识，许多人担心疫情会加速逆全球化或导致全球化破裂，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不应轻易下结论。因为全球化不是由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国家人为创造出来的，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产生的一种需求，是科学技术不断提高的一个结果，是客观存在，不是想改变就能改变的。特朗普曾几次想将美国从全球化中退出，但美国的经济形势必会使自身再次走进去，毕竟现代化的生产无法脱离全球化，多国合作生产才是最合适、最方便的方式。如果美国企业撤出中国，涉及生产的许多环节都会面临很大的困难。尽管很多人担心美国将要与中国走向对抗、疏远，甚至断交，但美国是否有胆量走出这一步，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和中国彻底割断仍值得商榷。

我们能作出的判断是：首先，疫情对劳动生产力没有造成根本的破坏，也阻断不了新科技的发展，目前只是按下了暂停键，一旦各国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对于全球化的需求会自然出现。其次，疫情结束后，全球化肯定需要有新的发展形势、新的方式和新的改革，但具体怎么改，现在下定论还为时尚早。最后，疫情的发展和应对不断加深着中西方的分歧。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注意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由于当前特朗普政府和美国诸多政客接连向中国“甩锅”，那么不排除作为美国特殊伙伴的英国，也会采取一些反华或不利于中国的政策，比如有报道称英国在华为问题上已经开始有所动摇。特别是脱欧后英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增大，其国内也有部分人士紧跟美国的步伐。总而言之，中国在疫情中的突出表现提高了国际影响力，但同时也应时刻警惕，在世界大格局复杂变化的今天，任何事情都可能被西方一些政客用作攻击中国的手段和借口。

（本文根据中国前驻英国大使马振岗先生于2020年5月29日在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组织的“全球疫情观察与分析”上的演讲录音整理而成。） 9EZqtmG09TD0Rqf7IyNh9/pW1Dre0+fkRSY2vlguz3jSFgMHQMVpk1itPJaQEWk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