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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日本出台各项政策遏制疫情的进一步蔓延。在这其中，既有经验，又有教训。疫情给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一定程度上将对今后中日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中日两国应就应对疫情及其影响展开密切合作，共同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一、疫情发展与防控过程
日本国内疫情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输入型感染源造成，即自2020年1月15日在日本发现首例确诊病例，到2月3日共发现12例病例，其中11例有武汉旅行史或接触史。由于传染途径清晰，日本政府迅速切断感染源与感染途径。至3月20日前后，日本疫情总体上得到控制，发展相对平缓。此后则是第二阶段，病例迅速突破1000例，进而处于疫情高峰。其来源主要是欧美输入型病例，至4月18日已突破10000例。到2020年4月23日为止，日本累计确诊12000多人，其中2000人已治愈，接近300人死亡。
与此同时，疫情导致的经济“危机”不断凸显。奥运会延期产生的经济损失自不必说，大量旅游业和服务业中小企业因外国游客减少陷入危机；内需及出口持续低迷，8家车企巨头宣布暂停生产。日本研究机构和经济学家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令日本经济遭受重创。自2012年12月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以来，一直持续扩张的经济周期已经结束，日本经济陷于衰退已成定局。此次疫情对日本经济造成的影响估计会超过2011年大地震、“雷曼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20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5.7%。
日本政府防疫政策实施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防输入。日本政府最初一方面劝告本国国民不要去武汉或湖北其他地区，并且自2020年1月29日开始前后共派出5架包机接回在武汉的日本人，同时禁止持有中国湖北省颁发护照的外籍人士入境。第二阶段主要是防止国内聚集性感染。2月13日，日本发现首例无中国接触史的本土感染病例，这表明疫情在日本国内的传播发生变化。这迫使日本政府急速调整相关政策。2月25日，日本公布《新冠病毒感染症对策基本方针》，要求大型活动停办、中小学暂时停课等。在检测方面，日本采取分级诊疗，即居民出现37.5℃以上的发热并持续4天应立即赴诊所与医生商讨，并根据指示到指定医院就诊，形成分步、分阶段的措施。总的来说，在新冠肺炎疫情于全球蔓延之初，日本国内疫情相对较平稳，以至于一度被国际社会视为疫情防控的“优等生”。第三阶段是全面升级防控措施。3月下旬开始，日本国内确诊人数陡然增加，日本应对措施升级。3月28日，日本政府发布《新冠病毒感染症对策应对方针》，特别提出要避免“三密”，即“密闭空间、密集人群、密集接触”。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于4月7日对东京等7个都府县发布紧急事态宣言，4月16日紧急事态宣言扩大至全日本，并持续至5月6日。由于目前的统计有滞后效应，所以日本在未来一个月内，确诊人数估计仍将处于上升阶段。随着国内确诊感染人数不断上升，日本政府的防控对策开始引发越来越多的争议。
由于疫情对日本经济的巨大影响，第三阶段中，日本政府开始积极采取经济应对措施。4月6日，日本内阁府通过108万亿日元（约合6.8万亿元人民币）的新冠肺炎疫情紧急经济对策，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约56万亿日元（约合3.5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4月16日，日本政府决定向每位国民追加发放10万日元（约合6300元人民币）。加之自1月开始的两轮经济对策，目前日本已实施三轮经济对策，初期主要是用于支援口罩等医疗防护物资的生产，加强边境口岸的检测，后期则更多用于保护国内经济。但长期来看，这些措施作用的效果或将有限。
反思日本应对疫情的进程，日本一直到3月20日前后重点还是防止输入，但有关措施并不彻底，钻石公主号邮轮就是典型。虽然日本政府从2月开始采取防止社区感染措施，但实际检测对象的人数不够多，对感染源及密切接触者的追踪检测也不彻底，甚至一度有70%至80%的病例是不明感染源。舆论称日本政府行动迟缓，举棋不定，紧急事态措施出台滞后且后期才扩至全国，执行也较为松懈。未来日本仍可能出现疫情暴发。
二、疫情防控的优势和挑战
日本的技术优势、决策体制和生活习惯在疫情防控中显示出一定的优势。日本作为科技强国的实力在抗疫过程中得到充分展现。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在3月28日的记者会上宣布已有4种日本国产药物投入感染者治疗。同时，日本在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内研发出世界最小、最轻的可携带式人工肺（ECMO）。4月20日，岛津制作所宣布开始正式销售其研发的检测试剂，检测只需1小时，且判断准确率为100%。长崎大学则宣布联合开发出只需15分钟即可出结果的检测试剂。另外，擅长基因药物研发的日本新兴制药企业AnGes与大阪大学联合开发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将从7月开始进入临床实验。除药品以外，日本还研发出一些新型仪器，如具有人脸识别系统和记忆功能的红外线测温仪、非接触式感应电梯楼层按钮、新型楼宇可视电话等。新型测温仪自动记录进出人员的人脸和每日体温，一旦某日某人员体温超过设定红线，测温仪可以迅速提示，并锁定体温异常者及其前后进出人员，即能追踪密切接触者。
日本卫生保健体系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也有一些独到之处，在后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的全民医保覆盖率高，有利于降低患者检测及后期治疗的经济负担。日本分级诊疗体系也非常完善，社区诊所服务的利用率比较高，居民出现新冠肺炎的呼吸道感染症状，可以先利用社区诊所服务，避免在大医院造成医疗资源挤兑。诊所的医务人员可以较好地应对轻症患者，协助他们采取居家医疗等措施。
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也有利于疫情防控。春季正是花粉过敏高峰期，加之日本人防止流感交叉传染意识较强，因此本身就有戴口罩的习惯。日本的卫生环境较好，公园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普遍配有手纸和洗手的地方。日本人自律、服从权威，政府的倡议尽管不是强制性的，但听从的人仍然较多，宣布紧急事态后大街上的人数还是很少的。上述因素都有利于疫情的控制。
不过，日本的部分制度也为疫情防控带来了麻烦。依据日本地方自治法，中央政府的权力受限，都道府县高度自治，因此安倍请求各地小学停课，用的是“请求”一词，而不是“命令”或者“指示”，这一体制使日本抗疫工作遭遇诸多麻烦。同时，日本与中美不同，没有专门的疾控中心，缺乏专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核心机构，无法迅速对全国疫情防控工作做出统一部署。
社会人口特征也是日本防控疫情的天然短板。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非常严重，对于老年人尤其是基础性疾病患者而言，新冠肺炎转为重症的概率很高，由此导致死亡率高，更占用了较多的医疗资源。此外，日本人口密度较高，无法实施严格的社交隔离措施，尤其是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表现得更为突出。
从医疗卫生资源看，日本的卫生体系效率虽然很高，但是其医疗资源主要用于慢性病治疗，一些长期患者占用的床位比较多，平均的住院时间较长，床位周转率低。尤其是日本的重症监护病房（ICU）床位非常少，真正能在疫情中投入使用的远少于其实际数量。
此外，日本的医疗机构私有化也极大地提升了病毒检测的难度。日本医疗的主要供给方以私营机构为主，全国有8000多家大医院，公立和私立的比例是1∶5。大医院之下有9万家诊所，几乎全部是私立。私立医院主要自主管理，无法强制其提供公共卫生服务。有些私立民营诊所由于担心院内交叉感染影响其收入，不愿进行新冠病毒检测。这使很多病患无法得到妥善的收容和治疗。
综合来看，尽管日本的卫生体系较为完备，但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危机仍措手不及。紧急事态和常规情势对卫生体系的要求完全不同。这次疫情也将推动包括日本在内的很多国家加快完善卫生医疗体系。
三、中日在疫情期间的互动
此次疫情下，中日两国在各个领域互动合作，为下一步两国关系的发展积累了有利因素。武汉暴发疫情后，很多国家对中国施以援手，其中日本反应最快。日本外相第一个与中国外长通话，而第一批日本援助物资，即日本伊藤洋华堂捐助四川和湖北的100万个口罩于1月25日就运抵成都机场。日本赴武汉撤侨的包机上装满了日本政府及从各地调集的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物资。与此同时，东京、熊本等地方政府也动用自身应急防灾储备向中方提供捐助。据国航驻日代表称，为运送东京都向中方提供的应急储备物资，国航派出两架波音747大型货机。此外，很多日本网友在中国驻日使馆的社交媒体账户上给武汉加油，给中国打气。日本各界捐赠物资时题写的如“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等古典名句引发网络热议。
在中国国内疫情相对稳定后，日本疫情却日益蔓延，中国也开始向疫情日益严重的日本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两国外交部门合作开展联防联控应对疫情，保持密切沟通，进行了若干次视频会议。中国政府向日方提供了包括各种口罩、防护服、面罩、护目镜、手术衣、检测试剂盒等在内的抗疫物资。两国的疾控专家举行视频会议，就疫情防控策略特别是病毒传播途径、不同地区和人群的防控措施、抗病毒药物的筛选等内容进行交流。旅居日本的中国侨民在日本街头免费赠送口罩，得到日本民众广泛好评。
更重要的是，日本在应对疫情的问题上并没有追随某些国家或者某种舆论方向。除个别人以外，日本没有从政治化或者意识形态化的角度对中国的防疫措施进行解读，也没有从国家间模式或制度竞争方面来对防疫的利弊得失进行解读。当遇到危机时，日本的反应是务实的，注重凝聚大多数人的观点和利益，而并未仅从意识形态、价值观等角度发表观点，并未被国际上部分极端观点所左右。此外，日本还积极在国际舞台上释放善意，开展合作外交，在周边优先推动大国关系协调。
从中日双边关系上看，这次合作拉进了中日舆论与国民感情。中日国民感情是两国关系上的长期短板，随着中日关系改善，近几年亲近感持续上升，总体呈现向好趋势，双方在此次疫情中的相互认识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也是饱含感情的，并没有以邻为壑，而是守望相助。
4月初，日本政府基于民间智库机构（未来投资会议）建议宣布拨款22亿美元帮助企业从中国转移生产线，引发国内媒体的大量解读。但仔细研究就能发现，日本政府此举只是疫情扩散下的应激性反应，对在华日企影响有限。受疫情扩散影响，日本国内企业因缺乏海外供应链的支持而出现大规模停产。比如东芝公司在日本已全面停工停产，几家汽车巨头公司也被迫停产，给日本经济带来冲击。有意迁移的在华日企所占比重并不大。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4月初日本贸易振兴部门对中国华南地区的日资企业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361家日资企业中正在考虑转移或是原本就考虑转移而现在因疫情考虑加快转移的企业分别占2.9%和5.4%，加起来共有8.3%。从转移目的地看，日本最多，越南次之。而2月末相同的调查显示，当时考虑从中国转移的日企比例是15.2%，也就是说从15.2%减至8.3%。这一对比说明，疫情给全球的生产和消费都带来冲击，但中国率先走出困境，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让日资企业更加意识到继续在中国投资的重要性。
另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上海总代表小栗道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称，日本企业确实存在撤资的现象，但撤资领域有限，主要是医疗器械及相关医疗服务企业。日本所需70%的医疗物资需要从中国进口，而自己只是生产30%，且原材料也来自中国。疫情阻碍了人员往来和物资运输，也就阻碍了中国医疗物资向日本的出口。疫情之下，日本政府必须保障国内医疗物资供应链完整。那些需要高附加价值且面向中国市场的企业将会继续选择留在中国，甚至在中国继续扩大生产规模。
总的来说，疫情期间中日进行了良性互动。从宏观看，中日之间对世界形势的共同认识增多，共同语言增多。政治上，双方有意维护中日关系的稳定；经济上，有意加强经济合作，两国愿为推动区域合作进一步做出努力和贡献。中日之间的互动有助于中美日三边向相对更趋均衡的方向发展。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日本政策的两面性，以及由此引发的政策摇摆、日本企业投资的布局转换、产业链的重组以及国际规则的博弈等方面的动向。特别是随着美国主导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的动向日趋明显，今后美日欧有可能进一步联手，特别是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等问题上抢抓主导权，在高科技产业等领域加强对中国的限制。
四、中日合作的未来空间
中日之间互为邻国，联系紧密，应从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出发，加强彼此间合作。在此次疫情中，中日两国的合作广度和深度明显增加。
第一，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日本是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支持者和受益者。中日应当坚持合作抗疫的大方向，反对将疫情政治化、反对干扰破坏全球抗疫的错误言行，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应有作用。双方要鼓励两国各部门、各行业和民间地方以稳妥方式增进交流互动，加快打造双边人员交往“快捷通道”，为此提供便利条件。中日可以合作进行疫情防控物资的生产。中国目前处于药品及医疗器械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希望医药产品和医药物资生产和供给可以走向国际，但在产品质量和规范上有所不足，而日本在通过世卫组织预认证方面是有经验的，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向日本学习和借鉴。
第二，卫生健康政策互鉴。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人口总数的28.4%。随着人口结构变化，日本卫生政策已经向老龄化和全民医保覆盖方向转移，在法律、行政、企业、社会等方面已经形成一整套保障体系。这与中国当前人口和社会经济的转型和发展也是契合的。伴随中国老龄化比例的急剧上升，中国与日本交流经验、开展合作的必要性也大幅增加。日本的妇女儿童健康保障亦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在此方面也从日方收获很多。这将为中日之间的合作奠定基础。此外，中日两国还可就远程医疗、新药开发等其他领域强化交流合作。
第三，强化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中日两国都是制造业大国，都是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维护者和推进者，应继续坚定支持世界贸易组织、东盟+中日韩（10+3）、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发挥应有作用，努力确保年内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为地区和世界经济复苏作出贡献。欢迎日方及时把握中国发展的新形势和新机遇，积极致力于深化对华合作。中方重视日本企业在华复工复产，并采取了一系列支持措施，希望日方也为中国企业在日正常经营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环境。
当前，疫情发展态势仍不明朗，中日作为重要近邻和世界主要经济体，有必要维护好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在携手抗击疫情、促进经济复苏、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各类全球和区域性挑战，为两国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力。
（本文根据中国前驻日本大使程永华先生于2020年4月23日在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组织的“全球疫情观察与分析”上的演讲录音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