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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很可能使整个世界陷入二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金融、社会等全面的危机。这一影响剧烈、深刻，具有全局性和系统性，甚至会加速“大变局”由量变转向质变。特别是国际力量对比、国际格局、国际关系、国际秩序都有可能以此疫情为分水岭，发生根本性的调整，正如基辛格所说：“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地改变世界秩序。”我们对这种变化的认识才刚刚开始，而且事情的发展可能先于我们对事情的认识，谁能意识到疫情会爆发，并对全球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当然，疫情前后两个时期并非是割裂的，许多变化和趋势在疫情前就已存在，只不过疫情催化了这些变化。
我们所面临且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是：疫情之后世界将向何处发展？中国又将向何处发展？具体而言，未来将会是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抑或是逆全球化？未来将会是更多的多边主义，抑或是更多的单边主义？未来将会是更多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抑或是更多的国际主义与合作共赢？然而，从长远来看，全球化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但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曲折的，呈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今后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很可能是全球化受挫或者曲折的时期，在这段时间内将有更多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形态涌现。因此，我们不仅要对疫情所导致的变化有清醒和冷静的认识，还应做好迎接挑战与机遇的准备。
一、疫情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
目前各国在集中精力应对疫情的同时，已经在开始思考和调整各自对内和对外的战略，中国必须对此有充分的认识，其中以下几点最值得重视和研究。
首先，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非常强烈，并没有因为疫情而改变，反而借疫情加速实施。全面遏制中国已成为美国各党派和社会的共识，美国国会中关于涉华的决定几乎都是零票反对通过。中美关系的内涵已经发生变化，两国今后必将是竞争大于合作。中美的世纪博弈已经开始，未来可能会更加尖锐。过去人们常说“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现在“好不到哪里去”已然得到证实，但将坏到何种程度却难以估计。中国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分析形势，丢掉幻想。
当前美国的疫情仍在发展，美国很可能会陷入全面内外危机，它必将利用疫情转嫁矛盾，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把矛头对准中国。如特朗普已经宣布美国不再给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世卫组织）提供经费，批评世卫组织偏袒中国。如果美国的困难加重，危机继续深化，不排除它会对中国制造更多的麻烦，甚至在南海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等中国敏感的领域上铤而走险。美国国内取得对华战略的共识，未来可能使用政治、经济、科技、金融、军事等各种手段来打压中国，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并且不会顾忌国际舆论和道德准则。
中美之争在本质上是两条道路、两种制度的争论。在美国人眼中，中国不仅是美国综合实力的最大竞争者，更是意识形态的首要对手。因此，美国对华遏制既聚焦于金融、经济，更瞄准中国的政治制度、文明、上层建筑等。此外，美国将继续坚持单边主义和美国优先，同时渲染各个国家对中国所谓的依赖，试图改变全球产业链，加速与中国经济、科技、贸易等领域的脱钩。中美关系的发展，中美之间的博弈必将影响今后国际关系的走向。中美两国能不能合作，以及会是更多的合作，还是更多的竞争与冲突，都对整个国际关系、国际秩序产生深刻的影响。
其次，疫情将严重冲击全球经济。今年全球经济的衰退已成定局，这是一个基本的共识，但对于世界是否会进入大萧条这样严重的危机中，则存在不同的看法。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发表的一份报告中称，世界经济的增长正在遭受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打击，全球第一次面临着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同时陷入衰退的局面，它们评估2020年的世界经济只能负增长3%。此外，从年初到现在，各个国际机构均对经济形势的预测不断下调，但最终的结果会如何，目前很难下定论，这将取决于整个疫情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经济紧密相连，今年所面临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环境肯定会恶化，明年是否能反弹仍为未知数，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值得持续关注。
再次，需警惕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新调整。面对经济衰退，当前各个经济体都以顾内为主，争相出台限制其他国家的政策，以及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尽管从长远来看全球化不可逆转，但一些现象表明近期发生产业链脱节的情况是非常有可能的。疫情在中国暴发时已经导致了全球供应链暂时地脱节。随着疫情中心向欧美等主要经济体蔓延，各国都采取更为严格的防控措施，全球产业链可能会受到更大的冲击。德国在这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德国的汽车行业有50%—60%的零部件由中国供应，中国两个多月的疫情封锁导致供应中断，德国的汽车产业无法维持生产。后来中国开始复工复产，但德国的汽车生产却因本国疫情又处于全面停工的状态，产业链仍未恢复。此外，中国的高铁等行业都需要德国的原装设备和技术，疫情的阻断对我们同样造成很大的影响。
疫情的冲击，一方面使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因为许多医疗防护用品和医药产品都在中国生产；另一方面许多国家意识到自身对中国的依赖，它们也开始从所谓国家安全的角度重新思考调整供应链的问题。事实上，这种情况在疫情暴发前就已出现，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美国商会在2019年3月的一份调查中已经证明，美国在华企业中有三分之二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有四分之一正考虑延缓对华投资，有五分之一准备将生产线移出中国。如今美国正在利用《国防生产法》和疫情给全球产业链带来的困难，加紧推行对华脱钩的战略，鼓动或者强迫美国企业离开中国回归美国。同时，它敦促欧洲国家减少对华依赖，寻找新的替代供应商。这在科技领域尤为突出，美国在华为5G问题上依旧没有放松打压，甚至决定全面停止向中国出口芯片，并且大大限制中国在美国的科技投资，可以预想未来科技领域的局部脱钩将在所难免。而近期，日本在出台的经济复苏计划中也打算拨出高达2435亿日元（约合160亿人民币），以支持日本企业将生产基地从中国移到其他地方。2020年4月8日，德国内阁决定重新修改《对外贸易和支付法》，阻止外国企业和政府利用疫情加快收购德国和欧洲的资产，该法案两年之内已修改三次，虽没有指名道姓，但实则是针对中国。因此，对于贸易链和供应链的问题，中国必须要有充分预判。
二、欧洲应对疫情的困境与转变
新冠肺炎疫情最开始在中国暴发，到后来欧洲成了疫情的中心。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这是欧洲近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值得注意的是，疫情暴发之前的欧洲已经出现一些变化趋势，如英国脱欧、政党碎片化、社会空前分裂、经济不景气、东欧国家离心力加大等，这些困扰着欧盟的问题在疫情暴发后更加突出，从而导致欧盟新老问题交织、内外风险叠加。其中最为重要的表现有以下几点：
一是欧洲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再次暴露无遗。长期以来，欧盟国家各自为政、以邻为壑的问题非常突出。疫情进行的前期，欧洲一些主要的国家不仅对意大利、西班牙见死不救，而且全力封锁和查封医疗用品，各国相继封闭边界，抗疫政策缺乏协调。在危难时期，它们非但没有团结一致，反倒损人利己。这样的做法使欧盟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严重受损，同时使原来民众对欧盟的不信任感进一步增强，欧洲南北和东西的裂痕进一步扩大。直到中国和俄罗斯相继援助意大利后，欧盟才意识到这一问题，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公开向意大利表示歉意，并采取实际性措施。
二是欧洲团结自主的意识在危机中有所加强。一方面，欧洲一些国家攻击中国和俄罗斯的行动实质上是利用地缘政治和疫情搞宣传；另一方面，一些国家亡羊补牢，强调同舟共济，如德、法等国向受灾国提供援助。然而，3月26日欧洲议会讨论疫情时，许多议员称欧洲的团结到目前为止仍是一句空话，在实践中并没有被感受到。这种为时已晚的补救和难以弥补的内心创伤，在疫情期间和疫情过后都将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三是欧洲经济遭受重创。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财政部长均表示本国经济出现了二战后最严重的衰退。最新的估计表明，欧盟2020年的GDP将萎缩7.8%，损失将超过1万亿欧元。为此，欧盟推出了2.8亿欧元的经济援助方案，启动《稳定与增长公约》的免责条款。但欧元区各国在是否发行“新冠债券”（Corona-Bonds）的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因为发行新冠债券意味着欧洲的债务将进行重新分担，而财政状况较好的国家并不愿意替受灾国承担此类债务。可见，欧盟国家在某些方面会团结一致，但当牵扯到根本经济利益时就会产生很大的分歧。
四是美欧关系的裂痕因疫情再次扩大。疫情暴发前，美欧在移民、贸易、政治、全球治理、伊核等问题上已渐行渐远。但疫情发生后，由于美国不经协商早早切断了与欧洲的往来，同时与欧洲抢夺紧缺的医疗物资，如不惜花重金收购德国的检测公司，虽然遭到德国的强烈抵制，这些举动都使欧洲对美国的不信任和失望进一步加深。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当前欧美之间如何争论，上述的矛盾仍属于“家庭内部”矛盾，没有到分道扬镳的地步。欧洲人心中还存有侥幸，反复地强调特朗普不等于美国，寄希望于未来美国总统易人后重归于好。我们在观察一种趋势发展的时候，既要注意其“变”的一面，也要看到它“不变”的一面，而且不应过高地估计某种变化。
事实上，疫情前欧洲内部已经就如何再认识中国进行了讨论，其核心观点有以下三点：第一，再认识中国的“天真论”。这是指以往欧洲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必然使中国走向西方所谓的“民主”道路，与西方制度趋同。但实践发展证明，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中国都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道路。现在他们意识到这种“天真论”应被抛弃。
第二，再认识中国的“挑战论”。欧洲人认为中国在经济、科技、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对欧洲形成更大、更全面的挑战。过去他们称中国的经济实力很强，主要体现在制造业，现在却发现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越来越强，尤其是在5G等某些领域已经超越欧洲，他们感到自身在未来的竞争中将处于劣势。然而，他们最畏惧的是中国的制度。因为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大，相较而言，欧洲的价值观影响则在下降。欧洲人总结说，他们难以应对中国的经济、综合国力与政治制度相结合所释放的能量。欧盟不久前出台的对华政策文件对中国进行了重新定位，即多边领域的合作伙伴、利益平衡的谈判伙伴、技术经济领域的竞争者、治理模式的制度性对手。
第三，再认识中国的“夹心论”。许多欧洲智库称，未来世界很可能是中美两极的世界，欧洲夹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既不愿意选边站队，又处于极大的困难当中，不知该何去何从。之前中美贸易摩擦期间，欧洲便处于两难境地，谁也不愿意舍弃。而现今疫情之下，面对中美两国应对举措的截然不同，欧洲又该怎么做呢，又该如何解释自己的政策呢？中美博弈的加剧，会使欧洲的处境更加困难。
中国刚暴发疫情时，欧洲国家还是在隔岸观火，既有同情的一面，也有幸灾乐祸的一面。由于美国在幕后的推动，许多政界人士和舆论组织都借疫情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攻击中国的领导人，攻击中国采取的措施。然而，随着欧洲疫情的暴发和美国单边主义的加剧，欧洲在疫情当中对中国和对美国的认识都发生着变化。首先，他们意识到全球化已深入到各个领域，大家都是利益攸关者，都是命运共同体，任何一国都不能独善其身。其次，他们切身感受到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重要性。中国与欧洲息息相关，在药物和防护设备等医疗资源方面，欧洲对中国的依赖性远远超出了他们此前的想象。为此，欧洲开始进行战略调整，加强欧洲的主权和安全，尽可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都提出了现在就要着眼“疫后时代”，重建经济独立和产业主权。欧盟已经呼吁成员国加强外资审查，保护战略性资产和技术。此外，欧洲不仅推出大规模的重建计划和救助计划，并且开始对非洲进行援助，考虑如何对外发挥作用。
三、德国的防疫情况与中德关系
自从德国人冯德莱恩当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后，德国在欧盟所发挥的作用大大增强。在这次疫情中，德国的抗疫表现亦可圈可点。德国于2020年1月27日出现首个确诊病例，随后疫情在2月的狂欢节大暴发，截至4月13日德国累计感染病例高达12.5万人，死亡人数为2969人。其中超过一半的感染者被治愈，死亡率不到1%，它是在欧洲国家中治愈率最高、死亡率最低的国家。德国应对疫情的办法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中国，极具特点，其效率之高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德国的卫生医疗体系非常完善，医疗设备、技术、物资全球领先，人均占有率很高。如德国有2.8万个重症监护病床，是法国的4倍、意大利的5倍、英国的7倍，呼吸机的人均占有量也是许多国家的10倍以上。二是德国的病毒检测能力很强，每天可以检测10万人，而且全国20多个实验室分布均衡，就近检测非常便利，因此它的数据比较可靠和及时。三是采取分流和重症优先的救治思路。目前德国重症病房的使用率只有58%，仍有8000多张重症床位空置，所以它有能力接收来自法国、意大利等其他国家的重症病人，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四是注重保护高危人群。由于人口老龄化严重，德国一开始就将老年人作为主要的保护重点，把重点高危人群保护好，死亡率就会低。基于上述的分析，当前德国已经处于较高水平的稳定阶段，可以说此次疫情是对德国医疗治理体系长期发展的一次大考。
不久前，德国外长马斯在谈到疫情治理经验时表示，中国和美国在疫情中的表现是两个极端，皆不能成为欧洲的榜样。他还说，新冠肺炎疫情危机表明，不能简单认为一种社会制度优越于另一种社会制度。对于德国来说，他们虽然承认中国在抗疫中取得很大成就，但却不能公开表示，必须区分你我，这种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在德国展现得淋漓尽致。当然，对于应对疫情，中德两国之间在政治层面上仍是相互支持的。疫情暴发以来，双方国家领导人互通电话，强调双方加强合作的重要性，两国还及时互相提供物资援助。然而，在舆论层面却是非常消极，德国国内出现许多炒作和煽动性的言论。与此同时，德国也开始调整产业，提出诸如口罩、呼吸机等医疗物资一定要在本土生产，在医药方面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目前中德两国的合作因疫情影响受到很大冲击。最初是德国的企业抱怨中国的产品无法到德国，从而影响他们的生产，现在他们更多抱怨的是在华企业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如人员和生产材料不能到位。其实德国的对华政策正处于再讨论、再认识和重新定位的阶段。默克尔总理一直对中国抱有积极的态度，尤其在5G问题上坚持不把华为排除在德国电信市场以外，但她也因此受到国内某些声音的指责，批评她过分依赖中国，伤害了美欧关系，违背了欧盟共同政策，以及损害了欧洲的数字安全。德国政界中其他主张发展对华关系的人士同样受到空前的压力，而那些此前持中立态度的人则开始出现转向。这其中除了德国本身意识形态的因素外，美国的因素也无处不在。可以预见，未来美国在中德关系、中欧关系、欧洲对华政策等方面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四、中国的挑战与机遇
我们应该认真研究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形势变化，分析研究它们对中国的挑战和机遇。当前最大的挑战就是“脱钩”和“不脱钩”的问题。能否化解这个问题，一是取决于外部环境条件，主要是美国的态度与行动，二是取决于中国自身，即思考如何展现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
首先，我们需要理清中国对美战略和美国对华战略。几十年来中国对美国的战略都非常清晰：要合作，不要对抗，合则两益，斗则两败。中国为此在许多方面都做了极大的努力，中国没有要取代美国、领导世界的想法，中国对自身的实力有足够清醒的估计，也很清楚在经济、科技、军事上与美国的差距很大。但中国的认识并不是美国的认识。美国在“9·11”事件之前就意识到中国可能成为美国最现实的竞争对手。随着恐怖主义的兴起，美国的战略重点出现转移，它过多地将精力耗费在诸如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战争中，或者全球事务干预上。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实力则越来越强。面对中国的日益崛起，美国国内逐渐达成了一种共识，即不允许中国再发展了，否则美国就没有手段阻止中国“称霸”全球。因此，中美关系的转变，并不是中国要向美国发起挑战，而是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只不过特朗普上台后，一切都变得赤裸裸了。
因此，一方面，中国必须认清美强中弱的现实，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放弃自己的原则，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如香港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南海问题等，我们坚决不能退让，而在某些领域则可以妥协。中美贸易谈判持续时间那么长，中国也作出了很多的让步。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并不是要处处与美国对抗，但斗争是必要的。我们要有礼有节地斗争，是斗而不破，斗争的目的是为谋求更大的、稳定的发展空间。冲突加剧也并不意味着中美会完全脱钩或者发生军事上的全面冲突，但局部的冲突将不可避免。我们要就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打压和封锁做好思想准备。此外，我们还要认识到如今中美关系和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是完全不同的。当时的美苏两国完全对立，是没有相互关系的体系制度的斗争。而中美在全球化的斗争中实际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明智的做法仍是选择合作，但目前美国政府内部由鹰派政客主导，并且达成共识，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核心短时期内将不会改变。
其次，中国应在美国退出多边机制的情况下强调多边主义、全球合作和共赢，将欧洲作为工作重点。我们要强化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尽可能延迟和阻止脱钩的趋势和倾向，尽可能加大与欧洲国家利益的交织和融合，在疫情的应对中更多地突出合作。当前加强全球卫生合作仍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现在疫情的震中是发达经济体和中国，这些国家的应对能力相对较强，但如果未来疫情在非洲、拉美及印度等地区大规模暴发，那么无论是单一国家还是整个地区都将难以应对。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能够起协调作用的世界卫生组织却被西方某些国家和人士政治化，这导致其经费短缺，形象受损，作用被大大削弱。中国正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新冠肺炎疫情只有通过全球合作才能被攻克消灭。
最后，我们在宣传上不宜将中国塑造成救世主，不应将中国推崇为应对疫情的世界榜样，不能大肆主张让他国来“抄中国的作业”，更不该抬高自己，打击别人，甚至幸灾乐祸。在应对疫情上，各国由于政治、经济、体制、文化和传统理念的不同，抗疫举措也是不尽相同的。我们不能说中国的办法是唯一正确的，不然可能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各国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避免将疫情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是把自己的事做好，如果中国能保持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人民生活的改善，我们就可以“稳坐钓鱼台，任凭风浪起”，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本文根据中国前驻德国大使史明德先生于2020年4月15日在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组织的“全球疫情观察与分析”上的演讲录音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