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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社会各界群情愤慨，金大师生也积极参与到抗日爱国运动之中。
9月21日，金大学生自治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议决通电全国，以唤起民众做好政府外交的后盾。通电内容为：“各报馆转全国同胞公鉴：日帝国主义者，蓄心谋我久矣，五九五三诸役，早置国际正义公法于度外，不复视我为独立之邦，近年以还，鉴于国民政府之革命外交，每惴惴自恐睹我国内讧之频仍，则又沾沾自喜，本岁空前水灾，日帝国主义者所认为千载一时之良机也，以故万宝山案，朝鲜屠杀华侨案，设法挑衅，无所不用其极，近更架造证件，借口中村事件，于九月十九日占我沈阳，并及长春安东营口等地，希完成其并吞满蒙之好梦，消息传来，令人发指，九月十七日，重光公使所发中日问题声明书，所谓日政府对中村事件之实际手段，所谓正谋友谊之解决者，今已暴露吾国民之前矣，阴贼险狠，一至于此，是而可忍，国亡无日，自救之道，惟有：（一）请政府电粤立时息争，以革命手段一致对外。（二）全国同胞，本敌忾同仇之精神，在政府指挥下奋发图存。（三）全国同胞，今后应啮臂铭心，卧薪尝胆，倭寇不去，誓日俱亡。民族存亡，国家安危在此一举，电布腹心，愿共戮力！”
9月22日，首都南京中等以上各校的学生代表共同开会讨论，决议组织“首都中等以上学校反日救国团”，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校代表被投票选举为干事，会议呼吁“请求中央对日作战，全国民众一致武装起来”。
当日，金陵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商讨应对办法，
并发布《关于参加首都市民反日救国大会的布告》，称：明日将举行反日救国大会，“本大学自应一体参加，以励民气，相与同讐，除通知教职员全数参加外，合亟布告本校学生周知，仰一体于明晨八时齐集大礼堂，整队前往参加”。
9月23日上午9时，包含金陵大学师生在内的约20余万南京市民在公共体育场举行了“首都市民反日救国大会”。
当日，金陵大学学生自治会呈文教育部转国民政府，请求：“一、请中央集中全国军事政治人才，以备一致对外。二、请中央从速准备对日作战，与其生而辱，不如战死疆场。三、请中央令张副司令，以中央名义，誓死对日交涉。四、请中央尽量供给国际宣传真确材料，慎选对外宣传人才，以取得签字非战公约各国及国际之同情。”
9月25日下午，金陵大学等南京各级学校代表136人于南京女子中学大礼堂召开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成立“首都各校抗日救国会”。与此同时，金陵大学学生“努力于促醒市民之觉悟，特组织化装宣传队，化装日人虐待，国人惨状，沿途游行，其方法每队执两幅方旗，用彩色标语，有四人化装，两人装作日人模样，两人扮作头破血流，周身绳捆，由两日人挟之而行，载行载呼国家要亡了大家起来救中国，对日经济绝交，用不买日货等口号，力竭声嘶，备极凄惨！路人开之，多为之泣下沾襟！该队由金陵大学出发，赴夫子庙等地宣传，观众极为拥挤，收效甚大”。
自9月26日，为便于师生“从事抗日运动”，金大停课三天，“教职员学生工友共同组织金陵大学反日救国会，学生籍工友组织抗日救国军，男生每日自晨七时半起至十二时，全体集合大礼堂听局势学术演讲，下午二时全体出发宣传，及检查日货，晚八时日本研究会请著名学者演讲日本问题”。
9月27日，《中央日报》登载了金陵大学教职员以英语、法语、德语同时向世界各国发表的宣言：
日本处心积虑，谋吞满蒙，垂三十年，近年以还，遇事寻衅，无端逞凶，五三济南之惨案初已，万宝山之屠杀又生，其侵略阴谋，益为显著，本月十八日夜，竟借口中村事件，唆使其浪人，突然炸毁南满铁道，复伪称我方所为，乘机出兵，袭击我守军，占领沈阳长春安东营口及其他辽省要地，摧残文化机关，击毙无辜人民，尤复虚构事实，大肆宣传，其蓄意破坏东亚和平之阴谋，于斯可见。夫两国不幸，而至以兵戎相见，亦须采取正常之步骤；今日本一方明令其公使，宣言采用外交方法，解决悬案，一方阴遣军队，袭击无防御无抵抗之守军，并拘捕军政长官，擅委地方官吏，其蔑视我国主权，弁髦国际公法，至此已极！况我国正值天灾流行，灾民遍地，救死不遑，乃日人竟豺狼成性，乘人之危，攻我无备，更属罔顾人道，泯没天良，同人为维护世界和平计，特此郑重宣言，俾我友邦人士，咸知日本此次暴行，甘为全世界之公敌，若不予以惩戒，促其觉悟，将使凶口益张、公理灭绝，而使人类返于任性争夺之境界，此不能不望我全世界拥护和平，表彰公理，主持正义之学术团体，督促各国政府，严厉制裁日本此项非法暴行。并望我友邦人士，均能研究事变真相，毋为日本诡诈卑污之饰词，虚构妄捏之事实所蒙蔽，是为至幸！
金大反日救国会成立后，学生们迅速行动起来，“竟有日夜不暇之势”，从各会9月27日工作情形可见其爱国热情：
（一）军事训练委员会反日救国军全营于上午八时鸣号在大操场聚集训练后，即往大礼堂听何浩若君讲演《对日宣战与义勇军》。并闻该校救国军将向陆军工兵学校聘请下级干部教练，并购置军用品与枪械，又特聘请何浩若先生为救国军参谋部部长云。同时并公布该军之惩罚条例与该校学生自治会干事会共同处理云。
（二）宣传委员会，该会分五股：
1.总务股，主管各股一切事宜。2.出版股，组有反日救国特刊（周刊）。3.国际股，将暴日一周间强占东北之经过，寄发世界各国，扩大国际宣传，并寄发告各国青年及各国大学，并用广播电台播音云。4.演讲股。5.标语股。分队至城乡演讲及分贴反日标语。
（三）检查日货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来，曾分队检查日货，昨日又协同本京反日救国护卫会前往检查日货，并发表中日贸易状况图表云。
（四）日本研究委员会，逐日发布警报及研究资料，并请著名学者于每晚八时莅校演讲，昨日该会提出关于日本重要问题多项，由会员作分别之研究以刊行专册；又该会将与该校教职员新组织之日本研究会合作，俾收专一之效云。昨晚八时又请张其的先生演讲《正大光明之国际关系》云。
（五）成立反日救国军，学生工友，概在编制之列，于一点钟内即编制完毕，正式成军，共编为一营，分四连，每连三排，每排四班，另组电讯队及女生救护队，金大原有军事教官兼营长，营副及以下军官，由同学中有军事经验者担任云。
9月28日，“首都各校抗日救国会”召开第二次干事会议，讨论决议事项：
一、全市各校应一律停课，以便进行救国运动案，建议者金大，附议者中央。决议：
（一）全市各校，定期举行联合请愿，全体停课一天。
（二）定期举行扩大总宣传一日，各校全体停课一天，分区工作。
二、全市各校联合请愿，应如何办理案。决议：
（一）定于十月一日（星期四）上午八时，在钟南中学集合，齐赴国府请愿。
（二）本会干事22人，代表全体发言。
（三）旗帜式样，由本会规定，分请各校照办。
三、扩大总宣传，应如何举办案。决议：
（一）定于本星期六举行；
（二）小学不参加；
（三）其他详细办法，交由常务会拟具施行。
四、各校抗日救国会，改为首都各校抗日救国会某校分会，各分会图记，由本会颁发案。决议通过。
五、军事训练应如何进行案。决议：规定军事训练，以年龄为标准。
（一）各校分别组织某校义勇军；
（二）规定至十八岁以上者受军人训练，十八岁以下者受童子军训练，并建议中央容纳此项意见，修改原定标准。
六、曾经上次大会决议，本日全体干事赴国府请愿，现已决定各校联合请愿，应撤销原案案，决议通过。
9月30日，“首都各校抗日救国会”召开紧急会议，金陵大学等19校代表及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代表出席了会议，决议：
本会要求各点，政府在上海及中大金大学校请愿中，已有答复，请愿之原案，请暂缓执行案，决议通过。……本会宣言及国际宣言，请修正通过案。决议通过。兹录其宣言于后：
燕省事起，全国锥心，日人之暴戾险毒，连日各报所披露，早已深入同胞之心目更无俟此时之综述，惟是我中华同胞，目观此广漠肥美之关东领土，不旋踵间遽入倭人之手且犹继续加兵于东齐之边，进窥中原，狼子野心，有加靡已；民族沉沦，危在旦夕，吾人深知今日之世，已无复有公理人道，促仇人之觉悟，求国联之制裁，徒讬空言，无补实际，物腐虫生，自求在我，凡我同胞，谁无血性，尝当此千钧一发之际欲图雪耻救国者：
（一）全国军政领袖，亟应摈弃旧嫌，团结精神，一致对外，中国革命数载，非不励精图治，而外患之来，于今尤烈，阋墙之祸，厥为一大原因，和平统一能实现，即中华民族有一线之生机。
（二）学生义勇军教育纲领，业经中央颁发，此为雪耻救国之一根本办法，全国各级学校，固应剋日奉行，我首都各校，尤宜首先举办，为全国倡。
（三）抵制日货，已为今日之老生常谈，然中华人民，欲制倭奴死命，求有速效，且易为力者，舍此末由，全国各界，亟宜继续努力，毋稍弛懈。
举上三点，敬以贡献于党政当局及全国同胞之前，务望一致起来，同赴国难，望吾四万万同胞，亟起图之。
10月13日，金大校方告知同学们关于军事训练一事，将“咨请训练总监部颁发枪支并设法增加教练钟点”。
10月19日，金大发布通知，称“首都各校抗日救国会来函，略称，兹定于本月二十日上午八时举行抗日游行大会，在钟南中学操场集合，务希全体参加等由，准此，本大学自应一致参加”。
10月20日，在“首都各校抗日救国会”的组织下，金陵大学等校学生约两万余人举行游行示威，称：“自东北事件发生后，举国上下，莫不悲愤填膺，团结全国民众力量，必欲灭此朝食而后快，尤以我首都学生，对暴日之横行，尤为愤怒，特于今日举行全体学生大会，并游行示威，借以唤起民众，同在抗日救国会旗帜之下，共同努力抗日救国工作，集中全国民众力量，以为政府外交之后盾”，“日本破坏国际条约，摧残人类信义。杀戮我国同胞，侵占我东省者，已一月于兹。我全市四万学生青年，当兹惨痛情状之下，含垢忍辱，一方持镇静任远之精神，磨炼士气，一方谋自卫抗敌之准备，积极组织，作政府后盾，待公理之声张”。而后，游行队伍前往国民政府请愿，孔祥熙接见了学生们，表示：“政府同人，对诸位此举，良深钦慰，诸位此种爱国精神之表现，愈使政府同人增加勇气，格外负责任去应付这个局面，希望诸位能保持这种奋斗的精神，一致领导全国人民，做政府的后盾。”
11月17日，金大校方再次发布通知，称：“明日上午八时，首都各校齐赴四全大会请愿，本校学生须一律参加所有功课准予停止一日。”
1932年1月，学生请求取消期末考试。因“关系于学校及学生学业前途”
，金大校方并未让步，称：“兹者学期将终，校课告一段落，乃诸生中忽有请求免除大考之举，事出意外，殊堪惊异。查学期考试载在部章，不经考试不给学分，斯为定律。迭经本校校务会议一再讨论，均认诸生所请，形格势禁，碍难照准，用特布告周知，仰诸生仍照原定时间举行考试为要”，并勉励同学们：“当此邦家多难之秋，正青年淬励心身之日，应如何发扬韬属艰苦不磨，焉可随波逐流，自甘颓废，读书救国本不相妨，救国原需真才修养，必自今日空言救国而怠荒学业，则在个人为无谓牺牲，在国家蒙重大损失，且本校为最高学府，诸生为大学学生，一举一动不加审慎，将何以表率，群伦号召士气，务希诸生深体斯旨，善自爱护本法治之精神，为最后之努力，勉成学业，蔚为栋梁，有厚望焉”。
1月10日，金大学生大会议决：“于十一日下午九时，出发沪奉港等处请愿”。
金大校方对学生此举不予反对，认为“此举系促国内统一，事属爱国，未可厚非”，但仍谆谆教导“告以救国读书两不相妨之旨”。
1月11日，金大发布公告称：“查本校对于爱国运动，素所赞助，而学期试验关系，学校及全体学生之前途至为重要，为今诸生出发请愿在促成国内统一，用意至善，惟此举与大考并不相妨，一俟请愿返校后仍须定期举行考试。至于本校原定考试期间因谋诸生之便利，故仍按规定期间举行。其有特别事故，下学期不能回校者，务须届时到场应试，是为至要，惟念国内纠纷非一时所能解决，长途跋涉非一日所能准备，若能先行应试再行出发，尤所期望。”
并期望学生能够在请愿后“从速返校，定期补课，举行考试”。而后，学校再次发布公告，决定“于二月一日开学，以两星期补上季未了功课，并举行考试，然后定于二月二十二日为春季学期开始。凡本校学生须按时到校上课，不得迟延，至少数已赴港不及赶归之学生，业令筹补救办法，对于既定之开学时间，决不变更”。
由此可以看出，抗日战争爆发后，金大校方对师生参与抗日爱国活动持支持和赞同态度。不仅发布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与“首都市民反日救国大会”“抗日游行大会”等爱国运动，甚至主动调整课程，以便师生组织和参与相关重要活动。与此同时，校方亦努力帮助学生维持学业，尽可能地将爱国运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使学生不致荒废学业。正如金大校方所说：“本校成立四十余年，每次爱国运动，均本师生合作之精神为具体有力之表示，精诚团结，步骤整饬，社会同情，声誉素具”，“慨自东北变起，举国同心，诸同学奔走呼号，热心救国，教职员同仁亦蒿目时艰，齐图御侮，本校一方对于学生运动尽量辅助，一方对于学生课业勉力维持”
，“期于救国读书可以两全。不处万不得已时，必不令弦诵之声，致形中辍”。
与此同时，党派力量不断渗入金大校园，在爱国活动中组织和发展了许多追随者。对此，金大校董会指出：“学生们参与了各种形式的爱国运动，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国家的热爱和保卫国家的决心真的让人很感动。然而，南京是首都，在每次爱国运动中很多学生或学生组织都在中日敌对关系影响下受到政策组织的影响。”
这种党派力量的渗入和学生对政治活动的参与，亦无形中推进了金陵大学另一个层面上的“本土化”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基督教的态度有着明显的转变。1932年，时任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表示：“社会上既有宗教，而宗教之感化力，又甚普遍深切，即成为于教育极有关系之问题，教育上自不能对此问题毫无政策。过去采取干涉政策近于破坏，自非办法。但现在又因个人有信教自由，其宗教之涉及教育者亦使流于放任，尤非良策。故在教育范围中，对于宗教应依据教育宗旨，取改革态度，使宗教无妨于民族复兴而为民族复兴之用。”
这表明国民政府教育部已经开始反思并着手调整对教会学校的管理方式。1934年6月，蒋介石及夫人宋美龄受邀出席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毕业典礼。蒋介石向毕业班的学生们发表了非正式讲话，“强调了宗教生活的重要性，鼓励高年级的学生在基督教大学毕业之后，本着耶稣基督的精神，为社会服务”。
这进一步反映了国民政府对基督教群体的态度转变，教会大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一）打造高水平农林科
金陵大学的农科教育发端于裴义理（Joseph Bailie）教授1911年发起的饥荒救济工作。在承办中国北方以工代赈工作期间，裴义理有感于中国“农民生活之困苦，农林事业之急需提倡与改良”
，于是“联合江苏、安徽士绅，发起组织了义农会，极力向各方呼吁，集资救济灾民，并得到孙中山、黄兴、张謇、唐绍仪、伍廷芳、熊希龄、宋教仁、蔡元培、施肇基等人的赞助，请准政府拨给紫金山官荒4000亩，为垦荒造林之用，专门召集贫民垦荒地、筑路、烧窑、辟苗圃，营造垦民住宅，以工代赈，并创设灾民子弟学校。裴义理先生亲自督垦，指导种植，备积劳苦。辛劳了三年，又在安徽来安成立义赈分会，帮助灾民300多户”
。在这些工作中，裴义理发现“大量需要农业指导人员，无处聘请，于是考虑设立学校招生训练，培养人材”，因而“根据国家农业教育之需要”和“以教会服务乡村之枢纽”，于1914年创设农科，翌年增设林科。
此为当时中国大学中唯一的农科，也是中国水平最高的农科。
金陵大学林科专业同样是在国家急需林业人才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1915年春，金陵大学增设林科之后，恰逢北京农商部设立的林业学校解散。经协商，由农商部提供补助经费3000元，将该校学生全部转学到金大。与此同时，受欧战影响而辍学的青岛大学林科专业学生，也由上海林务筹款委员会资助送到金大就读。并且，山东、安徽、云南、山西也分别送官费生来金大学习农林专业。
金大林科专业的设立，对国家林业人才培养提供了沃土。
由于中国教会大学未曾有过开办农林科的先例，金大农林科开设之后，遭到部分传教人士的反对。1916年，金大校董会的美方董事明确提出要取消农林科，专办文科，但遭到强烈反对，最后在“中国以农立国，农林科最为中国需要”的呼声下，金陵大学得以继续开办并扩充了农林科。
1921年金陵大学农科在北京教育部注册立案，此后金大农学的发展进一步获得了北京和各省政府农业经济部门的支持。
先后聘请了邹树文、邹秉文、应尚德、吴伟士（美籍）、祁家治（美籍）、史德蔚（美籍）、郭仁风（美籍）、罗德民（美籍）、韩谷（加拿大籍）、卜凯（美籍）、凌道扬等著名中外农学专家来校任教，师资力量逐步充实，堪称中国大学农科之最。1930年金陵大学将农林科改为农学院，谢家声任院长。此时，农学院共设有农艺学、森林学、农业经济学、园艺学、植物学、蚕桑学、乡村教育7个系及农业专修科。1936年秋，“为造就高级农业人才”，成立农业经济部，由孙文郁先生主持工作。
除了农学和林学之外，金陵大学对中国蚕桑业的发展也颇有贡献。中国丝绸业一直较为发达，但蚕业技术的发展却十分缓慢，拥有专门技术的人才更是少之又少。鉴于社会发展对蚕业人才的迫切需求，1919年金陵大学设立蚕桑系，专门聘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昆虫系主任吴伟夫博士前来指导工作。后为推广蚕桑教育，增设桑蚕速成科，学习期限为三个月，1922年更名为蚕业特科，学期期限改为一年。在国家社会的迫切需求和各界的广泛资助下，金陵大学蚕桑系发展迅速：1923年受到美国丝业公会的资助，建筑蚕业院，设备条件为国内一流；1925年应社会之需，停办蚕业特科，专门制造无毒蚕种；1926年再次得到美国丝业公会的资助，进一步扩充桑园；在1927年的江浙皖蚕茧展览会上，金大农学院桑蚕系陈列品均被列为优等，得到业界的一致好评；1930年秋，得到无锡模范缫丝厂的资助，再添蚕种冷藏库一座。
金陵大学农学院在教学和科研上注重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强调对农业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例如，农业经济系开展了农场管理、农业经济和乡村社会等各种农业调查，“对于乡村组织、乡村借贷、农场管理、农民娱乐、农场贸易、物产价格、家庭费用之分配等等，皆有极详细之调查及研究，而谋对于乡村生活之各种问题，有彻底之了解，及解决之方法”。具体开展了芜湖附近102户农家的社会经济调查、山东潍县与临邑县及安徽宿县农作经营类别研究、中国各县度量衡制研究、安徽宿县农产贸易调查研究、中国花生生产费及买卖交易费调查分析、各种合作社的提倡、指导及组织等。
以期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并解决农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这些对农业相关情况的调查构成了金陵大学农业研究的基础，调查中反映出的农业问题则成了金大农林专业重点攻克的科研对象。
金陵大学农学院十分重视科研，其研究经费“约占经常支出的一半”，“所有专任教师和高年级学生都要参加研究工作”。
农作物品种改良是金陵大学农学院影响最大的农业贡献，“培育的改良品种有40多种，包括小麦、棉花、柑桔、水稻、大豆、大麦、高粱、粟、玉米等作物和蔬菜的优良品种”。
1921年，金陵大学与上海纱厂联合会合作，延聘美国植棉专家郭仁风（John B. Griffing），主持棉作物改良工作，继而棉业家先后资助了2万元，极大地推进了棉作物改良事业。
1924年，在国际饥荒救济委员会的鼎力资助下，金陵大学在南京设立了一个主要农作物改进所，并在安徽、河南、北平、西安分别设立分所、8个合作社和几个种子分配中心。
此外，金陵大学农学院在农业历史研究、农家经济调查、中国土地利用（调查了22省169个地区）、鄂豫皖赣四省农村经济调查（包括农村金融、农产运销、土地分类、租佃制度、信用合作、农业特产、农村组织等方面）、四川土地分类调查、乡村人口问题研究、全国森林概况调查（包括11省）、中国树木分类、日本茶叶贸易史等方面亦有较多的贡献。
金陵大学农学院十分重视科学实验和调查研究。截至1937年，农艺系建有总农场1所，分场4所，合作场8所，区域合作试验场5所，种子中心区4所，南京总场面积达1700亩；森林系有苗圃38亩，合作林场2000亩。蚕桑系有桑园236亩；园艺系有园艺试验场250亩；植病系试验场有8亩多。农学院收集的各类标本品种繁多：蜡叶植物标本有30余万份；经济树木标本五千余种，共计4万份；昆虫标本三千余种，共计12万份；真菌标本4700份等。
金陵大学农学院享誉全国，一方面是因为有“美国对华赈款之补助”，教育部和农林部的支持，以及社会各界的资助，资金充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农学院秉持合作进步的观点，利用其教会大学对外沟通的天然优势，重视与国内外农业机构的合作，坚信“凡事必须共同合作，乃能事半功倍，改良农业，尤有共同合作之必要，盖农业之范围极广，应行改良之点亦极多，决非一学校一机关之人力财力所能济事也。”
早在1921年，金陵大学与国内外农业机构的合作单位已有十几个。国外方面，康奈尔大学附设的纽约省立农科大学作物育种学系，受洛氏世界教育局资助，每年派一名专家来金陵大学，进行农作物改良研究。同时，与美国国家博物院进行植物标本互换合作，扩充农学院原有植物标本种类。国内方面，与北平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合作在南京丰润门办理信用合作社，与上海万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合作改良中国蚕桑种，与上海林务委员会合作在金大设立森林系贷款学额，与上海华洋义赈会合作研究淮河流域冲刷及淤塞问题，与中国东方基督教教育联合会合作开办暑期学校，与无锡模范缫丝厂订约按期提供优质蚕种，与江苏农矿厅合作开展果树母本调查研究，与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合办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并在康奈尔大学育种专家指导下，与华中师范农科、含光中学农事部、文华中学农林部、实业中学农事部、河南济汴中学农场、安徽建设厅、江苏省立麦作试验场、上海中学乡村师范部、燕京大学农科、潞河中学农科等单位合作改良粮食作物等。
可以说，合作一直是金大农学院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金陵大学农学院在1929年以前主要是与传教机构、学校和其他组织在农业知识、改良物种方面进行合作，以对农业科技的宣传提倡为主，逐步成为中国作物改良合作事业的中心。1930年之后主要是创办农业推广中心，与地方合作开展农业推广工作。例如：与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合办的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将作物改良事业从科学研究扩展到了示范推广阶段。
1931年中国遭遇特大水灾，国家洪灾救济委员会支出1万美元，请金陵大学农业经济部及社会学系等各专业成员，帮助从饥荒区获取统计数据。同时，金大农林科同时主动帮助解决赈济农作物种子的问题，并为此主动联系地方当局，开展救济措施方面的合作。
金陵大学农学院是近代中国的农学人才培养机构中的主力军，可谓“历史最久，规模较大，培养人才最多，贡献最大”。
1928年，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曾赞道：“金陵大学农林科自创办以来，迄于今凡十有五年，培养专门人才，研究改良作物，推广乡村农业教育，其成绩在中国农民间已直接受其影响。既佩曩者裴义理君创史之勤，而芮思娄君自始佐助经营，竭虑尽智以谋扩充，其毅力更有足令人起敬者。”
由于农科创设起因于社会发展对农业人才的急迫需求，金陵大学农科专业从初设之时就尤为重视学生的实践性，采取了“半工半读”的教育模式，“如开垦土地、栽树、播种、耘草、收获等工作，都由学生亲自操作”，为国家培养了大量学成后可立即投身于农业实践的专门人才。
1922年，为培养更多农业人才，金陵大学设立农业专修科，起初为三学期制，后改为两学年制（即一年工读、一年实习），截止到1921年，共有两百多名毕业生。农业专修科更加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在教学中“素以工读并重，以期学理证诸实验，实验应证学理”。
除此之外，金陵大学农学院还与中央农产促进委员会合办了高级推广人员训练班，招收“大学农科毕业生曾在农界服务二年以上者”，进行为期4个月的培训。
截至1937年，金陵大学农学院共培养毕业生1200余人，占全国高校同类毕业生的三分之一。毕业生大多从事农业教育及农业改良工作，“没有一个学生毕业后失业，且供不应求”。
且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全国36个重要农作物品种中，有27个经过金大改良的新作物改良品种已分发到各地。
这批改良后的小麦品种产量约可提高20%。据统计，金陵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约发放了2000吨新麦种和1500吨新棉种，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社会在动乱时期对农作物需求的压力。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卜凯经过调查完成的《中国农民经济》（Chinese Farm Economy, 1930）和《中国的土地利用》（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1937）两本书，亦成为中国农业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为研究中国农业和农村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首倡电化教育
1895年，随着电影技术的发展，法国人路易·卢米埃尔在爱迪生“电影视镜”技术的基础上发明了“活动电影机”，并在巴黎公开放映了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电影。
1915年，金陵大学在理科大楼南侧率先设立了中国大学中第一个“校园电影放映场地”。
1920年美国农学家郭仁风受邀来华，以金陵大学为基地，用播放教育影片的方式，推广良棉种植。1922年，郭仁风用幻灯机、电影放映机等设备四处宣传推广优良棉种。1923年，在郭仁风的指导下，金陵大学三位高年级学生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教农民科学种植良棉的电影。
金大农学院的这些创新举措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传播效果，此为中国高校发展科教电影的开端。
20世纪初正是美国电影事业从萌芽走向蓬勃发展的时期，1928年美国柯达公司创办教学电影部，开始系统拍摄教育影片，上海柯达公司从中引进了大量教育影片。
同年，金大化学系主任唐美森教授从上海柯达公司借了几本教育电影在课堂中试用，效果很好，遂向魏学仁推荐。
1930年金陵大学理学院成立后，在院长魏学仁的提议下，理学院购买了柯达A型无声放映机一架并从国外引进了一批科教影片，这是中国大学中的第一套放映设备；
并“与院内各系教师合作陆续引进多种教学影片，用于各课程教学，并动员教师分头翻译，制作汉语本”；
同时，联合院内教授们组成了电影教育委员会。在该委员会推动下，理学院各系的课程广泛采用科教电影作为课堂教育的辅助，有效地提高了教育质量和效率，并使科教电影得以在全国进一步推广。随后，电化教育工作进一步发展，开始在金陵大学附近的中学讲解放映，取得了很好的反响。教育影片逐渐从校内教学发展成为了推广社会教育的有力工具，推广科学教育电影也成了理学院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1934年2月开始，为了配合国内各方面教学需要，金陵大学理学院开始进行有计划的拍摄工作，分赴各地，以国内的社会生活、工农业生产、自然景观等为题材进行摄制，所拍摄的影片供应全国各有关单位购买和流通放映。
1935年3月，理学院拟定了一个宏伟的影片摄制计划，计划拍摄工业、应用科学、农业和地理名胜4大类的35种科教影片。
在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合作下，1936年，已完成10部影片。
1936年，为把有关教育电影和电化教育的工作更加推前一步，金大与教育部合办了“教育部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前后共培养了322位学员，成为全国最早在大学校园里接受国家级培训的电教专业人员。
同年，理学院成立了“教育电影部”（后改称为“影音部”），全盘协调和负责电化教育工作。
至1937年初，理学院教育电影部“除了选购外国影片编译中文字幕外，另自行摄制成功各类影片28部”。
中外影片均用于社会教育推广，供各中小学和社会各机关单位选择放映。恰逢1937年教育部大规模推行电影教育，金陵大学理学院亦成为其委托的国内教育单位之一。经过数年的积累，到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金陵大学理学院不仅在校内放映科教影片，辅助各科教学，传播电化教育理念，培养影音人才，同时也对社会民众以电化教育技术为媒介大力推广普及科学文化知识。
除了电化教育方面的突出成绩，金大在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领域亦发挥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1933年至1938年的项目规划中，金陵大学主要负责发展农学和自然科学。在教会的支持下，金大理学院发展迅速，学生数量从1927年的67人增长到1935年的212人
，并对农学院、文学院的学生开展自然科学方面的指导工作，为国内其他公共或私立机构提供技术指导和帮助。
同时，为促进科学服务工作，理学院于1933年12月专门成立了科学服务部，主要负责化验、化学工业设计、解决工业化学上各种问题、修理各种电机、修理并制造各种无线电机等。
金大理学院认为：“教学是理学院的首要任务。基础课程由我院最好的老师进行教授”，“我们感到自然科学的教学是中国的一块处女地，也是重要的基础领域，它将不仅会促进中国的科学发展，还会直接影响到超过30万中学生和80万小学生的生活”，并且“工程课程应该在中国基督教育计划中具有重要地位，希望金大可以在化学、电气工程、机械工程教育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金大培养了大量社会急需的研究型和应用型人才，在国家工业发展和科技研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截至1935年11月底，金大所藏科学书籍“不下万余种”，理学院所有仪器、标本、图表、模型等“若以市价估之，算学系计值国币804元，物理系及电工科计值82072元，化学系工化科及化学研究部计值81912元，动物系计值29242元，工厂计值10609元，煤气厂2.6万元，总计共值国币236589元。所有向国外购置各件，均以美金元折合国币2元计算”。
（三）关注国计民生
金陵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利用其专业优势，进行了大量社会调查，研究社会问题和改良方案。截至1937年，调查工作主要有南京市缎业调查，南京市大王府贫民区人口及社会经济调查，乌江镇人口调查，南京市贫民寄养者之调查，孝陵卫手工业调查等。
例如，1929年，鉴于经济动荡、缎业衰落，金陵大学社会学系在城南一带进行相关社会调查，发现大量失业的缎业工人，“虽有继续从事缎织者，其出品之销售，亦感困难，而同时舶来毛织品，复充斥市面”。于是，拟筹资创办毛织工业，改善缎业衰落、工人失业的困境。
调查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和解决问题。开展有效的社会调查之后，金大社会学系往往采取社会试验的方法，从小规模社会试验入手，待试验成功之后，再将优秀经验推而广之。例如，20世纪30年代初，南京市人力车数量激增，据金大文学院社会学系调查统计，“日常恃此为生活者，约在五万人以上，将占全市人口十分之一”，“而其生活之困苦，有非一般人士所能知者”，因而“有倡导人力车合作社之需要”。于是，该系史迈士教授于1933年冬组织成立了人力车合作社，开展小规模试办，旨在“免去所谓行主侵蚀，改善车夫经济状况”，试办“结果甚佳”，而后逐渐扩大规模。
再如：时至20世纪30年代，由于“毛织品及人造丝充斥国内市场”，南京本地的丝织业遭受巨大打击。据金大文学院调查研究，“机数由二万余架降至一二千架，机户由万余户降至数百余户，其恃此为生者，一时皆成为社会之流民”。因此，金大文学院认为“京市缎业，有亟待改良与救济之必要，而救济之方法，莫善于就其原有本机，加以改良，另制其他织品，以代替不合时尚之京缎”。于是，1933年秋，金大文学院社会学系与金大农业专修科募集资金数百元，合作创设了毛织实验所，场址设在金大农业专修科。金大林查理教授“用其机械学识改良本机之构造，俾适合纺织呢绒之利用”。1934年，由于南京市市长对金大此项试验“深为关怀，力予提倡”，南京市政府加入合作，陆续共资助7700元，“为协助建筑工厂及纺织机等之设备，与实验及训练学生之用”。
于是，“建工厂房屋一大幢，添置各种织呢木机铁机及其他染织设备”。截止1937年，该厂“现有木机2架，铁机5架，梳毛机1架，染蒸汽染缸1座，工人12名，市政府资送练习生15名，所织之哔叽呢及其他毛织品多种，花色共约120余种，大多数系用纯羊毛织成，极其耐用美观”，南京市政府资送的第一批练习生15名以优异成绩毕业，第二批练习生正在训练中。对此，金大文学院计划一方面“继续招收学生，尤注重于农工学徒，逐渐推广，俾生产教育得以推行于农村”，另一方面“扩大该项合作社，以利生产与运销，而助此种事业之滋长。于国家救济农村，恢复国民经济前途庶有裨益”。
同时，为推广毛纺织生产、提倡合作，1935年12月，金陵大学仿照英国“劳工与消费者合伙生产合作社”的方式，另行组织成立了“有限责任南京纺织服装生产合作社”，“使劳工与消费者均为社员”。
金陵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通过这些举措，向社会推广了合作社这一新型经济运作方式，对促进社会行业改革、改善工人经济状况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将社会教育列为重点工作之一。1931年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颁布《各级党部办理社会教育计划大纲》和《三民主义民众教育具备的目标》，明确指出“平民识字运动是教育的一部分……民众教育的中心工作，断不能仅仅是识字，还要注重公民和生计教育。”
金陵大学响应政府号召，积极推广社会教育，主要是培训中学教师和开展平民教育。金陵大学在中学教师培训方面成绩斐然。金陵大学理学院于1932年11月组织成立了科学教育委员会，以加强提倡科学、推广科学教育工作。该委员会成立后的两年间已完成了编著教科书及实验教程、举办暑期研讨会及讲习班、制订中学理科设备标准、编制中学理科标准测验等工作，对理学院的社会教育工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33年7月5日至20日，鉴于“我国科学式微，亟须提倡，而提倡科学之基本工作，实系于中等学校理科内容之充实，与其教学方法之革新”，金陵大学理学院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联合举办了第一届中学理科教育暑期研讨会。该研讨会主要讨论数学、物理学、化学及生物学4个科目，研讨主题为：（1） 改进中学理科教学法；（2） 探讨科学界最近之发展；（3） 研究并实验新教学法及教材之适用。
1934年，在中学任教的金大毕业生们向母校表达想要进修学习的强烈愿望，金大文学院决定开设一些两年制的专门针对中学教师的中文、历史培训课程，以使中学文科老师能够得到进修提升的机会。
伴随着20世纪20年代末华人长校、注册立案等一系列改革举措，金陵大学从制度上被正式纳入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系。金陵大学将基督教精神与近代科学教育相结合，并努力迎合中国社会的需求，以求得共同发展与进步。1933年4月，金大校董会曾明确指出：学校课程教育的目标是“为教会和中国提供实际服务”。
这既与金陵大学务实求真的办学风气相关，亦体现了中国社会在这一阶段对教育资源的渴求，以及金陵大学受双重管理的特性。抗日战争爆发，促使民族主义矛头集中转向日本，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教会大学的办学压力，而金大师生对抗日战争的积极声援和对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则进一步提升了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对金陵大学的心理认同，抗日战争时期金陵大学迎来了新的挑战和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