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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唤醒了沉睡的“东方巨龙”，不甘屈辱的中国人奋发图强，开始有意识地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尤其是近代科学知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各类教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充分诠释了“弱国无外交”“强权即公理”的霸权主义逻辑，五四运动进一步掀起国内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捍卫国家主权的民族主义浪潮，与西方联系紧密的教会学校被视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阵营”，在长达数年的非基督教运动（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中，教会大学的办学活动受到沉重打击。如何在新形势下实现自身的调适转变成为当时中国教会大学亟须探索的首要议题。然而，这一时期教会大学并未真正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办学调适之路事实上仅仅停留在探讨研究阶段。1927年3月“南京事件”爆发，在宁外国人受到严重的心理冲击和人身伤害。事件发生后，金陵大学外籍教员纷纷撤离南京，学校交由中国教员代为管理，这种暂时的权力真空状态为学校管理权的转移提供了可能。在新成立的国民政府的进一步施压下，金陵大学美籍校长包文主动请辞，华人陈裕光继任校长。在陈裕光校长的积极协调下，金陵大学成为第一所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注册立案并获批准的教会大学，正式被纳入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系。1931年爆发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首都教育界群情激愤，金陵大学等校纷纷组织抗日救国会，研究日本问题，发表抗日爱国言论，开展游行示威；各级学校联合起来，共商救国办法，向国民政府请愿，努力扩大国际影响，共同表达抗战爱国的热情和决心。此时，金陵大学的教育发展已具相当规模，在尚未受到战火波及的南京，充分发挥其教育科研优势，将基督教传播与教育实践结合起来，不断推进基督教社会福利事业，客观上为国家抗战和社会进步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