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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国家的重要转型时期，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关键构建时期。政治和社会环境是大学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大学则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急需的智力养分。
西方差会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大学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不仅为中国带来了急需的近代科学文化知识，为国家的近代化发展培养了大量新式人才，也将西方的教育理念、办学模式、管理方式传到了中国。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纯粹由中国人举办的学校还很缺乏时，这些学校对教育的贡献远胜于它们的外来性。”
胡适亦曾称赞道：“基督教大学把新的生活观念、新的道德标准、新的生活方式带给了中国的家庭、学校和社会，他们是现代中国的开拓者。”
然而，由于教会大学是在19世纪末伴随着外国的坚船利炮而来，并有着传播宗教的使命，五四运动之后，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凭借不平等条约而在中国传播的基督教，便自然而然地被国人视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并且成为民族抗争情绪宣泄的主要对象之一”，“反基督教运动遂成为反帝斗争洪流的组成部分”。
甚至即使是“那些赞赏教会教育的人”，“对学校的宗教目的与外国性质的不满情绪也是处在一触即发的状态之中”。
直至抗日战争爆发，民族主义矛头直指日本，基督教人士在抗战期间做出的救助难民、人才培养、服务社会等方面的努力与贡献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褒扬，并有部分基督教人士直接参与到了民族主义的运动之中，基督教的发展在战时获得了空前宽松的社会氛围。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教会大学亦在国家抗战、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借助与西方国家的天然联系有力增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而且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和民族振兴培养造就了大量栋梁之才，为国家抗战、科学研究、西部开发、边疆服务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与此同时，在共同抗敌的过程中，教会大学与政府部门及社会各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客观上进一步推进了中国教会大学的“本土化”发展进程。
金陵大学是西方差会在南京开设的一所教会大学，由汇文书院和宏育书院于1910年合并而成。在1927年3月24日“南京事件”中，金陵大学遭遇沉重打击，副校长文怀恩遇难身亡，在宁外籍教师普遍蒙受严重的财产损失、人身伤害和心理冲击。1927年国内政治形势风起云涌，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清党行动，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而此时金大校园内驻扎着国民党军队，外籍教员全部撤离南京，教学活动完全停止，金大由过探先、陈裕光等中国教员组成的临时管理委员会，暂时代为管理学校各项事务。此时，社会各界议论纷纷，《申报》刊文指出：“美国完全抛弃南京之金陵大学已成既定事实。”
面对南京日益严峻的生存环境，金陵大学数次召开理事会讨论发展策略。在1927年11月的理事会上，陈裕光被推举为首任华人校长。
继而金陵大学向国民政府申请立案，成为中国第一所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注册立案并获得批准的教会大学，从制度上正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抗日战争爆发后，金陵大学在陈裕光校长的带领下举校西迁，并主动将办学活动与国家抗战需求联系起来，其科学严谨的治学传统、经世致用的办学转向、注重实践的教育理念，在支持抗日战争、服务国家建设、促进西部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国家急需的战略发展重点领域贡献卓著，因此屡次受到政府嘉奖，并得到民众及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与此同时，留在南京校园的贝德士、史迈士、威尔逊等人亦在维护和平、救助难民、发展教育、争取国际支持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极大地改善了国民政府对基督教人士的观感，赢得了国际国内各界的广泛赞誉。1945年，抗战胜利，金大师生欢欣鼓舞，各院系分别拟定了战后发展计划，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自身的教育科研优势，积极为国家战后复兴贡献力量。
金陵大学在中国教会大学中颇具代表性，教学科研实力雄厚，社会认可度高，且因地处民国时期首都南京，其自身发展深受国家政治局势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时局发展，金陵大学在机构设置和治校方略上做出了相应的转变与调适，配合国民政府加强了军事课程与三民主义教育，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从早期的相对疏远走向密切，对国家抗战、社会建设与西部发展贡献良多。然而，金陵大学作为教会大学有着特殊的双重管理的特点，国家与政党对其办学活动的影响有局限性。在美国教会的支持下，金大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优质的师资队伍，这在抗战大后方尤为难得，使金陵大学在抗战期间一直保持着较高水准的教育科研质量。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内迁大学比较著名的集结地有三处，即中央大学所在的重庆沙坪坝，教会大学聚集的成都华西坝，与西南联大的战时校址昆明。相较之下，就思想活跃程度排序，应该是昆明→华西坝→沙坪坝。”
战时的华西坝齐聚金陵大学、华西协合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时人称之为“五大学时期”，这五所教会大学通过课程互通、学分互认、教育资源共享、联合举办活动等方式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有力克服了抗战西迁造成的教育资源匮乏和师资力量减少等问题。通过对金陵大学办学历程的深入研究，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反映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会大学的曲折发展进程。
基于研究兴趣，笔者深入阅读相关论著、广泛查阅档案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国内外相关档案、回忆录、民国报刊、金大校刊等资料进行谨慎细致的系统梳理与分析。本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为研究时段，对金陵大学自身发展及与国家社会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的探索与研究，进一步厘清作为教会大学的金陵大学在战事逼近时所做出的抉择与安排，如何在抗战时局中实现自我调适与发展，在国家抗战、建设中发挥了怎样的贡献和作用，宗教教育在战时呈现何种发展趋势与特点，学生生活在抗战时期呈现的新面貌，以及抗战期间与国民政府、西方差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等。同时，对金陵大学的“宗教性”特点和“本土化”发展历程加以探究，以期对金陵大学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角色有进一步的认知，进而为追寻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脉络提供多元参考。
西方学界对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起步较早，自20世纪50年代起，即开展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较有代表性的有：
自1954年起，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United Board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主持编写了中国教会大学史系列丛书，包括对福建协和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东吴大学、燕京大学、华中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等教会大学的研究专著。章开沅、马敏主编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丛书”，将这一系列图书在国内翻译出版。
杰西·格·卢茨（Jessie Gregory Lutz）所著《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
是目前国外教会大学史研究领域最有深度的通史性著作。该书1971年在美国出版，后于1987年在中国翻译出版，也是目前中国教会大学研究者最常引用的一本著作。该著利用国外丰富的教会大学档案资料，对近代中国教会大学的办学动因、经过、变迁、发展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探讨了传教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并对教会大学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学生运动等方面作了细致的考察。杰西·格·卢茨教授在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领域另有多篇学术论文，如《中国民族主义与非基督教运动》
、《中国学生运动研究（1945—1949）》
、《一二·九运动：民族主义的学生和中国基督教大学》
等，对中国教会大学不同历史阶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加拿大学者许美德（Ruth Hayhoe）的《中国大学：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1895—1995）》
，从文化冲突的视角研究百年来中国大学的变迁，重点分析了中西文化冲突在近代中国大学模式演变中的重要作用，指出民国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实质上就是“中国‘现代化’的艰难发展历程”，而近代中国大学建立与发展过程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真正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大学制度的融合。
原金陵大学教授芳卫廉（William Purviance Fenn）著有《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变革中的中国（1880—1950）》，该书主要论述了教会大学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强调“基督教大学提供了几乎是中国最早的现代高等教育”，“在纯粹由中国人举办的学校还很缺乏时，这些学校对教育的贡献远胜于它们的外来性”。
美籍华裔学者叶文心的《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
，该书在研究中重视对政治与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考察，对圣约翰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等上海、北京等地的高校校园文化展开研究，从圣约翰大学与上海资产阶级文化、上海大学和革命理想等角度对中国近代大学校园文化进行了深入考察，并进而阐述了民国时期大学发展与当地社会经济及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
此外，还有《中国新教教会学校中的体育教育（1880—1930）》
《燕京大学的制度经济学（1917—1941）》
《燕京大学与中美关系（1919—1952）》
等英文论文，从不同角度对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史展开细致深入的研究。
国内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兴起中国教会大学史方面的研究，代表性成果有：
（1） 专著方面：章开沅《传播与植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
对教会大学与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论述了基督教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角色和重要作用。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从基督教大学的国学研究情况入手，对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等教会大学的国学研究情况的特点和变化进行了研究，指出教会大学的政策“既包含了西方人的设想，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需要，并且随着中国社会的觉醒和进步，中国因素在基督教大学中的影响愈益增强。至于具体到各所大学的演进速度，很大程度上受到学校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基础的制约。在这些教会大学中，近代国学教育和研究的兴起、发展和终结正是这种互动关系的体现”。
杨天宏《基督教与近代中国》
《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年—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
等论著，对20世纪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这场持续六年的思想政治运动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广泛宣传了科学民主思想，扩大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它促成了中国的‘教会革命’，使酝酿已久的教会‘本色化’运动进入了实际进行阶段。”
其所著《救赎与自救——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研究》
，对中华基督教会开展的边疆服务运动进行了实证性研究，并分析了中华基督教会与政府之间互动关系。高时良主编的《中国教会学校史》对近代中国教会学校的发展进行了总体的叙述和梳理。
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1895—1949）》一书强调“中国的大学教育是整个社会走向近代化的产物”，从史学角度对近代大学发展构建了一个清晰的框架脉络，为了解近代中国大学发展史提供了一个全局性的视角。
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对圣约翰大学的宗教教育发展历程进行了考察，指出“像在华其他教会教育机构一样，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前，圣约翰大学不仅可被视为西方教育体制的延伸，它也是美国圣公会海外宣教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20世纪20年代之后“绝大多数教会大学成了向中国政府立案的私立学校，它们的主要使命也从宣教转向教育”，可见，“教育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它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成为有效的传教工具的。近代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史表明，教会学校教育功能的强化往往是以其宣教功能的弱化为代价的”。
刘家峰、刘天路《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对抗战时期基督教大学发展脉络及战后基督教高等教育的调整情况进行了梳理，指出“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大学与中华民族共赴国难，不仅推动了自身中国化进程的深化发展，而且对抗战的胜利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宋秋蓉《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发展史》
全面梳理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教会大学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孙崇文《学生生活图景：世俗内外的教育冲突》
考察了1937年以前教会大学学生的宗教、学习、政治等方面的校园生活，认为教会大学作为基督教文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播作为一种“普世主义”的基督教的同时，也传递了现代民族意识和自由、平等的启蒙思想，是中国现代民族思潮形成的重要推介物，其结果最终导致了教会大学的学生们对其国民身份的认同和中国社会政治的参与。王立诚《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
以后现代殖民理论开展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分析了沪江大学的办学与美国对华文化渗透以及中国吸纳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虞宁宁《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研究》
对教会大学招生考试历史演变进行了长时段的梳理，探索了立案前后、抗战前后等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
（2） 学位论文方面：王玮《中国教会大学科学教育研究（1901—1936）》
通过对中国教会大学1901—1936年科学教育的系统研究，指出教会大学科学教育的社会服务特点，并着重论述了最能体现其服务社会思想的医学教育和农业教育。谢竹艳《中国近代基督教大学外籍校长办学活动研究（1892—1947）》
对金陵大学等13所中国基督教新教大学的外籍校长进行了研究，指出教会大学外籍校长要在中国办学，就必须要本土化，并且，在处理与上级差会组织关系方面，必须使大学保持相对的教育独立，才能更好地发挥校长的办学独立性和积极性。章博《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基督教大学的发展——以华中大学为中心的研究》
、杜敦科《齐鲁大学教育转型与发展研究》
、徐保安《“非民族情境”与民族主义诉求——以齐鲁大学为个案（1864—1937）》
对教会大学的在华历程进行了个案分析，探索了社会政治环境对中国教会大学发展的影响。崔恒秀《民国教育部与大学关系研究（1912—1937）》
从教育学角度对1912—1937年间中央教育行政管理机关与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探究。
（3） 期刊论文方面：① 立案注册和华人掌校是中国教会大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相关研究较多，如杜敦科《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基督教大学立案探析》
、刘保兄《华人掌校与基督教大学办学性质的嬗变》《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办学思想及实践之比较》
和黄启兵《院校设置中的教育主权：晚清教会大学立案考略》
等；② 教会大学的“中国化”是其发展脉络中最显著的特征，学界对此研究较多，如刘天路《抗日战争与基督教大学的中国化进程》
、章潇、孙秀玲《社会服务：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的本土化探索》
、张丽萍《中国基督教大学从外国式到“中国化”的转折及其启示——华西协合大学从异质到本土身份的递进》
、张振国《基督教大学中国化的早期尝试》
、章博《生存与信仰之间：教会大学的两难处境（1922—1951）——以华中大学为中心》《基督化的努力：以华中大学为个案的考察》
等；③ 在抗战时期教会大学研究方面，马敏《抗战期间教会大学的西迁——以华中大学和湘雅医学院为例》
对华中地区的基督教高等教育情况及华中大学和湘雅医学院的西迁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刘家峰《论抗战时期基督教大学与国民政府之关系》
则对抗战时期教会大学与国家关系进行了研究；④ 郭明璋《非基运动前后的国家主义与教会大学1919—1927》
，夏泉、曾金莲《教会大学学生民族意识的觉醒——以五四运动中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运动为个案的考察》
，徐保安《故土中的“他乡”：民族主义与教会大学学生的爱国情感表达》
等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对教会大学进行了研究；⑤ 吴翎君《燕京大学——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一个考察》
、查时杰《私立基督教燕京大学历史系所初探（1919—1952）》
从教会大学世俗化等角度对燕京大学进行了个案分析；⑥ 田正平《教会大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
、孙秀玲《国际化视域下中国大学模式的建构——教会大学移植美国大学模式的历史考察与当代启示》
等从高等教育史角度对教会大学进行了研究；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会大学面临新的社会环境，对这一时期教会大学生存状态的研究主要有叶张瑜《建国初期教会大学的历史考察》
、刘方仪《教会大学的终结——从建国初期基督教政策谈起并以金陵大学为个案研究》
等；⑧ 董黎《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中西建筑文化的交汇与建筑形态的构成》《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建筑史研究》和《西方教会与金陵大学的创建过程及建筑艺术》等研究从建筑史角度对金陵大学等教会大学创建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创建过程进行了探讨，评析了金陵大学建筑的艺术特征，并对西方传教士在金陵大学建筑形态构成中的作用及角色进行了探讨，进而指出这一案例在中西文化交汇中的积极作用和重要的社会文化影响。
在金陵大学的发展历程中，自1927年至1951年担任校长的陈裕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领导作用，在其任期内金陵大学向国民政府注册立案、举校随政府西迁、在抗战大后方为国家抗战、建设贡献力量，极大地加强了金陵大学与政府社会之间的联系，有力推进了金陵大学的“本土化”进程。学界相关研究主要有：
王运来《诚真勤仁 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
一书按照“奉献一生”“民主治校”“开放办学”“以德服人”四个板块对陈裕光校长的治校情况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冒荣、王运来主编的《南京大学办学理念与治校方略》
对金陵大学的办学特色和陈裕光校长的治校方略加以系统研究。高伟强、余启咏、何卓恩编著的《民国著名大学校长（1912—1949）》
对梅贻琦、马君武、陈裕光等民国时期著名大学校长进行了专题性研究。张宪文主编的《民国南京学术人物传》
对金陵大学陈裕光、魏学仁等民国时期南京著名学者进行了专题研究。程斯辉《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研究》
对陈裕光等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办学思想和治校方略进行了个案研究。平欲晓、张生《一个教会大学校长的生存状态——陈裕光治理金陵大学评述》
考察了陈裕光在教会、师生、社会、政府等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生活状态。李瑛《陈裕光的服务社会办学理念及其实践探析》
分析了陈裕光服务社会的办学理念及其实践活动对中国农业发展的积极影响；《民国时期大学农业推广研究》
分析了陈裕光的社会服务办学理念和金陵大学的农业推广服务。陈才俊《华人掌校与教会大学的“中国化”——以陈裕光执治金陵大学为例》
探讨了陈裕光对教会大学中国化的各项积极举措和开拓性贡献等。
金陵大学于1914年创办了农科，翌年增设林科，是中国最早的高等农业教育机构之一。由于采用的是美国农业教育科研、教学和推广三位一体的办学体制，金陵大学农学院一直非常重视开展农业推广合作活动，对中国农业近代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金陵大学的农业教育、农业科技推广及相关人物研究方面，学界已有较为广泛深入的研究：
刘家峰《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1907—1950）》
考察了中国基督教农业高等教育的兴起，农业传教士与基督教在华早期乡村工作，基督教乡村建设理念的形成、发展与实践等。时赟《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研究（1897—1937）》
对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考察，其中对金陵大学农学院在中国近代农业教育中的突出贡献进行了翔实的分析。沈志忠《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初探——以金陵大学农学院和中央大学农学院为中心》
对金陵大学与美国康奈尔大学之间的中国作物改良方面的合作情况进行了考察，指出这一合作对中国农业产生的重要影响：训练了一批中国作物育种家，推动了全国作物改良事业，并因而大幅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刘家峰《基督教与近代农业科技传播——以金陵大学农林科为中心的研究》
探讨了教会与金陵大学农林科为实现教会乡村化而进行农业教育和科技推广的过程，指出农业科技成为传播基督教的媒介，基督教则充当了传播农业科技的主体。张剑《金陵大学农学院与中国农业近代化》
分析了金陵大学农学院对中国农业近代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和重要贡献。张静《太平洋国际学会与1929—1937年间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以金陵大学中国土地利用调查为中心》
一文中详细考察了1929—1937年间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在卜凯（John Lossing Buck）主持下进行的中国土地利用调查的缘起、过程和重要影响。盛邦跃《卜凯视野中的中国近代农业》
对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学教授卜凯进行了深入的个案研究。杨学新、阴冬胜《论卜凯在安徽宿州的农业改良与推广》
对卜凯1915—1920年在安徽宿州的农业改良和推广工作进行了研究。杨学新、任会来《卜凯问题研究述评》
和《卜凯文献挖掘整理的现状与思考》
对卜凯生平及其学术研究成果、卜凯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回顾和思考。赵飞飞、朱庆葆《再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以金陵大学农学院为中心的考察》
以金陵大学农学院为考察重点，对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的相关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分析。
金陵大学是中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开拓者，开创了电化教育专业，创办了全国第一个电影教育的学术期刊《电影与播音》，奠定了中国电化教育的基础。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有：
曹小晶、赵立诺《回望金陵大学对中国科教电影之传播与贡献——以<电影与播音>杂志等为实证研究》
和《论1942—1945年中美电影交流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以金陵大学<影音>杂志为实证研究》
对金陵大学影音部创办的全国第一个高校学院版电影及电影教育学术月刊《电影与播音》杂志等进行研究，阐述了金陵大学在中国早期科教电影方面的重要贡献。朱敬、辛显铭、桑新民《解读孙明经教授——中国电化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人》
对中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金陵大学孙明经教授进行了专题研究。高维进《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史》
对金陵大学电化教育缘起与发展进行了探讨。肖朗、李斌《近代中国大学与电化教育学的发展——以大夏大学、金陵大学和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为考察中心》
对大夏大学、金陵大学和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三所大学的电化教育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大夏大学侧重于理论研究，金陵大学创办了颇具规模的教育机构和专业期刊，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则形成了注重实践的人才培养模式。这三所大学共同为民国时期电化教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桑新民《开创影音教育中国之路的先行者——纪念中国电化教育创始人孙明经先生诞辰100周年》
以大量丰富的史料和案例，生动展现了以金陵大学电化教育专业及其创始人孙明经教授为代表的我国早期“电教人”在探索和开创中国影音教育之路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和杰出贡献。黄小英《中国早期电化教育专业课程创建的实践探索——以金陵大学电化教育专修科为例》
对金陵大学电化教育专修科的课程实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分析。张炳林《民国时期电影教育的起源与发展——兼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历史阶段划分》
以“血花剧社”电影部（最早的官营教育电影机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全国教育电影推广处、大夏大学、金陵大学及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等为代表，梳理了它们在发展中的重要事件，呈现了民国时期电化教育发展的基本脉络。梁尔铭《中国早期电化教育师资训练工作的历史回顾》
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的梳理，考察了中国早期电化教育师资训练工作的发展历程。
近年来，随着大量新史料的涌现，金陵大学的研究有了一些新的视角和内容。作为教会大学，金陵大学最显著特征就是宗教性，近来学界对此多有关注，赵飞飞《金陵大学宗教教育研究（1888—1952）》
以长时段、国际化视野对金陵大学办学历程中的宗教教育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和研究，指出金大的宗教教育并非以灌输教义为主，而是重视人格塑造和宗教关怀，并且办学逐步转向侧重学术研究的特点。刘波儿《金陵大学宗教教育述略》
考察了金陵大学的宗教课程设置、活动开展等情况，指出“宗教教育从来没有成为金大教学活动的主线，在传教还是教育的选择中，金大自始至终以高等学府而不是传教工具自居”。蒋宝麟《金陵大学大学治理结构述论》
《从“内外”到“中西”：金陵大学顶层治理结构的转变》
《20世纪20年代金陵大学的立案与改组》
《金陵大学的经费来源与运作研究（1910—1949）》
等相关论著，对金陵大学的立案改组、经费来源与运作、治理结构等方面进行了严谨深入的研究，进一步推进了金陵大学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王勇忠《南京大屠杀时期的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
对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的建立过程、金陵大学留守职员、收容难民人数、难民年龄分布情况、难民技能统计表等进行了研究。杨雅丽《南京大屠杀期间金陵大学附属中学难民收容所研究》
考察了金陵大学附属中学难民收容所的筹备与设立、对难民的救助保护等。郑锦怀、顾烨青《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创办历程与成绩考察（1940—1946）》
与《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组）创办历程与成绩考察（1927—1941年）》
对1927—1946年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组）及专修科的创办历程与成绩进行了考证，并系统研究了其学生团体图书馆学会的相关活动。赵飞飞《全面抗战初期金陵大学内迁决策研究》
与郭爽、梁晨《留守还是西迁：抗战时期金陵大学的迁移抉择》
研究了金陵大学抗战西迁决策的形成过程及其与国民政府、西方教会之间的关系等。
国内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大学校史研究的热潮，几乎所有知名大学都组织人员进行了校史和校史资料的编撰。与金陵大学相关的有：南京大学校庆办公室校史资料编辑组、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编《南京大学大事记》《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张宪文主编《金陵大学史》、朱庆葆主编《我的大学》、方延明主编《与世纪同行——南京大学百年老新闻（1902—2001）》、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史（1902—1992）》、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校史编写组编《金陵大学史料集》、顾树新等主编《南京大学校友英华》、谢泳与智晓民等著《逝去的大学》、龚放等编著《南大逸事》、金陵大学南京校友会编撰的《金陵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册》和《金陵大学建校一百廿周年纪念文集》等。
另外，台北市金陵大学校友会编撰了《金陵大学》《金陵校友通讯》《金陵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特刊》等。
另有一些随笔、回忆录、文集等，如：高澎主编的《永恒的魅力：校友回忆文集》
、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
、王觉非的回忆录《逝者如斯》
等。华彬清、钱树柏《南京大学共产党人：1922年9月—1949年4月》
对了解金陵大学的党团活动情况有很大帮助。这些校史资料及文献汇编对金陵大学相关史料文献进行了梳理和编订，有助于读者迅速掌握金陵大学的历史脉络，对金陵大学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以抗战时期金陵大学的迁变与调适为研究主题。选择金陵大学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金陵大学在民国高校中声名远播，在中国教会大学中颇具代表性。教会大学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是极为特殊的，伴随着不平等条约而创办，成长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系形成的重要时期；在1920年代深受非基督教运动的打击，却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国家抗战、建设的重要支持者之一；它的萌生与发展伴随着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立，见证着旧时代的灭亡和新时代的崛起；它带着传播宗教的目的而创建，却更多地以近代科学教育的现代性特征服务着中国近代国家与社会建设。而金陵大学因地处民国时期首都南京，受时局、政局的影响尤为突出，办学规模较大，科研教育实力雄厚，在中国教会大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金陵大学展开系统性考察，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近代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在变革时代的国家发展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选择抗日战争时期作为研究时段，是因为这一时期金陵大学的办学发展有着显著的变化，战时适时的迁变与调整使金陵大学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从疏离走向紧密，真正地融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和近代社会发展历程之中。金陵大学实力卓著的教育科研优势在战时得到极大的凸显，形成鲜明的经世致用、服务国家的办学特点，在国家抗战、社会建设、西部发展中发挥了重要贡献。并且，随着反法西斯同盟的成立，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进一步充满整个校园，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是所有学生最关心的问题，基督教在校园内的影响力进一步弱化，“本土化”趋势进一步增强。本书期望能在抗战时期金陵大学研究方面做出有益的探索，进而为追寻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史的发展脉络提供多元参考。
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金陵大学早期调适与发展，以及局部抗战爆发后金陵大学师生及校方对时局变化所做出的反应与应对，对应正文的第一章，介绍了金陵大学的初创历程与并校时期的发展情况、办学理念及教育传统的初步形成，并就20世纪20年代民族主义冲击对金陵大学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以及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金陵大学校方及其师生的反应与应对情况。重点突出金陵大学在战前及局部抗战时期的发展特点与历史脉络，为全面抗战时期的分析研究奠定基础。
第二部分共五章，包含第二、三、四、五、六章，分别从抗战西迁与南京守护、组织管理与办学环境的迁变、科研教育与社会服务的发展、宗教教育与活动开展情况、学生校园生活与校风学风等五个角度对金陵大学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发展历程及办学特点进行分析和研究。第二章考察了抗战全面爆发后金大的西迁决策过程、迁移过程及安置方案，以及部分外籍教师留守南京的决策过程及难民救助、校产维系等相关情况。第三章阐述了战时金陵大学行政机构与治校方略的调整变化，对行政机构的战时调整、治学方略的战时变化及办学环境的战时迁变进行了探索。第四章对金陵大学文学院、理学院、农学院的科研教育发展与社会服务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这些办学活动是战时金陵大学服务国家抗战、建设的重要支撑，也是实现战时学校自身发展的重要保障。第五章对金陵大学的宗教教育情况进行了分析，通过对比战前金陵大学宗教教育情况来体现战时的发展与变化，并主要从宗教课程、宗教活动、师生宗教信仰、宗教团体等方面考察了战时金陵大学的宗教教育与活动的发展变迁。在研究金陵大学“宗教性”发展情况的同时，注重与“本土化”发展历程相结合，分析其中蕴含的互动关系。第六章对抗战时期金大学生的校风学风考风、课外实践活动、衣食住行等校园生活情况进行了研究，并考察了战时金大学生参与政治社团的情况。
第三部分是金陵大学与国家社会之间关系变化的探索考察，对应正文的第七章，着重分析了战时金陵大学与国民政府的互动关系变化。抗战时期金陵大学主动迎合国家的发展需求，通过为政府提供政策参考、帮助政府进行抗战动员、以教育合作促进抗战、建设等方面的努力，对国家战时发展做出了极大的支持与贡献。国民政府及社会各界对科研教学实力卓著的金陵大学亦有较多支持和期待，不仅加大了补助与经费等方面的支持，并通过指定用途的款项，引导金陵大学的科教工作进一步往国家急需的领域发展，更好地支持国家抗战、建设需要。在此过程中，金陵大学与国民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系日趋紧密，“本土化”趋势进一步增强。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力求创新。正如美国学者欧文·V.约翰宁迈耶所说：“教育史家必须细心把握航向，力图克服一种倾向，即只注重学校，而忽视学校所处的社会，因为学校依附社会，是社会的代表。”
本书注重将文献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将战时金陵大学研究还原于历史场景之中，注重分析大学与国家、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亦关注金陵大学自身发展脉络以及国际关系的变化和影响，避免视野的局限性、片面性。
在学习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书在以下方面做出了努力：
受政治因素影响，中国教会大学研究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研究中一直处于相对边缘的区域。近年来，学界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教会大学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系、近代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涌现出了许多教会大学方面的研究论著。然而，正如陶飞亚在《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新趋向》一文中所指出的，目前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呈现碎片化的特点，还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
其中，金陵大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陵大学农学教育、电化教育、校长陈裕光研究等方面，从时局与教育发展、大学与国家关系等角度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尚未有抗战时期金陵大学的专门研究，还有很大的学术探索空间。本书对抗日战争时期金陵大学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和分析，探究抗战时期金陵大学的迁变与调适，注重考查金陵大学与国民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化，以及“宗教性”特点及“本土化”的发展历程，以期能在该领域做出有益的探索，进一步展现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发展历程，丰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多面相、多维度。
近年来，金陵大学相关档案整理开放程度越来越高，新档案新史料不断涌现。本书的主要参考资料包括：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馆藏“亚洲基督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档案”（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之“中国教会大学资料”（Series IV China College Files）中的51盒206卷金陵大学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私立金陵大学档案，国民政府及教育部档案，重庆档案馆馆藏私立金陵大学档案，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金陵大学刊物
，相关档案资料汇编以及民国时期报纸杂志等，在充分发掘史料的基础上，深入探究抗战时期金陵大学的发展脉络及其与国家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书积极致力于对抗战时期金陵大学的发展特点进行深入挖掘，着重体现其作为教会大学在抗战时局下发挥的特殊贡献，弥补教会大学史中对金陵大学研究个案的不足。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金陵大学作为当时享誉全国的知名学府，在教育理念、办学特点、管理方式等方面对当前办学仍有重要参考价值，本书亦在此方面做了一些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