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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时期，西南地区成了中国抗战的大后方，战略地位极其重要。随着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相继陷落，中国的主要国际交通线逐步从东部沿海向西南内地转移，交通运输方式也从海运逐步转为陆运。尤其是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以后，西南国际交通线更加重要，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成了重要交通运输线。1940年6月滇越铁路国际运输中断后，滇缅公路成为西南最重要的陆路交通运输线。1942年5月滇缅公路国际运输中断后，驼峰空运则成为西南最重要的对外交通运输线。全面抗战时期的西南国际交通线为中国输入了宝贵的抗战物资和输出了大量的出口物资，不仅有力地支持了中国抗战大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大后方经济的正常运行。
由于全面抗战时期西南国际交通运输十分重要，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确有必要，其研究价值不容置疑。具体而言，战时西南国际交通运输问题的研究价值主要有四个：第一，具有重要的军事研究价值。全面抗战时期，中国不仅通过西南国际交通线输入了大量抗战军用物资，而且为了打通中缅印交通，还在1943年下半年到1945年年初联合美国发动了中缅印反击战，美国驻华空军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保卫驼峰空运的安全。从中方角度来看，不论是中美为打通中缅印交通而发动的中缅印战役，还是美国驻华空军保护驼峰空运的战斗，都属于中国抗战军事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从日本角度而言，为切断西南国际交通运输，从而阻断援华物资的输入，日军不仅频繁轰炸西南国际交通线及其重要枢纽城市，而且还发动了广州作战、南宁作战、香韶路切断作战等地面战役。日军为切断西南国际交通运输而发动的一系列空中作战和地面作战，也是日军侵华军事史的重要研究内容。第二，具有重要的外交研究价值。全面抗战时期，为修建和开辟西南国际交通线，中国与英国、法国、美国等国进行了交涉，由于各方的利益纠葛，交涉中矛盾不断。这折射出战时中英、中法和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与特殊性。不仅如此，通过研究中国与英法美等国的交涉问题，既可反映战时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也可反映世界格局的演变，从而丰富战时外交史的研究内容。第三，具有重要的经济研究价值。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通过西南国际交通线，不仅输出了大量特矿和农产品，而且输入了中国需要的原料、燃料、工业设备等，既保证了中国与美苏之间易货贸易的进行，也维持了大后方经济的正常运行。第四，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社会研究价值。全面抗战时期，为修建滇缅公路、滇缅铁路和中印公路，国民政府征用了大量民工。国际交通线建成后，为补充运输人员和技术人员，国民政府又与南侨总会联系，征募了大量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同时大批美军飞行员和维修人员也参加了驼峰空运。因此，战时西南国际交通建设与运输的过程，就是一次交通动员的过程。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国籍的民众都被动员到西南国际交通建设和运输的洪流之中，这不仅影响了普通民众的工作和生活，也是全民抗战的鲜明体现，政治意义重大。
关于全面抗战时期西南国际交通运输问题，大陆、台湾以及海外学者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具体来讲，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研究以下六方面问题：
1. 西南国际交通建设与物资运输的研究
西南国际交通首先属于交通问题，因此得到了交通史学界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交通部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组织编写出版了一套中国公路交通史丛书，其中涉及全面抗战时期滇缅公路、中印公路、河岳公路等西南国际公路的建设与运输问题。
这些编著属于交通史志，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陆韧在全面系统研究云南2000多年对外交通变迁问题时，分析了滇缅公路和中印公路的修建及其作用。
一批学者则专门研究了西南国际公路、驼峰空运等国际交通线的修建与运输情况。台湾学者施曼华研究了战时西南国际公路建设和运输问题；徐康明、刘莲芬利用大量英文译著和原始资料研究了驼峰航线的开辟背景、运营情况、空运机构、人员及装备情况等问题。
此外，大批学者发表了大量专题学术论文，其中李君山考察了滇缅公路运输发展与困境的问题。
唐凌和李建国则专门研究了全面抗战时期的特矿运输问题，包括西南的中越、中缅、中印国际运输线的特矿运输情况。
台湾学者林美莉考察了陈光甫1940年滇缅公路纪行问题，论述了滇缅公路桐油运输情况。
国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十分关注驼峰空运问题。美国学者约翰·D.普雷廷（John D. Plating）对驼峰空运诞生的历史原因、驼峰航线的自然条件、驼峰空运各阶段的特点和变化缘由、驼峰空运的历史意义等多方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分析。
美国学者奥萨·C.斯宾塞（Otha C. Spencer）研究了驼峰空运的发展结果，涉及了美军飞行员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杰夫·埃塞尔（Jeff Ethell）和唐尼（Don Downie）叙述了美军驼峰空运问题，包括飞行员的生活与工作、天气、营救等问题。他们的著作虽然不是学术著作，但提供了大量参与者的记述，史料价值颇高。
威廉·凯宁（William Koening）也阐述了驼峰航线的来龙去脉和运输情况，交代了中美围绕驼峰航线问题的交涉背景。
2. 西南国际交通的经营管理、运输机构和运输人员研究
关于西南国际交通的运营管理问题，学者们重点研究了国民政府对印支通道、滇缅公路的经营管理，其中刘卫东利用大量云南省档案馆馆藏原始档案研究了印支通道的经营、管理等问题
，贾国雄则研究了滇缅公路的经营及管理问题
。在运输机构方面，美国学者格雷戈里·克劳奇（Gregory Grouch）和小威廉·M.利里（William M. Leary）利用大量原始资料研究了中国航空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其中有专章内容分析了中国航空公司参与驼峰空运的基本情况。
在运输人员研究方面，夏玉清以云南省档案馆、台湾档案部门收藏的“南侨机工”档案为基础，利用南洋《总汇新报》《南洋商报》《槟城日报》等报刊资料，考察与介绍了南侨机工的工作、训练与管理等问题。
3. 西南国际交通对中国抗战的作用研究
西南国际交通问题由于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研究价值，也得到了史学界尤其是军事史学界的重视。徐万民在全面系统研究战时中国国际交通线修建、中外交涉和军事活动等问题时，专章研究了中越、中缅和中印国际交通线对中国抗战发挥的积极作用。
李占才、张劲在系统研究战时交通对中国抗战的作用时，论及了滇缅公路、驼峰空运等对中国抗战的作用。
田玄从军事史角度研究中缅印战区开辟前后中美英日缅印各国的战时政略、战略指导、外交、军事援助、作战及重要军政人物的活动时，论述了滇西民众和华侨修建中印公路、参加滇缅公路运输的贡献，凸显了西南国际交通对中国远征军印缅作战的作用。
徐康明从军事史角度研究1942年至1945年以中国远征军为主体的中美盟军在中缅印战场的军事计划和活动时，专章论述了驼峰航线、中印公路等交通线的开辟和修建情况，揭示了西南国际交通线在中缅印战场中的作用。
廖永东全面系统研究了二战时期中国为打破日军封锁而开辟的国际通道，其中分析了中越、滇缅、驼峰和中印通道的军事作用。
4. 西南国际交通对中国对外贸易影响的研究
关于西南国际交通对战时中国经济的影响问题，学者们重点分析了西南国际交通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谭刚分析了西南国际交通路线变迁对大后方口岸贸易的影响，他认为由于战时西南国际交通运输路线的变迁，大后方对外贸易日益困难，大量农副产物资被迫由出口转内销，从而使得西部经济从战前的外向化发展向内向化转变。
郑会欣分析了全面抗战时期西南国际交通变化对国民政府对外贸易政策和贸易机构的影响，他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对外国际通道断绝，为争取物资以坚持持久抗战，国民政府实施了对外贸易统制政策。
美国学者阿瑟·N.杨（Arthur N. Young）在研究美国对华援助问题时，也分析了驼峰空运对美援的影响。
杨雨青在研究美援对中国经济影响的问题时，分析了中美易货贸易的运输问题。
也有学者分析了具体的西南国际交通线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张晓辉在研究抗战前期粤港贸易问题时，分析了粤港国际运输线的变化对粤港贸易的影响。他认为全面抗战初期的粤港贸易线完全发挥了中国战时对外贸易主渠道的特殊作用，有利于国内战时物资的抢运及转运，并输入了大量国外产品。
刘卫东研究了印支通道在战时对外贸易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在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至1940年6月间，印支通道成为支撑国统区对外贸易的主要支柱，尤其在1939年，经由该通道的对外贸易总值几乎占国统区的一半。
5. 日军对西南国际交通线的轰炸与封锁研究
由于西南国际交通运输线是战时中国重要的物资补给线，为破坏和封锁西南国际运输线，日军实施了轰炸和地面作战。齐春风研究了日军为封锁粤港运输线、印支通道等西南国际交通线而实施的军事行动和外交手段，他认为日军在华中、华南沿海实行的封锁作战虽然杜绝了大后方必需物资的输入，但也切断了沦陷区的物资交流和经济活动，因此日军这种大小通道一概堵死的做法，也是得不偿失的。
向倩则研究了日军轰炸西南国际交通线的问题，她认为日军的轰炸不仅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也严重损害了英美法等国在远东的利益。
6. 西南国际交通的中外交涉研究
战时西南国际交通涉及中英、中法和中美关系，也是抗战外交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在驼峰空运问题上，任东来《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一书在利用大量英文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考察了美援与中美政治、军事和外交关系问题，论及了中美在驼峰空运开辟、驼峰空运物资分配问题上的矛盾。
美籍华裔学者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一书在全面系统研究太平战争时期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问题时，主要从外交的角度研究了中美在驼峰空运和中印公路修建问题上的合作及矛盾。
吴景平《抗战时期中美租借关系述评》一文对战时中美租借援助关系的形成过程、协议文本、美国租借援华总额、中国对美回惠租借等问题进行了认真考察，其中分析了驼峰空运对中国获取美国租借物资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曹嘉涵的《抗战时期中美租借援助关系》一书系统梳理和阐释了中美租借援助机制的产生、发展和演变问题，论及了中美关于租借援助物资运输问题的交涉。
在滇缅公路问题上，目前学者尤其关注滇缅公路危机问题的研究，出版了大量学术论著。其中徐蓝的《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一书主要从中英关系角度研究了滇缅公路危机中的英日交涉问题。
萨本仁、潘兴明的《20世纪的中英关系》将滇缅公路危机置于中英关系历程中加以考察，认为中国力争英国支持，而英国却只根据自身实际利益来制定对华政策。
王建朗的《试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英美对日妥协倾向——关于“远东慕尼黑”的考察之二》一文，从英国所处环境、禁运造成的实际危害、危机中要求议和的对象、英国决策人物对议和的想法等四个方面，分析了英国处理滇缅公路危机的过程，认为无论是从动机还是从内容来讲封闭滇缅公路与“慕尼黑”都有很大差别。
此外，刘金源研究了滇缅公路危机中英国所扮演的角色，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
崔巍研究了中英两国在滇缅公路修建问题上的交涉，反映了全面抗战初期英国远东政策的双重性。
关于滇缅铁路问题，学者分别从交通和外交角度研究了铁路修建和中英滇缅铁路借款交涉等问题
。朱昭华则利用英国外交部档案，从中缅边界问题的视角分析了中英滇缅铁路交涉中英国对滇缅界务的立场问题
，其中也研究了国民政府在滇缅界务上的态度
，大大推进了滇缅铁路问题的研究。
在滇越铁路问题上，学术界研究了中法关于借道越南运输问题的交涉，分析了中法双方的分歧，以及日本因素的影响。其中刘卫东《论抗战前期法国关于中国借道越南运输的政策》一文认为抗战前期法国的对华借道越南运输政策经历了禁运、变通、逆转三个演化阶段。之所以如此，一是法国自身利益的需要，二是奉行与英美平行政策的产物，因而这一政策成为抗战时期西方列强对日绥靖的表现之一，制约和影响了中国抗战能力的发挥。
台湾学者许文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日、法在越南的冲突与交涉》一文也研究了中法借道越南运输问题的交涉，阐述了中法的曲折交涉过程，同时分析了日本因素对中法交涉的影响。
此外，陈三井《四分溪畔论史》一书也对中法借道越南问题进行了研究。
西方学者的研究主要是关于驼峰航线与滇缅公路的中美交涉和中英交涉问题。美国学者查尔斯·F.罗马纳斯（Charles F. Romanus）和赖利·桑德兰（Riley Sunderland）合著的《史迪威指挥权问题》、巴巴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的《史迪威与美国在华使命》等著作研究了中美双方围绕驼峰航线开辟的交涉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援助。
英国学者彼得·劳（Peter Lowe）《大不列颠与太平洋战争的起源：英国东亚政策研究（1937—1941）》在研究二战时期英国外交政策问题时论述了英国封闭滇缅公路的英日交涉过程。安东尼·贝斯特（Anthony Best）在《英国、日本和珍珠港（1936—1941）》一书中，按照滇缅公路危机发展进程，将其分为六个阶段。他研究了英国与日本在这六个阶段的交涉，说明滇缅公路危机不是一场而是一系列证明日本难以被“绥靖”的危机。美国学者尼古拉斯·R.克利福德（Nicolas R. Clifford）在《从中国撤退》一书中，通过分析英美在远东问题上的一系列行为举措，说明英国一直将远东置于欧洲事务之下；滇缅公路危机发生的过程也是深陷欧战危机的英国谋求将美国推上远东主导地位的过程，滇缅公路的封锁预示着英国退居“幕后”，美国走到“台前”。
此外，法国学者在分析抗战时期中法关系时也论及中法借道运输问题。
纵观前人的研究论著，他们在史料挖掘、研究内容、研究视角和研究观点等方面，都已取得了诸多进展，使得全面抗战时期西南国际交通问题的研究深度和广度都取得了突破，但还是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第一，资料有待进一步挖掘。由于西南国际交通问题涉及中国与英美等国的外交关系，学者十分重视挖掘外文资料，如美国国家档案馆、英国国家档案馆等馆藏的美国外交部、英国外交部档案等，但英文研究资料仍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就中文资料而言，包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等馆藏的西南运输处、云南公路局、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以及云南地方文献等，也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尤其是台湾档案部门收藏的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有丰富的中英法关于滇缅公路、滇缅铁路、滇越铁路交涉的外交资料，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学术界对此的挖掘利用还远远不够。第二，研究内容有待进一步充实。目前学者主要集中于研究战时西南国际交通与抗战的关系，对国际交通与战时外交问题的研究主要偏重于利用英美外交档案从英美角度探讨英美国家的态度和立场，而对国民政府的外交应对研究则相对薄弱。至于西南国际交通与大后方经济和普通民众关系问题的研究，也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因此研究内容有待进一步丰富。第三，研究视野需要进一步拓宽。要全面评估战时西南国际交通的影响和作用，不仅需要从中国的角度进行考察，也需要从亚洲甚至从世界的角度进行考察。由于战时中国西南国际交通与英美法等国之间存在密切关系，通过考察西南国际交通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不仅有助于加深理解中国战时外交问题，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二战时期世界格局和局势的了解和认识。第四，部分学术观点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西南国际交通对中国抗战的作用和意义不容置疑，但西南国际交通究竟对中国抗战带来了哪些具体而深远的影响？我们在强调其积极作用时，对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也需要进行探讨。尤其是学术界高度评价1944年中国远征军印缅作战的积极意义，但印缅作战对中国抗战大局的不利影响问题，则需要进一步探讨。
有鉴于此，在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书在研究内容、研究资料、研究角度上做了努力，力求拓展研究空间，弥补前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丰富这一课题的研究内容。本书的主要研究贡献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在研究资料上，挖掘了大量原始资料，尤其是系统地挖掘利用了台湾档案部门收藏的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日本亚洲资料研究中心日文档案以及云南地方报纸资料。同时笔者也利用了近年来新出版的史料汇编，包括滇缅抗战史料、宋子文资料、滇越铁路史料等，这使本书的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史料之上。第二，在研究内容上，本书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全面抗战时期西南国际交通线的开辟及其影响问题，主要分析了国际交通线开辟的背景、开辟运营情况，以及西南国际交通线对战时外交、中国抗战、大后方经济和普通民众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本书尤其重点研究了以前的薄弱环节，包括交通建设中轨距路线之争、交通管理和特征、日军对交通运输线的轰炸与封锁、交通运输问题的中外交涉、交通运输建设中的普通民众等问题，力求在研究内容上有所突破。第三，在研究视野上，除了分析战时西南国际交通运输问题本身，笔者还注意分析西南国际交通问题在战时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及其影响，揭示二战时期世界格局的变化。第四，在研究观点方面，本书深化了对前人某些学术观点的理解和认识。例如，1944年中缅印交通的打通与中国抗战得失的关系，英法在西南国际交通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如何影响国民政府外交战略，美国“先德后日”的大战略如何影响驼峰空运，西南国际交通与抗战动员关系等，本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这些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以求深化对这些观点的理解和认识。
本书研究的空间范围为西南地区。关于民国时期“西南”的地理范围，有西南七省说（川滇黔桂粤湘鄂）、西南六省说（川滇黔桂粤湘）等说法。例如，陈立夫将西南地区范围定为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和广东七个省市。
到1939年前，西南六省说是当时社会的一种主流看法。
不过，抗战爆发后，随着战区的不断扩大以及经济建设重心的调整与变化，到抗战中后期，粤湘两省实际已被划为西南的外围区域，而川滇黔桂四省成为西南的中心区域，西南四省成为战时经济建设中心。
就本文来讲，西南地区是广义上的西南，除了陈立夫所指的西南七省，即川滇黔桂粤湘鄂七省，还包括西藏地区，因为西南国际交通线途经西藏。
本书研究的时间范围为1937年至1945年，也就是全面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真正成为抗战大后方是在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尤其是重庆成为国民政府陪都以后，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真正成为中国的抗战大后方。由于西南大后方的形成，西南地区的战略地位迅速提升，西南地区国际交通运输也更加重要，进而对战时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书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历史学的实证方法。笔者重点挖掘了大量的一手史料，包括民国文献、未刊档案、史料汇编、口述资料和文史资料等。在历史学的实证方法基础上，笔者同时借鉴了地理学、军事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战时西南国际交通运输问题不仅是交通问题，而且也是军事问题、外交问题，它与战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重大问题息息相关。具体而言，笔者通过借鉴地理学的方法具体分析了西南国际交通运输线变迁等问题，借鉴经济学方法研究了西南国际交通线对大后方对外贸易、特矿、农副产等行业的影响，借鉴军事学方法研究了国际交通运输对中国抗战的影响，借鉴外交学的相关方法研究了西南国际交通对战时中国外交的影响等。总之，本书在运用历史学实证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开展了多学科交叉研究。
本文的资料首先是档案资料。在档案资料中，未刊档案资料包括台湾档案部门收藏的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英国国家档案馆藏英国外交部档案，日本亚洲资料研究中心藏日本外务省、日本军部档案，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珍稀史料等。除未刊档案资料外，本文还利用大量公开出版的档案资料，包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宓汝成编《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1912—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4编（“中央文物供应社”1988年版）、日本防卫厅研修所战史室编：《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丛书之十七：关外陆军航空作战》（“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8年版）、日本防卫厅研修所战史室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资料。此外，还有大量近年来公开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包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滇缅抗战档案》（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版），云南省档案馆等编《滇越铁路史料汇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吴景平、郭岱君主编《风云际会——宋子文与外国人士会谈记录（1940—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吴景平、林孝庭主编《战时岁月——宋子文与外国人士往来函电稿新编（1940—1943）》（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吴景平、林孝庭主编《战争风云——宋子文与外国人士往来函电稿补编（一）（1940—1942）》（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陈嘉庚纪念馆等编《南侨机工档案史料选编：云南省档案馆馆藏部分》（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年版）等。
第二，民国文献。民国报纸、期刊和书籍等民国文献中有大量涉及抗战时期西南国际交通的史料。在报纸中，《大公报》《中央日报》等全国性报纸和《云南日报》《云南民国日报》等地方报纸都有大量关于西南国际交通建设和管理的报道和评论，尤其是《云南日报》关于滇缅公路、滇缅铁路的报道分析文章较多，是研究滇缅铁路和滇缅公路的重要一手资料。在民国期刊中，《西南公路史料》《滇缅铁路月刊》等专业性刊物刊有关于战时西南国际交通的法规、管理等方面的文章。在民国图书中，张嘉璈的《中国铁道建设》（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龚学遂的《中国战时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夏光南的《中印缅道交通史》（中华书局1948年版）等著作具有重要价值，由于图书的作者张嘉璈、龚学遂等人是国民政府的重要交通官员，参加了西南国际交通建设的领导和管理工作，因此这些著作为后人研究西南国际交通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
第三，专业史料刊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出版的档案期刊中，会定期公开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也是研究西南国际交通的重要一手资料。其中《云南档案史料》《档案史料与研究》《民国档案》等刊物，公布了南洋机工、西南运输处等方面档案资料，颇具史料价值。尤其是《云南档案史料》1987年第15期专门整理出版了云南省档案馆馆藏的南洋华侨机工档案，涉及南洋机工的征募、管理等内容，弥补了回忆录和口述资料之不足。
第四，口述史资料和回忆录。本文利用的口述史资料主要是参加滇缅公路运输的南洋华侨机工的口述资料。林少川编《烽火赤子心：滇缅公路上的南侨机工》（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汇集了参加滇缅公路运输的南洋华侨机工的口述资料，包含了大量南洋机工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内容。此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中也有当年参加修建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的民工的口述资料，为我们了解民工的真实生活和工作提供了资料。除口述资料外，回忆录也是本文的资料来源，包括《飞虎将军陈纳德回忆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以及各类文史资料中有关筑路民工和参加者的回忆录等。
本书对抗战时期西南国际交通线及其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共八章。前四章全面分析了全面抗战时期西南国际交通线的开辟背景、开辟措施、开辟经过、交通线的管理与运输状况。第一章考察了近代以来至全面抗战爆发前西南国际交通线的概况，并分析了西南国际交通与中越贸易、中缅贸易、云南矿业开发的关系，以及中英围绕腾越滇缅铁路的修建问题而进行的交涉。第二章论述全面抗战爆发后西南国际交通建设情况，包括交通建设的社会舆论、国民政府的建设方案措施、交通建设过程中的轨距路线之争、交通建设的困难和特点。第三章分析了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管理滇缅公路的主要机构与职能、管理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第四章分析了西南国际交通运输的基本状况，以及日军对国际交通线的轰炸与封锁。后四章具体分析了西南国际交通线的各种影响和作用。第五章分析了西南国际交通运输对中国抗战的具体影响，主要研究了西南国际交通对抗日军运的作用，滇缅公路对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影响，1943年下半年至1945年年初中缅印战役与中印公路打通的关系以及驼峰空运对中国抗战的作用。第六章分析西南国际交通线对战时中国外交的影响，分别研究了中英、中法和中美围绕滇缅公路、滇越铁路和驼峰空运问题而进行的交涉。第七章分析西南国际交通运输对大后方经济的影响，具体研究了西南国际交通与中苏、中美、中缅、中越贸易的关系，考察了西南民族地区对外交通与大后方对外贸易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西南国际交通路线变迁与大后方口岸贸易变化的关系。第八章阐述了参与西南国际交通建设和国际交通运输的中国民工、南洋华侨机工和飞行员的招募、训练、工作和生活状况。结语部分宏观归纳分析了西南国际交通运输对中国抗战得失、战时中国对外关系、大后方经济转型以及抗战动员产生的各种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