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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1972年入职日本银行，在这里度过了我职业生涯中的39年，受到了众多前辈、同事和后辈的关照。职业生涯的早期最重要的是学习，这在任何一个机构都是一样的。就我而言，我学到了重视经济理论、注重与实务工作者交流，形成了以银行业务为出发点的思维方式，并体会到了全球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年轻时学到的东西成为我后来担任理事及行长期间的工作指南。
我是1972年3月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并于同年4月1日入职日本银行。那年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日本银行的共有30人。选择在日本银行就职，朦胧的想法就是希望获得一份公职，以便将我在大学期间所学到的经济学知识学以致用。我与经济学的邂逅完全是机缘巧合。1968年4月进入东京大学后，我选择攻读的是法学部专业的文科一类课程
。入学不久后的6月学生开始罢课
，直到第二年2月几乎没开设过什么课程。那时班里一个叫黑田康夫（已故，曾入职大藏省）的朋友约我参加萨缪尔森所著的《经济学》的读书会。萨缪尔森是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获得过第二届诺贝尔经济学奖（1970年），他的这本书一经问世，风靡几十年，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广为阅读的经典经济学教科书。在读书会上，一个当时对新生来说非常优秀的老师——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的村上泰亮副教授（已故）几乎每次都来教室指导我们学习。自参加读书会开始接触经济学后，我逐渐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而对本该主修的法律专业却一直没有找到感觉。在最终必须决定所选专业之前，我鼓起勇气来到村上副教授研究室咨询转专业问题，得到的答复是，“如果你在读完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
之后还能保持对经济学兴趣的话，就转到经济学部吧”。约翰·希克斯是197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英国经济学家，他的书对于初学者而言理解起来有相当难度，实际上我也没有通篇读完，但体会到了其中逻辑推理的美妙。最终我决定进入经济学部学习。
在东京大学经济学部的传统教学中，研讨课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在三年级时参加了刚从美国归国不久的滨田宏一副教授的研讨课，四年级时由于滨田老师再次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从事科学研究，我转入小宫隆太郎教授门下。学生时代这两位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特别是小宫隆太郎教授在我毕业后仍对我帮助很大。当时日本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强烈影响，运用近代经济学
分析现实经济问题和提出政策建议的还很少。在那种环境下，小宫教授运用标准经济学理论灵活生动地分析日本所面临的种种经济问题，并提出了政策建议。他的逻辑非常清晰，重视现实经济中的细枝末节，因此被称为“传统观念的破坏者”。学生时代读了不少小宫教授的著作，也曾对经济学能够如此一针见血地分析问题而兴奋不已。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国际金融，当时正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濒临崩溃时期，小宫教授就此问题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
当时日本国内热议的是在贸易收支盈余不断增加的背景下，日元要不要升值（当时汇率1美元兑换360日元），还有就是放眼世界，什么是最佳的汇率制度等问题。
作为教师的小宫是一位让人难以接近的“严厉先生”，在研讨课上，我和其他很多同学一样经常受到他的严厉评判。但是，学生时代从小宫教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基于经济理论进行逻辑分析、认真调研事实真相、书写条理清晰的文章，这三点可以说已经融入了我的灵魂深处。
入职日本银行的另一个理由是因为初试时面试官非常有魅力，如果不是遇到这个人，我也不会入职日本银行，从此人生轨迹或许会完全不同。
我最初被安排到日本银行外国局（现在的国际局）总务处调查科，这个部门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跟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缩写为IMF）理事会议题，提供讨论所需要的各项材料。IMF是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会议上决定成立的国际组织。日本于1952年加入IMF，大藏大臣（现在的财务大臣）担任理事、日本银行行长作为副理事参加会议。设在华盛顿总部的理事会负责处理IMF的日常事务，而向理事会报送的海量资料中的一部分就是由日本银行外国局提供的。
当时的重要议题之一是国际货币制度改革。那时是大藏省负责国际货币制度的相关事务，日本银行则是站在中央银行角度跟踪货币制度的相关议题。我入职日本银行之前的1971年8月，曾出现过一次震惊世界的国际货币体系动荡，就是所谓的“尼克松冲击”，由此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包括日元在内的主要国家货币转向浮动汇率。同年12月，达成了以调整多边汇率平价为核心的《史密森协定》（Smithsonian Agreement），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维持的1美元兑换360日元汇率降至308日元，日元升值16.88%。
《史密森协定》签署几个月之后我进入日本银行，并在似懂非懂状态下开始了这项工作。对于刚入职的新人来说，所谓工作，其实都是些单纯的辅助性事务，诸如每天早上上班的第一件事是将前一天主要国家的汇率变化绘制成一个图表。我还清楚记得从1972年6月开始，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六国试图将汇率变动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即所谓的“蛇形浮动”。对于大学刚毕业学过国际经济学的人来说，我认为只要各国的物价上涨率存在差异，任何维持固定汇率的尝试都是不现实的。事实上，“蛇形浮动”果真失败了，之后多次类似的尝试也没有成功。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协商过程异常艰难，1992年终于签署了面向统一货币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元于1999年诞生，之后近10年间的表现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但2010年以后却出现了严重的欧洲债务危机（见第11章“欧洲债务危机”）。当然，在我刚参加工作的1972年不可能预知此后的曲折历程。
在外国局调查部门工作约半年后，我被调到同为外国局下属的管理外汇储备的业务处应用科，从事外汇储备运用的相关工作。当时日本外汇储备增长迅速，1972年3月末达到了167亿美元，但如果与现在动辄超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规模相比，这只能算是个零头
。20世纪70年代初之前的货币制度是维持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体制，只有在国际收支出现重大“结构性失衡”时才会调整汇率，当时还没有形成管理货币制度。回望过去，我入职中央银行时，正是发达国家试图全面启动人为控制货币的管理货币制度时期，沿着这一线索，此后出现了诸如调控货币供应量目标、通货膨胀目标制等多种理念，这些理念也转化为现实的政策。
在外国局工作一年多以后，1973年5月我被调到冈山分行。这对中央银行职员来说是广义上的轮岗锻炼阶段，虽然在此期间并没有做出什么值得称道的业绩，不过幸运的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实际接触到了国际货币制度和国际金融市场相关工作。
任行长前我曾在日本银行工作34年。前30年是作为一般职员，后面4年是作为管理岗位的理事。工作时间最长的部门是制定货币政策的计划局（由于经过多次机构改革，各个时期的名称各异），在那里度过了9年，其次是在负责金融市场运作的金融市场局（前身是营业局）工作了7年，在负责金融体系稳定的信贷机构局（现在的金融机构局）工作了3年，在从事研究事务的金融研究所工作了两年半，在调查统计局工作了一年半。与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相比，日本银行在人事制度上的一大特色就是经常让职员在不同部门之间轮岗。
2002年7月我被任命为理事，主要负责计划局和金融市场局工作。理事是经政策委员会推荐、由财务大臣任命的职务，相当于民间企业的执行董事。2006年7月理事任期届满后，我受聘到京都大学刚成立不久的公共政策研究生院担任教授并从事教学工作，主讲中央银行论和货币政策。2008年3月担任日本银行副行长，4月出任行长，5年后的2013年离开日本银行。
我职业生涯的大半时间都是在日本银行度过的。长期的中央银行工作经历，无疑影响了我任行长期间的决策或判断，无论这个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在我任行长期间，同时期很多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行长或副行长在就任行长前，都有在中央银行长期工作的经历，如意大利银行行长伊格纳齐奥·维斯科（Ignazio Visco）、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行长格伦·史蒂文斯（Glenn Robert Stevens）、马来西亚中央银行行长洁蒂·阿齐兹（Zeti Akhtar Aziz）、泰国银行行长塔莉莎·瓦塔纳格斯（Tarisa Watanagase）、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常任理事孟文能（Ravi Menon）、墨西哥银行行长阿古斯汀·卡斯滕斯（Agustin Carstens，现任国际清算银行行长）等。备受同行尊敬的美联储副主席唐纳德·科恩（Donald Kohn）和英格兰银行的副行长保罗·塔克（Paul Tucker）也是中央银行出身。有些行长虽然不能说是“中央银行出身”，但之前也曾有过较长时期中央银行工作的经历，如欧洲央行的特里谢、英格兰银行的默文·金等。学者出身的本·伯南克和珍妮特·耶伦（Janet L.Yellen）在任职美联储主席前都曾担任过美联储理事或地方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职务，他们都是在中央银行积累了工作经验后才担任了中央银行行长职务。
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我是从入职中央银行后的种种经历中理解了中央银行，也逐渐形成了作为中央银行人的精神特质。这里的“精神特质”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从经历的具体经济或金融事件以及组织或自身在应对这些事件过程中习得的中央银行应有作用的认知。特别是亲身经历的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崩溃、其后的金融危机和量化宽松政策等一系列事件对我的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二是中央银行处事的方式方法。与其他职业相同，入职早期所学到的处事的方式方法会影响其后的整个职业生涯。另外，年轻时跟随什么样的上司也很重要。在这点上，我有幸得到了众多前辈、同事和后辈的关照。
我在中央银行工作期间主要有4点心得体会：一是基于经济理论思考问题的重要性；二是通过与实务工作者交流获得启发的重要性；三是根据中央银行具体业务制定政策的重要性；四是中央银行之间加强国际交流的重要性。
入职日本银行大概3年后，我有幸得到了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留学的机会。留学目的地并不是我自己选择的，而是由人事部门指定的。1975年7月我到达美国，最初的一个月是在科罗拉多大学暑期补习班接受语言培训，在那里我认识了以伊藤元重（东京大学研究生）、伊藤隆敏（一桥大学研究生）、浅子和美（东京大学研究生）、吉野直行（东北大学研究生）、本多佑三（日本开发银行）为代表的后来引领日本经济学研究前沿的许多朋友。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学习开始于1975年9月。去之前曾有耳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想想也是，我上大学时正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黄金时代。那时的经济系可以说拥有非常豪华的教授阵容，若将一些既属于商学院同时也在经济系授课的教授包括在内的话，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就有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小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Lucas Jr.）、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Heckman）。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芝加哥大学这两门课程分别被称为“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这两门基础课程在同一学期开设，学生只需注册其中一门课程计算学分，另一门课程也要求学生听课，但不计算学分。我注册的是贝克尔教授讲授的价格理论，旁听了弗里德曼教授的货币理论课程。在芝加哥大学对我影响最大的教授是贝克尔。贝克尔教授最突出的学术成就是人力资本理论，精彩诠释了价格理论的犀利，并总能从简单的理论中引出丰富的启示，这种分析方式令我十分着迷。他不仅研究传统经济学所涉及的领域，还扩展到以生育和结婚为代表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当时只是觉得分析这些问题很有趣，并不理解为什么要研究这些问题，直到数十年后，少子老龄化已经成为日本经济的重大问题时，才更加佩服贝克尔教授的远见，同时也体会到精准选题的重要性。
我在芝加哥大学学到的东西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像以贝克尔教授所代表的那样，探究激励机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合理解释人类行为变化。激励可以是金钱激励也可以是非金钱激励，研究旨在通过运用经济学最基本的逻辑，说明人类行为的变化轨迹，即研究“预算、资源、信息和时间等约束以及在此约束条件下的最佳行为选择”。一旦习惯了这种思维方式，对于一些缺乏基于激励机制的研究，特别对于搬出“文化差异”或“结构”等因素笼统解释经济现象的研究，总会产生很强的违和感。
二是运用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在这点上我想起了卢卡斯教授的宏观经济学课程。卢卡斯的“理性预期”从根本上改变了宏观经济学。根据他写的论文，我曾猜测他的课程一定会十分重视数学知识，而实际上，最初的几次课程只是让学生基于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Mitchell）等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缩写为NBER）进行的经济周期相关问题的研究，通过画图显示生产和库存的变化趋势，使学生接受经济周期的“直观事实”。基于这个经历，我深刻体会到分析经济问题时要准确把握经济事实的重要性。
三是简单直观地解释说明问题。这里有一个难忘的场景，弗里德曼每次上课都会向学生提问。有一次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刚开始准备用数学语言作答时，马上被老师纠正，“别用数学语言，请直观、通俗地解释”。直观表达的训练也体现在了考试环节。要取得博士学位必须通过的“核心”资格考试中，出现了大量“真的、假的，还是无法判断，其理由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选项，这种考试旨在训练学生简单明快地解答问题的能力。
与哈佛大学及MIT不同，芝加哥大学采取的是宽进严出模式，即接收众多学生的注册，在严格考试过程中不断淘汰。取得博士学位的第一道难关是第一学年结束时的“核心”资格考试，我顺利通过了该资格考试。日本银行批准的留学期限只有两年，而要完成获取博士学位要件的博士论文往往需要更长时间，因此我向日本银行人事部递交了延期一年的申请。总共递交了三次延期申请均被驳回。当时面临着是辞去日本银行工作继续在芝加哥大学学习，还是按照预定计划回到日本银行的抉择。那时由于我已经成家，考虑到孩子尚不足两岁，没有收入来源就难以兼顾家庭和求学，最终还是在1977年6月取得了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后按时回到日本银行工作。
虽然没有获得博士学位，但在人生中的26岁和27岁能在经济学殿堂之一的芝加哥大学学习真的是非常幸运，在此特别感谢为我提供这一机会的日本银行。当时说到芝加哥大学，肯定会提到最著名的经济学理论——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说，我自然也受到了这些理论的影响。实际上我回到日本银行在特别研究室（现在的金融研究所）工作的两年期间，也曾写过有关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说方面的论文。之后再也没有读过当时写的论文，在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自己的很多想法都发生了变化，但也有至今基本没有改变的想法。
回顾自身思想或观念的变化过程，我再次感受到了理论模型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理论模型当然不是真实世界本身，而是通过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处理后得到的，这一点还会在后面章节进行详细说明。虽然在实际工作中很多人对理论模型持不同意见，但它的确是聚焦本质问题时不可或缺的工具。另一方面，在基于理论模型提出政策建言时，重要的是要清楚究竟舍去的是复杂现象中的哪些内容。当然，一旦接受了某个特定模型，有时又会陷入通过理论取景器观察现实世界的危险。最重要的是根据现实问题准确地选择和灵活运用模型，而这在实践中并不容易。为了准确地选择模型，必须仔细深入地观察现实经济与社会现象。在日本银行积累了大量实际工作经验之后，我才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
第一次体会到与一线实务工作者或专家接触的重要性是在我入行第二年，即1973年5月开始的冈山分行锻炼期间。当时大学毕业刚入职的员工全部要到分行锻炼，这种做法在欧美的中央银行中大概不多。现在冈山分行的职员大概有40人，当时由于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自动化办公，因此需要的人手要多一些，职员大概有90人。
在冈山分行工作大概半年以后，我被安排到调研当地经济发展趋势的部门。为了了解最新的行业动态以及预测经济走势，我走访了很多企业，包括位于水岛工业园区的大型钢铁厂、石油化工厂，但更多的还是当地企业。这些企业的规模如果以东京标准衡量，多属于中小企业或者小微企业。刚到企业调研时完全不知道怎么提出问题，提出精心准备的第一个问题后，却很难根据对方的回答接着提出有针对性的第二个或第三个问题。我负责的是当时冈山市的耐火砖这一主导产业。受第一次石油危机冲击和抑制恶性通胀的金融紧缩政策影响，当地经济一落千丈，耐火砖的生产受到严重冲击，产量急剧下降。我还经常走访当地农协，由于日本银行对民间银行实施了强有力的抑制贷款政策，即“窗口指导”
（现在很难想象），民间银行的贷款对象从大企业转向了抑制对象以外的农协以及作为农协上级组织的县农协信用联合会。我的职责就是将在当地发现的金融问题汇总并报送总行。当时并没有考虑这些报告会对总行的货币政策产生多大影响，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通过与一线实务工作者或专家的交流，有机会接触到地方经济和金融的发展状况，并获得了许多启发。
当然，单凭与一线实务工作者或专家的交流并不能把握经济全貌。虽然有“现场是座宝山”的说法，但完全依靠一线感受往往又可能会陷入“僵化的现场主义”陷阱
。不过，通过与一线人员的交流确实可以洞察到很多东西。最初是在分行锻炼期间从事经济调查工作时形成了这一认知，之后回到总行，随着与各式各样的人群交流机会的增多，这种感受变得越发强烈。在入行的第10个年头，我开始负责与包括钢铁企业和商社（综合贸易公司）在内的总行所辖大企业的定期联络工作，对接触的企业经营者所讲的问题越发关注。入行第11至13年期间我在营业局
工作，成为10多名职员的负责人，日常与金融机构交流频繁，最难能可贵的是可以定期听取负责金融机构资金周转和融资企划部门中层职员的意见。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这种感受更加强烈。实际上，一旦意识到现场沟通的重要性，不管到哪个岗位，都会自然而然地将之付诸实践。
“本质寓于细节。”随着中央银行工作经验的积累，我越加体会到中央银行日常业务的重要性。以前是通过法律课本知道了支票和票据，直到在冈山分行工作期间才第一次见到实物。日本银行要贴现商业票据时，必须先审查出票人的信用程度；仅凭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不能全面了解企业的实际状况，当然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常识，也无法把握企业的真实状态。
第一次意识到资金流问题是在冈山分行国库处工作期间。政府税收等方面收入、公共部门和公共养老金的支付都是通过政府设在中央银行的活期账户进行的，因此中央银行也被称为“政府的银行”。国库处的业务之一就是为政府收入做账。各种税金的缴纳期限因税种而异，如法人税是月末，个人所得税的源泉扣缴
则是每月10日。现在的业务处理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是通过民间金融机构将所有凭证递交日本银行柜台，自然就会联想到国库资金的流向。单件所得税源泉扣缴涉及的金额并不大，但总量非常庞大；法人税是在5月末出现井喷式增加，因为这是法人税中占比最大的3月决算部门的法人税缴纳期限。这些资金将在两个工作日后的上午划入日本银行的政府存款账户。在冈山分行期间体会到金融市场也有季节性，一个月，甚至一天内的业务也是有忙有闲。
宏观经济教科书说明货币政策时一般都是以货币供应的增加或减少为切入点，这在中央银行从业者看来有点脱离实际，此种现象直到最近才有一些改变。另外，教科书仍在讲信用乘数理论，即中央银行通过控制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称为基础货币或高能货币），就可以产生一定倍率的货币供应量。实际上货币供应，也就是企业和个人持有的现金和活期存款总量，是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行为选择的结果，而信用乘数理论却假定金融机构像机器人那样行事。现实中的金融机构不是机器人，它是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选择行动。比如中央银行降低政策利率促使金融机构增加贷款的重要机制就是扩大存款和贷款之间的利差。从金融机构的负债方面看，主要的资金来源是存款或从其他金融机构的借款，这些都是短期的，而从资产方面看，主要的资金运用是发放贷款或购买有价证券，期限都比负债要长。因此，中央银行降低短期利率会扩大金融机构存贷利差，促使金融机构增加贷款或购买有价证券，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扩大资产负债的期限错配。
虽说货币政策是控制货币供应，但实际上是控制银行间市场（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同业市场）的隔夜拆借利率。银行间市场是银行或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之间进行无担保大额资金融通的市场，交易最多的是隔夜拆借信贷，也就是第二个交易日到期的资金拆借。中央银行通过改变中央银行活期存款供给量，影响中央银行活期存款的供给和需求，进而控制隔夜拆借利率变化。中央银行每天都会根据预估的活期存款需求，增加或减少活期存款，以维持预期利率水平。这种操作不属于货币政策范畴，叫作公开市场操作。
货币政策是为了实现预期的物价上涨率等而设定目标利率水平的行为。公开市场操作则是实现货币政策所确定的目标利率过程。虽然日本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与其他发达国家并无差异，但遗憾的是，日本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经常被揶揄为“日银流货币理论”（the bank of Japan's monetary economics）
。而且，日本银行越是从技术上解释金融操作流程，就越容易被外界误解为日本银行不愿意对货币供给乃至宏观经济有所作为。
不过，就公开市场操作而言，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也出现过被误解的状况，即便是在后来雷曼兄弟冲击过后的中央银行会议上，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官员也经常提到这个问题。回想起来，我自己刚入职时对公开市场操作一无所知，认为货币供给是可以自动调节的。还记得当初参加了很多次公开市场操作的讲座，也没能透彻理解。我认为在金融市场调节这一实际业务中，应该基于金融市场的供求均衡说明价格（利率）波动，而当时日本银行恰恰就是缺乏这种思维。
通过这样的亲身体验，我更加意识到解释说明在连接理论与现实过程中的重要性。
在中央银行的实际业务中，我还从事过支付清算工作，虽然时间并不长，但对我来说也是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在金融学教科书中，通常会讲到货币的三种职能，即交换手段、价值尺度和贮藏手段。讲得最多的是前两者，尤其对价值尺度的分析最多。而在中央银行工作的过程中，我切身感觉到，中央银行所提供的最重要服务是支付清算（交换手段）。在我入行15年后到总务局（现在的计划局）工作期间，中央银行对支付清算系统由单纯的实务层面操作上升到了政策层面。1987年纽约联储的行长杰拉德·科里根（Gerald Corrigan）带队访问日本，在日本银行大楼内双方举行了座谈。当时科里根行长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设定银行最低资本充足率标准问题，希望美国、英国与日本能达成实质性协议，另一个是有关支付清算系统改革问题。当时日本金融机构的美元结算是通过美国大通银行东京分行的美元账户进行的，这种支付清算方式的风险非常大，纽约联储就此提出了改革方案。此后，我们与纽约联储、英格兰银行召开了三国中央银行支付清算会议，我有幸成为最年轻的参会成员。
当时全世界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将支付清算问题上升到“政策”层面，只是在不久之前美国才明确意识到降低支付清算风险的重要性。日本银行内部并没有具体负责支付清算业务的政策部门，当时我所在的负责货币政策的计划局接手了此项工作。具体来说，就是要求民间金融机构缩短国债从签订合同到资金入账的时间，建立商业票据（Commercial Paper，缩写为CP，为筹措短期资金而发行的无担保公司债）的转账清算系统，实现资金和国债的同时结算。当时日本民间金融机构对提高支付清算系统安全性问题的认知还比较滞后。当然，民间金融机构普遍还是理解改革支付清算系统的重要性的，不过在日本存在一个广泛共识，即只要金融机构不破产，现实中就没有必要改革支付清算系统。为此需要说服金融机构，强调从长期看提高支付清算系统的安全性和效率将有助于提升金融机构的自身利益。
支付清算系统改善也需要获得大藏省的支持。日本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发了日银网络，这是连接中央银行与民间金融机构的在线支付清算系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大藏省甚至担心日本银行会将日银网络作为工具对民间金融机构施加影响，以至于在1988年，投入大额预算开发成功的日银网络即将运营之际，大藏省提出了异议。为此日本银行不得不专门向大藏省斡旋日银网络的重要性，强调它将如何有助于降低支付清算风险等问题。作为当时赴大藏省斡旋的团队成员之一，我强调利用日银网络，将来可以实现实时全额结算（Real Time Gross Settlement，缩写为RTGS）
，非常有助于金融体系稳定。
我直接从事支付清算系统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这段经历非常重要，极大地影响了我对于中央银行应有职能的认知。
每个国家都仅有一家中央银行，所以中央银行只有国外同行。与国外的中央银行职员交流时会发现，尽管不同国家的文化以及语言差异很大，但往往问题意识和烦恼都是相同的。我第一次出席的中央银行国际会议是上文提到的与纽约联储和英格兰银行商讨有关支付清算问题的会议。在1997年我47岁以后参加国际会议的次数开始增多，特别是参与了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缩写为BIS）主办的一系列会议，对于形成我作为中央银行职员的认知发挥了重大作用。
BIS的主要作用之一是为各国中央银行提供讨论问题的平台。其中以每两个月一次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行长例会最为知名。汇聚在巴塞尔的不只有各国的中央银行行长，负责各项具体业务的中央银行部门主管及事务主管也会参加各种委员会的讨论。主要委员会包括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缩写为BCBS）、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缩写为CGFS）
、支付和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ommittee on Payments and Market Infrastructures，缩写为CPMI）。
包括日本银行在内的很多公共部门的海外相关事务，一般都是由专门负责国际关系或国际谈判的部门以及部门内有丰富工作经验的职员来处理。因此在机关内素有“国内派”和“国际派”之分，稍微夸张地说，政策往往由“国内派”制定，“国际派”负责在国际会议上做出解释或说明。因为我长期在计划局工作，被视作“国内派”，不过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也开始频繁出席各类国际会议。
参与国际会议收获颇多。好处之一就是拓展了人脉。我刚开始参与国际会议时，出席最多的是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会议。1997年福井俊彦副行长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1998-2003年山口泰副行长接替福井副行长任主席，因为这层关系，我经常与这个委员会的常设事务局联系。时任事务局局长、后来担任调查部门主管的克劳迪奥·博里奥（Claudio Borio）对我影响很大。此外，我还在BIS活动中结交了很多朋友。我就任行长之后，在一起共事的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行长、副行长的人数就更多了。
另一个好处就是形成了看待问题的全球视角。具体地说，不仅要考虑海外形势变化对国内经济和金融所产生的影响，还要关注各国中央银行、金融机构与企业行为选择以及世界经济和金融的未来走势。在前面说过的国内派和国际派分工体制下，无论如何也很难形成这样的视角。国内派缺乏的是如何为世界做出贡献以及如何去影响世界的意识，往往只能被动地应对国际事件的冲击；国际派参与国内政策的经验不足，仅仅向国际解释或说明本国的政策，难以实现与世界的互动。我在国际会议上做出过多大贡献还不好说，只是随着参加国际会议次数的增多，逐渐形成了我作为中央银行职员的自信，这是最为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