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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20日下午，我和妻子来到艳阳普照的小石川植物园，观赏了早于往年绽放的樱花。这个植物园坐落于东京市中心，占地却是难得一见的广阔且保留了众多自然景观，由于紧邻我的一个住所，所以经常来这里散步。欣赏了一会儿初开的樱花之后，我们来到园内的一家小卖店，拿出一枚500日元硬币买了两个250日元的冰激凌甜筒。这时，年龄与我们相仿的小卖店女店主开口说道：“白川行长啊，这5年真的辛苦您了！今天不收您的钱了。”说完又递给了我们两杯温热的咖啡。任职行长期间，为了避免一切可能会产生的误解，我谢绝了所有好意。此时我也想回绝，但最终还是盛情难却。3月19日是我担任日本银行行长的最后一天，众议院财务金融委员会的离任述职答辩、退任前到各部门的走访、与同事告别、记者招待会等活动一个紧接一个。现在品尝着冰激凌和咖啡，前一天的忙乱都抛之脑后，真是无官一身轻啊！在任行长的5年间，局势每一天都很动荡，而我则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5年时间就这样过去了。结束了马不停蹄的奔波生活，又得到了小石川植物园女店主的特殊关照，我感到非常开心。
2008年3月11日上午9点，我在国会议事堂待命。自民党福田康夫内阁提名我为日本银行副行长候选人，任命需要得到国会的同意，并要在参众两院常设委员会发表施政演说。在委员会会议室，同时被提名行长候选人的日本银行副行长武藤敏郎演讲之后，我用8分钟时间读完了事前准备好的发言稿，结尾是“日本经济和金融领域正面临着巨大变局，如果能到日本银行工作，我将全心全意忠实地履行我的职责”。
常设委员会的审议结果出人意料，武藤副行长的行长提名及另外一个副行长提名虽通过了众议院表决，却遭到了参议院的否决，两院均获得通过的只有我一人。这反映了当时执政党与在野党错综复杂的相互制衡局面。此前曾看到大众媒体猜测武藤副行长的晋升可能被否决、由副行长代行行长职务的报道，但还是很难想象现实中会出现中央银行行长空缺这样的异常状态。在福井俊彦行长任期届满的前一天，也就是3月18日，内阁提名原财务省高官为行长候选人、日本银行西村清彦审议委员为副行长候选人。西村的提名获得了国会通过，而新任行长候选人继武藤之后再次遭到了否决。我真正意识到作为副行长将代行行长职务是在就任副行长的前几天。
上任的两天前，我收到了两位日本银行前行长的电话鼓励。一位是第26任行长三重野康，他打电话激励我：“淡泊名利，堂堂正正地干吧！”另一位是即将退任的福井俊彦行长，记得最真切的一句是：“千万别感冒啊！”这是对继任者最实在也最有用的忠告。托老行长的福，5年任职期间我没得过一次像样的感冒。
2008年3月21日，我在国会议事堂从福田康夫首相手中接过了日本银行副行长任命书，当时出席仪式的还有官房长官町村信孝、财务大臣额贺福志郎。与在场的朝野两党主要成员简单寒暄之后，我走进了日本银行大楼。从入职日本银行的1972年算起，到4年理事任期届满卸任的2006年为止，我曾经在此工作了34年，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做代理行长，更没想到不久后还会作为行长主政日本银行事务。任代理行长期间，日本银行决策层处于异常的缺编状态：行长空缺，审议委员缺一人，定编9名的政策委员会当时只有7名成员。下午6点，我与西村副行长共同出席了就职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并在开场的致辞中强调：“将与日本银行的理事和职员齐心协力，制定适当的政策，确保顺利开展各项中央银行业务。”
在经历了两周左右忙忙碌碌的工作交接之后，2008年4月2日晚，我在家里接到了额贺财务大臣的电话，询问我是否有意担任行长。6日晚，福田首相正式邀请我出任行长。围绕日本银行行长空缺问题，不知道政府内部有哪些议论，不难想象的是，当时严峻的国际金融形势和复杂的政治局面对此产生了很大影响。2008年3月16日，当纽约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缩写为FRBNY，以下简称纽约联储）对救助贝尔斯登投行的JP摩根大通提供紧急贷款后，金融市场暂时恢复了平静，但并没有完全消除人们对未来的担忧。有识之士认为，在这样一种激烈动荡的全球金融形势下，面对将于4月11日召开的G7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日本银行行长空缺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我想我的行长任命应该与这种状况有关。数周之前我刚刚以副行长候选人身份在参众两院常设委员会上进行了施政演说，4月8日，作为行长候选人又在同一个地方发表了演讲。次日，参众两院通过了我的行长任命，但再次否决了新任副行长的提名。
4月9日是异常忙碌的一天。我先是第一次以代理行长身份参加了货币政策决策会议（以下也简称为决策会议），并主持了会议，会议结束后马上就会议内容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之后立即奔赴首相官邸接受了行长任命，成为第30任日本银行行长。当年我58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命的日本银行行长中属于比较年轻的，
当晚7点半出席了就任行长后的首个记者招待会。
为出席G7会议，我于第二天（4月10日）上午赶赴成田机场登机。之前根本没有时间听取职员关于G7会议的说明，也完全没有来得及看相关材料，在飞机上我花了相当长时间阅读主要的会议材料。此次会议由美国财政部主持召开，财政部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M.Paulson）担任主席，会议主题是全球金融危机对策。之前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Board，缩写为FRB，以下简称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缩写为ECB，以下简称欧洲央行）行长让-克劳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英格兰银行（英国中央银行）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有过交往，但与德国联邦银行（德国中央银行）行长阿克赛尔·韦伯（Axel Weber）、法国中央银行行长克里斯蒂安·努瓦耶（Christian Noyer）、加拿大中央银行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都是初次见面。自此开启了长期、持续与各国中央银行行长沟通和交流的新篇章。
在卸任行长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我在任期间的感受，我的回答是“动荡的5年”，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我担任代理行长7个月前的2007年8月，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并以2008年9月的雷曼兄弟破产为导火索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此次危机于2009年春季刚趋于平静，紧接着2010年又爆发了欧洲债务危机。危机从希腊开始，不久爱尔兰、葡萄牙相继被卷入，而后波及了西班牙和意大利。2011年3月11日，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地震后的海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对日本社会和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
与上述三个突发事件完全不同的是，日本人口动态方面的变化进入加速度阶段。日本总人口在2010年达到顶峰，劳动年龄人口则早在1995年登顶后开始下降，任职行长期间正赶上第二次大战后婴儿潮一代人进入退休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速度进一步加快。
日本政界也出现了大变局。2009年8月30日自民党在众议院总选举中遭遇历史性败局，拱手让出自1955年建党以来（极个别年份除外）长期执掌的政权，民主党开始执政。2012年12月在众议院总选举中民主党惨败，政权再次回到自民党手中。由于短时间内政权连续更迭，我任行长期间首相和财务大臣频繁更换，每次出席G20会议都是与不同的财务大臣同行，这在其他发达国家是难以想象的。
在这期间，新兴市场国家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尤其以中国的经济增长最为醒目。按市场汇率计算，2000年中国的名义GDP仅为日本的25%，10年后的2010年一举超过日本，2017年更是达到了日本的2.5倍。由于能源消费量巨大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大宗国际商品市场价格也出现了几年前难以想象的快速上涨。
如果问我担任行长期间对于这些大事件及事件背后的含义理解到了什么程度，我的回答是，由于经历了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的一系列事件，对于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是有一定的心理准备的，而现实中全球金融危机的规模和范围还是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对于欧洲债务危机更是如此，虽然我也曾肤浅地讨论过欧元能否持续的问题，但完全没有想到会发生如此严重的危机。说到东日本大地震，我深刻意识到灾害发生时及时有效应对的重要性，但与很多人一样，根本没有想到震后的海啸灾情和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虽然已经意识到快速老龄化和人口减少问题的严重性，但在当时并没有强烈的危机意识。
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但是不管局势有多么混乱，或充满怎样的不确定性，既然现实如此，就要努力探索和制定最优对策，并必须贯彻执行下去。这不管是对企业、个人等民间经济部门来说，还是对政府、中央银行等公共决策部门而言，都是一样的。对于民间部门来说，左右经营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策，因此负责政策制定的政府或中央银行责任重大。同时，政府或中央银行制定的政策，与当时社会的重大事件密切相关，有时又被重大事件所驱策。
作为中央银行行长，制定政策是一项责任重大、历程艰辛，同时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
此项工作的第一个困难表现为未来经济发展中不确定性非常大。这是中央银行或者讨论货币政策时最常面对的问题。一些事后看来是必然出现的现象，在制定政策时也许仅仅是众多的可能性之一。制定货币政策的工作就像驾驶一辆前挡风玻璃被迷雾笼罩、速度表失灵、油门和刹车操作程序都不熟悉的汽车！而且政策并不会在短短的一两年内就见到实效，有时需要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尽管如此，还必须有人及时做出货币政策决策。
第二个困难体现在中央银行与政治、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与以前相比，围绕中央银行政策运作的讨论出现了很大变化，这与金融市场扩大、全球化、信息通信技术进步以及社会阶层分化等种种因素密切相关，这些变化都对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提出了挑战。很多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虽然都具有独立性，但并不是都能如其所愿实现独立性。中央银行制定的决策不可能得到全体国民的理解和支持，其实也不应该有这样的奢望。不过，中央银行还是希望得到一些最起码的信任，诸如“中央银行是有点顽固不化，但从长远来看，还是为实现经济稳定做了一些必要的工作”，或“中央银行的工作已经相当果断，充分考虑了预期风险并执行了相关政策”。也就是说，无论是中央银行这一组织，还是代表它的行长，都需要得到社会的“共鸣”。
第三个困难表现在中央银行的决策方式上。与海外众多中央银行一样，日本银行的政策是由政策委员会集体做出的，行长只是9名委员中的一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行长只有1/9的影响力，社会上也不是这么理解的。不管是美国还是日本，当讨论货币政策效果以及中央银行的责任时，很少追究个别政策委员的责任，更多时候都归咎于行长。人们期待行长发挥领导力，同时又不希望行长是个独裁者，其实行长也不可能成为独裁者。人们期待行长作为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最大限度地激发每个政策委员的智慧，并做出最佳的货币决策。
自2008年3月21日起，我开始置身于上文所说的艰难决策当中，每天早晨进入行长室时都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当然，过去也曾经多次出入行长室，最初一次是在入行15年后，已经忘记当时是为了什么事情，只记得跟着上司为行长做了一些技术性的说明。1990年做了处长之后，进入行长室的机会就更多了，特别是担任计划局审议负责人以及负责货币政策与金融市场的理事后，经常出入行长室。对我来说，当时到行长室是应速水优行长或福井俊彦行长的要求做出解释、提出建议或者接受指示，自己并不是这个房间的主人。而如今我成了这个房间的主人。不管未来多么不透明，日本银行都必须及时做出某种决策，还要说明决策的依据。今后要自己担负起这一职责。
行长需要基于信念发挥必要的领导作用。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做决策时，最终依据的还是从广义的经验中做出的判断。自己直接经历的各种经济和金融大事件固然重要，间接经验也包含其中。自进入日本银行工作以来，所经历的国内外重大经济事件构成宝贵的直接经验，政治界和社会各界对当时日本银行政策反响的记忆也是经验的组成部分，也包括自己所学的经济理论。虽然经常看到某些曾经在学术界占支配地位的理论被其他理论所取代，但习得这些经济理论的局限性及影响范围的感觉也是宝贵的经验。大学毕业后各式各样的经历，让我掌握了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与经济理论同等重要的是通过与企业或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交流来捕捉信息，从过去的历史发展中获得启发，等等，这些都构成了我进入日本银行工作以来的重要经验。不管怎么说，在日本银行34年的工作经历对于我任行长期间所做的各项决策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卸任日本银行行长后，许多政治家、学者、经济学家和日本银行的前辈、同事、后辈以及海外中央银行的朋友都建议我记录一下行长时代的经历。的确，近年来出版了不少海外政策决策者的回忆录，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如美国财政部部长亨利·保尔森的回忆录，描述了他在拥有巨大影响力的高盛投资银行的经历，这在其他政策决策者回忆录中是很少见到的。美国财政部部长蒂莫西·弗朗兹·盖特纳（Timothy Franz Geithner）的回忆录中，既包括了他担任纽约联储行长的经历，也包括了如何处理陷入经营困境的金融机构这一不受欢迎而又极其重要的课题，从他直面“现实”的率真语气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著作基于他对大危机时期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论述了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均面临极端困难时期的中央银行政策运作问题，清晰的表述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还有一些也许不属于回忆录，如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的著作，在系统梳理国内外货币发展史和知名学者的货币观点基础上，对带来国际金融危机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深度评判，视野之广令人折服。印度储备银行（印度中央银行）行长乌尔吉特·帕特尔（Urjit Ravindra Patel）的书是站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央银行角度展开的，深思熟虑且直爽的表述让人产生莫名的亲近感。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共事过的海外中央银行或金融监督监管机构决策者的回忆录以及回忆录性质的演讲。
我对于撰写行长时代回忆录的建议并不是完全没有动心，不过起初却没有这个打算。让我犹豫的理由有很多，最担心的是被误解为批评他人或为自己辩护。日本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美国不同，担任中央银行行长的很少有人留下在任期间的记录。
也许这也是受到了日本“沉默是金”这一美德的影响。
我对有关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的很多主流观点是不赞同的，在我看来有些观点脱离了中央银行的现实。“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在此基础上，中央银行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我总是提出这个问题，希望汲取更多社会上的智慧，一点点地接近正确答案。考虑到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的重要性，更需要努力寻找正确答案。为此，我认为首先应该提供讨论所必需的信息或资料，这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这样想来，偶尔由日本银行行长记录一下动荡的5年期间的经历，也许会有一些价值。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寻求应对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政策措施，我曾研读过一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泡沫及泡沫崩溃后危机应对的相关文献，其中，日本银行井上准之助行长退任后在当时东京商科大学（现在的一桥大学）的系列讲义，让我受益匪浅。
经过深入思考之后，我最终决定开始动笔。问题是怎么写。上文提到的海外政策决策者的著作通篇充斥着知识性。与众多学者或政策决策者出版的关于货币或中央银行的著作相比，若要问我这本书有什么特色，那就是本书完全基于我自身的经历，尽可能选取其中重要的部分展开分析。因此，本书特别关注以下4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尽可能从国际视角考察日本经济以及讨论日本的货币政策。目前很多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的讨论都受到了美国学术界的严重影响，许多经济理论也都是建立在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上的。然而世界是由众多国家组成的。日本先于其他国家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泡沫经济，90年代以后的泡沫经济崩溃及此后的金融危机，9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物价下降、快速老龄化和人口减少问题。我曾经以为这些都是日本独有的现象，现实却是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都出现了类似状况。以全球视野分析日本经济和日本货币政策，不论是对日本，还是其他国家，都应该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第二，我的职业生涯几乎都是在中央银行度过的，本书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不单分析货币政策，甚至覆盖了中央银行业务的方方面面。中央银行的工作不仅仅包括货币政策，还包括支付清算系统以及对金融机构的监督监管等多项业务。幸运的是，我在中央银行的很多部门都有过工作经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以外的业务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而关乎中央银行的讨论往往只关注货币政策。鉴于这种情况，我将尽可能全面完整地探讨中央银行的所有业务。
第三，以中央银行行长这一组织领导者的立场讲述中央银行。组织是由人组成的。既然是一个组织，那么组织成员的动机、组织内部之间的隔阂以及支配组织的文化等种种因素都会影响组织决策。就任行长之后，我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组织方面的问题，诸如行长与其他政策委员会成员的关系、普通职员的职业道德修养、组织文化的传承等。我还注意到了其他许多重要的问题，如中央银行与政府和政治家的关系、与媒体和学术界的关系、与海外中央银行之间的关系等，这些问题是在我担任行长之前根本没有意识到的。本书有意识地加入了这些内容。
第四，力争再现“时代”特征。在实际工作中，即使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都必须及时做出“决策”，当然，什么也不做本身也是一种决策。事后诸葛亮式地评论与当场做出决策有很大差异。但有时“时代氛围”往往会严重影响政策的舆论导向，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氛围”又最容易被遗忘。实际上，“时代”并不是仅靠宏观经济数据就可以再现的。我将一边回顾当时的状况，一边利用报纸、书籍等的记录努力再现“时代氛围”，希望读者能够切身感受到日本银行是在什么环境下被迫做出的决策。
行长时代的判断当然会受到任行长之前的经济、金融领域重大事件以及当时关于日本银行政策舆论的影响，因此本书将记录我自1972年入行直到2018年近50年间的日本经济及日本银行政策史。此外，在记录历史的过程中，还涉及一些在中央银行工作期间的个人体会。关于这点，是从野口悠纪雄的名著《战后日本经济史》
中学到的，即在描述经济史过程中交叉记录一些当事人的个人感受以增强说服力。在本书的写作中，我争取做到这一点。
从以上内容看，本书有回忆录的性质，但不是“行长时代”回忆录，至少与伯南克和盖特纳的不同。作为回忆录，应该包括任职期间每个重大事件中的个人体验或者更详细的内容，但我并不想这么做。考虑到日本《行政机关信息公开法》等因素，我也不可能像美国政策当局者那样做。日本银行高管退休后也要受到《日本银行法》的约束，还必须遵守相应的保密义务，日本信息公开方面的规定比美国要严格得多。
我当然希望更多的人读到这本书，不过特别献给以下4个方面的读者。
第一，关心民主社会中央银行运作的普通民众。不言而喻，经济发展的源泉来源于民间部门的积极进取，而与此相并列，政府当局制定适当的经济政策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鉴于此，我希望尽可能多的人关心中央银行事务。本书虽说内容上有一定专业性，不过我会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其实不仅是对中央银行，如果能借此激发公众对公共政策制定以及政府机构作用等问题的兴趣，对我来说将是莫大的荣幸。
第二，关心货币政策或金融体系的经济学家、金融机构以及一般企业的实务工作者。既然中央银行政策会对经济以及金融产生重大影响，这些人士自然会关心中央银行的运作。考虑到他们的声音往往形成中央银行政策制定的舆论氛围，如果能够加深这个群体对中央银行事务的理解，不管是对中央银行还是对整个经济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第三，对宏观经济学有兴趣的学者。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清晰地表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若干宏观经济学观点需要重新审视。我终究是一个实务工作者，没有能力进行理论创新，但我可以表达一下我的感受，就是原有的一些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还需要进一步发展或完善。因此，在这里我期待日本以及海外众多的经济学家尽快为货币政策或中央银行提供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
第四，从事公共政策制定的实务工作者，特别是在中央银行、金融监管监督部门从事具体工作的职员，或是希望将来从事公共政策事务的学生。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不仅需要专业知识，还需要政策制定者的责任意识。期望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公共政策的价值或意义，为制定最佳政策贡献力量。
基于读者的多样化，本书将全方位地论述中央银行。在所涉及的主题中，货币政策当然是最重要的内容，但本书绝不是专门论述货币政策的读物，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监督监管、支付清算系统、国际货币制度等内容也将占据相当的篇幅。在讨论货币政策时，一定会涉及宏观经济学和货币政策理论，而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也是不够的，还需要从更宽广的视角，如中央银行与政治和社会的关系，以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媒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等方面展开分析。此外，还需要关注中央银行治理机制，以及构成组织的管理层与普通职员的主动性和士气等问题。实际上，系统论述上面的所有问题显然已超出了我的能力范畴，也许是我有些贪心，还是想尽可能地覆盖这些内容。因此，若是想深入地了解某一方面内容而阅读本书的话，或许有一定难度，在此希望读者海涵。
本书共由3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日本银行职业生涯的形成期”，这部分介绍我从1972年入职日本银行到2008年就任行长之前的经历。期间的大事件包括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崩溃和金融危机、《日本银行法》修订、零利率政策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2004-2007年“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时期的世界经济繁荣等。这个阶段积累的大量经验以及汲取的教训形成了我作为中央银行职员的底气。
第二部分是“行长时代”，重点讲述我就任行长后经济和金融方面的重大事件，日本银行做出了怎样的决策，决策背后又是基于怎样的考虑，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我自身的想法，等等。对我个人来说，按照《日本银行法》规定，努力制定并实施了自己认为正确的政策。不管现实的政策是否正确，作为公共部门的一把手都有责任把当时的判断以及判断的依据留给后人。对于政策效果的评价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我认为当初做出决策的人应该对政策的效果负责。
第三部分是“中央银行的使命”，以中央银行的应有模式为主线，从若干侧面探索理想的货币管理制度。这部分内容与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着密切联系。回顾日本国内外经济金融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虽然细节上有所差异，本质上却是很多相似的事件不断地重复上演。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前人已经对货币管理机制及中央银行的理想模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中央银行应该发挥的作用还很大，需要不断地积累和探索。
本书是在我离开日本银行之后开始写作的。一方面是希望读者尽可能以冷静的心态阅读本书，同时也使得我在确定框架之后有充裕的时间深入思考各式各样的问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积累了一些必要的可以检验政策效果或政策成本的事实。进一步讲，由于中央银行以及学术界研究的不断深入，毫无疑问，我也有更多机会从包括曾经的中央银行同事的著述或演讲以及学者和经济学家的论文中汲取智慧，进一步丰富本书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