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三

在过去的10年左右的时间里，人类向数字社会过渡和转型的速度不断加快，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算力经济、物联网等概念与技术获得日益广泛的普及和应用。在全球范围内，一个平行于传统物质和物理形态经济的数字经济已经趋于成熟。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这绝不是说，作为物质和物理形态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不再重要，恰恰相反，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依然是支撑数字经济时代的物质基础。

在农业经济中，粮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说数字化可以改善农业经济和粮食生产，但它却无法替代农业经济和粮食生产。道理是相当简单的：迄今为止，人类生命和生活终究需要依赖于粮食和由粮食构成的食物链。改变这种固有的行为模式，唯有两种可能：其一，人类创造出彻底的粮食替代品；其二，人类被改造为不需要“吃”的物种，或者“吃”的可以不再是粮食。机器人是可以不“吃”的，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机器人难以替代人类。

回到现实，伴随人类人口持续增长（逼近80亿），人均耕地减少，包括土壤、水和气候等影响粮食生产的外部条件的恶化，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通过农业科技进步来解决粮食问题的认知。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在全球范围内，人类将继续面临粮食问题的挑战，甚至局部地区依然存在大规模的饥饿人口，“饥荒”的威胁从来没有退去。世界粮食计划署2020年4月21日发布的《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显示：全世界每天有8.21亿人在挨饿，另有1.35亿人正走向饥饿的边缘，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则又将额外的1.3亿人推向饥饿的深渊。如果做最坏的打算，全球可能会有30多个国家发生饥荒。毫无疑问，饥饿就是饥饿，饥饿只有依靠食品供应才能得以解决。

中国的农业是成功的，因为中国解决了14亿人的温饱问题。但是，绝不可以说，中国可以不再忧患粮食问题。我对吃不饱饭有过深切体验，并且参与了30余年前的农村经济改革，所以我始终关注中国的粮食问题。2020年夏天，我看到了王宏广教授撰写的《粮食安全不能太乐观，注意潜在风险》一文，对文中的如下看法深以为然：中国粮食安全并不是绝对安全，而是相对安全，需要依赖进口“相当于近9亿亩耕地的食物”来保障安全，平时没问题，战时有危险。于是，我立即与宏广教授通了电话，建议他将这些思想扩展成书，并推荐这本书作为2020年“莫干山丛书”的重点著作。彼此约定是三个月。

之后，我又知道，宏广教授在这个领域有着30余年的基础、功底和积累：他在1993年《中国农业：问题·潜力·道路·效益》中，提出了当时粮食安全问题——低水平、高难度、不安全，创造了粮食生产潜力九级订正法，预测粮食潜力最高可达6.4亿吨。从现实来看，其方法可靠、判断准确，2019年我国粮食产量为6.64亿吨。2005年，宏广教授团队在《中国粮食安全研究》《中国耕作制度70年》两本书中提出，为了保障粮食安全，要控制人口、保护耕地，目前来看，这些建议措施完全正确。

三个月后，我十分欣慰地收到了宏广教授和他的团队撰写的《中国粮食安全：战略与对策》书稿。这本书注重思想深度和学术方法，以数据为基础，以农业经济中的粮食生产为主线，将历史视角和现实政策相结合，对中国所面临的粮食安全做了全方位的解读和阐述。

我对本书的以下几个方面极为欣赏。（1）关于对新中国农业史的评估：彻底告别了持续数千年受饥饿困扰的历史，完结了农民“交皇粮”的数千年历史，即将结束以吃不饱为主要特征的“绝对贫困人口”的历史。（2）关于对当前中国粮食安全的基本判断——低水平、高难度、紧平衡、弱安全，指出了粮食安全面临的九大难题，特别是提出了“粮食隐性自给率仅为70%”，并就这些问题积极向中央建言献策。我认为这才是一个学者应有之义，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情怀。（3）构建了粮食安全的“六元指标体系”，用48个指标测算了31个省（市、区）的粮食安全指数，提出了要粮于技、藏粮于地、生粮于海、产粮于山、生粮于改、储粮于友、节粮于用、稳粮于共同体等具体对策，中肯且有见地。

从古代到现代，粮食问题始终困扰着人类的生存与健康，影响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现在，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粮食依然是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基础性、战略性产品。在人类彻底解决好吃饭问题之前，粮食的地位不会改变。

所以，这本《中国粮食安全：战略与对策》，不仅对中国国家粮食政策有意义，而且对其他国家也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粮食问题的特征之一就是具有天然的国际性。2015年，联合国公布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第二条就是“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业”。我认识宏广教授仅有一年，这是第二次为他的著作作序，写这样的序言本身也是一种学习。因思想和精神产品而有了像宏广教授这样的新朋友，这样的忘年之交，实在是幸哉、喜哉、乐哉。

著名经济学家
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
2020年10月26日于横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