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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本书的理论主要是用来解释崛起国何以取代主导国的，下面所举的例子就仅限于崛起国不同类型领导的战略偏好，这样我们就能控制国家综合实力这个变量，从而能比较容易地展示国家领导的类型对战略偏好的决定性作用。
崛起国的无为型领导倾向于回避崛起困境。孙学峰将“崛起困境”定义为崛起国实力和影响力的迅速增长导致其面临日益增长的国际战略压力或他国的负面反应。
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都会本能地躲避危险和困难。荀子说：“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
所以，崛起国领导回避崛起带来的压力和问题是很自然的行为。以中国面临的困境之一为例，一面是中国几乎无法和平统一台湾，另一面是武力统一台湾有引发中美战争的危险。面对这一困境，无为型领导就会以维护台海和平共同发展的政策取代统一台湾的政策。
这样的政策可以避免与台湾的军事靠山美国发生战争的危险。
在权力转移的情况下，崛起国的无为型领导往往缺乏能力抵御急剧增加的外部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源于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降低战略目标，崛起国就能大幅降低与主导国关系的紧张程度。多数情况下，崛起国的无为型领导可能会放弃崛起的目标，当然也就不制定崛起战略了。*无为型领导的策略有两个明显的优势：第一，这种策略对治国能力的要求不高；第二，这种策略效果明显，与主导国的紧张关系迅速缓解可证明策略的有效性。在中国，大多数赞成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的人都遵循老子名著《道德经》中无为而治的哲学。
崛起国的守成型领导倾向于运用经济或贸易影响他国的外交战略。他们信奉经济决定论，视经济为一国综合实力的基础，将经济利益视为首要的国家利益。这种类型的领导认为，崛起困境源于崛起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冲突，所以他们采取扩大与冲突国的经济关系来缓解国际压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决策者和经济决定论学者最偏爱的战略是“以经促政”。
虽然以经促政战略不能像回避冲突战略那样有效减小外部压力和降低战争风险，但它毕竟可以暂时缓解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紧张关系得以缓解的效果可以作为守成型领导智慧的证据，从而证明以经促政战略是正确的。不过，人们容易误以为经济决定论的政策都是促进经济合作的，其实也包括经济制裁政策。崛起国的守成型领导会利用经济制裁对弱国施加影响，并通过解除制裁改善与弱国的关系。实际上，这种策略的效力往往局限于经济领域。
崛起国的进取型领导倾向于采取扩大国际支持的战略来实现崛起。领导意味着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共生关系。据此，领导国的追随者越多，其领导力就越大。几千年来，联盟一直是领导国获取国际支持最常用和最有效的战略。当然，领导国也必须承担一定的战争风险和保护盟国的代价来维系同盟。为了扩大本国的国际权力，进取型领导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和代价。然而，这种战略必然会加剧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因为后者必然会试图遏制前者。面对这种冲突，崛起国的进取型领导将寻求盟友，尤其是在周边国家，以获得必要的政治和军事支持来对抗主导国的压制。
崛起国的一些邻国与主导国为敌，崛起国与这些国家结盟会带来与主导国发生战争的风险，因此采取这种战略的政府也常常是有着进取思维和能提供强有力领导的政府。中国在21世纪初成为崛起国，但至今还没出现一个愿意采用联盟战略的决策者。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坚持不结盟原则，结盟战略自冷战后在中国被妖魔化为“冷战思维”。
目前，中国只有少数学者主张恢复联盟战略。他们指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缺乏坚定的战略支持者，并认为任何战略都不如结盟能更有效地帮助中国获取国际支持。
他们认为，如果中国得不到广泛的国际支持，就不可能实现民族复兴。
崛起国的争斗型领导喜欢军事扩张。由于在强弱竞争中以暴力获取利益的战略有利于强者，所以这类崛起国领导的军事扩张多是机会主义行为，其军事攻击的对象是中小国家，包括主导国的盟友。这种战略容易导致崛起国与主导国盟友的军事冲突升级，并有引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
军事扩张的失败风险很高，因此争斗型领导经常缺乏恐惧战争的常人心理。自1989年以来，中国已有30余年没有卷入战争。这并不意味着在这段时期中国没有孕育争斗型的领导。一些中国军官主张以军事扩张战略实现民族复兴，他们以西方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为依据，论证军事扩张是攫取国际主导权的唯一路径。
上述分析将崛起国的4个典型的领导类型（无为型、守成型、进取型、争斗型）与4个典型的战略偏好（回避冲突、运用经济影响、扩大国际支持、军事扩张）一一对应起来。鉴于本书将对国际地位的态度和领导责任感作为国家领导类型的分类标准，战略偏好的分类标准设定为不同战略对提高国家地位的不同效率。其实，大多数崛起国的领导和他们的战略偏好都是上述类型中任意两类的混合。归纳这些典型的领导类型，是为了预测不同领导类型的崛起国的战略偏好以及某一崛起国不同领导的不同战略偏好。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国家的领导类型都可能改变，而且可能在国家资源性实力要素无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发生。常见的领导类型转变机制有两种：政权更迭和领导自我转型。
政权更迭是指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变更，这种变更经常伴随着新领导机构的建立。1949年，中国共产党政府推翻了中国国民党政府。这是最常见的政权更迭机制。美国总统从民主党人转换为共和党人则是另一种政权更迭机制。这两种政权更迭机制都可能带来领导类型的改变。例如，克林顿于1993年取代老布什为美国总统，美国领导类型从守成型转变为进取型。2001年小布什继克林顿之后接任了总统，美国领导类型从进取型转变为争斗型。2009年，奥巴马入主白宫后，美国领导类型从争斗型转变为守成型。特朗普在白宫就职后，建立了一个经济争斗型的政治领导，这是守成型和争斗型的混合体。
领导自我转型是指在国家最高领导人不更迭情况下的领导类型转变。若最高领导人执政的时间短，他所代表的领导不太可能发生类型变化。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执政，到统治后期，统治者的权力或已巩固或被削弱，此时领导类型就可能发生改变。长期执政的政治领导人往往变得较冲动，风险意识差，不善于从他人角度看待事物。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的现代研究表明，权力会对大脑产生不利影响。基于一个世纪以来对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研究，神经学家戴维·欧文和乔纳森·戴维森得出结论：“傲慢综合征是掌权者的一种心理失调，特别是那些取得重大成就的领导人，他们长期拥有压倒一切的权力，且很少受到约束。”
经过多年的试验研究和实地考察，心理学家达契尔·克特纳等人发现：“那些掌有大权的领导者有不受控制的行为倾向，其社会观念刻板，容易出错，他们的过激行为不可避免地会渗入领导力变化的过程中。”
杰里米·霍格文等一些神经学家坚定地认为，权力与人的共鸣能力为负相关关系，权力大的人往往不愿意充分听取那些权力小的人的意见。
我们还发现许多政治领导人的政治观点在其政治生涯后期发生重大改变。埃及前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本是反犹太主义者，但在62岁时，他在阿拉伯国家中率先与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以色列前总理伊扎克·拉宾与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多次发生战争，但在他71岁那年，他与巴勒斯坦达成了《奥斯陆协议》。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是一位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但在58岁时，他决定与*中国发展关系。最近的例子是普京，他在2000—2008年担任俄罗斯总统，2008—2012年担任俄罗斯总理，自2012年以来再次担任俄罗斯总统。执政以来，普京逐渐巩固了他在俄罗斯的个人权力。*他所代表的国家领导从其第一任期的进取型转变为当前的争斗型。
确定崛起国领导的类型可以帮助我们预测该国的战略偏好，而不是预测该战略能否使该国赢得与主导国的竞争。战略竞争的结果取决于双方的战略而不是单方的战略。在大多数情况下，竞争结果是由多次决策的相互作用决定的。管子说：“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也。”
这是说在博弈中，一方做出正确战略决策，并不必然决定博弈的结果。威廉森·默里将战略定义为“一个在机会、不确定和模糊主导的世界里不断适应变化的条件与环境的过程”。
基于管子和默里的洞见，笔者认为，在所有4种战略偏好中，进取型战略使一国崛起的机会最多，但并不能确保成功。
当主导国和崛起国的领导是相同的类型时，由于主导国具有资源实力优势，因此它比崛起国有更多的赢得竞争的机会。当两国的领导都是进取型时，主导国将有更多机会巩固甚至提高其国际领导地位，而崛起国实现其目标的机会则较少。获得国际权力与获得国家政权不同。荀子说：“故可以有夺人国，不可以有夺人天下；可以有窃国，不可以有窃天下也。”
受荀子的启发，笔者认为，影响崛起国与主导国战略竞争结果的主要因素是它们在赢得国际支持方面的领导力的差别。换句话说，赢得较多国际支持的一方将是竞争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