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的作用和类型

在20世纪80年代，罗伯特·杰克逊和卡尔·罗斯伯格研究了领导类型及其对非洲政治的影响。他们认为：“在维护或毁坏如和平、秩序、稳定和非物质安全‘政治物品’方面，非洲统治者及其他领导人的行为比任何其他因素起的作用都更重要。” 这种强调领导力重要性的观点，不仅可以解释非洲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而且适用于所有国家。同样地，本书对国家领导和世界领导的类型划分也并非仅是针对中国的，而是适用于所有现代领导国的。

政治领导的作用

如第一章所述，本书将政治实力定义为综合实力的操作性变量，将政治领导定义为政治实力的核心成分。因此，政治领导被视为决策中的主观能动性因素。在一国实力不变的情况下，该国的领导类型是有可能改变的，且随着领导类型的改变制定出不同的对外战略。例如，2013年中国的综合实力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但新换届的中国政府改变了以往的对外战略，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 这个事例符合玛格丽特·赫尔曼和乔·哈根的观点：“领导人划定一国国际利益和国内利益的界限。他们根据自己的认知和理解做出预测、制定战略并敦促本国政府采取行动。……这种认知有助于政府把握应对国际事务的方向。”

本书将决策视为集体行动，而不是某个领导者的个人行为，因此本书所说的政治领导是指决策的领导团队，而不仅仅是指最高领导人一人。无论决策的最高领导人有何不同，所有的决策都是由一个团队制定的，甚至独裁体制也是如此。例如，尽管团队成员在观念上存在分歧，但罗斯福、斯大林、希特勒各自的领导团队仍有类型之别。这些领导团队在二战期间做出的战略决定都是基于团队成员磋商而形成的。

领导团队不等于最高领导人，而是包括了最高领导人、他的团队成员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对此，荀子指出，“故道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王；道霸者之法，与霸者之人为之，则亦霸”。 莫里斯·菲奥里纳和肯尼思·谢普瑟认为，领导是“用来描述网络中一个部分的术语，这是个预测、预期和选择相互依存的网络。……没有追随者就没有领导者。” 笔者认为，最高领导人和他的团队成员能自然地聚集到一起，是因为无论在中文社会还是在英文社会里，同类人相互吸引是个普遍的现象。在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中，都有类似的俗语反映了这种现象。中文俗语有“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英文俗语有“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本书对政治领导的分类依据其具体的政策而不是最高领导人的个性或信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说：“检验一个政府是不是真的好政府，要看它有没有提供好的管理的能力和倾向。” 本书创建的是国际关系理论，因此从制定对外政策的角度对领导进行分类。决策团队成员意见不一是司空见惯的。当就某一问题达不成共识时，他们会推迟对该问题的决策，直到不得不做出决定或重新讨论时再议。赫尔曼和哈根注意到，学者发现过度的集体凝聚力会形成“集体思维”，而且会导致权力大的决策者的政策偏好草率地成为决定。 南内尔·基奥恩指出，“领导这一事务的特点就是最高领导人与其追随者持续不断的不对称性，以至最高领导人对追随者行为的影响力和塑造力大于追随者对最高领导人行为的影响力和塑造力”。 在出现国际危机时，这种情况尤为突出。最高领导人承担着维护政府政权的终极责任，危机时，最终决策的权威就会向最高领导人集中。由于领导团队的政策通常与最高领导人的意见一致，因此在做定性分析时，我们可以将最高领导人作为决策团队的代表。

国家领导的类型

国际体系和国内体系的性质不同，前者是无政府状态，后者是等级制。因此，国家领导和国际领导属于两种不同的领导体系，其合法性的程序和领导权的执行都是不同的。国家领导的政治合法性是由法律、传统或宗教确定的，而国际领导则是建立在物质实力和其他国家支持的基础上的。一国政府可以通过指令在国内实施计划，但在国际事务中，则须通过谈判争取他国同意本国制定的战略，即使对盟国也不例外。例如，中国于2013年发布了全球“一带一路”计划。 当中国政府意识到国内领导和国际领导之间的差异时，便将该计划在国内称为“一带一路”战略，但在国际上称为“一带一路”倡议。 鉴于国内领导和国际领导的性质不同，本书将依据不同的变量对两者进行分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领导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鉴于研究对象是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大国的政治领导，本书以政治标准进行分类。一般来说，政治领导是指一个领导团队，这个团队有能力赢得其他个人、团队或组织的支持，以完成共同的任务。根据这一定义，政治领导的分类标准就应侧重于赢得社会支持的能力。由于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性质不同，前者是等级制的，而后者是无政府状态的，因此赢得国内支持的逻辑与获得国际支持的逻辑不同。所以，本书从对外政策角度划分大国的内政领导类型，以领导团队的国家责任感和其履行职责的能力为标准，而对国际领导进行分类的标准则是领导国在特定国际体系中维护国际秩序及其战略信誉的责任感。

国家领导可分为4种类型：无为型、守成型、进取型和争斗型。这4种类型是依据两个互动的自变量划分的：一是领导团队对本国国际地位的态度，二是领导团队对可能的政策结果的责任感。这两个自变量各有两个变量值。对国际地位的态度可分为“维持现状”和“改变现状”两个变量值，领导责任感可分为“负责的”和“不负责的”两个变量值。表2-1展示了基于这两个变量的国家领导分类。

在表2-1中，在维持现状和改变现状方面，守成型领导和无为型领导都没有任何动机去扩大国家的国际权力，而进取型领导和争斗型领导有强烈的意愿去扩大国家的国际权力。在负责的和不负责的方面，守成型领导和进取型领导能在失败面前承认错误，并愿意相应地调整其政策方向。相比之下，无为型领导和争斗型领导不愿意承认错误，即使其政策已造成灾难，他们仍坚持原有政策而不接受任何批评。根据上述分类，我们可以找到与以下4种领导类型相应的政治哲学理念。

（1） 无为型领导——道家 ：这是采取无为而治哲学的国家领导。这类领导认为，保持现有国际地位的最佳策略是无为而治。道家以自由放任哲学而著称，许多人采取这种生活态度。 无须精通或阅读道家哲学，决策者也会采取无为而治的领导风格，正如许多外交政策制定者，即使他们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一无所知，他们也会接受现实主义的理念。无为型领导注重避免国内出现争论，通常以外交上的妥协迁就国内的反对派，这种做法虽不能有效应对国际压力，但也没有什么风险。

（2） 守成型领导——经济决定论 ：这是主张维持现有国际地位的国家领导，其采取的战略意在维护往届政府所取得的成就。他们视经济为一国综合实力的基础，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也是相同的。不过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在一些其他方面是相互冲突的。当决策者无意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并信奉经济决定论时，他们会认为扩大经济收益是维持本国已有地位的最佳战略。和其他三类国家领导相比，此类国家领导最为常见。许多王朝末期的决策者都是这种类型的，因为他们没有获取比前人更大的国际权力的野心。

（3） 进取型领导——政治决定论 ：这是通过适宜的改革提高国际地位的国家领导。此类领导信奉政治决定论，认为政治人才是决定性因素。他们把国家的兴衰归因于国家的领导能力，而非其他因素。此类国家领导在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不多见。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位伟大领导者中，唐太宗李世民是此类领导的代表。其在位期间（626—649年）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高的国际地位，史称“贞观之治”。《贞观政要》是本史书，记载了唐太宗与大臣们的争议、劝谏、奏议等。根据此书，在其执政的头18年里，他44次向大臣们承认错误，包括承认错误的军事决策，其中4次以书面方式承认错误。

（4） 争斗型领导——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是具有以军事手段提高国际地位野心的国家领导。这类领导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相信包括军事侵略在内的暴力效率。许多政权的开国领导者都是这种类型的，例如秦朝（前221—前206年）的开国皇帝嬴政、大蒙古帝国（1206—1259年）的首任统治者成吉思汗，以及后金的第一位统治者努尔哈赤。后金是清朝（1636—1911年）的前身。他们通过战争建立了帝国，这使他们相信赢得更多战争的胜利是扩大其国际权力的唯一途径。

在和平时期，争斗型领导可能给人民带来灾难，削弱国家的国际地位。* 美国外交官菲利普·戈登描述了特朗普政府在上任后的头几个月里对美国造成的破坏，如不断攻击民主治理的基础，威胁了制衡、公民自由、公民权利以及长期执行的国内规范，同时还不断挑战公认的国际规范和破坏外交传统。 特朗普的领导破坏了美国的民主，这一点是有广泛共识的。 78ikpNUCnbqXZFeNbsKffuXcxLGxA3siMC2XRHCBK4h6J+QsBnllgCmf8RsIBE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