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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能肯定地说，自己的性格是由哪些事件塑造成的？有太多、太多事情是发生在童年早期的懵懂中。我们的心灵沉浮于依稀忆起的不确定的经历里，随着时光荏苒，我们心中的“自我欺骗”会逐年使记忆扭曲，慢慢偏离事实真相。但是，有一件事我倒是能够百分之百地确定。
这件事发生于1937年冬天，也就是我的父母爱德华（Edward）和英妮兹（Inez Freeman Wilson）分居并开始办理离婚手续的时候。在当年，而且还是在美国南方地区，离婚极不寻常。可以想见，当时亲戚朋友之间一定是谣言满天，而且许多人一定还很不以为然。就在我父母忙着将生活理出头绪之时，他们开始寻找一处能保障7岁男童安全生活的地方。他们选中了湾岸军校（Gulf Coast Military Academy），这是一所私立学校，位于密西西比州海湾港（Gulfport）东边6千米处的滨海公路旁。
于是，在1月的某个早晨，我和母亲搭上西行巴士离开彭萨科拉，一路经过莫比尔（Mobile）以及帕斯卡古拉（Pascagoula），来到海湾港。我们在下午抵达湾岸军校。我环顾四周，品评它的景观，发现那儿正是典型的悠闲墨西哥湾景致，于是立刻觉得它非常有吸引力。一栋栋附有游廊、周围围了一圈灌木丛的砖房，散布在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上。老橡树（我认为所有活着的橡树“看起来”都很苍老）以及高耸的松树提供了大片树荫。校园南边是90号国道，然后是一条安静的双车道公路。数米外的海堤底下，则是来自墨西哥湾的平静波涛。看到这幅海景，我不觉精神一振。这里会不会是另一个天堂海滩？
结果它不是。
我们来到低年级学生的宿舍，会见女舍监以及其他初级部的军校生。我看着那张属于我的行军床（这种床如果弄整齐的话，可以在上头弹硬币），聆听着每日作息规章的简介，检查着自己那套比照西点军校款式的制服。然后，我和室友握手。就一名7岁的孩童而言，我的室友实在是太过拘谨，也太过礼貌了。
孩童时的慵懒以及与童年冒险有关的梦，至此全都消失无踪。
湾岸军校是精心设计出来的大噩梦，专门用来改造没教养或缺乏纪律的孩子。它属于那种最原始的军校，学生一律穿着灰色毛料制服，站姿僵硬得就像枪杆子似的。校方的简介中，“保证”会让学生接受扎实的传统教育；它不是用“提供”或是“尽可能”这些字眼，而是“保证”这两个字眼。
毕业于湾岸军校的学生中，虽然有一部分会进入全国其他的大专院校就读，但是基本上，湾岸军校可以说是西点军校的预科学校，在私立学校中，就相当于办校宗旨是训练美国军官人才的弗吉尼亚军校（Virginia Military Academy）。
这一切都非常符合1937年美国南方白人中产阶级的文化。没有什么事情比得上在军队里节节高升更令年轻人热血沸腾的了。南方依旧沉浸在南北战争前的梦想中，梦想以军官、绅士、荣誉、勇气、坚贞不屈来效忠上帝和国家。我们心中常浮现这么一个身影：新近毕业的少尉军官，身着一身白色军服，手里挽着美貌可人的新娘，步出教堂。在家人备感骄傲的目光下，穿过军校同学们高举的军刀。他的所作所为将会日益加强众人对历史真相的了解：我们南方人之所以会在南北战争中败北，完全是因为缺乏武器，以及战力耗损殆尽。我们南方人，尤其是军官，个个都是当时全世界最棒的军人，都是不容轻视的美国南方人。
现在你总该明白，电视台采访越南战地指挥官时老是出现南方口音的缘故了。他们多半生着一副薄薄的唇，眼神犀利，绝不四处打诨开玩笑。对美国南方人来说，医生、律师以及工程师都是值得敬重的职业，当然，商人或牧师也很不错。来自亚拉巴马州的高尔夫球冠军或橄榄球四分卫，算得上是英雄人物，而且要是我们有某位亲戚[他的小名也许叫大蚊子（Skeeter）之类的，可以把他想成你的三堂哥汉克（Hank）的大儿子]选上国会议员，整个家族都会高兴得不得了。然而，如果要说谁才是代表力量与荣誉的权贵，那一定还是非军队统帅莫属。
湾岸军校年年都被美国国防部评鉴列入荣誉学校，换句话说，这里简直就是新兵训练营。它的生活规章就是专门设计用来磨损青少年男孩身上具备的一切坏品质，同时培养出炮弹落于前也毫无惧色的性格。“把小男孩托付给我们，我们还你个男子汉。”这就是湾岸军校的格言。1937年的湾岸军校毕业班年刊（里面有我目光僵冷的稚气面庞）清清楚楚地解释了该校准则，明明白白，不带一丝情感：
日常作息都有定规，每天每件事都得按规章行事，否则绝不宽贷。
与同学相处时，每人都得自视为团体的一分子，并依据这个观点正确对待其他同学。
激发每个人的潜能，使小男孩变得积极独立，蜕去备受娇宠的男孩的无助及依赖习性。
年刊作者[我怀疑，他是不是那位四方脸、担任军事科学和战术课程的乔克（Major Charles W. Chalker）上校？他的四方脸正从年刊上瞪着我]心目中所谓的作息定规，比起成人军校的规矩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套规矩如果放松一些的话，大可用在今日帕里斯岛（Parris Island）上的海军训练营之类的地方。
一周七天的军号声是由一群非常看重这项任务且引以为傲的军校生吹奏的，把我们的日常作息步调催赶得十分紧凑。早上6：00，第一声号角；6：05，起床；6：10，集合；6：30，病号集合；6：40，巡逻检查；6：45，服务生预告；7：00，集合行军至餐厅用餐；7：40，上课。之后，号角暂停，改由铃声通知上下课。然后是10：20，礼拜堂集合，中间休息4分钟；然后是预备铃，回教室上课。我们就这样被催赶着度过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18：50，号角再度响起，召集大伙儿回寝室；19：00，晚自习（不准听收音机）；21：15，归营号；21：30，熄灯号。之后，不准再发出任何声音，否则就只有登上违纪报告一途了。
星期六的作息与之相仿，只不过略微轻松一些，有一些空闲时间可以用来休闲、运动，或者接受违纪处罚。到了星期天，我们又得迅速回到死板而又紧张的生活状态：把皮鞋、徽章、皮带环擦亮（制服得随时保持整洁，星期天则要穿正式的灰白制服），还有就是上教堂做礼拜。接下来，我们要准备参加15：30开始的阅兵典礼。我们整齐列队出操，接受分队及个人检阅考核，队伍行进在军官、来访家长以及部分好奇且充满敬意的镇民面前。年纪最小的男生（我就是其中之一）则排在队伍的最后面。
我们学生拿到的课程表上，净是些响亮简洁的名词：算术、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历史、英文、外语；完全没有艺术、室外自然教学之类的课程，当然更不会出现“化学入门”或“美国经典”之类文绉绉的标题。学生拥有部分的选课自由，但是仍然只是一些无聊的科目，例如拉丁文、商业地理以及商业伦理等。这样的课程安排隐隐暗示着，假使你实在不是当军人的料，至少还可以去经商。
年龄稍大的军校生除了要接受步枪、迫击炮以及机枪射击训练外，还要学习测绘和军事战略。另外，校方也很鼓励学生练习骑马。至于我们这些初级部的小毛头，就只有眼巴巴地期待着将来哪天也能参与这些充满男子汉气概的活动。
湾岸军校的校徽图案如下：一只展翅的老鹰，爪子里握着两把交叉的军刀、上了刺刀的步枪以及长矛。左右两根矛柄上，各悬挂着一面带有48颗星星的美国国旗。海军以一面三角形盾牌作为代表，盾牌上绘有一艘三桅帆船。
湾岸军校所有的学生，从一年级生到十二年级生，全部按照同样的作息表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课程中。我们这些六年级以下的初级生稍稍拥有一些特权。我们有位女舍监林菲尔德太太（Mrs. R. P.Linfield，我只知其姓不知其名），年刊上她那张表情僵硬的脸看起来真是传神，正是标准军校女舍监的嘴脸。阅兵时，我们初级生不必肩背步枪，也不必接受武器和骑马训练。附近海湾公园学院（Gulf Park College）偶尔有女生举办的舞会，这些自然也和我们毫不相干。为了严守纪律，校方要求学生的父母不要送些不合适的礼物到学校里来，以免宠坏孩子：“不要送食品来弄坏他的肠胃。要送的话，送水果好了。”
军校生之间一旦发生冲突，要是没法用协商方式和解的话，就只有通过富有男子汉气概的方式来解决：在成人的监督之下，于旁观学生围成的场地中，双方公开较量一下。不过，偶尔也会有打架事件，在没有教官或学生干部到场的情况下，就悄悄地在某建筑物角落里进行。但是就整体而言，这类冲突还是都能够在不背离校规的情况下有效地得到纾解的。
犯规的学生必须到斗牛场报到，这倒是学校简介册子里没有提到的活动。通常，犯规学生得扛着步枪绕着圆形跑道踢正步，一踢就是个把钟头，时间长短视犯规严重程度而定。若是处罚的时间太长，还得连续几天分段执行。初级生也得以免背步枪“踢正步”——其实，多半时候我们都只是在漫步而已。
受罚倒是一段能够避开他人并且做做白日梦的好时光。我当时经常犯规，因此在湾岸军校期间，也花了大把的时间在踢正步绕圈子上。回想起来，我最常违反的规定是在课堂上和同学说话。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显然不曾记取教训。因为到了现在，身为大学教授，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在课堂上说话”。
在我心里，我一直明白自己是个讲理的好孩子。我既不迟钝，也不叛逆，因此受罚踢正步绕圈子总是意外降临的横祸。校方很少甚或不曾直接告诉我们这群初级生有关纪律或责罚的问题。于是，我们多半只有通过案例和口耳相传来学习守规矩。
每星期六下午1点50分，邮件窗口旁边标有“违纪”的布告栏上，会准时张贴出犯规学生的名单以及所受的责罚。每一次，我们都会奔过去围观，看看这个星期有谁可以去玩，又有谁得去踢正步。在执行完所有的责罚之前，犯规学生不得从事任何娱乐活动。我们还听到一些谣传，是关于高年级生犯下不可名状的恶行后所受的著名责罚。
就湾岸军校的思考方式而言，星期三下午称得上是享乐时光。从1：30到5：30，凡是没有列在违纪名单之内的学生，都可以自由外出。有巴士接送我们到西边6千米处的湾岸港，大伙儿可以去那儿吃奶昔，看电影，或者就只是闲逛也好。
这些嬉闹玩耍都挺有意思的，但是，我最渴望的还是我心爱的墨西哥湾，每次我望向学校草地正前方，它都在那里等我，然而我却没法靠近它。校方三令五申，不准学生跨越横亘在学校操场和海堤之间的双车道公路。学期结束前，我和一小群同学在女舍监的带领下，到海边玩了好几趟。年刊上登了一张我们的照片，大伙儿排成一列，身穿当时流行的带有肩带的泳装。图注是这样写的：“孩子们在周全的监护下畅游海滩。这儿风和日丽，他们可以在清爽的白沙上嬉戏，也可以沐浴在波光粼粼的岩湾海浪之中。”然而，在这里却不能钓鱼，没有时间容许你沿着海边漫步遐想，也没有机会撞见黄貂鱼或其他的海底怪兽。
在我就读湾岸军校期间，最轰动的大事要算小罗斯福总统（President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的大驾光临。刚刚开始第二个总统任期不久，小罗斯福总统就来到密西西比州以及路易斯安那州，亲自露面向选民致谢。这儿是全美国最坚定支持民主党的地区。靠海岸边的学校都临时放假一天，商场也暂时休业。店面的门窗都粉刷一新，马路也清理得特别干净。当地的《比洛克西海湾港先驱日报》（ Biloxi-Gulfport Daily Herald ）甚至不自觉地登出“连黑人小孩都换上了最体面的服饰”这样的字句。
大约有10万居民群聚在道路两旁，等候小罗斯福总统及其随从大驾光临。在那个时代，最高统帅是很少公开露面的。再说，小罗斯福所推行的新政更使得他在南方各州拥有神一般的地位。新政让许多穷如第三世界的乡村地区如释重负。
4月29日早晨，总统和随行人员从首都华盛顿乘火车南下，抵达比洛克西。车站前早已有24辆由当地政要、军警以及新闻记者组成的车队等候在那里，准备随行护驾。大队人马拜访了比洛克西的各个重要地点，包括一座在林肯（Lincoln）遇刺后漆成黑色的灯塔、退伍军人总医院（Veterans Administration Hospital），以及戴维斯（Jeferson Davis，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方邦联的总统）在密西西比的故居。在那儿，乐队奏起《迪克西》（Dixie，美国南部诸州从南北战争流行至今的战歌），同时该城仅余的8名美国南方邦联老兵高声呐喊，欢迎总统。
小罗斯福总统不时地举起软呢帽，并露出他那著名的笑容。最后，车队驶上90号国道，往西开向海湾港，并于上午10点的时候经过湾岸军校。全校师生均穿上灰白制服，肩并肩排成单行队伍，立在道路边等待着。小罗斯福总统原本以为要进行校阅，因此还特别指示手下的军官，披上总统随行人员所披挂的金黄色穗带。后来得知行程太过紧凑，无法停留这么久，总统便指示车队在行经湾岸军校时，特意放慢速度。当车队浩浩荡荡从面前通过时，我们全都举手敬礼。
不知怎么的，我没能从大队行经的众多面孔中找出谁是总统。但是，我总愿意自认为他看到我了，我是站在行伍尾端、个子最矮小的两名军校生之一。
对于这一切截然不同的新生活，我适应得相当快。初到的头几天，我觉得既困惑又孤独，熄灯后只能哭着入睡——但是又不敢哭出声来，以免被人听见。然而，过了一阵子之后，我开始有了归属感，觉得湾岸军校也像某种形式的大家庭，一切都是出于善意的关怀。我原本十分痛恨这个地方，但是后来爱上了它。多年以后回忆起来，甚至觉得更有味道，反而是那些让人痛苦的回忆已经渐渐淡去。我在那儿所待的时间，刚好足够令我转换某些心态。直到现在，我依然能轻易地在心中唤起那些有条不紊、承担重任的影像。
其中最鲜明的影像是：星期天上午，大家集合准备阅兵时，一名军校生缓缓出列。他只是个十来岁的大男孩，骑在马背上，足蹬闪亮的军靴，身上佩挂着武装带和带鞘的军刀，头上是洁白无瑕的白布帽。他神情自若地操演一整套繁复的程序。他一边对着正在步行的军校生讲话，一边驱策坐骑缓缓绕圈，转弯，再转弯。他的面容已经从我心头消失，但是他的形象依然闪耀着光荣、正直、雄心以及巨大成就的光芒。我自问，到底是什么巨大成就？我自己也说不上来，但是无所谓，反正他那朦朦胧胧的身影之中蕴藏着力量。
我于春季班结束后离开湾岸军校，然而个性里却已埋下军事文化的种子。即使到了念大学的年龄，我依然带着南方佬对年长者惯有的敬意。另外，面对成年男性时一律称呼为“先生”，女性则称呼为“女士”，不论他们究竟是什么身份；这类尊称令我觉得很愉快。我本能地尊重权威，并且很感性（若不是理性的话）地相信，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我们不该露出忧烦之色。骨子里我是社会保守主义者，而且是主张拥护现状的人。我看重传统风俗习惯，越是庄严崇高、仪典繁复，越合我心。
我这辈子在待人接物方面是绝对重视礼数的。但是我发觉，我日常相处的那群棱角分明、社会化不足的科学家中，少有人重视这一套。与人辩论时，我会非常注意音调是否拉得过高；每逢反驳他人时，我也都会尽量记住要说“从各种方面而言”之类的话，而且我也是从心底里这样认为。我最瞧不起的就是傲慢以及目中无人的态度，这种恶劣的态度经常出现在许多聪慧的知名人士身上。
我特别看重利他以及服务献身的精神，并且深信这是真正的美德，而不是为了博得旁人赞赏或肯定才存在的。每当想到为了完成任务而捐躯的士兵、警察或救火队员，我心中就激动不已。在悼念这些英雄的庄严典礼上，我感动得落泪的速度甚至快得令自己都不好意思。因为在这些烈士身上，我看到了一群勉力付出却不求报偿的人。而且，正是因为这群平凡人的坚忍，人类文明才得以安然渡过一次又一次的危机。
我一直担心自己缺乏像他们那样的勇气。烈士们勇往直前，甘冒风险，不屈不挠。在我心底里，我承认自己从来就不想要那样；我非常畏惧这个能磨碎年轻人的社会机器，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我始终没来由地认为，自己是半途而废的人。我曾尝试过刻意去做些补偿，好让自己去除掉这种奇怪的感觉。
年轻时，我故意养成一种习惯，在田野调查时测试自己的体能，逼迫自己勇敢面对所能忍受的最大困难或最大险境，借此肯定自己。年龄稍长之后，每当我想出一些刺激的点子，就到处炫耀，那举动就好比一名少尉军官在一列敌军面前，挥舞着军团旗向前冲锋一般。我一次又一次焦虑地自问：如果碰上了“真正的”考验，比如蒂耶里堡（Château-Thierry）战役或硫黄岛（Iwo Jima）战役，我是否也能顺利过关？是否也敢以性命相搏？这类胡思乱想都是自我中心思想和罪恶感引起的。
在我的科学研究生涯中，我曾投入相当多的时间去研究自我牺牲精神以及英雄情操的起源。但是我到现在还是不敢肯定，自己是否能从人类的观点充分了解这些情操。我深深觉得，国会荣誉勋章要比诺贝尔奖更为神秘动人，也更值得人们颂扬。我常利用闲暇时间读些闲书，浏览各位国会荣誉勋章获得者的生平。令人高兴的是，我竟然有机会能结识其中一位受奖者，同时也是美国著名的战争英雄——斯托克代尔（James Stockdale）。在一张他担任海军将官时的官方照片里，他的臂弯里抱着一本我的著作《论人性》（ On Human Nature ），这本书主要是讨论利他行为和领导行为的生物学基础，以及探讨荣誉勋章可能具有的含义。
斯托克代尔曾在越南战俘营里苦熬了8年，其间大部分时间他都饱受酷刑折磨，对方一直想要套出他在北部湾事件里的飞行任务究竟是什么，但他始终坚持不吐露实情。有一次，他实在是担心自己的意志力挺不住，竟用自己的手腕击碎了窗玻璃，试着使审问中断。这一招果然奏效，从此他受到较好的待遇。同时，身为高阶美军军官，他始终努力团结狱中的美军战俘，利用秘密的“拍打暗号”，把信息传遍一间间牢房，以类似战时小组的方式，把大家团结起来。
其实在那种情况下，找借口很容易：反正我已经尽责了，我不过是枚小小的螺丝钉、遭遗忘的小棋子，为何要去冒生命危险？
我相信，斯托克代尔钢铁般的意志一定有部分是由自律和荣誉感造就的，而这正是军校最卖力灌输给学生的两大品行。当然，部队英雄主义可能很容易僵化，形成盲目服从，这一点也是事实。但是这些在我眼中则是由人类文明必需的美德编纂而成的法典。衷心接纳它们，会让飘扬的旗帜、密密麻麻的军阶，以及荣誉勋章彩带，全都变得神圣起来。
因此你应该能够了解，我最敬佩的莫过于那些集中所有勇气和自律全身心地投入到单一重大目标上的人，比如探险家、登山家、马拉松选手、战斗英雄，以及非常少数的科学家。
科学称得上是近代文明的最高成就，但是在这个领域里则少有英雄。大部分的科学研究只是聪慧的心灵在“科学游戏”中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科学家就像神秘的魔术师，心血来潮时在实验室里设计一些聪明讨巧的实验，又像有精妙洞见的编年史专家，或像穿梭在欧美等地各大研讨会之间的旅人。
如果你天生够聪敏的话，玩这些游戏真是人间至乐。当然这一切也没什么不好，但是就我那些听起来可能很别扭的理由来看，我比较敬重那些明明知道眼前的目标令人畏惧但仍勇于挑战的科学家。他们拥有钢铁般的意志来对抗失败，随时准备接受失败的痛苦；他们考验自己性格的意志，并不亚于投身于科学文化的热忱。
达林顿（Philip J. Darlington）就是这么一号人物，他担任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Museum of Comparative Zoology）昆虫馆馆长多年。1953年春天，当时我年仅23岁，准备出发前往古巴和墨西哥采集标本。这是我第一次前往热带地区，临行前我专程拜访了达林顿，请他给我一些建议。我们就在博物馆鞘翅目室角落乱糟糟的实验桌前谈起来了。
达林顿是昆虫学界极受后辈敬重的人物。他非常注重隐私，而且很单纯，就像他的妻子莉比（Libbie）曾经说过的，他选择要过“完整的人生”。他把他的一生完全奉献给研究甲虫以及动物的地理分布。早在出国旅行还非常艰难、昂贵的年代，他就已经把研究触角伸向了世界各地。
达林顿集勇气与技能于一身，在昆虫学界无人能及。他会先看准适当的昆虫栖息地，然后日复一日地长途跋涉，有时工作到天黑才停止；他搜集了数百种昆虫标本，其中许多都极为稀有罕见，甚至有些是全新物种。如果你觉得他这种学术兴趣很难理解，那么不妨回忆一下达尔文（Charles Darwin），他同样也是狂热的甲虫采集者，而且也同样对动物的地理分布怀有极大的兴趣。
达林顿很乐意会见我，但是他并不打算多费口舌。他的举止专业而保守，偶尔露出嘲讽般的笑容或抿抿嘴（典型的学者表情）。他长了一对粗黑的浓眉，盖在双目上方，把人们的注意力略往上拉高了些，让旁人更容易在他说话时注意到他的脸。他很快就说到了重点。
“威尔逊，当你采集昆虫时，不要只沿着小径走。大多数人进入野地里时都太偷懒了，他们就这样沿着前人开辟的小径，只走入树林一小段距离。你如果也这样做，恐怕只能捉到几种昆虫而已。你应该直线切入森林，尽量排除途中遇到的障碍。这样做很累，但这就是最好的采集方法。”
然后，他告诉我一些自己曾去过的良好采集地点，然后描述了一下如何冲泡古巴咖啡，谈话就结束了。
这些正是我想要听的。这是正确的做法，也是艰苦的做法。大师对于入门弟子的指示：勇气、苦干、决心、忍耐痛苦，最后成功的甜美果实（发现新物种）将等待着心志坚忍者。他并没有告诫我要注意健康，或祝我在哈瓦那（Havana）玩得愉快，只说要沿着直线走，而且要努力做到。他要我为比较动物学博物馆带回一些好东西。
达林顿年轻时确实亲身践行了他给我的那些建议。他攀登哥伦比亚北部的圣马尔塔内华达山脉（Sierra Nevada de Santa Marta），一路采集到海拔6 000米处。他曾沿着几乎垂直的山路攀上古巴最高峰图尔基诺峰（Pico Turquino），那儿属于马埃斯特腊山脉（Sierra Maestra），是个很偏僻的乡村地区，20世纪50年代因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游击战而声名大噪。接下来，达林顿在蒂伯龙半岛（Tiburon Peninsula）上的崇山峻岭中再次完成壮举，登上海地的最高峰拉荷塔（La Hotte）。
他独自越过最后1 000米标高的范围，沿直线横越云雾缭绕的原始森林，在杂乱的灌木丛中，弯腰扭身以穿越层层枝丫间的狭小空间。他好不容易登上山顶，却失望地发现，有一支丹麦调查队早已由另一边登顶，他们胡乱开出一块空地，还在他们横切过的路线上绑起布条作为标识。达林顿原本以为这儿会是海地最偏远的地方，能够让他自由自在地暂时远离山下的拥挤的人群。
即使如此，他还是抱着一线希望，看看能不能在山顶上找到一些数量稀少、濒临灭绝的本土哺乳类动物，也许还能发现新物种。当天晚上，他手提油灯出外搜寻，但是没有什么斩获。他看到的净是一些原产于欧洲、早年无意间随欧洲货船来到西印度群岛并大大危害到当地原有动物群（fauna）的黑鼠。
不过就整体来说，达林顿这趟旅程的收获还是相当丰富的，而且他还是有史以来第一位登上这座山顶的生物学家。他在攀爬拉荷塔山峰近顶端时，沿途采集到了许多新种昆虫以及其他的动物，包括一种新属的蛇，这个属后来被命名为达林顿属（ Darlingtonia ），以纪念他的功劳。
他的冒险活动一直继续下去。珍珠港事件后不久，达林顿被征召加入了美国陆军军医疟疾调查团（Army Sanitary Corps Malaria Survey），在军中担任中尉。他任职于第六军团，参加过新几内亚、俾斯麦群岛、菲律宾中部以及吕宋岛等地的战役，于1944年以少校军衔退役。
在离开新几内亚之前，他打算到该国各地大量采集步甲虫科昆虫或其他科昆虫，其中一个采集地为俾斯麦山脉的最高峰——威廉峰（Mount Wilhelm）。
就在那趟旅程中，达林顿的探险活动成为动物学界不折不扣的传奇故事。那天他独自在丛林里搜寻标本，来到一处凝滞的丛林水潭边。为了在水潭中央采样，他冒险踏上一截半沉在水中的原木。谁料到，潭底却突然冒出一条巨型鳄鱼，直冲着他游来。他小心翼翼地向岸边退去，但是树干滑溜得很，他终于失足落水。鳄鱼追了上来，张开大嘴，露出獠牙。达林顿试图抓住鳄鱼的下颚，成功了一次，但又失手了。
“我没法形容当时那种恐怖的感觉，”事后他告诉一位战地记者，“但我真是吓坏了，心里不停地嘀咕着：这恐怕是博物学家碰到的最糟糕的情况了！”
达林顿当时39岁，身高188厘米，体重86公斤；反观鳄鱼，有好几百公斤重，自然居于上风。它咬住达林顿甩来甩去，终于把他拖到了潭底。
“那几秒钟好像有几个小时那么长，”达林顿回忆说，“我拼命猛踢，但是那种感觉就仿佛陷在蜜糖海里踢打一般。我的腿像铅块一般重，肌肉很难活动。”不知是因为被他的脚踢中要害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这畜生忽然松开双颚，达林顿急忙游走。他拼命挥舞手脚，奋力攀爬上岸，尽量不要停下来，因为他知道鳄鱼有时候会一直追猎到陆地上。不料，最后关头他又滑倒在烂泥中，再度滚落水里。大鳄鱼又一次向他靠拢过来。
“简直是一场噩梦！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大喊救命，”他说，“但是没人听得见！”他再次挣扎着爬上岸，这一次，总算成功逃到丛林的庇护之下。直到那个时候，他才意识到手臂上的剧痛，以及因为失血所造成的极度虚弱。“那趟前往附近医院的徒步之旅，是我所经历过的最长的一段路。”达林顿两只手臂的肌肉和韧带都被撕裂，而且右臂也骨折了。他的双手也被鳄鱼的牙齿咬伤，只有左臂和左手还勉强能动。
我承认，击退鳄鱼只能算是求生的举动，不能用来证明人的性格；但是，敢于前往鳄鱼盘踞之处，加上达林顿事后的所作所为，就足够用来说明他的性格。
达林顿被送到巴布亚（Papua）的多巴杜拉（Dobadura）疗伤，打了好几个月的石膏。然而，什么都挡不住这个家伙，他竟然锻炼出单用左手采集昆虫标本的绝技，同时也开始不停地四处采集起来。他先请人在手杖顶端绑上一个小瓶，然后来到树林中，把手杖插进土里，用左手打开瓶子的软木塞，把昆虫标本放进去，再把塞子盖上。几个月下来，他的双手和双臂渐渐复原。在那段疗伤期间，他的采集成果足以建立一所世界级的昆虫收藏馆。返回哈佛大学后，达林顿依旧年复一年地继续他的工作，拓展人类对于新几内亚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昆虫的了解与认识。
我个人品评英雄的标准，最初是被严厉的军校灌输得来的；这所军校的教官认为，教育小男孩的方式基本上和教育大男孩应该没什么两样。这场阴差阳错的意外导致了古怪的结果。当时我认为军校就是真实人生的预演，之后的少年期以及青春期，不论眼前有多少反面的证据，我还是认为：所有的成年人都必须辛勤工作，并遵守高标准的罚则；现实生活是艰苦的，毫无宽容的，所有的疏忽以及过错都无法弥补。
这股道德刺激在表面上渐渐淡去，但是它深深潜进了我的骨子里，甚至到现在都是一样，虽说我知道它并不完全合理，但我已经很难再改变了。部分童年经历会汹涌澎湃地穿越你脑部的边缘系统，抢先控制你的思考，终生左右你的价值观和情感。不论是好是坏，它们就是所谓的“个性”。
至此，我已经述说了两个塑造我的早期经验。拥抱大自然以及接下来的军事纪律，两者性质截然不同，却奇特地安置在了一起。在我童年的早期，总共有三段这样的重要插曲。现在，我要来叙述最后这段与科学家养成有关的插曲，它是三段故事中看起来最怪异的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