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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久远的记忆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或我们认为发生了什么事，完全是围绕着一组强烈印象建立起来的。
就我个人来说，我7岁时留下的一个鲜明印象是：我站在天堂海滩（Paradise Beach）的浅滩上，低头凝视水中的一只大水母。海水如此平静、澄清，水母身上每一处细节都展现在我眼前，仿佛它是被装在玻璃瓶中似的。这种生物真是令人惊叹，完全不同于我原先对它的印象。于是，我尽可能地从水面上、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端详它。它那带有淡淡光彩的粉红钟罩上，分布着许多细细的红线，这些红线由中央向钟罩形身体的边缘辐射。钟罩形身体的边缘垂下一圈触手，环绕并稍微遮盖住里面的一条摄食管，以及其他的器官。这些器官翻来翻去的，就好像湿漉漉的窗帘似的。对于这些位置较低的组织，我只能看到一点点。我想要看得更清楚些，但是又不敢涉得更深，只好把头凑得更近些。
如今，我知道这只水母是生活在大西洋沿岸的刺水母（sea nettle，学名为 Chrysaora quinquecirrha ），属于钵水母纲（scyphozoan），而且还知道它是从遥远的墨西哥湾漂游到天堂海滩的海洋生物。但是在当时，我完全不知道这些动物学方面的专有名词，只知道它叫作水母（jellyfish）。然而，这只动物是那么神妙，而“果冻般的鱼”这个讨人厌的名字是多么地不恰当，多么地贬损它。我早就应该轻轻呼唤它真正的芳名：赛弗柔安（scyph-o-zo-an）！想想看，我发现了一只赛弗柔安！对这次值得纪念的发现来说，这个名字合适多了。
只见它停在那儿好几个小时都不游开。当暮色低垂，我必须离去时，它身体下方那堆纠缠不清的东西，看起来似乎更深地伸入了黑暗的海水中。我不禁好奇：这到底是一只动物还是一群动物？现在我能肯定它是一只动物。而就在同样一片水域，还有另一种外形类似的生物，俗称“葡萄牙战舰”（Portuguese man-of-war）的僧帽水母，则是由一群动物紧密结合而成，各司其职，形成功能完整且和谐的生命共同体。
像这类事物，我现在能轻易列举出一大串，但是它们都不能和这只水母相提并论。它突然间硬闯进我的世界，来自我不知道的地方，产生了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气氛，我只能想到下列字眼：“在深海王国里，一场诡异、神秘的即兴演出。”直到现在，只要我凝神回想，这只水母依旧能体现蕴藏于大海中的神秘与邪恶。
第二天早晨，那只大西洋刺水母不见了。1936年的整个夏天，我再也没见到同样的生物。至于天堂海滩这个地方（近年来，我经常重游旧地），则是位于佛罗里达珀迪多湾（Perdido Bay）东岸的一处小村庄，距离彭萨科拉（Pensacola）不远，与亚拉巴马州隔水遥遥相望。
就在这个美妙的季节里，我家遇上了麻烦事。我的父母在那一年离婚了。那段日子对他们来说很难挨，但是对我这个独生子来说，一点儿也不难过，至少在那时还不觉得难过。当时我寄住在一户人家中，他们每逢暑期都会收容一两名男孩在那儿度假。对于小男孩而言，天堂海滩果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天堂。每天早晨用过早餐后，我就离开这栋面对海滩的小屋，独自沿着海滨闲荡，搜寻宝藏。我在温暖的浪头里涉进涉出，尽情搜寻在海水中漂浮的一切东西。有时候，我就只是坐在小山坡上瞭望开阔的洋面，然后准时回家吃午餐，吃完饭再出去晃荡，然后再回家吃晚餐，然后再出去，直到最后才不得不上床睡觉。然而入睡前，我在心里依旧要重温一下白天的探险历程。
我已忘记那户照顾我的人家究竟姓什么，长什么样，年纪有多大，甚至连他们一家有几口人都不记得了。他们很可能是一对夫妇，而且我也很愿意相信他们是慈祥和蔼的好心人，但他们早已淡出我的记忆。倒是那个地方的动物，对我施加了难以磨灭的魔法。那年我只有7岁大，每种生物不论大小，只要观察它们，想到它们，或可能的话，把它们逮住细细地看一次，对我来说都是件赏心悦目的乐事。
水面下有颌针鱼（needlefish）来回穿梭，身体细长，有如绿色的鱼雷，上下颌也延长如喙。它们天性敏感，远远盯着看是可以的，但它们永远不会让你有机会进入触手可及的距离。颌针鱼晚上到底住在哪里？这一点让我很好奇，但始终未曾知道。蓝蟹长着一对能刺破皮肤的利爪，在傍晚时分向岸边群集。用长柄网很容易就可以捉到它们，把它们煮熟后，敲开来就可以直接送进肚子里，也可以倒进秋葵浓汤中，这可是湾岸特有的热辣海鲜大锅菜！
鳟鱼以及其他一些鱼儿则在比较深的地方活动，比如靠近大叶藻（eelgrass）生长的地方或更深处；你若有只小艇，就能驾着它将鱼饵撒向鱼群。尾巴上长着吓人尖刺的黄貂鱼（stingray），白天把自己埋藏在水深及腰的水下沙堆中，等天色渐渐暗下来之后，才靠近有海浪的地方。
一天傍晚在海滩边，有个年轻人从我身边经过，手上把玩着一把左轮手枪，而我则尾随了他一阵子，他说他是来猎黄貂鱼的。在那个年代，很多年轻人（包括我父亲在内）都经常这样带着枪（通常是点二二口径的手枪或是来复枪，但偶尔也会出现更大型的手枪或猎枪）在乡间随意乱逛，除了人和家畜之外，想射什么就射什么。
尾随他的当儿，我把这名黄貂鱼猎人当成我的同事，一起探险的同伴，满心企盼他能找到一些我没见过的动物，也许还是较大型的动物。他绕过了海滨的转角之后，随即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接着我听到了两声连续击发的枪声。小口径手枪的子弹能够射中水底下的黄貂鱼吗？我猜大概可以，但自己从来没试过。而我再也没见到这位神枪手，没能亲口问问他。
我多么渴望每次都能逮到比前一次更大的动物。好不容易，我终于开了一次眼界，见识到何谓真正的“大”！
我知道，外海深处会有一些大型的动物。偶尔，一群宽吻海豚（bottlenose porpoise）会从岸边经过，离我站的地方很近，近到若是丢颗石子都有可能砸到它们。只见它们三三两两用背鳍划破海面，做出优美的弧形跳跃，然后落水消失，又在十几二十米远处，再度凌空腾起。它们这项反复的动作极富节奏感，因此我都能算准它们下一次冒出水面的地点。
遇到晴朗的日子，有时候我会连续好几个小时扫视着珀迪多湾水平如镜的海面，看看能不能碰巧望到什么巨型怪兽冒出水面。我希望至少能看到鲨鱼，亲眼见识一下那传说中的背鳍如何冲出海面；我知道它虽然远远看起来很像海豚，但是发出的声音和冒出水面的间隔时间则是不规则的。此外，我还希望能找到比鲨鱼更精彩的东西，但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就是某些能令我终生难忘的东西。
我能看到的几乎全是海豚，但我并不失望。在跟你分享那唯一一次例外之前，且容我先谈一谈追猎怪兽的心理学。界定这些怪兽的尺寸并不是以实际大小为准，而是以相对比例为准。据我估算，在我7岁大时，我眼中动物的大小约为我现在看到的两倍大。例如前面叙述的那只大西洋刺水母钟罩状的身体，现在我知道它们平均直径约为25厘米；但是我看到的那一只，似乎宽达60厘米。因此，可能真有所谓的巨型怪兽，即使它们在成人眼中算不上庞大。
最后，我终于见到了这样的动物。
它的登场并没有在万顷洋面上激起涡流。它在黄昏时分突然出现在我旁边。当时我正坐在由海滩通往船库的码头上，而支撑码头的柱子则竖立在浅水滩上。就着昏暗的光线，我几乎没法看清水底，但我依然不停地从码头朝下搜索，寻找任何大大小小会移动的生物。毫无预警地，有只超大的鳐（ray）——比一般常见的黄貂鱼大上好几倍——无声无息地从阴影中滑出，潜到我晃动的双脚下，接着又滑向另一边的深水处。这个圆形的影子看起来仿佛遮住了整个水底似的，不过几秒钟就消失无踪了。我惊呆了，心里立刻涌起一股欲望，渴望再看到这只怪兽一次；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还能捉住它，好靠近看个仔细。我心想，很可能它就生活在附近，而且每天晚上都会从码头边游过。
第二天黄昏，我从码头垂下一根钓线，钓线末端系着一个我能找到的最大鱼钩，鱼钩上穿了一只小活鱼。我让鱼饵整晚垂挂在约两米深的水中。次日一大早，我冲到码头去检查钓线。鱼饵不见了，但鱼钩还在。这样的步骤，我重复了整整一个星期，但毫无所获，白白浪费了鱼饵。如果我当时用的鱼饵是小虾或螃蟹，逮住这只大鳐的机会恐怕会大得多，可惜没有人给我这个生手一点建议。
一天早晨，我钓到一只海湾豹蟾鱼（gulf toadfish），它是生活在水底的杂食性鱼类，天生有张大嘴巴，突出的眼睛，以及一身黏糊糊的皮肤。当地人都认为它毫无价值，而且还是长得最丑的海洋动物。但我认为它很棒。我把我的豹蟾鱼放在瓶子里养了一天，然后就把它放回海里去了。不久之后，我终于放弃垂钓那只大鳐了，而且，再也没见过它从码头下经过。
为什么我要在事过境迁近60年后对诸位讲述我这个小男孩与怪水母、大鳐以及海中怪兽的故事？我想，这是因为它勾勒出一幅轮廓，通过它隐约可以看出一位博物学家是如何造就出来的。
一个小孩来到深水边缘，满心期待地准备迎接新奇事物。他就像是我们远古时代的祖先，带着好奇心，来到马拉维湖（Lake Malawi）湖滨或莫桑比克海峡（Mozambique Channel）边。
同样的经验一定在上千个世代中重复了无数次，换来的报酬也相当可观。海洋、湖泊以及辽阔的大河，都能作为食物的来源和抗敌的屏障。地理疆界无法阻止我们的祖先向外播迁，他们可不会困坐在不毛的山沟里等死，他们看起来简直能应付任何形式的变局。水域一直在那儿，亘古不变，大部分可望而不可即，同时又富饶得取之不竭。
这个小孩已经准备好要探索上述的生物原型（archetype），向未知世界启程，并从中学得知识，但他还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心中引导他的那股激情。然而，脑海中却已烙下了鲜明的印象，这个印象成为他往后一生的护身符，而且转化为强大的能量，引导他在经验以及知识领域中不断地成长。年纪渐长之后，他会从自己的文化源头中多了解一些复杂的细节。但是，核心的印象是不会改变的。任何成年人只要肯认真省思，一定会觉得好奇：为什么自己竟会长途跋涉一整天，只为了钓钓鱼，或观看海上日落呢？
在关键时刻获取丰富的实践经验，而非系统知识，才是造就博物学家的重要因素。所以说，最好能先当个野人，什么学名、解剖学知识，都不知道也不要紧，最好能先花上大量时间去随意探索和做梦。卡森（Rachel Carson）非常清楚个中道理，她在1965年出版的《万物皆奇迹》（ The Sense of Wonder ）中用不同的说法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如果实际经历是日后能产生知识及智慧的种子，那么感情和感觉就是这些种子生长所必需的沃土。童年时光正是培育沃土的时机。”她很明智地把孩童领到了海边。
对我来说，天堂海滩度假并非大人刻意为我安排的教育课程，只是随兴人生里的一段意外插曲。我被送到那儿，纯粹是因为我的父母相信那是个安全的、无忧的快乐环境。不过，就在那段短暂的时光中，又发生了第二段意外插曲，这段插曲决定了我最终会成为哪一类型的博物学家。
这天，我坐在码头上，拿着挂有小鱼饵的钓竿垂钓，只要鱼儿一咬上饵，我就立刻把它拖出水面。有一种小鱼长得很像鲈鱼，而且贪吃得不得了。它的背鳍上长有10根尖刺，一受惊，这些尖刺便直直竖立起来。当时，一只这样的鱼上钩了。我一时大意，扯得太猛，结果，它竟飞出水面，撞到我脸上，其中一根尖刺恰巧刺中了我右眼的瞳孔。
连续好几个小时，我都感到痛彻心扉。但是由于太想要待在户外，我不敢多吭声。我继续钓鱼。事后，我寄宿的那家人并没有带我去疗伤。（事实上，我也完全不记得他们到底知不知道我受伤了。）到了第二天，痛楚消了大半，只剩下轻微的不舒服。再后来，痛楚就渐渐消失了。
几个月后，我返回彭萨科拉老家，右眼瞳孔开始起雾，出现外伤性的白内障。我父母发现后立刻带我去看医生，而医生则马上把我转送到古老的彭萨科拉医院，去切除水晶体。这场手术简直就是恐怖的19世纪酷刑。某人把我按倒，好让一位名叫墨菲（Pearl Murphy）的女麻醉师用纱布罩住我的口鼻，然后滴进乙醚来麻醉我。好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当时她这种工作的标准收费为5美元。
等我的意识渐渐模糊之后，我梦见自己独自待在一间大会堂中。我被绑在椅子上，动弹不得，而且尖叫个不停。或许在我被麻醉之前，真的在尖叫。
总而言之，这次手术令人难受的程度几乎和白内障本身不相上下。因为手术后好几年内，我一闻到乙醚的味道就想吐。如今，一旦我受困在密闭空间里，双手受制不能动，脸上又盖着东西，这种情况肯定会让我恐惧症发作。
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种强烈反感，并不同于一般的幽闭恐惧症，因为我能够神态自若地钻进壁柜，或搭乘电梯，或在屋子下面及车底下爬行。在十几岁的时候，我还曾经探测过洞穴以及码头附近的水底幽僻处，一点儿都不害怕。总之，只要我的双手能自由活动，而且脸上别盖着东西，一切都好说。
从那以后，我只剩下左眼有健全的视力。很幸运的是，我左眼在近距离的视力，比一般人的平均视力更为敏锐，在眼科视力表上为2.0，而且终生如此。我虽然丧失了立体视觉，但是能清楚辨识小昆虫身上细小的图案和绒毛。稍长大后，或许是因为遗传缺陷的关系，我又丧失了大部分高频率音域的听力。如果不戴助听器，许多鸟类和蛙类的叫声，我都无法分辨。
因此，当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像美国所有的博物学家或多或少都曾经做过的一样，我带着彼得森（Roger Tory Peterson）的《野外赏鸟手册》（ Field Guide to the Birds ）以及双筒望远镜外出，结果证明我是相当差劲的赏鸟者。除非鸟儿很清楚地在我眼前奋力拍翅，否则我根本找不到它们；即使有一只鸟就在近旁的树上高歌，但除非有人直接指给我看，否则我还是找不到它。
类似的状况也发生在对蛙类的观察上。多雨的春天的夜晚，我和大学同学靠着高亢的雄蛙叫声的指引，前往青蛙的交配地。我的确找到了一些，比如叫声低沉的犬吠树蛙（barking tree frog），它们的叫声仿佛有人在用力敲打一只大木桶；另外还有东方锄足蟾蜍（eastern spadefoot toad），它们的叫声很像幽魂前往冥府报到时的呜咽声。然而，大部分蛙类的鸣叫声，在我听来，都只不过是一阵含含糊糊的嗡嗡声。
决定终身大事的人生转折点，竟然出现在我还这么小的时候。我之所以注定要当昆虫学家，一辈子研究或飞或爬的微小昆虫，完全不是因为拥有什么怪癖的天才，也不是因为有什么先见之明，完全就只是因为单纯的意外事件，限制了我的生理能力。
不管怎样，我一定得找出某一类型的动物来研究，因为心中的火种早已点燃，所以我能找到什么就研究什么。于是，我剩下的那只眼睛转向了地面。从此以后，我开始赞美地球上的这些小东西，这些可以用食指和拇指捏起来仔细观察的小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