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这一概念在欧洲人心中唤起的形象大抵是19世纪的画家欧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笔下的梅菲斯特：一张血口裂开至耳际，细长的眼睛高高吊起，手里抱着一把吉他，面露讥笑地弹奏着恋歌，双脚是一对蹄子，臀部长有一根尾巴。

浪漫主义时代的恶魔形象充满漫画式夸张，但追本溯源，其原型是罗曼式或哥特式教堂中用石头雕刻而成的中世纪基督教的地狱拷问者。根植在欧洲人记忆中的恶魔形象与基督教传统密不可分，以至于他们根本无法想象诞生自其他文化及宗教传统的恶魔。日本人亦是如此，若说起恶魔，我们联想到的，无论如何也不会是《地狱草纸》 中的鬼和佛教的罗刹，而是基督教的恶魔形象。

然而，我们有理由认为，恶魔的诞生与基督教毫无瓜葛，它最初的形象起源于巫术与神话。我们甚至可以说，人们对恶魔的记述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代。

“恐惧是人类所持有的最古老、最强烈的情感。”恐怖小说作家洛夫克拉夫特（H. P. Lovecraft）如是写道。原始人类相信超越性的不可见力量的存在，这股力量是如此危险，必须通过祈祷来祓除邪恶。对原始人而言，生与死、时间与空间之类的概念是混沌未分的，可见之物与不可见之物、自然与超自然的区别也并非泾渭分明。在洞窟中生活的他们畏惧黑夜，时刻担心遭受来自看不见的恶灵和死灵的袭击。疾病由恶灵所传播，死亡由恶灵所播撒，被如此危险的力量包围的原始人不得不通过祈祷来驱逐恶灵。

在不断忍受超自然力量所致之灾的漫长岁月的尽头—旧石器时代晚期，他们终于开始试图支配这股力量。于是，以交感律或共感律为基础的死亡巫术与模拟巫术诞生了。

法国考古学家萨洛蒙·雷纳克（Salomon Reinach）在20世纪初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艺术起源于巫术。尽管这一学说饱受争议，但是对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窟艺术的研究做出卓越贡献的亨利·布勒伊（Henri Breuil）神父显然也继承了雷纳克的观点。据布勒伊神父所言，驯鹿时代的艺术家们“信仰狩猎的巫术，即繁殖与猎杀的巫术，这是让他们的艺术走向成熟的社会因素。他们身兼艺术家与巫师的身份，一边出于对艺术的热爱而作画，一边期待着猎物增加、凶兽死亡以及捕猎活动的顺利进行”（《洞窟艺术的四万年》，1952年）。

向画在洞窟石壁上的野兽射箭的行为是一种猎杀动物的巫术，换言之，洞窟绘画的目的是创造出真实动物的替身并施展巫术。在马、野牛及其他野兽身上镌刻或者描画的箭矢很明显是咒术的象征。

与此类似，蒙特斯潘洞窟（位于法国上加龙省）出土的动物泥塑、伊斯图里兹洞窟（位于下比利牛斯省）中由驯鹿角制成的野猫像均为巫术用具。在加尔加斯洞窟中发现了大量的阴文手印岩画 ，其中大多数手印的手指是残缺不全的，这或许是为了消弭灾厄、免遭来自死者的复仇，或者驱逐恶灵而付出的牺牲。朗格兰河畔昂格勒（位于普瓦图省）的岩壁浮雕、屈尔河畔阿尔西（位于约讷省）的壁画都向世人昭示着此地曾经举行过某种仪式。更有甚者，原始人用手指在拉波美拉特罗纳洞窟（位于加尔省）的土壁上画下一条长达三米的巨蛇，这与其说是现实世界的蛇，毋宁说是人类幻想中尚显质朴的恶灵。

人类的想象力将在后世创造出最早的撒旦形象—出现于神话之中的龙，而这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奥瑞纳文化 形成之初就已经初露端倪。

另一幅旧石器时代的著名绘画—三兄弟洞窟（位于阿列日省）的壁画可谓基督教意义上对恶魔的最早表现。英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默里（Margaret Murray）女士在其名作《巫师们的神》（1931年）第一章《长角的神祇》的开篇引述了这幅画：一个身披鹿皮、头戴巨大鹿角的巫师在跳舞。默里女士主张，被基督教视为恶魔祭祀、伴随扮成动物行为的异教仪式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自不待言，参与洞窟仪式的原始人并不会把扮成鹿的巫师当作恶魔。古老的土著宗教所信奉的“长角的神祇”遭到新兴的基督教的敌视，被恶的原理所同化，长角的恶魔形象才逐渐诞生。

或许善恶二元论是伴随着巫术一同走向成熟的。符合自然原理的生命律动、光明与黑暗的循环、人生中喜悦与不幸的交织迭代，都使得人类易于接受“世界上存在着善与恶的神”的思想。这种信仰极大地促进了巫术的发展，也使得善恶二元论的原理臻于完善，以至于我们几乎可以在世界上的所有宗教中发现善恶二元论的存在。

在对史前时代进行了粗略考察之后，我们把目光转向最古老的文明时代。

自文明初始以来，东地中海沿岸一直盛行对自然的狂暴力量所化身的恶神的崇拜。摩押人崇拜的巴力毗珥 （Baal-Peor）、神秘的非利士人尊崇的偶像大衮 （Dagon）、赫勒斯滂的丰收之神普里阿波斯 （Priapus）均属此列。腓尼基一带传播甚广的偶像巴力（Baal）、亚扪人崇拜的摩洛（Moloch）亦在《旧约》中出现过。他们向信徒要求活人献祭，这无疑是恶神崇拜最纯粹的体现。亚述-巴比伦艺术残留着鲜明的恶神崇拜的血腥痕迹。早期基督教的教父们为了镇压这些延续到罗马帝国时代的古代偶像崇拜不得不殚精竭虑。

想必很多人都对最近备受好评的恐怖电影《驱魔人》中出现的亚述恶神帕祖祖（Pazuzu）的青铜雕像（公元前10世纪前半叶）记忆犹新，它堪称最强大的恶神之一。据法国的东方考古学家安德烈·帕罗特（Andre Parrot）的《人类的艺术》记述，“他愁苦的面容之下是一具干瘦的身体，双脚是猛禽的利爪，背部生出半敛半展的羽翼。扭曲成钩形的双手进一步放大了这尊丑恶的雕像的威慑感”。帕祖祖是空中的众恶神之王、带来瘟疫的热风之化身，以及与所有善良神祇为敌的恶神。此外，亚述艺术中长有双翼的人面狮、令人联想到叫弥诺陶洛斯（Minotaur）的牛头人身怪物，以及与肯陶洛斯（Centaur）相仿的半人半马怪物皆为后世希腊神话中怪兽的雏形。

古埃及是罗马人深为忌惮的土地，神话般的半人半兽怪物在那里肆虐横行。长着母牛头的女神哈托尔（Hathor）是地底墓地的守护神，她多次出现在底比斯的法老陵墓的壁画中。阿努比斯（Anubis）的头颅是豺狼，塞赫迈特（Sekhmet）的头颅是母狮，透特（Thoth）的头颅是朱鹭，三者皆是杂交的怪物。魔法也在这片土地上流行，女神伊西斯（Isis）是一名伟大的巫师，她用咒语复原了被肢解为十四块的丈夫俄塞里斯（Osiris）的肉体。隼头人身的月神孔斯（Khonsu）从病重的女王体内驱逐恶灵，孕妇的守护神、丑陋的矮人贝斯（Bes）能让邪恶的精灵敬而远之。塞特（Seth）长有一颗类似驴的动物的头颅，他是太阳神拉（Ra）的敌人、光明与大地上幸福的破坏者，可谓恶魔在埃及神话中的化身。塞特是荒漠、暴风雨与黑暗人格化的神，希腊人将其等同于下半身为蛇的巨人堤丰（Typhon）。

《亡灵书》 记载，塞特和撒旦一样因为傲慢之罪被神界流放，殊为奇妙的是，其叙述笔调令人想起《启示录》。巨人族与神族的斗争神话在全世界的宗教中都普遍存在。在婆罗门教的神话中，因陀罗（帝释天）与阿修罗族（非天）争斗不休，湿婆的配偶难近母降伏了长着水牛头的魔神，有兴趣者可以在著名的马哈巴利普拉姆岩壁浮雕（7世纪）中一睹其风采。在北欧神话中，雷神托尔探访巨人族的国度，不断与巨人们和米德加尔德巨蟒交战。

当然，我们在希腊神话中也能发现这类巨人族与神族斗争的神话类型—提坦神族（巨人族）与宙斯之间的战争。赫西俄德的《神谱》写道：“一时里，无边的海浪鸣声回荡，大地轰然长响，连广天也动撼呻吟。高耸的奥林波斯山底在永生者们的重击之下颤动。” 在历经十年的战争之后，战败的提坦神族被囚禁在塔耳塔洛斯（冥府的最底层、关押背叛诸神的重罪者之场所）。但丁与其向导维吉尔看见被锁链捆缚在地狱的井穴之中的巨人们，后者解释道：“这个狂妄的巨人想试一试自己的力量同至高无上的朱庇特对抗，因此他得到这样的报酬。”（《神曲·地狱篇》第三十一章） 这与叛逆天使的堕落如出一辙。

希腊神话中还出现了一种充满宗教与色情意味的人兽交婚现象，这种结合生出牛头人身的弥诺陶洛斯、半人半马的肯陶洛斯等怪物。或许有人还会想起将奥德修斯的部下变成猪的女巫喀耳刻。“弥诺陶洛斯”一词源于“弥诺斯”，他是古代弥诺斯的国王，亦是冥府的审判官，由此可见，希腊神话具有明确的死者之国的概念。被视为埃及之塞特的堤丰也是在与宙斯的斗争中落败并被打入冥府的巨人。这个下半身为巨蛇的丑陋怪物与女蛇妖厄喀德那（Echidna）交媾，生下了地狱看门犬刻耳柏洛斯（Cerberus）、勒拿湖的许德拉（Hydra，水蛇）和喀迈拉（Chimera，喷火兽）等怪物。我们列举一下居于冥府的诸神的名字：死者之国的统治者哈得斯（Hades）、冥王掠夺来的妻子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亡灵女王赫卡忒（Hecate）……还有复仇女神厄里倪厄斯（Erinyes）、侍奉赫卡忒的女怪物恩浦萨（Empousa），他们共同组成了可怖的冥界眷族。

希腊人将这些怪异的神话主题描画在陶器和瓶罐上，雕刻在大理石石棺上。如同装饰在武器和墙壁上的戈耳工（Gorgons，蛇发女妖）之首一般，这些绘饰充满艺术家的匠心。我们无法在此一一举例，若要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非波利格诺托斯（Polygnotus）在德尔斐留下的壁画《克尼多斯人的集会场》（公元前5世纪）莫属。当然，这幅作品没有被保留下来，但帕夫萨尼亚斯（Pausanias）的描述表明，这幅画描绘了坠入冥界者受罚的情形。还有一幅作品也体现了相同的构思，那就是塔尔奎尼亚的坟墓中的壁画。譬如奥伽斯之墓的壁画（公元前4世纪末）中的恶神图楚尔查（Tuchulcha，一说是冥河的船夫卡戎），他身负双翼，鼻子是秃鹫的利喙，头发是蛇，耳朵是驴耳，手中握有一柄棒槌。另外，伊特鲁里亚艺术中出现了大量关于恶魔、地狱和拷问的内容，这些洋溢着幻想气息的残酷绘画在近年来备受瞩目。

然而，罗马人的现实主义将会使得这些地狱神话散发出的炽热幻想气息完全冷却。罗马人相信拉弥亚（Lamia，掳走孩童的女妖）、食尸鬼（阿拉伯人的传说中啖食尸体的女妖）和勒穆瑞斯（Lemures，死者的亡魂）的存在，它们是吸血鬼和狼人的遥远祖先。诚然，维吉尔、贺拉斯与阿普列乌斯（Apuleius）的作品中经常出现赫卡忒的名字，罗马的埃斯奎利诺山的墓地是擅长使用毒药与媚药的女巫们例行聚会的场所，但是这些风俗对罗马人的艺术作品没有产生丝毫影响，他们基本上延续了希腊古典时代的主题。

尽管如此，斯芬克斯与喀迈拉所栖息的另一个世界的观念并没有从罗马人的精神世界中消亡。密特拉教深受伊西斯-塞拉皮斯 （Serapis）的宗教与琐罗亚斯德教的影响，它在保留了冥界观念的同时，大肆渗入罗马的领土，在与罗马的古代原生宗教的斗争中取得了优势地位。有确切的史料表明，许多罗马皇帝虽然表面上对巫术严加取缔，背地里却豢养巫师。这种夹缠不清的局面将会一直持续到新兴的基督教教义压倒古老巫术的那一日，届时新的善恶二元论将被确立，败北的诸神将一律被视为恶魔。

令人无法不惊异的是，基督教原本只是在罗马帝国边陲的犹太行省流行的民族性宗教—犹太教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分支，但它仅仅用了四个世纪的时间，就凌驾于当时盛行的诸多希腊化宗教之上，并且最终取得世界性宗教的霸主地位。宗教史学家弗朗斯·屈蒙（Franz Cumont）曾断言：“如果基督教没有取得胜利，密特拉教或将取而代之并统治这个世界。”但可惜的是，基督教成了最后的胜利者。

基督教以一种绝不妥协的态度，将偶像崇拜斥为恶魔行径，把异教的诸神统统流放到恶的世界。狂热的传教士圣保罗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 （《哥林多前书》）异教徒向这些恶魔献上牺牲以求与之和解，换言之，他们不断经受着将恶魔神格化的诱惑。倘若身为犹太人，便极难从这种诱惑中逃离。

一般认为，一神教起源于古老的二元论。自巴比伦之囚以后，犹太的一神教受到“阿胡拉·玛兹达与阿里曼之斗争”的二元论信仰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威廉·布塞特（Wilhelm Bousset）为代表的宗教史学派认为，关于基督教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伊朗式二元论的影响，还存有诸多尚未解决的疑点，但是基督教的天国与地狱之决裂、被拣选者与堕落者之间宿命般的差异都具有无可争议的古代二元论的特征。因此，尽管基督教否定与神敌对之恶的永恒性，但它仍然无限接近于犹太教—肯定天使王国与恶魔王国之共存—的《塔木德》思想或者卡巴拉思想。

《塔木德》与卡巴拉文献中有大量关于恶魔的起源、名称及恶行的论述，《圣经》同样充斥着暗示恶魔之力的记述。亚当的堕落是以蛇为象征的恶魔诱惑的结果，该隐杀人恐怕也是听从了看不见的恶魔的教唆，就连耶稣也不得不在荒野之中抵抗撒旦的诱惑。耶稣经常将鬼从被鬼附身之人的体内驱逐出去。《新约》有时也把鬼唤作“污鬼”。换言之，恶魔学传统在伊斯兰、东方和斯堪的纳维亚等犹太文明之外的周边世界的民俗土壤中逐渐丰富，从而衍生出《圣经》中的传说故事。基督教教会无法完全禁止纷繁的传统教义，便将其与基督教教义叠加起来，创造出一种宗教性的共生体。将自然的狂暴力量人格化的信仰能够追溯到史前时代，无法与之抗衡的基督教只好将其划定为恶魔性力量并安置在新秩序之中。

若将基督教的恶魔与斯堪的纳维亚的火神洛基（Loki）相比较，两者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洛基和撒旦同样诡计多端，撒谎成性，有诸多恶毒和背叛之行。若再与波斯神话中的众德弗（恶神）之王阿里曼（Ahriman，即安哥拉·曼纽）相比较，基督教的恶魔与异教神的相似性更是一目了然。据《阿维斯塔》 记载，恶神安哥拉·曼纽如诱惑基督的撒旦一般向琐罗亚斯德提出谜题，试图用花言巧语诱惑他。如此看来，基督教恶魔的特征并非独创，而是杂糅了地中海沿岸地区、日耳曼人部落以及波斯萨珊王朝神话与民俗故事之后的产物。

恶魔，在希腊语中被称为“διαβολή”（意为超自然的存在、精灵），在拉丁语中被称为“Diabolus”（毁谤者），在希伯来语中被称为“撒旦”（敌对者）。如其名所示，恶魔可谓无国籍的世界公民。

生于非洲的护教士米努修·费利克斯（Minucius Felix，2世纪末至3世纪初）在对话录《奥克塔维厄斯》（ Octavius ）中将恶魔定义为“丧失自然的志趣而终日沉溺于罪恶，乐于将他人引向恶的渊薮，性喜流浪的邪恶之灵”。或许恰如其所说，对流浪的癖好是恶魔的诸多特性中最不容忽视的一点。

随着基督教在西欧的地位越来越稳固，基督教特有的“地狱”与“叛逆天使的堕落”的观念也逐渐被确立。如前所述，“叛逆天使的堕落”的观念并非基督教所创立。然而，埃及与希腊-罗马世界表现这场诸神与巨人之间的宏大战争的艺术作品（譬如帕加马祭坛的浮雕）少之又少，相较之下，基督教艺术中的同类作品的数量却惊人。那么，我们便来说说这基督教化的“巨人战争”（Gigantomachy）吧。

拉韦纳主教府博物馆的6世纪马赛克壁画描绘了践踏着蛇与狮子的胜利者基督。在此处，蛇与狮子显然象征着恶魔的两种特征—狡猾与凶暴。我没有余裕在此详述蛇的象征意义，各位读者只要晓得蛇在基督教语境中意味着诱惑与原罪的污染便已足够了。关键在于，善的原理对恶的原理至此已经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从15世纪末的卡尔帕乔（Carpaccio）、拉斐尔（Raphael）、圭多·雷尼（Guido Reni）至19世纪的安格尔（Ingres），我们将在所有西欧画家笔下一再发现这一主题。“圣人与圣女征服象征恶之原理的巨龙”的主题是其变体，就连消灭斯芬克斯的俄狄浦斯、杀死戈耳工的珀尔修斯的主题亦在其流变的系谱中。在这些故事里，主人公无论是基督教的大天使，还是希腊的英雄，读起来似乎都没有什么差别。

佛罗伦萨新圣母大殿的壁画（14世纪）与让·富凯（Jean Fouquet）的细密画则表现出宗教融合主义的另一面。身披甲胄的大天使米迦勒击败了路西法，天使的形象与《启示录》的文本紧密贴合，可谓对圣约翰的幻想的忠实翻译。与圣米迦勒战斗的是“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颗头上分别戴着七个冠冕”。龙的尾巴“拖曳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贝亚图斯（Saint Beatus of Liébana）所著的《启示录评论》的诸多插图抄本堪称罗曼式抄本艺术的精粹，颇负盛名的圣瑟韦抄本（巴黎国立图书馆，11世纪）、巴利亚多利德大学抄本（10世纪）与摩根图书馆抄本（10世纪）都是对圣约翰的文本的生动写照。

然而，不久以后，《启示录》中天使与恶魔斗争的意象本身将自发地开始演化，变得越发复杂且奇诡。而这场演化的高潮是佛兰德画家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的《叛逆天使的堕落》（1562年，比利时皇家美术博物馆），它拉下了中世纪恶魔形象的最后帷幕，也为文艺复兴搭建了最初的桥梁。在这幅画中，曾经化身为龙的爬虫类恶魔早已消失无踪，它们蜕变为由毛毛虫、蝴蝶、青蛙、鱼和飞蝗等混杂而成的极具妄想性的杂交怪物，被交飞的众天使用利剑虐杀。拜占庭式的古典恶魔概念最终被新的杂交怪物取而代之。 yh7TxEg5fOonCA6I5T+0hSfXBYVr22i8wrnuhWkeGWqnlf4S3ay5c3hfJNCAi5f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