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伽丘殁后不久,我们便见到佛罗伦萨有两个社交圈子,俱对经典著作发生了兴趣。在常常聚于阿尔伯蒂家族Alberti之“乐园山庄”Villa Paradiso的那些嘉宾贵客之中,话题有时转到奥底修斯与喀提林、李维与奥维德、古罗马帝国,以及古拉丁语上面 (1) 。更富学识的团体,游集于圣灵教堂,在此薄伽丘和彼特拉克的传统聚集于杰出的神学家及爱国人士路易吉·德马尔希利Luigi de’ Marsigli(卒于1394年),他熟读西塞罗、维吉尔和塞内加,面对《奥德赛》中奥底修斯的同伴在基尔刻的魔法下变身为猪的情景,他追从圣奥古斯丁的方式,将之赋予一层道德涵义。受马尔希利影响的,有科卢乔·萨卢塔蒂、罗伯托·德罗西Roberto de’ Rossi以及尼科洛·尼科利Niccolò Niccoli (2) 。
萨卢塔蒂(1330—1406年)受学于博洛尼亚,年轻时曾与彼特拉克通信,自1375年至他去世期间,出任佛罗伦萨的教区书记或曰拉丁文书专员的显赫职务。如彼特拉克一样,他也是一位拉丁手稿的收藏大家。他热衷于寻访李维、庞培·特罗戈斯的佚篇,以及科耳修斯和昆体良的完足之钞本。他得到了维罗纳钞本卡图卢斯著作的一个誊录本(1375年),以及彼特拉克所编录的普罗珀提乌斯著作,还有一部传世至今的提布卢斯 (3) 。他是拥有加图的《农业志》、马克西米安努斯的诉歌集和庞贝乌斯注多纳图斯《大语法学》 Ars maior 等钞本的第一人 (4) 。1389年,他听说米兰有两部西塞罗书信集的钞本,【18】分别来自维罗纳和维切利,就找人誊录了维切利钞本的一份副本,在其中他欣喜地发现有彼特拉克所不曾知晓的《私人书简集》。1392年,他从米兰取得了维罗纳钞本的副本,包含了《致阿提库斯》《致兄弟昆图斯》及与布鲁图斯的通信,这是彼特拉克本人所发现并誊录的一部西塞罗书信著作孤本 (5) 。如此,历经数世纪的湮没之后,这两部西塞罗书信集,终于一并呈现于米兰的两种古本之中,并在佛罗伦萨,呈现于萨卢塔蒂所拥有的这两种近世写本之中 (6) 。后两种写本今存于洛伦佐图书馆 (7) ,与之同列的,还有《私人书简集》的祖本,那个维切利钞本 (8) 。
萨卢塔蒂绝非单纯是一位藏书家。我们发现他草拟了西塞罗书信集的概要,还整理了塞内加和圣奥古斯丁的著作钞本。他勘查出此前归于西塞罗的《论差异》 De Differentiis 系伪作。他时常勉励青年学者,因此得到他们的感念,这其中名声较显者,有博乔·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和莱奥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萨卢塔蒂身后获得大教堂公祭的荣耀。这位佛罗伦萨拉丁文书专员的纪念版拉丁文书信集之扉页,是他本人的一张全身肖像。瘦削冷峻的外表,配一只罗马人式的鼻子,被手中所持一卷沉重的巨册压迫得有些前躬 (9) 。
萨卢塔蒂在激发佛罗伦萨的希腊文研究方面有着显著的贡献。【19】而年轻的维罗纳的瓜理诺Guarino of Verona则受到作为修辞学和哲学教师的曼纽尔·赫律索洛拉斯Manuel Chrysoloras(约1350—1415年)之显赫声名的激励,感念于受教而获益 (10) ,遂在君士坦丁堡寻访其人故居。瓜理诺的威望使赫律索洛拉斯的名声在意大利北部广为传播;赫律索洛拉斯与年迈的德米特理乌斯·居多纽斯Demetrius Cydonius作为曼纽尔·帕莱奥罗古斯Manuel Palaeologus帝的使节(1393年),刚刚来到威尼斯,便有佛罗伦萨的两个富家子弟匆忙地赶来求教。一个是贾科莫·达斯卡尔帕理亚Giacomo da Scarparia,他同使节们一道返回拜占庭的首都,在那里跟随居多纽斯学习希腊文。另一个是罗伯托·德罗西,在威尼斯获得了一些有关这门语言的知识,他感发已经衰老的萨卢塔蒂对于希腊文和赫律索洛拉斯产生兴趣。萨卢塔蒂敦促斯卡尔帕理亚寻访所有希腊史家与诗人著作的钞本,特别是荷马以及柏拉图与普鲁塔克,还有希腊语的辞书 (11) 。1396年,萨卢塔蒂得帕拉·斯特罗齐Palla Strozzi与尼科洛·尼科利等显贵的授权,邀请赫律索洛拉斯离开君士坦丁堡,定居佛罗伦萨,在此教授希腊文。赫律索洛拉斯接受了这一邀请,在此职务上工作了四年(1396—1400年)。在其影响下,贾科莫·达斯卡尔帕理亚翻译了托勒密的《宇宙志》 【译按, Cosmographia ,或题作《地理志》 Geographia 】 ,罗西则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某些作品 (12) ;帕拉·斯特罗齐晚年也有从希腊文译出的文本,而尼科利对于这门语言并无任何深入的认识。那位新教师的最具热情的学生都是青年人,有莱奥纳多·布鲁尼、卡尔罗·马尔苏皮尼Carlo Marsuppini,可能还有安布罗焦·特拉威萨利Ambrogio Traversari。布鲁尼曾用四年时间研究法律,赫律索洛拉斯的到来激励他去学习意大利人“过去七个世纪”一直暗昧隔阂的那门语言 (13) ,【20】那门语言,将为他开启荷马、柏拉图和德摩斯提尼的宝库,其中还有令他倍感奇妙的全部诗人、哲人和演说家 (14) 。布鲁尼跟随赫律索洛拉斯学习了两年希腊文,稍后会提及他所翻译的大量著作 (15) 。另外一名出色的学生,韦尔杰里奥Vergerio,放弃了帕多瓦一份尊贵的教职,至佛罗伦萨来学习希腊文。不过,当赫律索洛拉斯为了遵从曼纽尔·帕莱奥罗古斯帝的旨令,于1400由佛罗伦萨去往米兰,1402年在彼处又受邀去帕维亚教授希腊文,阿尔诺河Arno畔起初学习希腊文的热情便开始衰退了。在帕维亚,赫律索洛拉斯为一部逐字对译的柏拉图《理想国》做了注释,之后又由其得意弟子乌贝托·德琴布里奥Uberto Decembrio加以修订 (16) ,这位学生将对老师的记忆和崇敬,传给了自己的学术继承人皮尔·坎迪多Pier Candido (17) 。赫律索洛拉斯返回东方世界住了一段时间,又于1407—1410年间作为钦差使节来到西方,先后拜访的城市,有威尼斯、佛罗伦萨、巴黎、伦敦 (18) ,以及最后一站,罗马。后来,他被派往君士坦丁堡,与宗主教商议各教会的统一问题。1413年,他带着两名枢机主教去日耳曼,安排康士坦茨会议(Council of Constance)之事宜,1415年春,因发热病逝于康士坦茨。他未被埋葬于多明我会修道院的教堂中,而是安息在唱诗班席位北侧与圣器陈列室之间的祈祷室内。修道院现已世俗化了,教堂安放亡灵的适宜之处变成了餐厅,邻近的祈祷室则成了食品储藏室,这一切都属于“小岛酒店” Insel-Hôtel 了;【21】但在古老的祈祷室的穹顶上,游人或许还能辨读出韦尔杰里奥为了纪念其老师所创作的朴质之铭文 (19) 。
出席赫律索洛拉斯葬礼的,有他在罗马的学生、诗人琴齐Cenci,还有博乔·布拉乔利尼。他的《教学问答集》是一部希腊文语法的对话体手册,是近世此领域中最早的教科书,初刊于1484年前不久的佛罗伦萨,1484年1月重刊于威尼斯,后来利纳克莱在牛津、伊拉斯谟在剑桥俱用此书。我们看到他在写给瓜理诺的信中讨论到德摩斯提尼所用 Theorica 【译按,Θεωρικά,指古代雅典城邦用以剧场演出的筹款】 一语的含义,以及普鲁塔克关于《伊利亚特》之版本所言及的 narthex 【νάρθηξ,“巾箱本”】 (20) 。不过他并无撰述家的创作能力,亦不具备教师之播散知识、诲人不倦的品格。总体上论其个性,较乎其前辈巴兰及利昂提乌斯·庇拉图斯而言,更可算得上是一位健全得多的人。他的学生博乔,很想要证明其老师在待人接物方面寡情严酷,却使人最终信服的是对于老师的赞美:说他方正、慷慨、和蔼,其庄重而又节制的诚挚之性格,本身即是对于美德的一种激励。他乃是当世之范轨,天赐之使者,为希腊文的学习注入了一股热情 (21) 。另一位著名的学生瓜理诺,怀着对老师声名的敬慕,将之比作照亮意大利之暗夜的一束光芒。赫律索洛拉斯去世40年后,瓜理诺深情地收集起多篇缅怀老师的赞词,将之编为一卷,题作《赫律索洛拉斯纪念集》 Chrysolorina (22) 。有一部曾为赫律索洛拉斯所有的希腊文手稿,今存于沃尔芬彼特 (23) ,他自己誊抄的德摩斯提尼著作,则庋藏于梵蒂冈 (24) 。
与此同时,【22】对于拉丁文学的热情在意大利北部得以延续和发展,倡导者是西塞罗的忠心门徒,下文即将要提到的巴尔齐扎的加斯帕理诺Gasparino da Barzizza (25) ,还有两位资历更早的拉丁学者,他们都被称为“拉文纳的约翰” (26) 。其一是彼特拉克的学生,年轻的人文主义者,一直被称作“拉文纳的乔万尼·迪孔韦尔西尼”Giovanni di Conversino da Ravanna(1347—约1406年)。他在1364年被推荐给彼特拉克,协助编纂《私人书信集》。他书法娟丽、记力非凡,且一心向学,使得东家想要一直留他帮忙。他曾离开彼特拉克,去往比萨(1366年),但很快返回。不久,他又渴望去君士坦丁堡学习希腊文;但彼特拉克向他担保,谓希腊已不再是学问的家园了 (27) ,于是他动身去往“卡拉布里亚”,带着写给罗马与那不勒斯二地之人物的介绍信。其后,我们发现他在佛罗伦萨教书(1368年),继而又执教于贝鲁诺Belluno和乌迪内Udine,唯一长久定居的地方却是帕多瓦,1382年他在此教授修辞学,1394—1405年复又在此工作。除了担任卡拉拉家族 【译按,the House of the Carrara,当时帕多瓦领主出于此家】 的拉丁文书,他还开坛讲说拉丁诗人,并引发了对于西塞罗的研究热情。他的学生中,有下一代人的杰出教师,费尔特的维托理诺与维罗纳的瓜理诺 (28) 。从前与他被混淆为同一人的另一位“拉文纳的约翰”,今已判定为乔万尼·马尔帕吉尼Giovanni Malpaghini(兴盛于1397—1417年),他在佛罗伦萨执教多年,学生中后来出了三位拉丁文书专员:莱奥纳多·布鲁尼、卡尔罗·马尔苏皮尼和博乔·布拉乔利尼 (29) 。
15世纪初期,【23】来自贝加莫附近之巴尔齐扎的加斯帕理诺(约1370—1431年)先后在帕维亚、威尼斯、帕多瓦和费拉拉任教,于1418年最终定居于米兰,在此他发现自己最初的心愿终于实现。他详细论释了西塞罗的《论演说家》《论老年》《论义务》《斥腓力》和《书信集》,其中最后一项乃是他钟爱的研究。他收集西塞罗著作的钞本 (30) ,对于西塞罗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培养出一种新型的拉丁文书信体。从此之后,拉丁书信既不是彼特拉克所效仿的塞内加风格和西塞罗的哲学著述体,也不是萨卢塔蒂所体现出的富于修辞学的面貌。它们旨在呈现一种刻意的漫不经心,从而反映出嘉谈妙语的优雅。加斯帕理诺本人的风格有时被批评为标榜精致洗练,缺乏力度与气魄。不过这并非一成不变。其行文具有三种主要的风格:(1)私人信函简略亲切,不过其中颇好 quod 一词的中古用法 【译按,当指在间接引语前往往冠以 quod 一类引导词,这是中古拉丁语之新变(古典拉丁语是以宾格主语的不定式短语来体现间接引述)】 ;(2)演说词中非西塞罗式的字句难得一见,不过他为圣弗朗西斯所作的颂赞,结合古典与基督教之措辞,而无丝毫不妥之处;(3)他为书信体拉丁创作所立的楷范,即 Epistolae ad exercitationem accommodatae 【擅于感人的书信】 。在末后这类风格的作品上,他最能够被立为典范;也唯有在此领域,他证明自己是“西塞罗派之真使” (31) 。法国对于文学与书信体的特有之钟爱,使得他的《书信集》 liber epistolarum 成为法国印刷出版的第一部书籍 (32) 。
图3 瓦勒理乌斯·弗拉库斯,iv 307—317【24】
出自 Codex Matritensis ,x 81,——原底本发现于1416年的圣高尔,此为博乔亲笔誊抄的副本,有题记和署名。见下文第27页注释9
(1) Giovanni da Prato,《阿尔贝蒂家族的“乐园山庄”》 Il Paradiso degli Alberti ,Wesselofsky编订,1867。
(2) Voigt, i 184–190 3 .
(3) Baehrens编订本,引言,pp. vii,x。
(4) Sabbadini,《拉丁与希腊文钞本的发现:14、15世纪》 Le scoperte dei codici latini e greci ne'secoli XIV e XV ,34以下。
(5) 上文第7页。( 本书中提及的页码若未加说明,均为英文版页码,即本书页边码。——中译本编者注)
(6) 参看Voigt,《萨克逊科学学会报告》,1879,41–65;Viertel,柯尼斯堡计划,1879,以及《古典语文学年刊》,1880,231–247;及西塞罗《书信集》 Epistulae ,Mendelssohn编订本(1893),xi以下;又见《美国语文学学会学刊》,xxi 59–87,以及Kirner,在《意大利古典语文学研究》 Studi italiani di filologia classica ,ix 399。
(7) xlix 7(《私人书简集》)和18(《致阿提库斯》)。
(8) xlix 9.
(9) 《书札集》 Epistolario ,Novati编订,三卷,大八开本,罗马,1891—1896;卷i之扉页,重刊于Wiese与Pèrcopo,《意大利文学史:自最初至当代》 Geschichte der italienischen Litteratur von den ältesten Zeiten bis zur Gegenwart ,193;卷iii之扉页,乃是Cristoforo Allori在更早时候作的肖像画;原信的摹本,见于iii 621,661。后又有卷iv第1编(1905),其中四分之一以上的篇幅都是萨卢塔蒂为古代诗人和古典教育的辩护词。总体参看Voigt,i 190–212 3 。
(10) Janus Pannonius,《匈牙利诗林佳味集》 Delitiae poëtarum Hungaricorum (1619),8以下(Legrand,《希腊书志:15、16世纪所刊希腊文学相关书籍之论述》 Bibliographie Hellénique:description raisonnée des ouvrages publiés par des grecs aux XVe et XVIe siècles ,I xix),famulus colis atria docti hospitis,et mixto geris auditore ministrum 【您容纳这仆人(我)进入学问的前庭,使得役卒也成了向学之人】 。
(11) 萨卢塔蒂,《书札集》,iii 129–132。
(12) 可由瓜理诺在普鲁塔克《弗拉米尼努斯传》 Flamininus 的题词中得到印证;转引自Bandini,《洛伦佐图书馆藏书类目》 Catalogus Bibliothecae Laurentianae ,ii 738。
(13) 这个时间跨度(得到其他许多人文主义者的认可)在Hody(p. 54)等人看来过于短暂了。但这近乎Martin Crusius的说法,见氏著《斯瓦比亚人编年史》,274,言及西元690年希腊语在意大利绝迹(正好是706年之前)。
(14) Hody,28–30;参看Gibbon,vii 122,Bury本,以及Symonds,ii 110以下。
(15) 下文,第45页以下。
(16) 洛伦佐图书馆拉丁文手稿,lxxxix 50。
(17) 见皮尔·坎迪多的一封信函,被收于特拉威萨利《书信集》,xxiv 69。当赫律索洛拉斯来至帕维亚时,他不过还是个三岁的稚子。
(18) 《上约翰帝(帕莱奥罗古斯二世)书》 Epistola ad Joannem ( Palaeologum II ) imperatorem , ἐν ᾗσύγκρισις τῆς παλαιᾶς καὶ νέας Ῥώμης 【在其中对比古代与今日的罗马】 ,见Migne,《希腊教父著作集》 Patrologia Graeca 【译按,即《教父著作集成》的希腊文编】 ,clvi 34 a, μέμνημαι δὲ τῆς ἐν Λονδινίῳ τῆς Βρεταννικῆς ... γενομένης αὐτοῖς (圣彼得与圣保罗) πομπῆς καὶπανηγύρεως τῶν ἐκεῖ 【我记起在不列颠的伦敦……在那儿举办使徒(圣彼得与圣保罗)的纪念庆典】 。
(19) Ante aram situs est D. Emanuel Chrysoloras,... vir doctissimus,prudentissimus,optimus etc. 【坛前安息的是曼纽尔·赫律索洛拉斯,其人之博学、睿智、仁善,无人可及云云】 (完整的誊文见Legrand,I xxviii以下)。我在米兰圣攸斯托尔齐乌斯S. Eustorgio教堂的波尔提纳理Portinari祈祷室(1462—1466)中见到一段铭文,竟误将曼纽尔·赫律索洛拉斯这位 litterarum Graecarum restitutor 【希腊文学之重建者】混同为其侄约翰【译按,John Chrysoloras,或以为当是其弟或其子】 ,亦即菲勒福斯Philelphus的岳父。
(20) Rosmini,《维罗纳人瓜理诺的生平与学问》,iii 181,187–189。
(21) 博乔,《书信集》,i 4,xiii 1。
(22) 部分见于哈利家藏本MS 2580(Sabbadini,《维罗纳人瓜理诺之学派及研究》 La Scuola e gli Studi di Guarino Guarini Veronese ,16)。总体参看,Voigt,i 222–232 3 ;ii 113 3 ;又见Hody,12–54;Legrand,《希腊书志》,I xix–xxx;以及Klette,《意大利文艺复兴学者之文史著作论集》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und Litteratur der italienischen Gelehrtenrenaissance ,i 47以下。肖像见于Paulus Jovius,《颂赞集》 Elogia (1575)41,复制版见于Legrand,III 59。
(23) Gud. 24.
(24) Gr. 1368(De Nolhac,《富尔维奥·奥尔西尼之藏书》 La Bibliothèque de Fulvio Orsini ,145)。
(25) 下文第23页。
(26) 他们二人常被误作同一人,甚至连Voigt这样杰出的权威也难免纰漏。
(27) 《暮岁书信集》,xi 9,p. 887,Graeciam ... nunc omnis longe inopem disciplinae。
(28) Voigt,i 212–219 1 ,第三版,由Lehnerdt修订。特别参看后者的柯尼斯堡计划(1893),以及Sabbadini在《意大利文学史报》,V(1888)156以下,以及Klette的《论集》,i(1888)。
(29) Voigt,i 219 3 以下。
(30) Sabbadini,《拉丁与希腊文钞本的发现》,36。
(31) Sabbadini,《文艺复兴时期的西塞罗风格史与其他文学问题》 Storia del ciceronianismo e di altre questioni letterarie nell’età della rinascenza ,13–17。
(32) 巴黎,1470;副本陈列于大英博物馆,国王图书馆,case vii。他论述正字法的书大约在同时期刊行,他的语法学著作则是在1492年刊印于布雷西亚Brescia的。《著作集》,Furietti编订本,罗马,1723;他的两篇拉丁文讲演,见于K. Müllner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演说与书信》 Reden und Briefe italienischer Humanisten ,56以下。参看Voigt,i 220 3 以下,506 3 ,以及下文第十三章中的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