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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有许多启蒙哲人，但是只有一个启蒙运动。从爱丁堡到那不勒斯，从巴黎到柏林，从波士顿到费城，文化批判家、宗教怀疑者、政治改革者形成了一个松散的、非正式的、完全没有组织的联盟。这些启蒙哲人构成了一个喧闹的大合唱。他们之中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但是令人惊讶的不是那偶尔的噪杂，而是整体上的和谐。启蒙人士统一在一个雄心勃勃的纲领之下。这是一个提倡世俗主义、人道、世界主义，尤其是自由的纲领。这里说的自由包括许多具体形式：免于专横权力、言论自由、贸易自由、发挥自己才能的自由、审美的自由，总之，一个有道德的人在世界上自行其是的自由。1784年，当启蒙运动已经基本大功告成之时，康德给启蒙运动下了一个定义：人类脱离自己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他还给启蒙运动提出了一句口号：敢于认识，亦即，要敢于去发现，毫无拘束地行使批判的权利，要甘于自主自立的寂寞。 [1] 与其他启蒙哲人一样（因为康德只是表达了其他人在论辩中一直提示的观点），康德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要求把自己当作一个成人，一个能够承担责任的人。正是这一声明以及启蒙哲人对这一声明的同气相求，【4】使得启蒙运动成为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统一并不意味着众口一词。这个哲学联盟的一个标志乃是启蒙哲人们在哲学和政治信念上的各持己见。联盟有时也因此陷入危机。少数——非常少的——启蒙哲人对所接受的基督教教育抱残守缺，另一些启蒙哲人则斗胆转向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一些人始终对王权忠心耿耿，激进者则发展了民主理想。法国人在反对教会和国家、争取言论自由和人道的刑法的斗争中，在反对“迷信”的论战中获取快乐，英国的文人则对本国的社会政治体制比较满意。德国的启蒙学者比较孤独而无力，几乎完全回避政治。德国的才子作家、物理学家和怀疑论者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在笔记本中私下写道：“至少在德意志，一种沉重的税负堵在启蒙运动的窗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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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接触到新思想的意大利邦国，尤其是在伦巴底和托斯卡纳，改革者在公众中拥有一批赞赏者，而且在愿意聆听的当权者中也能获得同情。英国人已经经历过革命，法国人正在为革命创造条件，德国人还没有可能去梦想革命，意大利人则正在借助国家进行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因此，政治经验的多样性使得启蒙运动具有各不相同的分支；启蒙哲人既不是一个纪律严明的方阵，也不是一个严格的思想学派。如果说他们组成了什么，那也是一种松散的结构，可以说组成了一个家族。
如果说启蒙哲人是一个家族的话，那么这是一个喧闹的家族。他们是战友，而且常常有深厚的私人友谊，但是，除了以推动共同的事业为最大乐事外，其次就是以批判战友为乐事了。他们彼此展开无休止的论战，有些交往完全是唇枪舌剑，毫不客气。【5】后人对启蒙运动的许多指责——天真的乐观主义、傲慢的理性主义、非哲学的哲学化——最初都是出自他们彼此之间的攻讦。甚至有些从那时就开始流传的误解也是出自启蒙哲人：伏尔泰制造了所谓卢梭崇拜原始生活的谣言，狄德罗和维兰德重复了这种说法；休谟和另外一些人是最早把伏尔泰的优雅机智误解为玩世不恭的。
让他们的敌人幸灾乐祸的是，启蒙哲人把他们自己的氛围搞得极其紧张：朋友关系都很情绪化，争吵时惊天动地，和解时涕泗横流，私事炒得沸沸扬扬。狄德罗除了对卢梭外，对其他人的缺点都很大度，但是他很难原谅达朗贝尔在与他合编《百科全书》时因谨慎而临阵逃脱。伏尔泰最喜欢那些才能不如他的人，却对狄德罗表示了让人不舒服的、莫名其妙的敬意，参与他本人其实不以为然的《百科全书》；狄德罗则对这个时代的文坛霸主报以蹩脚的颂扬。狄德罗在给索菲·沃兰
的信中赞美伏尔泰，但是说他行为古怪：“有人把一页纸给他看，上面有日内瓦公民卢梭刚刚胡乱写成的攻击他的内容。他勃然大怒，大发雷霆，把卢梭称作恶棍；他巴不得有人把这个卑劣的家伙打死。当场有人说：‘看看，我敢说，今天、明天或后天，他会求你收容他。你打算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伏尔泰咬牙切齿地回答，‘我该怎么办？我会拉着他的手，领着他进入我的房间，然后对他说：看吧，这是我的床，这幢房子里最好的床，躺在那里睡觉吧，后半生就睡在那里吧，祝你快乐。’”
[3]
故事有趣，但绵里藏针。狄德罗欣赏伏尔泰的作品和仁慈大度，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绝不信任他。直到1778年，他们两人才见面，当时伏尔泰返回巴黎，不久就故去了。至于德意志人的同道，例如莱辛，他们与法国人保持一种疏远的、得体的、有点让人不太愉快的关系：他们崇拜法国人，但心怀嫉妒，敬而远之。卢梭最初受到所有人的追捧，然后他拒斥所有的人，也遭到所有人的拒斥，甚至遭到大卫·休谟的拒斥。【6】胖乎乎的休谟毫无嫉妒之心，善于交际，快乐宽厚。似乎只有他广受欢迎，是启蒙哲人家族中受宠爱的小舅舅。
启蒙家族这个比喻不是我的发明。启蒙哲人们就这样说。他们自称是一个“
小团体
”（
petite troupe
），有共同效忠的事业和共同的世界观。这种意识超越了他们彼此之间的激烈争吵：启蒙哲人没有一个政党纲领，但他们确实结成一党。有些最难听的指责只是发生在家庭内部，一旦变得公开，通常会用于大量的客套言辞来加以粉饰。此外，外界的骚扰或对骚扰的担心也驱使启蒙哲人们想到他们的共同之处，忘掉他们之间的分歧。只要得知一本书被查禁焚毁、一个激进作者被投入监狱、一段异端文字被审查删除，那就够了。他们就会聚集队伍，爱挑事的官员就得面对一场突然的战斗：与伏尔泰歇斯底里地号召团结相比，1758年爱尔维修发表《论精神》引发的风暴，翌年对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的查禁，更能把启蒙哲人变成一党。那些试图摧毁这一运动的批评者反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757年，报人弗雷隆向书报检查主管马尔泽布指控狄德罗是“一个大团伙的头目，他掌管着一个人数众多的社团。这伙人每天都在用阴谋诡计来发展壮大自己”。
但是马尔泽布依然尽其所能地保护启蒙哲人。一个名叫帕里索的报人，为人精明，政治嗅觉灵敏，但品味较差。他在1760年写了一部名为《哲人们》（
Les philosophes
）的二流喜剧，嘲笑卢梭，说他是一个近乎猿猴的野人，奚落爱尔维修、狄德罗和杜克洛，说他们是一帮无原则的伪君子，用精心的谋划来剥削社交界那些轻浮盲从的女士。帕里索肯定地说：“尽人皆知，这些哲学大腕有一个攻守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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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这种攻击奈何不了这些大腕。贺拉斯·沃波尔
不喜欢这些人，他在1765年来到巴黎时一下子就认出了这一小伙人。【7】他在给托马斯·格雷的信中写道：“哲人们是一些信口开河、肤浅而又傲慢的狂热分子。他们不停地说教……”
[5]
沃波尔的刻画过于情绪化，有失公允。实际上，启蒙哲人比那些狂热的传道者更能容忍不同的意见。伏尔泰很高兴地承认，尽管无神论误入歧途，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但是一个有许多个霍尔巴赫的世界会是很惬意的，远远比一个充满基督徒的世界更惬意；霍尔巴赫对伏尔泰提倡的自然神论并不看好，但也投桃报李地表示敬意。当然，有一个事情差点打碎了启蒙运动的团结，那就是启蒙哲人们对卢梭的迫害。但是这些迫害者并不这样看。他们为自己的粗暴进行辩护，说卢梭自行脱离这个家族，是最不齿的人，是启蒙哲人的逃兵。1762年7月，就在卢梭的《爱弥儿》遭到查禁和焚毁不久，狄德罗在给索菲·沃兰的信中写道：“不，我亲爱的，不，卢梭的事情不会有什么后果的。他有热烈的拥护者。他用说启蒙哲人的坏话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因为他们对我们的仇恨远远大于他们对上帝的爱，所以卢梭把基督拖进污泥里，对于他们来说也就无关宏旨了。只要他不是我们中的一员就行。他们一直希望他能浪子回头；他们确信，我们阵营的逃兵迟早会加入他们的阵营。”
不过，启蒙哲人之间的论争通常采用伏尔泰评说霍尔巴赫时的那种口气，而不采用狄德罗评说卢梭时的腔调。狄德罗在这封信中用“我们”来对抗“他们”，使用军事比喻，对反对派怀有刻骨仇恨；这种修辞方式也暴露了18世纪60年代启蒙人士表面上信心十足并团结一致，内心却焦虑不安的事实。
那时，启蒙运动成了在一面旗帜引导下的一支军队，【8】有一个大型的核心军团，有左翼和右翼，有勇敢的侦察兵，也有差劲的掉队者。启蒙运动还征募士兵，那些人并不自称是启蒙哲人，但他们是这些启蒙哲人的师友或门徒。这个启蒙家族聚在一起，缘于政治策略的需要、教会和国家的敌意以及文人争取提高声望和增加收入的斗争。但是，启蒙哲人之间的凝聚力有更深的根源。在策略同盟和私人友谊背后，是一种共同的经验使他们去建构一种融贯的哲学。这种经验——给各个启蒙哲人打上的标记深浅不同，但给他们全体都打上了标记——就是他们对古代的追慕、他们与基督教的紧张关系以及他们对现代性的追求这三者之间的辩证互动。这种辩证关系界定了启蒙哲人，使他们与同时代的其他开明人士迥然有别：与其他人不同，他们利用自己的古典学问来摆脱基督教遗产对他们的束缚，接着，在与古人打过交道后，又转向一种现代世界观念。启蒙运动乃是古典主义、对宗教的亵渎以及科学三者的变幻混合；启蒙哲人可以说是现代的异教徒。
把启蒙运动称作异教运动，就会使人联想到最欢快无忌的性爱放纵：一个阳光灿烂的懒洋洋的夏日午后，那些伴着靡靡之音而翩翩起舞的半羊人和仙女们以及那些色情的绘画，尤其是弗朗索瓦·布歇
的绘画。这种想像也包含着一些真实：启蒙哲人主张对感官享受给予正面的评价，对禁欲苦修则侧目而视。但是，这些人虽然鼓吹放浪形骸，自己却绝不是声色犬马之徒，他们的行为方式比起他们的言论要节制得多。卢梭似乎有永不知足的受虐癖好；休谟在法国有过风流韵事；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年轻时“与一些下层女人私通”，还有一个私生子；狄德罗为一个情人写了一部情色小说，风格也是投其所好；拉美特利是一个饕餮之人，在普鲁士宫廷吃了一个腐坏的野味饼而死掉，于是传出一个笑谈，【9】说他把自己吃了；伏尔泰与他的外甥女有一段热烈而持久的恋情——这是18世纪少有的掩饰得最好的秘密之一。但是，这个零零落落的清单差不多涵盖了关于启蒙运动的所有色情流言。一般而言，启蒙哲人都努力工作——实际上也在制造对工作的崇拜——饮食也很节制，享受情感忠诚的快乐，只是很少与自己的妻子同甘共苦。当狄德罗在中年遇到情妇索菲·沃兰时，他找到了自己毕生的挚爱。他蔑视妓女和“荡妇”——这是他的通信中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并不是缘于对性病的恐惧，而是涉及是否愉快地承担责任，是否一个自由男人自愿接受束缚。大卫·休谟在1763年确认，法国“文人”都是“通达文雅之士，彼此之间完全或几乎完全和睦相处，在道德上也几乎无可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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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哲人是一个团结坚定、令人尊敬的革命者群体，他们身负使命，不能懈怠。
因此，在把启蒙运动说成是异教运动时，我不是指那种感官享受，而是指启蒙运动与古典思想的亲密关系。
除了“异教”，另有几个词——奥古斯都时代、“古典的”和人文主义——也被用做标签来表示这种亲密关系，但它们都限于特定的联想：它们能够揭示启蒙运动的某些局部，而不是全部。“奥古斯都时代”提示了公元1世纪和公元18世纪之间的联系，两个文学繁盛、风尚优雅、政治腐败时代的相似。“古典的”让人想到古罗马的庙宇、西塞罗的庄重以及希腊的神话都在法国有了对应物。“人文主义”则让人想到文艺复兴的学术对启蒙运动的影响，以及把人置于万物中心的哲学。【10】但是，我认为这些词汇哪一个也不足以涵盖启蒙运动。它们让人隐隐地感到某种地方主义和情感的贫弱：“奥古斯都时代”用于形容18世纪上半叶的大不列颠是比较合适的；“古典的”用来表示一种高贵而造作的风格，表示对古典事物的偏好；“人文主义”经历了复杂的历史，逐渐意指一种文质彬彬的修养。启蒙运动比这些词汇的意指更丰富，也更激进：狄德罗的戏剧、伏尔泰的小说、休谟的认识论、莱辛的论辩、康德的批判——所有这些都属于启蒙运动的核心内容——都漏过了这些术语的网眼。
对于沃波尔和帕里索乃至后来的大多数历史学家而言，“ 启蒙哲人 ”通常指的是法国人。其实，“启蒙哲人”是用于表示一种国际类型的法文词。我在本书中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诚然，这个词就应该出自法文，因为启蒙运动与现有体制在法国的冲突最具有戏剧性：在18世纪的法国，权力的滥用十分显眼，很容易招致最尖锐的批判，而压迫机器比较无能，使得批评者有足够的应对空间。由此，法国就培育了从那时起被称作“启蒙哲人”的那类人：这是一些能说会道、高谈阔论而又善于交际的世俗文人。法国的启蒙哲人最有战斗精神，也是最纯正的典型。
此外，巴黎是启蒙运动的总部，法语是欧洲知识分子的通用语言，各国的启蒙哲人都是法国作家的公开拥趸。在那不勒斯，激进的法律改革者加埃塔诺·菲兰杰里承认，在撰写《立法的科学》时，受到了孟德斯鸠的启示。贝卡里亚是菲兰杰里在米兰的同道，他曾经告诉自己著作的法国译者莫雷莱，说他“转向哲学”是受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的影响，【11】达朗贝尔、狄德罗、爱尔维修、布丰以及休谟的著作是他每天以及“在夜阑人静时”的“必读书”。 [7] 休谟和吉本认为自己的历史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孟德斯鸠著作的惊喜发现和贪婪阅读。亚当·弗格森和卢梭也把自己的社会学理解主要归功于孟德斯鸠。达朗贝尔为百科全书写的前言在苏格兰和欧洲大陆广为流传。亚当·斯密本人不属于重农学派，但在1764—1766年留居法国期间，他从重农学派那里获益不浅。边沁的功利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爱尔维修。康德承认是因为阅读了卢梭的著作而懂得了对普通人的尊重。伏尔泰为法国司法制度的受害者鸣冤叫屈，对 l’infâme （败类）大加讨伐，由此在全欧洲引起共鸣。莱辛奋起抨击高乃伊、拉辛和伏尔泰的法国新古典主义戏剧，他使用的武器却出自狄德罗。此外，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像俄国的叶卡捷林娜和普鲁士的腓特烈这样的君主也必须密切注意这场运动，尽管他们的政策很少源于这场运动的理想，但他们仍不断地宣称自己获益于法国的榜样。
然而，虽然巴黎是现代的雅典、欧洲的导师，但它也是一个学生。法国的启蒙哲人是伟大的普及者，他们用优雅的语言传播了英国自然哲学和荷兰医学的成就。早在1706年，沙夫茨伯里勋爵在给让·勒克莱尔的信中就写道：“有一股强大的光在全世界散播开来，尤其照耀着英格兰和荷兰这两个自由的国度，整个欧洲的事情都转而依赖它们。” [8] 沙夫茨伯里本人就积极乐观、注重现实、喜好风雅，甚至持有一种阴柔的柏拉图主义。他的思想对读者有极大的影响，其中包括年轻时期的狄德罗、摩西·门德尔松、维兰德、康德以及托马斯·杰斐逊。这些读者都在探寻一种不像传统的基督教教义对此岸世界那么敌视的自然哲学。启蒙运动的宣传家们是法国人，但其守护神和先驱是英国人：【12】培根、牛顿和洛克在欧洲大陆就具有这种显赫的名望，以至于遮蔽了类似笛卡尔或丰特奈尔之流的革命性思想；在18世纪的法国，把从法国人那里学来的思想说成出自英国的学者，这不仅逐渐成为一种实用的策略，而且还令人肃然起敬。有一篇名为《论俄国的学术》的文章（可能出自格里姆的手笔）告诉我们，自从“文学复兴”以来，在新教国家而不是在天主教国家就已经产生了启蒙运动：“如果没有英国人，法国的理性和哲学可能会停留在最粗鄙的幼稚状态”，孟德斯鸠和伏尔泰这两位法国的开路先锋“乃是英国哲学家和伟大人物的学生和追随者”。 [9]
在欧陆的科学家、诗人和哲学家中间，这种对英国的崇拜极为流行。一些批评者给他们起了一个嘲讽的名称——崇英狂，但是狂热者则以此为荣。像狄德罗和霍尔巴赫这样的怀疑论者在18世纪中期曾对英国的体制品头论足，但他们显然是少数。在德语世界，诗人哈格多恩和克洛普施托克、物理学家利希滕贝格承认自己仰慕英国，而莱辛把莎士比亚介绍到德国，并依照一个英国剧本照猫画虎地创作了他的第一部市民悲剧《萨拉·萨姆逊小姐》。在意大利，改革者们极力推崇英国宪政和英国的哲学天才：朋友们把贝卡里亚称作“小牛顿”，他们想不出还有什么称呼比这更能表达爱慕之意。但是，崇英狂在法国最持久也最有体系：孟德斯鸠建构了一个虚构的但影响极大的英国政体模式，供其他受到批评的国家来模仿；伏尔泰在英国长时间寻访，认真研读，1728年返回法国时已成为严肃的自然神论者、牛顿学说的坚定信仰者，毕其一生都是英国的崇拜者。他在1764年就写道：“成百上千的人在大声疾呼，斥责‘崇英狂’……倘若这些演说者想把像英国人那样研究、观察和思考的愿望说成一种犯罪，那就大错特错了。” [10]
尽管伏尔泰一再真诚地呼吁，但是应该承认，【13】这种世界主义的对话并不总是在最高水平上展开。休谟对法国人和德意志人的影响就是一个有关错失良机的研究课题：尽管康德大谈休谟对他的影响，但他似乎从未读过休谟的《人性论》；尽管休谟非常欣赏巴黎的启蒙哲人们，而且他在18世纪60年代在巴黎居留时还受到他们的热情接待，但是，或许除了达朗贝尔和杜尔哥外，没有谁赞同或完全理解他的怀疑主义；伏尔泰用古怪的口音对一位英国访客说：“我是他的大拥趸，他是英国的一大荣耀，对苏格兰尤其如此”， [11] 此时他似乎对休谟的认识论毫无所知，只是喜欢看到休谟与卢梭争吵。不过，并非所有的哲人交往都是流言蜚语、鸡零狗碎。英国的经验主义改造了法国的理性主义；法国人在科学和政治方面的宣传改变了整个欧洲。
无论所受的训练还是所持的信念，启蒙哲人都称得上是世界主义者。与古代的斯多葛学派一样，他们把对人类的兴趣放在对国家或宗族的兴趣之上。狄德罗有一次情不自禁地对休谟说：“亲爱的大卫，你属于所有的国家，你决不会向一个倒霉的人要他的出生证明看。我真希望我能像你一样成为世界大都会的公民。”
卢梭的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则是一个例外。维兰德虽然极其悲观，但依然把“世界公民”视为一个高贵的理想：“只有真正的世界主义者才能成为好公民”；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从事我们负有使命去做的伟大工作：去教化、启蒙人类，把人类变得高尚”。
[12]
吉本用他惯有的权威口吻解释说：“偏爱和促进祖国的特殊利益及荣耀，是爱国者的义务；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就应扩大眼界，把整个欧洲看成一个共和国，因为各种各样的居民都已经达到了几乎相同的文明教化水平。”
[13]
启蒙哲人受过最好的教育，具有坚实的古典文化修养，操着相同的语言，【14】无论白话还是隐喻都能心领神会，是吉本心目中伟大共和国最有特权的公民。
因此，典型的启蒙哲人是有教养的人，是令人尊敬的学者，是科学爱好者。这一小群人中，最杰出的是像康德、利希滕贝格和亚当·斯密这样的学院派人士，或者像狄德罗、莱辛和加利亚尼这样的文人。后者的博学会令大学教授也艳羡不已。有些启蒙哲人实际上不只是自然哲学的爱好者。富兰克林、达朗贝尔、莫佩尔蒂、利希滕贝格和布丰都是先以科学家的成就闻名于世，然后才获得启蒙哲人的名声。另外一些人，譬如伏尔泰，用他们的生花妙笔来普及牛顿的科学发现，大力推进科技文明的事业。
与此同时，尽管启蒙哲人都学富五车，却很少显得呆板沉闷，一般都能言善辩。启蒙哲人布丰创造了著名的格言：风格即人。启蒙哲人莱辛促进了德语文学的发展；启蒙哲人休谟不仅撰写了最专业的认识论论著，还撰写了最优雅的散文。实际上所有最优秀的作者都属于启蒙家族，这让严正的基督徒感到懊恼和沮丧。有些人讨厌伏尔泰的观念，但也争相购阅他的新作。这种对风格的重视与多才多艺的传统密切相关。启蒙哲人是一批文人，有时创作戏剧，有时从事新闻写作，有时著书立说，无论做什么都才智过人、妙趣横生。亚当·斯密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也是伦理学家和政治理论家——是最全面意义上的哲学家。狄德罗的才能毫不逊色，身兼翻译家、编辑、剧作家、心理学家、艺术批评家和理论家、小说家、古典学者和教育改革家、伦理改革家。大卫·休谟后期不再研究认识论，转向历史研究和政论写作，而常常被人诟病，说他背弃了自己的哲学研究使命。但是这种指责误解了休谟对于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的认识。他正在用作为杰出文人的特权来阐释尽可能多的人生经验，为有教养的公众写作，在这种实践中他既是一个生产者，也是一个消费者。
这种类型的人只有在都市里才能崭露头角。事实上，典型的启蒙哲人出类拔萃、无所畏惧，是不可救药的都市人。【15】都市是他们的土壤；都市滋养他们的心智，传递他们的讯息。他们拜访君主的消息都被大事宣扬，比起在咖啡馆、编辑室或沙龙里意气相投的知识分子聚会要光彩得多。但是，这种宫廷拜访不如同道聚会那么更富有思想结果。启蒙哲人属于都市。有的生长在城市；有的生在乡村，也辗转到城市，以城市为栖息地。休谟在自传里写道：“城镇是文人的真正场景。” [14] 如果康德没有柯尼斯堡，富兰克林没有费城，卢梭没有日内瓦，贝卡里亚没有米兰，狄德罗没有巴黎，或者换个角度说，吉本没有罗马，那将会怎样呢？当启蒙哲人旅游时，他会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愉快地进行大同世界的交流。当他退居乡村时，常常声言喜爱简朴生活，其实他是把城市带在身边：他会邀请惺惺相惜的文人来分担他的孤独，会用创作和表演戏剧来解除乡下生活的沉闷，会把四壁装满图书，会借着与城市的通信来获悉文坛的流言蜚语——他的书信几乎就像一份小报。多年来霍尔巴赫在自己家里聚拢了一个国际性的群体：狄德罗和雷纳尔是常客，出出进进的还有沃波尔、休谟、加利亚尼神父以及其他知名的外国人。这些人坐在餐桌旁高谈阔论，宗教、政治以及其他各种重大禁忌话题，几乎无所不谈。在米兰，贝卡里亚、韦里兄弟和另外一些启蒙学者创办了一份报纸——《咖啡馆》。这份报纸寿命不长，但它的出现本身见证了各地启蒙运动在社交生活与改革要求之间的联系。苏格兰启蒙运动形成了最杰出的社会团体，其领袖人物既有私人之间的情谊，又在思想上同气相求。亚当·斯密、大卫·休谟、亚当·弗格森、威廉·罗伯逊、亨利·霍姆勋爵——这些政治经济学家、美学家、伦理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总之都算是启蒙哲人——在图书馆、俱乐部、咖啡馆，通宵达旦地展开讨论，在这些场所关门后，甚至移到酒馆里继续交谈。【16】伏尔泰在费尔内曾主持了一个流亡文学团体。他远离巴黎长达28年，但这并不重要：他在哪里，哪里就是巴黎。都市精神的精髓——尝试、流动、无敬无畏——存在于启蒙哲人的骨子里。
不过，这种城市精神染上了一种使命感的色彩，有时甚至遭到玷污。启蒙哲人对当时最有权势的体制构成了威胁，而他们也越来越感到焦虑，因为他们在与强大的敌人进行战斗，例如，正如伏尔泰感叹的，教会确实坚如磐石。这就是为什么启蒙哲人既表现出机智，又缺乏幽默感；机智是他们的使命要求必备的品质，而缺乏幽默感则是由于他们身处战斗状态。敌情频频不断，而且并非都是假想出来的。因此他们很容易把批评视为诽谤，把玩笑当作诋毁。他们过于敏感，乃至神经兮兮。狄德罗的书信和卢梭的《忏悔录》就记录了许多让人觉得不屑一顾的无谓争吵。休谟看到一个论战小册子攻击他时，就马上变了一个人；更典型的是，达朗贝尔请求书报检察官封杀批评他的人，莱辛用自己的学识无情地奚落观点相左或才能较低的学者，甚至口出脏话。这就是为什么歌德把柏林的“启蒙学者”尼柯莱
称作“耶稣会的食客”；这也是为什么沃波尔在1779年指出，“除了布丰，启蒙哲人都是一些刻板、傲慢、专断的花公鸡——我就不必说他们是多么难以相处了”。
当然，沃波尔是个很挑剔的观察者，他对启蒙哲人的观察很透彻，但是他没有看到，这种激烈和自信（常常使人变得难以相处）乃是一种职业特点，改革者往往难以避免。
在描绘这幅集体画像时，我毫无偏见地从整个18世纪、从孟德斯鸠到康德，获取任何可资利用的材料。这种做法有其优点：它强调了这一小伙人的家族相似性。【17】但是这种做法也会模糊一个事实，即启蒙运动有一个历史过程。由于最后一代启蒙哲人有前辈的工作可以借重，所以这段历史的终点已经与其起点大不相同了。
传统的做法是把启蒙运动界定在英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100年。正好也有两个便于记忆的生卒年份：孟德斯鸠生于1689年，霍尔巴赫死于1789年。诚然，这个界定不是绝对的，不断地有人在移动分期的界限。有人降低启蒙运动的地位，称之为文艺复兴的最后一幕；也有人将其扩展，把培尔乃至笛卡尔都算作启蒙哲人。尽管这些尝试能够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18世纪思想论战的前史，但是我依然赞同传统的分期。我将会阐明，尽管启蒙运动特有的观念源远流长，它们只是在18世纪才有了革命性的力量。霍布斯，甚至培尔生活与写作的时代显然与霍尔巴赫和休谟的时代大不相同。
可以说，启蒙运动乃是相互交叠而联系密切的三代人的共同成就。第一代以孟德斯鸠和长寿的伏尔泰为领袖，为以后的两代确定了基调。这一代是在洛克和牛顿的著作还是备受争议的新鲜事物的时期成长起来的，在1750年以前完成了大部分成果。第二代是在18世纪中期进入成熟阶段：富兰克林生于1706年，布丰生于1707年，休谟生于1711年，卢梭生于1712年，狄德罗生于1713年，孔狄亚克生于1714年，爱尔维修生于1715年，达朗贝尔生于1717年。正是这批作家把已经变得时髦的第一代的反教权主义和科学思想融合成一套自圆其说的现代世界观。霍尔巴赫、贝卡里亚、莱辛、杰斐逊、维兰德、康德和杜尔哥属于第三代。他们与第二代以及第一代的长寿者交往密切，受到前两代人的喝彩、鼓励和挑动。他们进入了新的领域，包括科学的神话研究、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政治经济学、司法改革乃至实际的政治斗争。批判也通过对自身和自身成果的批判而不断推进。
因此，启蒙运动不仅仅表现出一致性，而且也呈现了一种独特的演进过程，思考风格的连续性以及激进主义的成长。启蒙哲人的观念基础没有发生重大变化：【18】从孟德斯鸠年轻时论述古代罗马的专著到狄德罗晚年为塞涅卡
做的辩护，时隔半个世纪，其间世人对古代建筑和雕塑的兴趣明显高涨，但对于这两位启蒙哲人而言，古为今用的思路却是始终如一。再如，启蒙运动晚期对现代科学的热情和对基督教的敌视，也与启蒙运动早期别无二致。启蒙哲人的这种辩证思维也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启蒙联盟里的力量平衡：新人接踵而来，论战持续不断，于是，批评变得越来越深入广泛，影响越来越深远，态度也越来越强硬而不妥协。在18世纪前半叶，主要的启蒙哲人都是自然神论者，使用自然法的术语；到18世纪后半叶，启蒙哲人的领袖们都是无神论者，使用功利计算的语言。在启蒙运动的美学里，随着自然法的式微，新古典主义对美的客观法则的探求让位给主观性和对品味的推崇；在法国尤其明显的是，胆怯而琐碎的政治观念被咄咄逼人的激进主义取而代之。但是，在轰动效应方面，后来者的著作并未超过先驱者。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如果不是在1721年出版，而是在霍尔巴赫的《自然的体系》问世的1770年出版，那么与霍尔巴赫的这部唯物主义论著放在一起，就会显得太温良恭俭了，对于已经被文化批判长期锤炼的世界来说，似乎已不足为奇了。
18世纪欧美的有教养阶层能够接受这些论辩，至少能毫不退缩地阅读这些文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启蒙运动的核心力量周围有越来越多的协助者。启蒙运动有十来个司令，他们的名字应该写进任何一部欧洲思想史。他们身边还有一大批副官。这些副官的著作有些在今天已经没有人去阅读，但是这些人在当时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例如，马布利神父是社会主义的先驱，也是北美独立事业在法国的鼓吹者；让－弗朗索瓦·马蒙泰尔是个才能平平的流行喜剧作家，是伏尔泰和达朗贝尔的野心勃勃的门徒，尽管他参与《百科全书》的编撰并倡言宗教宽容，还是被选入法兰西学院，【19】还被选做了皇家史官；夏尔·杜克洛（Charles Duclos）才华出众，是一个广受尊敬的社会观察家、小说家和史学家；雷纳尔神父从一名教士转变为一个激进的史学家，其大作《欧洲在两个印度的殖民地和商业的哲学与政治史》于1770年面世，随即遭到查禁，以后又出了几版，每一版都比前一版更激进；加利亚尼神父是那不勒斯的才子，巴黎沙龙里的名流，也是一位严肃的政治经济学家；摩西·门德尔松是莱辛的朋友，与康德有文字之交，也是美学家、认识论学者、犹太人解放的鼓吹者；格里姆男爵通过向君主和贵族兜售新观念而过着优裕的生活，使他能够提供私人新闻服务；路易－让－玛丽·多邦通是一位杰出的博物学家，与布丰合作多年，其科学贡献被布丰的身影遮蔽；弗赖赫尔·冯·索南费尔兹是一位仁爱的政治经济学家，维也纳大学教授，因其观念先进而被聘为哈布斯堡王朝的顾问；尼古拉－安托万·布朗热英年早逝，但留下了两部非正统的探讨宗教起源的科学论著，后来由他的朋友霍尔巴赫予以出版。这些人是二流的启蒙哲人。除了思想的生产者外，启蒙运动还有亲兵、攀附者、消费者和销售者。例如，巴黎的艾蒂安－诺埃尔·达米拉维尔，与伏尔泰有书信往来并因此享有大名，他还行侠仗义扶危济困，偷运违禁著作，安排剧院里的捧场者。随着这个世纪的展开，这些人的数量越来越多，影响也与日俱增。在与虔信的基督徒做斗争时，他们似乎无所不在，尤其占据了许多重要职位：出版社的办公室、政府机构、私人沙龙、重要的大学教席、王室周围，甚至令人敬仰的法兰西学院。到18世纪70和80年代，启蒙哲人的纲领已经变得极其激进，恰在此时他们也在社会上获得了受人尊敬的地位。
1784年，康德在一篇文章里试图给启蒙运动下个定义。他表达了对自己身处的这个世纪的一些怀疑。他说：“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们目前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那么回答就是，不是。”不过，他马上补充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
康德的这个见解十分锐利，也非常重要。即便是到18世纪末，尽管启蒙哲人已经声名显赫、影响巨大，但他们还是感到前景不明，甚至有些阴郁。伏尔泰临终前始终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是文化衰败的时代；另外一些启蒙哲人则认为，他们本来是公众的最大恩人，公众却故意抵制他们，这让他们感到心寒。利希滕贝格写道：“人们大谈启蒙运动，还要求有更多的光。但是，我的老天，如果人们不长眼睛，如果有眼睛却死死闭着眼睛，再多的光又有什么用？”
狄德罗有一次情绪低落。他对休谟大声喊叫：“哦，我亲爱的哲学家！让我们为哲学的命运哭泣吧。我们在对聋子宣讲智慧，我们确实离理性的时代还很遥远。”
休谟则认为，在启蒙运动及有教养的支持者的世界之外，有一大片黑暗的荒漠，那里人们都麻木不仁，到处是文盲和迷信。他非常厌恶地把这个领域描述成“愚蠢、基督教和无知”的王国。
但是——这是康德神谕式宣示的另一面——当时的启蒙哲人沉浸在乐观主义情绪中，自认为是欧洲的导师。康德从柯尼斯堡鸟瞰欧洲的文化舞台，【21】看到在那些文明国家和文明阶层里出现了“反对迷信的斗争”。他把这种斗争称作“启蒙运动”（ Aufklärung ），把那些领袖称作“启蒙学者”（ Aufklärer ）。英国直到19世纪才接受“启蒙运动”这个名称，但是在18世纪，英国的启蒙哲人认为自己生活在并主宰着一个文明化的哲学时代。法国启蒙哲人喜欢说“启蒙世纪”（ siècle des lumières ），并且认定自己在把光明带给其他人；他们志得意满地（还有什么比用自己来命名一个世纪更让人志得意满呢？）把自己的时代冠名为哲学的时代。
这两种情绪都有现实的依据，但是希望比绝望有更多的理由。有一种启蒙的氛围笼罩着启蒙哲人的启蒙运动。这种同气相求的文化风气四处弥漫，给他们提供了某些观念和大部分语汇。而且，启蒙哲人既是这个时代的批评者，也是这个时代的代表。当他们展开说教时，一半欧洲人已能够洗耳恭听了。
能够表明这种启蒙气氛的证据俯拾皆是。我们只需举一个例子。1759年，塞缪尔·约翰逊
的《拉塞勒斯》几乎与伏尔泰的《老实人》同时问世。据博斯韦尔
记载，约翰逊本人就提到这两部斯多葛风格的小说过于相似：它们“若不是在如此接近的日期相继出版，根本没有留下模仿的时间，人们有可能指责其中一个借用了另外一个的构思了”。
[15]
博斯韦尔对此做了非常合理的解释。他指出，这两位作者的意图并不相同，但是18世纪的两种逆反思潮形成了这个著名的交汇，这就不仅仅是巧合了。约翰逊称伏尔泰是个混混，伏尔泰则称约翰逊是个迷信狂犬。但是这二位的政治、文学乃至哲学观念都惊人的相似。伏尔泰引以为荣的是，他正在用自己的机智方式来改良现有的文化，使之逐渐地面目全非。约翰逊讨厌启蒙哲人的离经叛道，但又接受了他们的大部分纲领：他也具有启蒙运动的风格。反启蒙哲人的人和启蒙哲人的主将被套在一驾马车上，情非所愿地成为令人难以置信的盟友。各种人，甚至神职人员都宣称拥有开明的见识。【22】即便是贝克莱也以健全理智的名义提出他的那些骇人听闻的认识论悖论。都柏林的大主教威廉·马吉也表达了他担心休谟的著作对“最开明的人”，亦即，对像他那样的现代基督徒产生有害的影响。
[16]
一次，约翰逊和博斯韦尔出游苏格兰的赫布里底群岛，一位苏格兰的神职人员骄傲地对来访者说，世人都误以为该地教士“身处穷乡僻壤，容易上当受骗。我们会向他们表明，我们比他们想像中的要开明得多”。
[17]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德斯鸠的时代也是蒲柏的时代，休谟的时代也是莫扎特的时代。
启蒙哲人到处都能找到有影响力的朋友。例如，某个国王试图废除教士的财政特权；某个公爵驱逐耶稣会教士；某个圣公会主教教导基督徒，只要有善心就能上天堂，托斯卡纳的某个主教禁止教徒朝圣并关闭路边的神龛；某个贵族保护一个被通缉的无神论者；某个正直的或敏感的信徒因对宗教有怀疑而困惑（例如阿尔布莱希特·冯·哈勒
，甚至塞缪尔·约翰逊），或许最好的情况是，某个真诚的学者用文献或历史考证来批驳宗教神秘事物。这些人并不接受启蒙哲人的纲领，或者不接受其大部分纲领，但是他们都在做启蒙哲人做的工作。18世纪最重要的社会事实之一，也是开明风气带给启蒙运动的最珍贵的礼物，是理性主义对神学的侵入：耶稣会愿意洗耳恭听科学的新观点。新教的神职人员对于宗教信条的奇迹依据提出怀疑，各地的教会用自己温和的现代神学半心半意地抗拒启蒙哲人的哲学。
这种神职人员的背叛也有与之相伴的世俗表现。科学、心理学、社会经济思想、教育和政治学的革命性创新大多是由严肃的、【23】虔诚的基督徒做出的，是由哈勒、欧拉、哈特利和普里斯特利
这样的人做出的。激进的启蒙运动给予协助，同时也巩固了自己的先进地位。殷实市民的行为，尤其是在精神方面的活动，也大抵如此。他们捐助建立学校和医院，支持慈善事业，反对迷信，谴责宗教狂热。正如我在本书中将会反复强调的，通常与颠覆性的无神论哲学有关联的那些思想和态度——对哥特式建筑和但丁的鄙视，对封建体制的谴责，对形而上学和经院哲学的批评——乃是18世纪大多数有教养的人的共同财富。启蒙哲人并不缺乏勇气，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也毋庸置疑，不过在他们投入战斗之前，胜负已经有一半决定了。
这种辉煌的前景，再加上启蒙哲人的战斗身份和好战的意识形态——他们与周围世界很难相处——掩盖了启蒙哲人的复杂处境。与他们之前和之后的斗士一样，启蒙哲人发现需要把自己的经历简单化，把自己的对手加以夸大，把自己的时代加以戏剧化，说成是无信仰和轻信这两种力量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亦即，善与恶之间的斗争。狄德罗很轻易地把当时的人们划分为启蒙哲人和“哲学的敌人”，
这是当时很典型的做法。但是，反过来，两方都有各种各样的联盟，两方也都与对手有各种感情瓜葛——当然战斗过程也充满了纵横捭阖、临阵脱逃、情报不灵、士气低落、倒戈哗变，等等。启蒙哲人们因在宗教思想方式和政治策略上意见不同而分立山头。另一方面，圣公会教徒、路德宗教徒和天主教教徒也经常相互视若仇雠。【24】相形之下，启蒙哲人由于他们自己提倡的文化，反而有时对基督徒表示出比对自己人更多的友善。
启蒙哲人在冷静反思的时候，会抛弃他们通常乐于采用的幼稚的二分法，会认识到他们的时代不仅仅是批判者和基督徒之间的持久较量。狄德罗与耶稣会的《特雷武月刊》 [18] 主编贝尔捷之间有友好的通信往来；休谟指出，圣公会教义的热烈辩护士巴特勒主教曾经向人推荐他的论文；伏尔泰公开斥责耶稣会教士权迷心窍、阴险诡诈、凑在一起做龌龊的鸡奸勾当，但是他私下里承认，曾经教过他的那些耶稣会教师为人正派，是可敬的学者。但是这种时候很少见，部分原因在于，现实中常常出现危机时刻，或者启蒙哲人要力战群敌，或者虔信者摆开阵势对付无信仰者。此外，从长远看，启蒙哲人向往的世俗世界与他们置身其中的宗教世界是不可能达成妥协的。尽管如此，启蒙哲人还是与他们的文明——至少与这个世界的开明部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启蒙哲人过于执着意识形态，不愿承认这些联系：虽然他们竭力揭开表象的面纱，却常常把表象当作现实。他们认为自己是现代的、世俗的哲学家，这是对的；但他们宣称完全没有从基督教文化受益，这就错了。
在政治方面，他们的错误意识则表现为另外一种形式。这次他们不把自己的时代简单划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而是极力攀附权力。他们与敌人称兄道弟，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样做导致他们的策略发生扭曲，长期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自由，有时还诱使他们陷入违心的认知，最终磨钝了他们的激进锋芒。诚然，无须对他们所做的自谦无害声明都认真看待：其实他们知道他们比自己所承认的要更具有颠覆性——他们一贯闪烁其词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对殉道者的历史烂熟于心，因此不愿加入牺牲的行列。与此同时，启蒙哲人显然常常误判了时代的潮流，也不理解自己的思想带来的后果。【25】伏尔泰对卢梭《社会契约论》和狄德罗对卢梭《爱弥儿》的漠然就非常典型。18世纪最聪明的智者中的两位在这里面对的是两部先知先觉的杰作。这两部著作出自启蒙哲人的世界，把启蒙哲人的一些思想推导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因为启蒙运动主导的思想革命，其目标就是既要废除等级体制，又要废除上帝。但是大多数启蒙哲人发现现存秩序中有许多东西值得珍惜。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卢梭（当我们想强调启蒙运动的复杂性时，总是会想到卢梭）或许是百科全书撰稿人中惟一完全否定当代文明的，早在他的临床症状变得明显之前，就被其他启蒙哲人当作疯子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启蒙哲人仅仅是机会主义者。他们是激进分子，但还不是虚无主义者：尽管萨德侯爵
自命不凡地在冗长的小说里加入了哲学说教，尽管他自称是启蒙运动的继承者，其实不过是对启蒙运动的滑稽可笑的模仿。启蒙哲人为他们属于现行体制而欣然自在，但启蒙运动并非仅仅是一场自欺欺人的表现：在他们的双重忠诚里没有冲突——在法国，那种张力最为强烈，言辞也最为激烈，但也没有让他们内心撕裂。启蒙哲人伏尔泰是皇家史官，启蒙哲人杜克洛是他的继任。启蒙哲人布丰具有贵族身份，老成持重，出任显赫的皇家植物园总监。杜尔哥鼓吹对新教徒实行宽容，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而惹恼了既得利益集团，导致官场失意，但他自认为是法国政府尽职尽责的公务员。达朗贝尔生活简朴，把自己的一半收入用于捐助，但也没有完全脱离旧体制：休谟在一封信里赞扬达朗贝尔的独立不羁，但马上补充说，达朗贝尔“有五份津贴，一份来自普鲁士国王，一份来自法国国王，一份是作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一份是作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还有一份来自家里”。
这种人，以及像他一样的其他人，几乎不可能是异化的革命者。【26】毕竟说来，他们赞扬才智，欣赏优雅，渴望有教养生活必需的悠闲。当他们谴责文明时，也还是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甚至卢梭也承认，他之所以采用粗鲁的行为方式，完全是因为自己太笨拙，无法遵行社会的文雅礼仪。为了突显自己，启蒙哲人不愿意消除所有的特权标志；为了让自己受到尊敬，他们根本不想破坏社会的尊卑规矩。他们说到群众时小心翼翼，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越不加以呵护。这种态度揭示了他们对旧秩序的依恋以及对社会剧变的恐惧。
在这种变动不居的形势下，无论合作还是敌对似乎都不是不可改变的，因此启蒙哲人和当权者们不断地合纵连横。孟德斯鸠捍卫高等法院，反抗国王；伏尔泰稍后则捍卫国王，反对高等法院。这就迫使孟德斯鸠与不赞成他的自然神论观点的詹森派站在同一阵营，而伏尔泰则与痛恨任何启蒙哲人的掌玺大臣莫普结成统一战线。从另一方面看，1750—1763年主持检查机构的马尔泽布，他的所作所为更像是这一小群启蒙哲人的代理人，而不像是一个高压政府的官员。巴黎的律师巴尔比耶不是启蒙哲人，但十分痛恨教权主义，四处收集被查禁的世俗宣传品，而且为伏尔泰支持路易十五对教士课税的努力喝彩。巴尔比耶还写下精彩的日记，显示了他比其他律师同行更善于言辞，但是他很典型地代表了全西欧有教养的人，既是当时社会的受益者，又机警而挑剔，很容易接受激进的宣传。当时有许多人像巴尔比耶一样，名义上是基督徒，但喜欢引用伏尔泰的《哲学辞典》，在读卢梭的《新爱洛漪丝》时潸然泪下，对监禁狄德罗十分反感，对共济会成员莱辛的论著争相传阅，为驱逐耶稣会教士而拍手叫好，采用新的经验主义哲学，欢迎新的批判精神。总之，他们在启蒙哲人的异教精神里发现了某种魅力，在启蒙哲人怀有的希望里发现了某种令人振奋的东西。【27】因此，启蒙哲人与当时的文明处于打打和和的状态，而他们的革命意识形态有许多是被那些敌视他们却又不懂他们思想的含义的人盲目地推向成熟。
由此看来，启蒙哲人生活在一个既令人欢欣鼓舞又让人倍感困惑的世界里。他们怀着自信和忧虑游走其中，既表现出精明的理解力，又透露出意识形态上的短视。他们从未完全抛弃困扰着现实主义者的那种最终的，也是最顽固的幻觉，即自以为摆脱了一切幻觉。这就使他们的认知发生扭曲，使他们的许多判断显得肤浅。但是，这也让他们有了一种进攻的锐气，在自我怀疑、内部纷争和重大退让使得防守都很困难的时候，尤其如此：通常，防守时误判形势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攻击对手时付出的代价。康德承认，他所处的时代还不是一个启蒙了的时代，但是他毕竟可以宣称，这是一个启蒙时代。历史站在启蒙哲人一边，这是令人欣慰的信息。
[1] 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全集》（Kant, “Beantwortung der Frage:Was Ist Aufklärung？”， Werke ），第4卷，第169页。
[2] 阿尔贝特·莱茨曼编，利希滕贝格：格言L88，《格言，1793—1799年》（Christoph Lichtenberg, Aphorism L88 , Aphorismen, 1793—1799, ed. Albert Leitzmann），1908年，第26页。（窗户税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税种。——译者注）
[3] 狄德罗：1766年1月27日，《通信集》（Denis Diderot, Correspondance ），第6卷，第34页。
[4] 转引自F. C.格林：《让－雅克·卢梭：生平和著述研究》（F.C.Green, Jean-Jacques Rousseau: A Study of His Life and Writings ），1955年，第115页。
[5] 沃波尔：1765年11月19日，《通信集》（Horace Walpole , Letters, ed. Mrs. Paget Toynbee），十六卷本，1904—1905年，第6卷，第352页。
[6] 休谟致休·布莱尔，1763年12月，《书信集》（David Hume, Letters ），第1卷，第419页。
[7] 弗兰哥·文杜里编，贝卡里亚致莫雷莱，1766年1月26日，《意大利启蒙学者》（ Illuministi Italiani , ed. Franco Venturi），1958年，第3卷，第203页。反之，孟德斯鸠在年轻时曾极度崇拜那不勒斯史学家皮耶德罗·詹农，渴望能与之并驾齐驱。
[8] 沙夫茨伯里：1706年3月6日，《生平、未发表信件和哲学养生之道》（Shaftesbury, Life, Unpublished Letters, and Philosophical Regimen , ed. Benjamin Rand），1900年，第353页。
[9] 狄德罗：《全集》（Denis Diderot, Œuvres ），第3卷，第416页。
[10] 伏尔泰致《文学报》，1764年11月14日，《全集》（Voltaire, Œuvres ），第25卷，第219—220页。
[11] 欧内斯特·莫斯纳：《休谟传》（Ernest C. Mossner, The Life of David Hume ），1954年，第487页。
[12] 维兰德：《私下的谈话》，《全集》（Christoph Martin Wieland, Gespräche unter vier Augen, Werke ），第42卷，第127—128页。
[13] 吉本：《罗马帝国的衰亡》（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第4卷，第163页。
[14] 休谟：《自传》，《全集》（David Hume, My Own Life, Works ），第3卷，第4页。
[15] 博斯韦尔：《约翰逊生平》（James Boswell, Life of Johnson ），1759年，第1卷，第342页。
[16] 约翰·雷：《亚当·斯密传》（John Rae, The Life of Adam Smith ），1895年，第429页。
[17] 博斯韦尔：《1773年与约翰逊同游赫布里底群岛的日记》（James Boswell, Journal of a Tour to the Hebrides with Samuel Johnson 1773 , ed. Frederick A. Pottle and Charles H. Bennett），1961年，第189页。
[18] 《特雷武月刊》（ Journal de Trévoux ），1701—1767年法国耶稣会出版的颇有影响的月刊，副名：《科学和艺术的历史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