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ix】

本卷是两卷本著作的第一卷。这两卷著作既独立又相互联系，合在一起，试图对启蒙运动提出一个全面的解释。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思想史研究者、文学研究者和政治理论家极力恢复启蒙运动的真实面目，清理诋毁者和颂扬者两方面的不实之词。他们出版了权威性的新版经典文本，发现了新的文献，编辑了完整准确、令人耳目一新的启蒙哲人通信集。当然，他们并不满足于这种技术性的基本工作。自从伯克和德国浪漫派大加讨伐以来，一直有人认为启蒙运动应该对现代的种种邪恶负有责任，而且嘲笑其所谓肤浅的理性主义、愚蠢的乐观主义和不负责任的空想主义。与这些曲解相比较——这些曲解比他们主张铲除的错误更肤浅、更愚蠢、更不负责任——自由派和激进派人士对启蒙运动的赞美虽然也带有漫画性质，却是亲切而无害的。左派的天真远远抵不过右派的恶毒。另外，与保守派的观点相似，自由派的启蒙运动观也同样不能让人满意，有待修正。因此，学者们展开了争论。我也参与其中，特别是与右派进行交锋。我的确喜欢这种论战。但是，现在应该而且可能从论战转向总结了。

总结就需要考虑事物的复杂性：【x】启蒙运动的那些人在理论、秉性、环境和代际方面都有差别。鉴于他们的思想五花八门，以及他们之间时而发生的激烈争论，许多历史学家甚至不想再探索启蒙运动的统一性。休谟是一个保守派，孔多塞是一个民主派，俩人到底有什么共同之处？霍尔巴赫嘲笑一切宗教，莱辛实际上想发明一种宗教，俩人有什么共同之处？狄德罗因嫉妒而蔑视古物研究家，吉本则欣赏和模仿他们，俩人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卢梭崇拜柏拉图，杰斐逊却拿着《理想国》无法卒读，俩人又有什么共同之处？但是，我认为，如果被这类问题迷惑，那就会陷入一种令人绝望的唯名论，就会把历史研究变成传记写作，就会为了多样性而牺牲统一性。上面这类问题是有价值的，但是其主要价值是纠正研究中的偏差，即防止历史学家为了追求统一性而牺牲多样性，使之不要陷入简单化的解释。所谓简单化的解释是指把启蒙运动当作一套严密的理论体系，一个理性时代，从而把狄德罗的生机论、卢梭对情感的推崇、休谟的怀疑论都视为外在于启蒙运动的东西，看作是浪漫主义的先声。这是一种削足适履的界定：先是剥夺启蒙运动的丰富内容，然后又抱怨启蒙运动乏善可陈。我不会采用这些做法。本卷将承认启蒙哲人的差异，因为正是这些差异给启蒙运动提供了许多活力，构成了其内部历史的许多内容。但是，因为泛指的名称并非柏拉图的理念，而是将有意义的相似性归纳在一起的范畴，所以我将始终使用“启蒙哲人”（philosophes）这个名称，把他们的思想、策略和生平活动统称为“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而且我还用这些名称表示我所谓的一个家族，即用某一种思想方式联系起来的一群知识分子。

虽然启蒙运动是由一群启蒙哲人构成的，但不止于此。它还是一种文化氛围，一种社会环境：启蒙哲人在其中活动，从中发出反叛的鼓噪，也从中悄悄地获得许多思想，同时还试图对之推行自己的改革纲领。但是，启蒙哲人的社会环境，他们的 18世纪，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他们斗志昂扬地介入他们的时代，从而使他们得以融入某些最深刻的潮流，【xi】但也会使他们对某些不利的现实不闻不问。我发现，因此关键在于不仅要理解启蒙哲人的思想及其与周围世界的互动，而且要判断他们在认识上的优长与缺陷。杰斐逊说的有道德的罗马共和国与20世纪学者说的罗马共和国一样吗？休谟笔下的西塞罗与我们眼中的西塞罗一样吗？启蒙哲人所谓的“文学复兴”（the revival of letters）与我们所说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是一回事吗？诸如此类的问题促使我从思想史研究进入社会史研究，努力探讨启蒙哲人建构和感受的启蒙运动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与我们今天当作一个历史事件来看待的启蒙运动一样。

由于我的首要兴趣在于思想与现实的碰撞，因此我很自然地把启蒙哲人的经历当作我的主要关注点和我的解释中心。我发现，启蒙哲人的经历乃是争取独立自主的辩证斗争，是消化他们继承的两种遗产——基督教遗产和异教遗产——的尝试：使之相互对抗，从而确保它们各自独立。启蒙运动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批判与权力。伏尔泰曾经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他懂得如何去恨，是因为他懂得如何去爱。其他启蒙哲人也使用破坏性的批判来为建设清理出场地，因此批判本身就成为一个创造性角色。正如恩斯特·卡西勒指出的，启蒙运动“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把批判功能与生产功能结合起来，并且使两者直接地互相转化”。

正如本卷副标题所显示的，我认为，启蒙哲人的反叛成功地达到了两个目的：他们的反叛乃是用一种异教反抗其基督教遗产，他们依赖的是古代的异教；但是他们的反叛也是一种从古典思想和基督教教条下解放出来的现代异教。古人教会启蒙哲人使用批判的武器，但正是现代哲学家告诉他们权力具有的种种潜能。在本卷中，我将研究启蒙哲人接受的教育：我将追溯批判如何从它在古代异教时代的繁荣和上千年间基督教时代的衰落转向在文艺复兴时期和16、17世纪的重新崛起。我在这一卷里说的“对古代的追慕”和“与基督教的紧张关系”乃是在启蒙运动的激进纲领逐渐形成的辩证过程中的两个因素。【xii】在第二卷中，我将讨论这种激进纲领，这种斗争的合题——“现代性的追求”。因此，这两卷书乃是同一主题下的两个部分，分别展开分析，但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在第一卷里，我将论述启蒙哲人如何争得了自由；在下一卷里，我将论述他们如何运用这种自由。

本书的写作是从1959年开始着手的，也可以说从1944年就开始了，当时我在丹佛大学读本科，开始对休谟产生兴趣。1959年我发表了专著《伏尔泰的政治观》。在此之前和之后写的许多东西都为本书做了准备。因此，本书的完成不仅受益于其他许多学者，也包含我本人的积累。如果读者发现某个句子或观点似曾相识，那是很自然的。对于我自己以前的论述，凡是我认为既难以改动又必须引用的，本书就移植过来。

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妻子。这两卷著作都题献给她。她不是职业历史学家，也不喜欢作者把一切灵感和成功都归功于妻子的热情辞藻。我赞同和欣赏她的这种态度，但是作为一个职业历史学家，我必须秉笔直书。没有她，我不仅不能完成本书的写作，而且不能这么迅速、这么顺利和这么愉快。她从头到尾仔细阅读了全书各个章节，有些部分阅读了几遍。她对各个部分都提出了尖锐而宝贵的意见。阿瑟·威尔逊和罗伯特·韦布分别认真审读了每一章，所提意见十分深刻。查尔斯和汉娜·格雷阅读了最初的几章，所提建议对于澄清一个重要问题非常重要。威廉·布斯马同我多次进行有关宗教与批判的关系的讨论，对于我修改第四章和其他部分帮助甚大。【xiii】海伦·培根以其训练有素的古典学学者的眼光对前面几章进行了审读。罗伯特·帕尔默长期以来让我受益良多，这次也敦促我认真考虑启蒙哲人与其基督教环境的关系；他的指教既严厉又具有建设性，其成果主要体现在第六章。在过去15年里，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几乎阅读了我写的全部东西，给予我持久的帮助；他读了本书的初稿。初稿与完成稿有天壤之别，他的功劳不可低估。

在过去几年里，我与一些朋友谈论本书的写作。亨利·罗伯茨特别耐心地倾听我的想法，对我的“灵感”特别宽容，毫不吝惜地给我鼓励。我要感谢鲁道夫·比尼恩在我写作初期提出的唯名论批评，促使我对我提出的启蒙运动整体论做更周密的论证。关于古典古代在启蒙运动里的核心作用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源自我在1959年和1960年与已故的沃尔特·多恩的几次令人兴奋的交谈。此外，我还感谢与下列各位的讨论：格雷恩·布林顿、列奥·格肖依、比阿特丽斯·霍夫施塔特、欧文·克里斯托尔、格特鲁德·希默尔法布·克里斯托尔、赫伯特·马尔库塞、奥雷斯特·拉努姆、弗里茨·斯特恩和约翰·威廉·沃德。雷蒙德·格鲁和理查德·韦伯斯特在有关意大利启蒙运动方面，给了我有益的建议。

我非常荣幸曾经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有关18世纪欧洲文化的教授研讨会；1962年秋季，该会设立之初，我发表了这两卷书的核心论点——启蒙运动的辩证法——然后在两年的热烈讨论中让这个论点受到检验、批评、修正和补充。我特别感谢参加研讨的同仁，他们是詹姆斯·克利福德、奥蒂斯·费洛斯、阿伦·黑曾、H.琼·赫克特、艾伯特·霍夫施塔特、保罗·亨利·朗格和鲁道夫·威特科尔。我的几个学生也给我提供了一些精彩的语录和有益的批评，我特别感谢杰拉尔德·卡瓦诺、斯蒂芬·克恩和维克托·韦克斯勒。虽然我几乎是独立完成这项研究工作的，但两名研究生帕特里夏·拉文德尔女士和奥古斯塔斯·帕洛塔先生也在挖掘意大利资料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

在本书写作期间，我有机会通过演讲来检验书中的一些想法；准备讲稿和在讨论后进行修改的过程对我也有很大裨益。【xiv】在此我还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布兰戴斯大学、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瓦萨学院、明尼苏达大学、纽约大学、艾姆赫斯特学院、弗吉尼亚大学的演讲主持人和聪明的听众。此外，我在芝加哥的美国历史学会和罗切斯特大学的法国历史学会上宣读了论文，得到了一些令人兴奋的批评意见。

我还要感谢一些物质方面的帮助。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邓宁基金会给我提供了研究基金和必要的图书。如果没有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在1959—1960年提供的适时而慷慨的研究职位（我的任务是研究现代性在18世纪的胜利；这项工作在我完成本书第二卷后才完全解除），我就不可能开始写作这部大书；如果没有1963—1964年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提供的研究职位，我不可能那么愉快地写出本书的许多篇章。这个中心是摆脱日常杂务的最佳避难所，受到许多人的热烈赞扬。我只想补充一句话：那些关于中心的动情词句、那些感人的笑话都是名副其实的。我在那里的一年工作进展顺利，为此要感谢拉尔夫·泰勒、普雷斯顿·卡特勒和简·基斯梅耶尔。我还感谢中心的秘书琼·沃姆布鲁姆。在帮我打字的人中，特别感谢爱恩·瑟维特。她热心、细心，还监督了其他人的打字工作。最后，本书杀青正值艾尔弗雷德·克诺夫出版社50周年社庆，能与这样伟大的出版社合作，我倍感荣幸。同时，我要感谢本书编辑帕特里克·格雷戈里，他对我的行文风格加以宽容。但愿其他编辑也能与他一样。

彼得·盖伊
1965年11月于纽约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