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萨里与“构造”（人体的结构）

安德雷亚斯·维萨里伟大的《人体的结构》（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发表于1543年，比达·芬奇的绘画晚了五十年。1514年，维萨里出生于布鲁塞尔。他曾在位于现今比利时的鲁汶学医，后前往法国。在巴黎，他的老师是一位在检察官解剖时，高高在上地以文艺复兴尚古风格朗读盖伦著作的教授。

维萨里后来声称，他解剖并煮熟了一具从绞刑架上偷来的罪犯的尸体，然后重新组装得到了他的第一具骨架。后来，他搬到了威尼斯附近的帕多瓦，那里比巴黎更加包容解剖学。他到达后不久，就被授予了医学博士学位。接着就像那个被反复传诵的传说一样，他在二十三岁时被任命为外科“教授”。此后，维萨里便开始认真地传授解剖学了。

维萨里不仅进行着自己的解剖，还与附近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城邦的艺术家交上了朋友。学者们认为，这种联系得益于药剂商店。因为医生们要去药店买药，而艺术家们要去药店买颜料。维萨里因此才能从有才华的艺术家那里得到建议，这些建议造就了他的成功。

1538年，维萨里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算是他五年后杰作的一道前菜。这本名为《解剖图谱六幅》（Tabulae sex）的短篇作品非常受欢迎，因为它配的图解质量很高。为了保持悠久的传统，它只有六幅配有叙述的插图。为了体现文艺复兴时期的理念，书中使用了三种古老的语言：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尽管图示在艺术方面十分用心，一些形态特征和身体比例却似乎不太正确：脊柱太过僵直，肋骨则缩短了。更让人吃惊的是，画作还保留着一些来自盖伦观点的特征：拥有五叶的肝脏和颅内奇网！当然，有了个人解剖的经历之后，年轻的维萨里已经知道这些结构并不存在。那他为什么把它们留在那里？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一种刻意的尝试，目的是缓和人们对他未来作品的反应并使他免受年长同僚们的敌意。《解剖图谱六幅》很快就卖光了，它巨大的图示被学生们挂在解剖台旁的墙上，都快被“看穿了”。与更宏大、更有名的《人体的结构》原版相比，《解剖图谱六幅》的复制品反而更少。

在1543年版的《人体的结构》的扉页上，维萨里展示了一幅他在帕多瓦学院被一大群人围着的插图。图中，正在解剖一具女尸的他正直直地看着读者。维萨里说，尸体是一位僧侣的情妇。那位悲伤的僧侣还没来得及取回尸体，维萨里和他的学生们就迅速将所有特征性标识全部从尸体上移除了。

这张扉页充满了象征意义。插图中下部的理发师不再站在解剖台旁，而是在争吵。狗和猴子被丢在插图的边缘，这些动物既是盖伦的研究对象也是他所犯错误的来源。上部原本留给背诵盖伦著作的人的位置，画着一副骨架。人群中有维萨里的学生和同事，其中包括一些和维萨里同期的学者，比如蓄着胡子的雷尔多·科隆博，他曾描述过肺循环。图中还有一个年轻人在写写画画，有人认为他可能就是为维萨里绘制插图的艺术家。尽管维萨里的著作颇具创新性，历史学家安德鲁·坎宁安还是注意到了维萨里与古代解剖学家的联系。他不仅发现扉页图中的解剖学家是在“模仿”盖伦，也从其他地方发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线索。根据安德鲁的思路，虽然维萨里的著作强调亲身探究和活体解剖，并且反驳了盖伦的一些解剖学观点，但维萨里“仅仅只是盖伦再世”，是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复兴人”[坎宁安，1997年，第114页。]。安德鲁还向我们展示了早期现代解剖是如何延续其在仪式性方面的重大意义的。

谁是维萨里的插图合作伙伴？风格主义、景观背景与建筑元素方面的相似性，使得一些人声称是伟大的提香（Titian）。根据维萨里的一封信来看，最有可能的人选是与他曾在提香工作室工作过的比利时同胞——扬·斯蒂芬·冯·卡尔卡。这些插图的背后很可能还包含一位一丝不苟的工匠的贡献，他负责将原版插图雕刻在木版上，再由位于瑞士巴塞尔的著名的约翰内斯·欧泊因努斯出版社将这些木版运过阿尔卑斯山脉，进行印刷。

《人体的结构》并不是六幅图，而是七本由许多图构成的书。第一本书是专门讲述骨骼的。第二本则专门描写“肌肉人”，也是《人体的结构》中最著名的一个系列，以八幅不同的正面姿势图开篇，其中包括écorché——一具被剥除皮肤的人体图（见图2.6）。插图注释中解释了每一幅插图之间的连续性——将肌肉于其起点处切断并悬挂于其终点处。讽刺幽默弥漫在整部插图中：当肌肉一层一层被移除，那可怜的尸体逐渐变得残破不堪，从运动员般的健硕到需要用绳子和墙壁来支撑。随着尸体被解剖得越来越残破，背景的风景也随之由夏至冬，变得越来越贫瘠。八幅正面姿势图后，是同样一套人体背面的图示。

第三本书是关于静脉和动脉的——1538年《解剖图谱六幅》中对于颅内奇网的描述已经不见了。第四本书描述了神经。第五本阐述了腹部器官的相关探索，其中肝叶的数量也减少至两片。第五本书中还包括生殖器解剖，这在此后成了学术界颇有兴趣的研究对象。那位僧侣已故情妇的外阴、阴道和子宫被独立地展示出来。从图示可以发现其形状类似于男性阴茎，这引起了人们对男女性器官同源性可能的猜测（见图2.7）。第六本书专注于胸部的器官。而第七本书则主要描述脑部。

在这些插图中可以发现一些解剖学上的不准确之处。比如，腹直肌在胸腔中延伸得太远。然而，与他的前辈和许多后继者相比，维萨里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人体的结构》已经成为人们膜拜的对象。它的第一版已经被找到，并有了新的译作。特伦斯·卡瓦纳表示，将翻转的肌肉图形串联在一起，可以创造出一幅连续的风景画。一些学者将这幅风景画的出处锁定在帕多瓦附近的尤金尼山区，为了寻找精确的地点，许多医生都曾行至此处。

维萨里不久便放弃了学术生涯，转而成为帝王们——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西班牙的腓力二世和法国的亨利二世等的专属医师。之后，他似乎离开了皇室，踏上了旅途，但最后在前往圣地朝圣的途中死去。人们推测他的无名墓位于地中海小岛——赞特[即扎金索斯。]，但他死亡的具体情况却无人知晓。《人体的结构》中插图的木版画一直保存到20世纪，并在1934年被用来出版过一次。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木版画在慕尼黑的轰炸中被摧毁了。

《人体的结构》面世之后，科学家们开始更加关注结构。随后，又有几部类似的作品问世，每一部自身都是一个艺术成就。一系列杰出的解剖使人们发现了迄今为止被遗忘或未被知晓的人体部位。1545年，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图集，着重描述了神经和血管。1561年，加布里埃洛·法洛皮奥描述了内耳、脑神经和《人体的结构》中缺失的输卵管[英文中，输卵管是用法洛皮奥的名字命名的。]。巴托洛梅奥·欧斯塔基奥论证了肾上腺、腔静脉、交感神经节和内耳的存在，以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连接耳和咽喉的狭窄管道。1603年，吉罗拉莫·法布里齐奥或称希尔奥尼莫斯·法布里修斯描述了静脉瓣，二十年后，加斯帕雷·阿塞利在活体解剖一只处于消化过程中的动物时发现了乳糜管。1747年，伯纳德·西格弗里德·韦斯或称伯纳德·西格弗里德·阿比努斯出版了他著名的图集——以茂密的森林为背景，着重以版画描绘了人体肌肉与骨骼，也描绘了诸如犀牛等一些其他物种。诸如此类的多部著作为广大有求知欲且有教养的民众展示了诸多解剖学知识。

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解剖学仍然和临床医学毫无关联。16到17世纪的解剖学家主要集中于发现并以艺术手法描绘正常的或者说健康的人体形态。他们没有把结构相关的特征与疾病联系起来。但在17世纪早期，科学家们已经开始将有关结构方面的新知识应用于与机能相关的研究。相比于医学，生理学反而是第一个将新兴的解剖学研究落实到实际应用上的。比如，威廉·哈维就是主要（但并非完全）根据其老师法布里齐奥对静脉瓣的展示而发现了血液的循环（见第三章）。

除了15世纪的安东尼奥·本尼维耶尼和16世纪的让·费内尔，几乎没有学术作者对解剖学中的畸形现象感兴趣，这一现状直到《人体的结构》出版后一个半世纪才有所改变。泰奥菲·博内特和乔瓦尼·巴蒂斯塔·莫尔加尼汇编了大量疾病所对应的解剖病理学，但他们的作品没有插图（见第四章）。

到了18世纪，解剖开始变得更受人尊敬。一种名为感觉论（sensualism）的新兴哲学理论，认为一切智慧都来自感官的观察。因此观察是值得尊敬的，而理论验证据说并不受重视。解剖学研究被认为符合这一新传统。艺术家们在学生们的簇拥下为杰出的解剖学家们作画，绘制他们工作的状态，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当数伦勃朗的名画《杜普教授的解剖学课》。还有一些艺术家创造了蜡模，为医学教育提供了重要工具。人们还建立了博物馆来保存精巧的解剖标本和蜡模，以备将来参考。一些令人惊叹的18世纪时期的收藏品包括：收藏于伦敦和格拉斯哥两市的约翰与威廉·亨特的作品、收藏于巴黎郊外迈松阿尔福镇的奥诺雷·弗拉戈纳尔的作品、位于佛罗伦萨的拉斯佩科拉博物馆（La Specola）的藏品以及位于费城的马特博物馆（Mutter Museum）的藏品。

现代早期阶段对人体构造的观察主要依靠肉眼，但对器官与各个层面结构的分类已经达到了历史上最细致的程度。这些细致入微的解剖学发现为胚胎学和比较解剖学奠定了基础。关于构成生命的基本“单位”究竟是什么，乔治·巴利维等细心观察者多年来一直回答是“纤维”。18世纪末期，超越器官或纤维等层面，组织的概念开始出现，并随着思想与技术共同进步的产物——显微镜的出现而持续发展（见第九章）。

医学上对解剖学的不信任

另外有些人……他们研究生物的内脏，不论生死，也不管健康还是患有疾病，他们都以这种华而不实的方式推行那所谓的艺术……但是，这些努力几乎没有成功案例，也不太可能在将来获得成功，我就在这里多少稍微介绍一下吧。

——托马斯·西德纳姆，约1668年；K.杜赫斯特于1958年引自《医学史2》，第3页

解剖学能做的一切，只是向我们展示人体恶心又敏感的部位以及那些乏味又毫无生机的体液。然而，即使花再多心血去研究这些东西，也无法为医生治病提供多少指导。如果解剖学无法指点我们大多数疾病的起因与治疗方法，那么，我想它不太可能为消除人类的痛苦和疾病带来任何益处。

——约翰·洛克，约1668年；K.杜赫斯特于1958年引自《医学史2》，第3—4页

一个世纪后…

解剖学虽然经过精心发展，但并没能为医学提供任何至关重要的观察结果。再怎么一丝不苟地检查一具尸体，也无法发现生命赖以生存的根本……解剖学可能可以治疗剑伤，但如果某种无形的特殊瘴气侵入我们的身体，解剖学将无能为力。

——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埃，《大革命前后的巴黎》，1788年；维尔弗里德和艾米丽·杰克逊译，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1929年，第97页

细胞是生命体的基本单位这一概念，通常被认为始于罗伯特·胡克。但直到很久以后，细胞才随着德国动物学家施旺、植物学家施莱登和病理学家鲁道夫·菲尔绍的研究而演变为一种理论。细胞理论有很多像T·H.赫胥黎[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1825—1895）。]这样势均力敌的反对者，据说赫胥黎在1853年对细胞理论的严苛批评不仅没有击败它，反而在英国进一步传播了这一理论。就像之前提到的，学者们的学识与显微技术是相辅相成的——细胞理论并不仅仅是因为使用了显微镜而建立起来的，而是需要先被想象，或者说“设想”出来。

尽管解剖学取得了这些科研成果，但其与医学的关系仍然模糊不清。为什么？首先，人们对人类遗骸的抵触依然存在。18世纪的讽刺画家威廉·霍加斯等人讥讽解剖是令人发指的行为，是一种恰到好处的“残酷的回报”（见图2.8）。其次，即使是常用到解剖的医生也很难想象出如何应用它。拥护解剖学的感觉论也使得解剖学从医学角度来看备受质疑。疾病的诊断还是要基于病症（见第四章）。如果患者没有死亡，医生就没有机会通过解剖发现患者体内的病灶，更无法将其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