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时期关于身体的论述

在13至14世纪，得益于立法的更改、宗教教义的衰退以及对暴力犯罪和流行病的抵抗，艺术与解剖学都经历了一次觉醒。很多市政当局，尤其是意大利境内的，被迫允许解剖，用以判断谋杀等非自然死亡的死因（见表2.1）。

非宗教大学的兴起也促进了解剖的觉醒。在基督教的传统中，身体不仅与罪孽联系在一起，且只是暂留于尘世中。学习身体的内部运作方式不仅无用，还有可能破坏得到救赎的机会。因为《圣经》的字面解释预示着灵魂的复活需要一具完好无损的身体。因此，教会绝不会容忍解剖。中世纪时期的解剖相关图片重点在于强调这种行为的野蛮。有时，教皇会给某些医学院特殊的豁免，如法国南部的蒙彼利埃。

但是相关课程的实验对象只能是罪犯——在极少数情况下，是被判受活体解剖的活着的罪犯。学校渴望进行解剖，而教会则持反对态度，双方形成紧张的局势，由此产生的动乱正反映了社会权力结构的进化。想成为解剖学家的人有时甚至会被起诉。

合法的解剖都是仪式化的，并且比较罕见——比如一年一到两次，有些地方甚至五年才有一次。在这些仪式化的解剖中，教授坐在高处，朗读一本拉丁文版的盖伦著作。而演示者通常是些目不识丁的理发师（关于理发师外科医生[理发师外科医生：中世纪时期替医生完成解剖等工作的人。现多指庸医。]，见第十章）。这样的仪式进行完后，盖伦的论述又可以继续稳固地传承下去了。就算在解剖尸体的过程中发现一些与盖伦标准观点不符合的地方，也被解释成“凡人（通常是罪犯）之躯终究是有瑕疵的”（见图2.3）。

意大利解剖学家蒙迪诺·德·卢齐打破了传统，他强调解剖学家应该亲手完成解剖。不过他的教学思想和盖伦相差无几。蒙迪诺于1316年完成的专著《蒙迪诺的解剖学》（Anathomia Mondini）成为标准参考物，并持续了一百五十年。这部专著的手稿版没有图解，但是一些较晚出版的版本中有。然而，当他的著作首次于1478年出版时，已经有新的专著取而代之了。

中世纪晚期的艺术觉醒被应用于14世纪一些解剖专著中的人体刻画上。在亨利·德·蒙德维尔的《外科》（Chirurgia）一书中，患者或尸体的图示是垂直的，并且线条比早先著作中的更流畅一些，仿佛是在活着时捕捉到的（见第十章）。在圭多·德·维杰瓦诺1345年完成的专著（其实是蒙迪诺著作的图解版）中，许多图示中的解剖学家都是亲自进行解剖。不过，图示的绘制风格仍会使人想起百年之前的五人图。

有时，“黄道十二宫人像图”被用来诠释人体与外界的关联，以此来预示需要治疗的部位以及适合实施治疗的黄道吉日。这些图示综合了大量的信息，并为了说明各部位所对应的潜在伤痛疾病及其治疗方法，而在图中添加了很多修饰，比如：“受创的人”“患病的人”以及“正在流血的人”。这些“人”的例子可以在约翰内斯·德·卡沙姆的专著《医药之书》（Fasciculus medicinae，约1491年）中找到（见图2.4和图2.5）。尽管《医药之书》有明显的艺术性及思想保守性，但它用到了一项重要的创新——印刷术。可以说，《医药之书》标志着解剖学复兴的象征性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