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解剖及其理念

古埃及精密复杂的葬礼习俗使得那时的埃及人拥有更多和尸体接触的机会。入殓师可以很熟练地定位器官，并将它从身体的孔洞或狭长的切口中取出。埃及的图画类作品虽然不是写实风格，但从雕塑中还是可以看出其外表与内部结构的微妙联系。与入殓师和艺术家不同，古埃及的医生反而没有表现出对解剖学的了解。

我们对于埃及医学的了解来自少数一些记录着手术相关信息的莎草纸画（见第十章）。埃及人认为呼吸是生命的精髓，这使得他们对于病例的解析似乎偏向于生理学。在古埃及，血管是假想出来的，并非实际研究发现的。器官也只有少数几个与具体的机能相互关联。还有一些器官被和某些神灵联系在一起，并以象形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比如分娩女神的一种象征——一个形象化的子宫符号或“sa”。因为这个符号是新月形的（有两个尖角），所以学者们认为这个符号最初的原型是动物而不是人类。心脏是灵魂的象征。在《死亡之书》（古埃及陪葬的圣典）的插图中就体现了这一点，死者的心脏需要与真理之羽放在秤的两端，两端相平的死者灵魂才得以进入极乐世界（见图2.1）。

古希腊雕像都反映出了基于表面解剖学的精细肖像描绘，并且对基本的肌肉和骨骼的雕刻也很用心。生病的人们去神庙祈求健康时，会携带奉纳的祭品。这些泥制或石制的祭品会被做成患病处的器官形状——子宫、乳房、膀胱以及四肢。从这些祭品上甚至可以观察到一些解剖学上的异常状态，比如静脉曲张。

虽然希腊艺术家们对解剖学展现出了卓越的观察力，并在艺术方面有着显著的影响，希腊的医生们却对解剖学敬谢不敏——切割尸体是绝对禁止的，葬礼也以火化为主。所以对于希腊医生来说，机能较之结构显得更为重要。病理的解析主要基于四元素（土、风、火和水）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人体内的四种体液（见第三章）。由于法律与入葬习俗的限制，古希腊人没有很多机会可以了解人体的内部构造。但是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医学派有一些关于骨折和脱臼的论述，表明他们在骨骼及关节方面掌握了丰富的知识。

眼见为实是解剖学教学的根本，所幸尸体切割的禁令对动物并不适用。哲学家与生物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4世纪似乎曾大量运用图解来教授动物的比较解剖学，但是很可惜的是，并没有原稿幸存。

大约公元前300年后，亚历山大城开始允许解剖研究罪犯的身体，不论罪犯是否死亡。这种公示既是为了威慑，也是为了研究。解剖练习只能用在罪犯身上，这点反映出了当时社会对解剖的矛盾情绪，因为解剖可能被视为亵渎神圣。希罗菲卢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这两位亚历山大城居民曾描述过一些人体的细微结构，比如乳糜管[乳糜管：小肠绒毛内的毛细淋巴管。]、脑膜和窦汇这类血管结构。如同其他早期图解一样，他们的手稿并没有留存下来。本书对他们事迹的讨论依据是其他作者的记录，包括生活在晚于他们时代四百年左右的盖伦的记录。

盖伦对希罗菲卢斯的研究

希罗菲卢斯“所掌握的解剖学知识是他所处的时代精确度最高的，并且他的大部分知识不像多数人那样来自相关性不高的动物，而是来自人类自身”[引用于H.文·施塔登的《希罗菲卢斯》，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43页。]。

——盖伦，公元200年

盖伦于公元129年出生于如今土耳其爱琴海岸的帕加马王国，但他一生中的极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罗马。盖伦对法律禁止人体解剖这一点表示谴责。他众多的著作中至少有三篇是专门讨论人体解剖学的，并基本被亚历山大城的人们理解了。盖伦曾是角斗士的医师，所以他可能通过裂开的创口观察到了内部结构。盖伦是位杰出的实验者，他对动物——尤其喜欢用猪和猴子作为实验对象——进行活体和死体解剖。他从动物的身体和人体推测构思出了一系列包括解剖构造、血液流动、生命的起源与维系等方面的复杂理论。盖伦的一些观察对动物来说很准确，但是放在人身上就对应不起来了。比如，他认为肝脏有五叶，并将颅内血管网称为奇网。

盖伦的著作有其权威性，也有吹嘘之处，并且他的目的论的视角使得他有可能为了得到特定的结果而特意构建这些人体结构（见第三章）。这种自信的人生观很符合基督教的观点。正因如此，一千多年来，他的著作一直是医学文本的首选。盖伦的直系继承者们可能做过一些人体解剖，但是在他之后，解剖的普及率也大大降低，解剖的性质也变得更像是因为崇拜盖伦而进行的仪式性练习，而非为了追求真理。

发现于1957年的罗马地下墓穴（拉丁大道）中有一幅公元400年作成的壁画，记录了一堂解剖课。画中的讲师离尸体相当远，并且他和他的学生们都没有触碰尸体。躺在地上的尸体被一根长杆刺穿，仿佛是在强调它已经死亡这件事。

现存最古老的解剖相关图解可追溯到中世纪早期，由波斯与阿拉伯的学者们所作。他们将古希腊作者们的著作保留下来并进行传播，为了解释著作文本而设计了这些图解。图解中的人物用像青蛙一样的姿态蹲坐着，露出部分外生殖器与四肢的内侧面。通常一组由几幅图构成，包含诸如以下五或六个系统：血管、肌肉、神经、器官和骨骼（见图2.2）。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了中世纪的欧洲。德国医学史学家卡尔·萨德霍夫曾研究过上述这类图解，并推断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中，也是用同样五或六个图解一组的形式来描绘当时的希腊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