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学开始融入医学

19世纪初，医学技术和疾病概念的重构改变了医学对解剖学的态度。叩诊（percussion）和听诊（auscultation）技术为胸腔内结构变化的检测创造了机会。疾病的名称和概念从体现单纯的主观症状，如咯血和气短，转变为体现相关的解剖病变，如肺积液、肺实变和肺气肿（见第四章和第九章）。

随着疾病与解剖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医学不得不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突然之间，解剖学不再只是有趣的研究，而是医学教育中必不可少的课题。曾经独立授课的解剖学教授也变成了每一所考究的医学院的必备元素。病理解剖学紧随其后：在1828年和1835年，罗伯特·卡斯韦尔和让·克吕韦耶分别成为英国和法国历史上第一位病理解剖学教授。到了1848年，美国大约四十所医学院中已有二十五所开设了解剖课程。

由于尸体供应有限，新的问题很快就出现了。解剖虽然已经被学者们接受，但普通大众并不愿意看到亲人的尸体被解剖并用于公开授课。能通过合法手段获得解剖材料的地方少之又少。在一些拥有大型救济院和公立医院的城市，比如革命后的巴黎和新奥尔良，无人认领的尸体会被直接交给医学教育工作者。而在其他地方，尸体通常来自墓地或秘密交易。

随着新鲜尸体的需求市场日渐壮大，“盗尸者”这一充满传奇色彩的新职业出现了。各种流传于世的诗歌和故事都记录了他们应市场需求提供新下葬的普通公民尸体的事迹。富人们的尸体被名为“守墓牢”的铁笼保护起来，以防范盗尸者。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触怒了公众，他们将矛头指向了盗墓者的客户们。在美国，医生们的住所和医学院遭受围攻和焚烧的情况时有发生。墓园都被看守了起来。富有的市民们还会在葬礼之后布置岗哨，以保护家族墓园不受侵犯。加拿大医学教师约翰·罗尔夫曾因参与了1837年加拿大叛乱而被暂时流放到纽约州的罗彻斯特。这期间，他曾让他以前的学生将解剖研究所需的尸体装在威士忌酒桶里，从多伦多经由安大略湖运给他。为了避免产生中间人经手费用，医学院的学生们对盗墓开始变得驾轻就熟，尤其那些位于安大略省金斯顿的学生们，更是臭名昭著的贵族墓园掠夺者。有些附近有墓地的医学院，充斥着竞争残酷的人体交易。

接下来，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为了贩卖尸体而引发了谋杀案。有多少弱势人群因此毙命，一直以来都是个未知数。医学生和教授们很可能已经猜到了这些尸体的来源，因为它们看起来格外新鲜又健康。然而，由于迫切地想要解剖又想维持尸体的稳定供应，他们选择了视而不见。在1823年的著名案件中，苏格兰人威廉·伯克和威廉·海尔谋杀了至少十六人，并把尸体卖给了爱丁堡一流医学院的解剖学家——罗伯特·诺克斯。

诺克斯一收到尸体，就开始不辞辛劳地移除尸体的头部和其他识别性特征。伯克和海尔先是对伯克家贫困的老房客下手。然后，他们又谋杀了一个医学生们都熟知的妓女，但这群小伙子们未置一词，并愉快地解剖了她的尸体。直到伯克和海尔绑架了一个当地有名的智障男童——詹姆斯·威尔逊（“愚蠢的杰米”）时，才引起了怀疑。几天后，在解剖学家的实验室里发现了一名据报失踪的健康女性尸体——马杰里·多切蒂，伯克和海尔被指控谋杀了她。海尔因为指证同伙而获得了赦免，伯克则被处以了绞刑。他的尸体被公开解剖，遗体被数百名观众围观。他的命运表明，解剖仍然是一种恐怖的“残酷的回报”，是谋杀的同义词。诺克斯和他的学生都没有受到指控，但这位教授的职业生涯从此毁于一旦。

不久之后，立法限制了尸体的销售，并允许医学院从医院、监狱与救济院获取无人认领的尸体（见表2.2）。18世纪末，法国、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相继制定了相关法律。在伯克和海尔事件九年后，英国通过了《解剖法案》。马萨诸塞州在这方面也很早就采取了行动，但美国大多数州在内战后才通过立法，这也暴露了他们在这一问题上长期的矛盾心理。加拿大的解剖学立法来自有趣的医学先驱威廉·“老虎”·邓洛普的专题研究。最近有学术研究考察了亚洲医学教育中获取尸体的复杂性，因为西方医学似乎与亚洲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有所冲突。日本直到20世纪70年代西式医学院有所发展后才开始接受尸体捐赠，并于1983年通过了一项相关律法。

解剖逐渐为公众所接受，解剖学课程的场景也不再阴森可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肃穆的气氛，这也象征着医学本身的严肃性。贮存技术的改进和血管注射技术提高了尸体的寿命和效用。19世纪后期，女性开始踏足医学界，性别问题也随之而来。许多学校认为，女性过于柔弱，无法面对尸体或赤裸的男性尸体，尤其是有活着的男性在场的时候。有些学校为女性免除解剖课程或规定她们单独上解剖课。尸体研究材料的供应问题仍然存在。解剖学相关的法律通常更适用于那些因贫困或种族而处于弱势的人。为科学捐献尸体的想法尚未完全成形，而且，由于喜欢拿尸体和骨骼开玩笑，医学院学生落下了不尊重标本的坏形象（见图2.9）。在第三帝国时期，成千上万被谋杀的犹太人尸体被送到医学院，宣称是为了满足教学和展示的需求。1998年有调查显示，至少有一千三百七十七具尸体从纳粹集中营被送到维也纳，被爱德华·佩尔纳科普夫教授用来制作他复杂精妙并被广泛使用的解剖图谱。这本书颇具争议，关于如何恰当地使用它以及它是否应该继续存在的问题，解剖学家、历史学家、图书管理员和伦理学家仍然争论不休。

渐渐地，解剖的污名消散了，人们开始愿意将自己的遗体留给科学——这是一种新的社会认可的慈善形式。在20世纪的后几十年，随着器官移植可能性的增加，器官及遗体捐赠受到了政府和公众的主动推广。历史学家们认为，这种身体捐赠行为的推广，从一定程度上指向了人们对科学、教育和死亡态度。如今，大多数学校每年都会以充满感恩和尊重的仪式来纪念这些捐赠。女王大学的医学院在当地的墓园为这些捐赠者的遗体特别保留了一块专有墓地。 uKpTlhh9282rCCvIWx3W/6xLNXnrZ8tcnY8L3/atYjId2w/ifD0yx7vIMYcq2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