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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都是采用二分法的思维，不是偏向这边，便是偏向那边，没办法兼顾两边。
管理者最要紧的是脑筋要清楚，你不是神仙，凭什么分辨是非？凭什么分辨好坏？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归零、放空。在做决策之前，没有任何想法，抱着大家看着办、大家来商量的态度，才能听得进去别人的话。
庄子说：“天下的人多各执一察（一端）以自耀。”大家各执一端，然后每个人夸耀自己那一套很行，想以偏概全，把所有人都变成自己的模式。这不是好现象。
科技十分重要，没人会忽视管理科学的价值。但是，庄子早就说过，生命是有限度的，而智识是没有限度的，以有限度的生命去追求没有限度的智识，会弄得疲惫不堪。人为了保全生命，不得不分工专职，一不小心就容易走入固执偏见的歧途。
道路是人走出来的，各有各的道，才会形成多元化。如果物种不是多元的，地球就要毁灭了。
每个人都不要认为自己的一套一定比别人的好。彼此尊重，彼此包容，各取所需，才是正道。管理哲学的理论都是人想出来的，立场不一样，想的东西就会不同。
既然立场不同，就没必要要求每个人都一样。我们要的是“大同”，不是“一统”，“大同”下面还有两个字，叫作“小异”，“大同”的可贵之处就是尊重每个人的“小异”，各有不同才能叫“大同”。管理哲学大同小异，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偏向于“大同”；实际运作的管理者，必须重视“小异”。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特殊性，把别人那套全盘搬过来是行不通的。
庄子的《齐物论》，包含齐物与齐论两个意思。庄子认为：道原本是没有分界的，语言原本是没有定说的，为了争“是”而划出许多界线，有分别就有了争执。“道”本来是齐的，但是变成很具体的事物的时候，就不齐了。
《庄子·天下篇》指出：百家众技各有所长，亦时有所用，可惜都和耳、目、鼻、口一般，各具功能，无法互相通用。天下的人如果各尽所欲而自为方术，那么，“道”就被割裂了。所以任何东西都不要太勉强，尽量去做就好了。管理者认为财务、生产、销售、人事都重要，没有一样是特别重要的，这就对了。
懂得财务管理、销售管理、生产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及时间管理、情绪管理等，却不懂得管理本身，这是现代人的麻烦问题。管理是有整体性、不容分割性的，牵一发动全身。我们自认为有专业，只能当好部门经理；自己知道没有专业，却已具备通才的条件，才有资格当总经理。优秀的企业老总可以什么都不精通，如果认为自己精于销售、财务或生产，他就完了。曾有一个总经理对我讲，他很懂财务，因为他是做财务出身的。我就对他讲：“你的财务经理会很难做，因为第一你不会尊重他，第二你会替他做很多事情，使他一无所长。”尤其危险的是当初的经验，到今天并不一定适用。因为社会是不停变化前进的，时过境迁，环境变了。
管理者最要紧的是头脑要清楚。很多人问我公司搞不好的原因，我说中国人其他方面都很好，只有一个毛病，就是头脑不清楚。
现代管理者很喜欢学习。不幸的是，他们没学之前还知道怎么做，学完以后，反倒不知道怎么做了。学习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要了解该学什么、不该学什么。许多人当了老总，还去学技术，那是挺奇怪的。技术是不断变化的，他整天搞技术，就不可能是好的老总。
自古以来，每个人都是自圆其说，无法把整全的道理说清楚，一定会顾此失彼，有疏漏的地方。如果有人听了把它当作是整全的，就受害了。我们各有不同的主张，都有相当道理，自己又不能正确分辨和选择，不知如何是好。
我们尝试着检视以往企业管理发展的几个阶段，不难发现所谓生产导向、财务导向以及市场导向，正如古人所说：“道非天然，应时而造者。”“道”不是永恒存在的，是为了适应不同处境，随时更换创造出来的。生产、财务、市场等，都是管理的“一察”（一端、一隅），各自代表管理的一个变数或一种理论，管理者必须具备自己的管理之道，才不致迷惑于任何单一的变数，因应实际环境的变动把握应该重视的变数，以“应时而造道”，既求适应，又不失正道。
管理者的智慧表现在他持有自己的常数，能够“有所不为、有所不变”，然后才能面对若干变数，适当调整为“有所为、有所变”。这种秉持正道（经）以求适应（权）的态度，即是持经达权，如果能够权不离经，就不致离经叛道。经权相辅相成，才是正道。
“有所不为、有所不变”是经，是根本；“有所为、有所变”是权，是作用。本立而道生，管理者把握住根本，才能发生有效的作用。具有常道的管理者，创立“有所不为、有所不变”的企业风格，才能顺利开出“有所为、有所变”的美丽花朵。不过，“有所不为、有所不变”是可控性的经，“有所为、有所变”有相当的风险性，属于不可控性的权。前者必须“尽人事”，后者仍须“听天命”。
“听天命”是知命而不认命的态度，管理者深知企业必有其风险性，而预测亦有其不确定性，却不能因此而认命。管理者竭尽所能，以证明是否有成功的命，这是头脑清楚的做法。
管理者必须先有清楚的头脑，才能应时而造道，在现代环境中，找出合乎自己要求的管理大道。
头脑不清楚，再明确、再具体的管理制度和方法，都会被乱用得凌乱而模糊。头脑清楚，再虚得近乎空洞的管理大道，也会看得透彻，自成系统。同样一句话，头脑清醒的人一下就听懂了，觉得简单明了；头脑不清醒的人怎么也听不懂。头脑清楚，便是观念正确，是成为管理者的先决条件。
我们已经学习了西方的很多管理知识，获得了不同的观念，所以头脑越来越杂、越来越乱。如果凡事都依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判断，根本不可能学习中国式管理。最好先要求自己归零，以便从头出发。要注意，它到底合不合我们的文化？合我们的文化，用起来效果就很好；不合我们的文化，用起来就不行。
我们既不能食古不化、望文生义，也不应该站在西方的观点来否定中国的观念。很多人一听到中国思想，就认为又是乱七八糟的一套，这种人先入为主，用自己的成见去做判断，最后会走上偏道。
企业的兴亡、运作的优劣、决策的当否，以及组织气候的优劣、社会评价的好坏，无不系于企业经营者的管理哲学。事实证明，中外企业管理都开创了理念导向新纪元。
以理念为企业管理导向，则管理者首先应该自问：“我的管理哲学是什么？”简单地说，管理哲学就是对管理经验进行反省以寻求透彻的、协调的以及系统的管理观。管理者抱持批判的和怀疑的精神，将管理科学及相关科学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研究所得的有关管理的论点，加以思索和研究，分析其是否合理，能否融会贯通，并谋求调和与统一，使其成为管理可依循的理念导向，便得出了自己的管理哲学。
管理者，特别是企业经营者，最好把自己脑海里与管理相关的观念全部倒出来，然后逐一检视，将自己认为确实无误的观念装回去，淘汰似是而非的或根本错误的观念。彻底反省一下，再依优先顺序，把最重要的三五个理念写下来，并且问自己：
第一，现在的经营理念是什么？
第二，如果我是被管理者，喜欢老板持有这种经营理念吗？
第三，我喜不喜欢现在所持的经营理念？
第四，我真正喜欢的经营理念是什么？
如果答案一时不能肯定，不妨看看别人。古往今来，有许多经营理念非常值得我们仔细去学习。管理者一方面学学别人，一方面想想自己，不难成功整理出管理之道。
企业初创之际，管理者就对管理哲学有了正确的认识，那当然是最好的。如果没有那么幸运，能在企业发展的任何阶段，确立经营理念，并采取配合行动，都比盲目航行强得多。毕竟企业管理已经迈进理念导向时代。
我们要摆脱两个极端。诚恳的管理者比较容易听到真实的声音。如果一个人有诚意，就很容易去深入体会别人的话。有知识的管理者能够从对方的话中寻找出合理点，就两端提出问题，并且反问到底。我们不能认为自己有知识，便可以不诚恳，充内行，那就得不到新的东西，最后会有所偏失。
要做到诚恳，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想事情，站在对方的心态来了解他，不是以自己的立场作为出发点。不要在别人讲话讲到一半时，就开始否定别人。
中道不是走中间路线，也不是折中，应该是合理的道路。中道是没有两边，也没有中间的。“边”就是“察”“端”，是一孔之见。任何一边都是“偏道”。有了“边”，容易坠入“两者之和除以二”的陷阱。
《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管子说：“凡言与行，中以为纪。”程颐则一语破的：“中即道也。”
在中国人心目中，中的理念是源远流长、至高无上的。“允执厥中”是中国管理哲学的传世宝训之一。“中”与“道”合，道之所在即中之所在，所谓中道在心，上用下用无穷。不中就不正，不正则邪曲，邪曲的人是小人；中就正，正则公，公即大，大中公正的人便是君子。中的理念，已经成为中国人普遍共有的管理信念。
“中”要和“时”配合。从管理来了解“中”，就是恰到好处、合理；从管理来了解“时中”，即随时都能够恰到好处，这是管理者向往的目标。
管理离不开空间和人事，有了“时中”，便可以把空间和人事连贯起来，随时灵活运用。管理是动态的，是变动的，不能“执一”的。管理必须随着时间的变迁而求取进步，不可由于保守而落后，要与时偕行，以保持日新又新。
“中”也不能不配合“位”，因为管理必然要落入空间变化。“位”包括身份和场合。组织成员，既然有名位，当然要讲求尊卑、高下；身份就是角色或立场，管理不可能没有立场，但不得过与不及，否则便失其“中”。任何人、事，均有其发生的场合，处境不同，管理的方法便不可能相同，无法用固定的法则来做肯定的说明。
“时”与“位”表示客观的情境，可控性不大，而“中”或“不中”则是主观作为，应该尽力以赴。管理者面临不断变迁的情境，务须随时随地机动调整管理的态度与方法，以求其“中”。这种管理的方法不固定，但是管理的最终目的不变（随时要求恰到好处）的精神，叫作“不固而中”，乃“尽人事以听天命”的积极作为。
“两”就是体和用，“执两”就是了解体、用的关系；“用中”是把握体、用的关系，以求致中和。中国人的“中”与“和”是大家都没有意见，那就是合理的，大家还有意见，就要进一步商量、协调。协调不是折中。一件事情只要有人反对，就有问题。我们要有这样的观念，但我们也不可能求全。有时间就多考虑，没有时间就当机立断就好。
“执两用中”是很不平常的道理，可以使管理者跳出二分法的思维陷阱。现在我们几乎都被困在二分法里了，总是在两个极端中选一个，要不要去？知不知道？假如你问美国人：明天会议要不要参加？他要么说参加，要么说不参加，这是二分法。你问中国人：明天的会议要不要参加？他会说：“到时候再说！”这就是三分法。
《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我们都有想法，但没有发的时候，都貌不惊人，一旦很明确地发出来，就不叫三分法了。
M理论最适合中道的要求。“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君子“时中”，便是时时刻刻都合理。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小人无忌惮，当怒而喜，当哀而乐。
西方人是有话直说才叫诚恳。中国人有话直说会得罪很多人，变成了不诚恳。我们不能没诚意，但是“诚”不是“直”。很多人对此是有误解的，好像不隐瞒什么，就是最好的，其实不见得。对于中国人来讲，先生有了病，他不一定会马上告诉太太。对于病情，西方医生一定要告诉病人，认为病人有知道病情的权利；中国的医生不会这样做，即使病人确诊是绝症，也要抚慰病人，告诉病人安心养病，很快就会好的。
中华文化是孝的文化，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特别讲求伦理，不可以没大没小。中国对自己的上司都称呼职务。西方就是没大没小，员工可以直呼总经理的名字，总经理不会觉得员工没礼貌。
孔子的学生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就是不忘本，不忘根本的人，我们会对他很放心，翻脸不认人的人，我们很不放心。
仁或不仁是能否居高位的主要区别。孝与仁的结合，便是伦理与管理的合一。西方人的伦理是伦理，管理是管理，能够分开，把功劳归给自己。中国人即使面对的是事实，也一定要说“这是上级领导有方的结果”，不能把功劳归给自己。
战国时曾有一部《道经》，可惜失传了。只在《荀子·解蔽》中留下两句：“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使得“人心”和“道心”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人只有一颗心，你凭良心的时候叫道心，你凭私心的时候就是人心。人心是很险恶的，“人心隔肚皮”，不晓得他在想什么。道心是有的，但是作用非常微弱。
人要学坏很容易，学好很难。人心大多偏私，道心才能大公。中道便是合理的思考、合理的决定、合理的选择、合理的道心发扬。
朱子认为，人心、道心并非两个心。人心不可无，但应以道心为主。因为人不可能不自私，要怎样发扬道心，是每个人修身的重点。人心由人身上发出，道心从义理产生，主要看你怎么把一个压下去，把另一个扬上来，这就叫M理论。M理论其实就是将心比心，以道心为主。想想自己，再想想别人，将心比心，事情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