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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哲学是虚的，本身不代表什么，但它可以变成我们需要的所有东西。中国道学强调的是要把虚和实兼顾并重，不能偏颇，然后合理地应用。用管理哲学来善用管理科学，叫作虚以控实。
管理思想实际上都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形上基础，一是形下理论。前者系看不见、摸不着的意识形态，称为管理哲学。后者为具体而明确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叫作管理科学。具体而明确的管理科学，无法不受看不见、摸不着的管理哲学的支配和控制。
管理哲学是无形的，又是很具体的。要一个人把人生理念、价值观、是非标准等说得很清楚，几乎不太可能，但你感觉得出来。所以中国人不太相信别人的话，只相信自己的感觉；西方人比较相信看得见的事实。
管理哲学形成了管理者的决策态度，管理科学则形成了管理者的管理态度。管理态度是决策态度影响的结果。管理科学是有形的，是具体而明确的，受管理哲学的支配和控制。管理者表现的管理态度，往往受制于个人的意识形态，以至同样一套管理制度和方法，由于管理者理念不同，产生了不一样的运作与效果。
一套制度在这个工厂很有效，到了另一个工厂就变样。一位老总经营这家企业很有成效，把他调到另一家企业去，可能就不行了。制度没有变，产品没有变，组织没有变，人员没有变，只要换了老总，这家公司很快就不一样了。老总本身并没有做什么，机器不是他操作的，原料不是他采购的，产品也不是他包装的，但是他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有什么样的管理哲学，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管理效果。
事实上，企业经营者凭着他的管理意志，决定了一套处理周遭事务的方法，创造出企业文化。有位美国管理学家说：“管理要跟文化结合。”换种说法就是，管理科学必须和管理哲学相结合，才能有效。
仅有管理哲学还不够，因为哲学和科学也是各有一偏的。虽然哲学的范畴比较广，但是还没有系统大，哲学也常分为很多派系，所以我们把管理哲学称为管理之道。
管理界一切现象所由以存在、所由以生灭、所由以运行的，都称为管理之道。它具有两大使命：一是厘清观念，研究“管理究竟是什么”，促使管理者用全局的眼光来看管理；一是指导行为，研究“管理应该是什么”，从指导的立场来检讨管理，明辨我们应该怎样管理。换句话说，管理哲学必先追究管理的意义，再评估其价值。
管理之道是虚空的，看不见也摸不着，现代人称为经营理念。其实，经营理念是日本人创造出来的概念，严格来讲应该叫管理哲学。所以管理哲学、经营理念、管理之道是同样的东西，都是很虚的。它存在于管理者的脑海里，必须通过管理科学的运作，才有具体事实。只有科学没有哲学的人，是“瞎子”，会动但不会看路；相反，只有哲学而没有科学的人，是“跛子”，行动十分不便。我们要做一个整全的人，一定要行之有道。
管理哲学通过选择、运用和批判管理科学以显现功能。对于各种各样的管理制度和工具，你选择哪一种，完全由你的管理哲学支配和决定。例如，公司可以规定员工上班都要打卡，而且处分很严格，也可以规定打卡不必那么认真，办好事情就可以了。业务员将事情做得让客户满意，就算晚一点打卡，或不打卡都可以。你不能说这样做就不对，只要对公司适合就可以。
我们运用管理科学的时候，要批判，批判之后再选择，才能调整。我们用得越好，就越有信心，用得不好时就开始怀疑了。很多中国企业的老板总有疑问：为什么西方的管理方式到中国就变样了？西方人运用就很有效，我们运用时就没有效了，因为中国整体的文化和西方是有很大出入的。
管理之道没有形体，却不是“空无所有”，它是“空无多有”。老子提出了“有”与“无”两个观念来说明“道”的两面性。《道德经》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所说的“无”，是一种幽隐而未成形的潜在能力。管理者凭着“不见其形”的潜在能力来下决心，做成“有”的决策。然后依据既定决策来选择和运用管理科学的工具和方法。“无”和“有”既非对立，也不矛盾，它们是一贯的、连续的，表示管理者由理念向下落实而产生决策的活动过程。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所有管理措施都产生于管理者的决策（有），而决策则来自管理者心中的理念（无）。
“虚”就是不要把心灵黏着固定在任何特定的方向上，管理者具有开放的心灵，不存在任何偏见或成见，才会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心思黏着在某一特定方向上，执意要如此做，那就不“虚”了。管理者的头脑不够灵光，做起决策来是相当危险的。管理者的脑海里，不能存有乌七八糟的冲突、矛盾和纷杂，只剩下统一的目标和原则。保持方向的一致性，管理者才能情绪不浮动地“静”下来，冷静综合实际状况，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虚一而静，发挥无限妙用。
管理者虚心到无限的宽广，便可以无拘无束地运用，这种境界道家称为“无限妙用”，哲学界称为形而上。形而上是“道”，形而下是“术”。管理哲学是“道”，管理科学是“术”。
既然管理要和科学、文化结合，就应注意文化特色。管理者以自己的一套管理哲学来妥善运用管理科学，结果都不相同。所以我不太相信一个管理者去学另外一家公司，把管理制度全盘搬过来，可以做得一样好。
管理者若想以虚控实，把管理科学应用得更有成效，要建立一套经营理念，从实践中获得无比信心，确立一套经营方式。
中国式管理该有其理论依据。孔子创立“述而不作”的谦和风度，并以身作则，一再自认无知，宣称：“我并不是生下来就什么都知道的，我只是喜好古代圣哲留下来的知识，而勉力学得来的。”由于他的启示，历代先贤不敢标榜自己的创见，委婉地将自己的智慧堆积在孔子、老子、庄子等具权威性的先师身上。正因为此，中华文化才能“持续中有变化，变化中有持续”，万变不离其宗，成为牢不可破的道统。近代中国人企图打破传统法则，盲目学习西方“一人一说”的作风，各自标新立异，任意独树一帜，徒然弄得“旧的打破了，新的建立不起来”的局面。
一片中国式管理的探索声，唤醒我们：必须从道统的洪流中，建构出自己的理论。
我们不妨用M理论来代表中国人的管理之道。为什么提出M理论？原因如下：
（一）M是“管理”（management）的首字母，表示管理的思想体系。
有人认为不可能有统一的管理之道，就西方情况而言，确属事实。西方向来一人一说，A专家说是的时候，必定有B专家说非，这也是他们鼓励争辩的原因，都是一偏之见，辩论起来，才会产生互补作用。中国人最重视本源，一切新的都要从旧的中变出来。中国先哲所说的道理，大都历久弥新，有其颠扑不破的特质。中国人的管理之道，显然是存在的。
（二）M是“中庸”（mean）的首字母，表示中国式管理，以中庸之道为合理的标准。
中庸之道的管理，即中道管理。日本人竹添光鸿把“中庸”解释为“恰到好处”，朱子认为：“凡其所行，无一事之不得其中，即无一事之不合理。”依现代眼光来看，中庸就是合情、合理、合法，非但可以适应环境，而且足以开创新时代。中国式管理即为中道管理。
（三）M是“人力”（manpower）的首字母，表示管理应该以人为本。
中国人是以人为本，西方人是以事为中心。西方人是谈事情，不太管人；我们是以人为主，人去做事。我们常讲，事在人为，所有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重点始终在人。
（四）M是“心”（mind）的首字母，表示管理必须重视儒家心学的发扬。
管理就是心的互动。能不能团结一致，就看我的心能不能交给你，你的心能不能交给我。西方管理重视手和脑，我们只重视心。做事情时，西方是注意努力不努力，我们是强调有没有用心。
关心就是把他的“心”关起来了，他就跑不掉了。不将心比心，很难抓住员工的心。领导就是抓心的。人在那里，心不在那里，根本不在乎工作，制度管得了他的身体也管不了他的心。
（五）M是money（财务）、method（方法）、material（材料）、market（市场）、morale（士气）、management information（管理信息）、management philosophy（管理哲学）、management environment（管理环境）等词语的首字母，可以把整个管理都包括进来。
（六）M是管理资源（management resources）的首字母。
中国式管理重视人，也重视中庸之道。尤其从M的字形看来，更是四平八稳，左右均衡，十分切合“中”的特性。
大学之道是古今中外最有价值的管理哲学。
我国先哲从实践中体认管理之道，并且正名为“大学”。“大学”的最终目的为治国平天下，所以大学之道，实际上就是管理之道，即管理的最高原理。从管理的取向来看，大学之道是管理哲学的智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更应该发扬光大的。
《大学》开宗明义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就是“明其明德”的意思。“明”即明白，“明德”指能够明白道理的一种天赋本能。禽兽、草木没有这种明德，只有人类才有此明德，你对他讲道理，经过一段时间，他总会认同。第一个“明”字为动词，可解释为“表明”“表彰”，或“发扬光大”，即把人本来的明德“刮垢磨光”，便是“修身”或“修己”。
（一）管理以修己为起点，以安人为目标。管理的意义，便是修己安人的历程。
《大学》所论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是从内发扬到外，教人由“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的管理哲学。管理者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即其内在的德智修养，就是“明明德”的功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管理者外发的事业完成，便是“亲民”的发扬。管理者必先修己，才能正己正人。所以管理之道以修己为第一纲领。
“亲民”是用相亲相爱的方式来正人，就是孔子主张的安人。安人是管理的最高理想。管理者可以逞权威、施压力来管人，但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亦越强，不能使追随者心悦诚服，表面或许顺从，内心殊为不乐，因而可能会暂时忍耐，应付了事。管理者如能用敬重、信任来理人，就比较容易收到“敬人者人恒敬之”的效果。追随者深感知遇，当然会加倍努力。管理者以“仁”安人，“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管理者好像北极星，静居在那儿，满天的星斗都环绕着它运行。追随者慕名而来，自然人才济济而又人尽其才了。
（二）掌握根本，分清楚本末、轻重、先后、缓急，管理才能有效。
管理哲学是根本。掌握了根本，就可以分清楚本末、轻重、先后、缓急。任何事情都是有轻就有重，有先就有后，有缓就有急，而最根本的就是本。中国人都是抓住根本再讲。因此我们有时候不太注重细枝末节，保持无所谓的态度。
（三）从格物致知着手，以诚意来正心，用理智指导感情，使心意的活动正当而光明。
格物致知就是科学。科学只是起点，不是全部，因此要以诚意来正心。我们慢慢会感觉到，有诚意，别人就对你讲真话；没有诚意，别人是不会对你讲真话的。你心意正，员工就会交心给你；你心不正，干部首先就跑掉了。
《中庸》说：“仁者人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而成为万物之灵，是因为人能知仁、义。人类要进步，必须造就高尚的人格。要造就高尚的人格，就要减少兽性，增多其人性，使人性中的动物本能服从理智指导，符合道德要求。
我们要用理智来掌控感情。《大学》认为人应该有感情，但是感情变成人的包袱就糟糕了。一个人感情用事，就失去了理智。所以孔子不主张控制，不主张节制，而主张让感情合理发泄，这是很人性化的。
（四）谋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贯大道，一切从自身做起，少怨天尤人。
管理者以修己为第一纲领，从自身内部修治做起，由格、致、诚、正，层层扩大，齐家、立业、治国，推到平天下，一步一步往外推。一个人连自己都管不好，怎么去管别人？因此要谈管理，应先把自己管好。
（五）德本才末，是选用人才的可靠标准。
先看品德修养的表现，再就合乎标准的人选，量才而用。西方人是能力本位，没有品德观念。在中国，有才的人，我们不一定敢用。大部分人喜欢品德好、也有才能的人，对品德不好、有才能的人，却怕得要命。
我问过太多企业家：“如果两个人都很有能力，你怎么选？”他说：“我选有品德的人。”我说：“如果两个人都没有品德呢？”他说：“选没有能力的人。”我就问：“为什么？”他说：“没有能力的人即使想害我，也害不了我。”这是很聪明的。
德本才末是我们选择人才的一个标准。那么，怎么知道谁的品德好？有句话很重要，“忠诚从孝中来”。中国人会看一个人和父母的关系处得好不好，来判断这个人的品德。一个人不孝顺父母就是忘本。忘本的人，栽培他也是没有用的。
管理的最高指导原则是管理哲学。管理哲学应该是不能改变的常数。管理者的理念，是决策的根本原则，不可以变来变去。
管理变来变去，会变得没有定准。“易”的意义，包含“不易”和“变易”，便是看出宇宙是变动的，但变动中有其常则。管理者秉持“常道”去“变易”，才能万变不离其宗，变得有道理。满脑子“什么都要变，什么都可以变”是错误的。
“道”属于智慧层次，无形无影，难以捉摸，甚至是空洞的，不像知识层次那样明确而具体。现代人受到“实证哲学”的影响，一切都要观察事实，要求实际、清楚而具体，逐渐远离“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界。殊不知，管理原本就是依据近乎空洞的原则来做决定的。形式是虚的，质料是实的。
管理者想要把管理科学应用得更有成效，要依靠很虚的、隐隐约约存在的、永远不可能讲得很具体的经营理念，把经营理念当作管理的最高指导原则。管理者有了透彻的、协调的、系统的管理观，不致想到就做、爱变就变，甚至自相矛盾而不自知。
管理者把经营理念确立起来，但是不用具体化，因为非常具体就失去了弹性，无法应变了。最后会把自己捆绑得死死的。我们要有“常道”作为调整、变革的依据，但是不能把自己捆死，而要随机应变、因时制宜，就会越变越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