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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1848年4月3日。维多利亚女王的头在痛。她这样脸贴地跪在木码头上已经有20分钟了。她强忍住泪水，既愤怒又恐惧，并且已精疲力竭。现在，天开始下起雨来。绵绵细雨浸湿着她的衣裙。她只希望，没人误以为她是因恐惧而战栗。
她的丈夫就在她身旁。如果她伸出手臂，就可以将手搭在他肩上，或者为他理顺被雨打湿的头发，赋予他力量，以面对即将到来的一切。要是时间能够静止不动就好了，或者匆匆过去。要是她和艾伯特亲王在别的地方就好了，只要不在这里。
他们就这样等待着——维多利亚女王、艾伯特亲王、威灵顿公爵和大半的朝臣——双膝跪地等在雨中。看得出来，河上出了点问题。由于中国舰队的旗舰过于庞大，无法驶入东印度码头，总督耆英大张旗鼓的伦敦之行只能改乘一艘稍小些的装甲汽船，此船以他的名字命名。可即使是耆英号，对于布莱克沃尔的码头来说，还是嫌大了些。6只拖船牵引着耆英号进港，场面一片混乱。总督耆英面无表情。
透过眼角的余光，维多利亚女王可以瞥见码头上的小型中国乐队。一个小时前，乐手们的丝质长袍和怪异的帽子看起来还非常华丽，现在被英格兰的雨水打湿了，凌乱不堪。以为耆英的轿子即将上岸，乐队四度奏起嘈杂的东方乐曲，又四度戛然而止。第五次，乐手们终于奏至曲终。维多利亚女王心中一颤。耆英终究要上岸的，这事真的发生了。
接着，耆英的随从赫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如此贴近，维多利亚女王都能看清他鞋上的针脚。鞋面上绣着小小的龙、升腾的云烟和火焰，比她的侍女的女红要精致得多。
随从以单调低沉的声音，朗读着来自北京的官方声明。维多利亚女王已知晓上面的内容：道光皇帝恩准了不列颠女王向宗主国致敬的意愿；维多利亚女王乞求向清帝国进贡和纳税，并顿首臣服；道光皇帝恩准将英帝国纳为中国的领地，并准许英国遵从中国之道。
但在英国，人人皆知实际上发生了什么。起初，中国人受到了欢迎。中国资助过英国人民反抗拿破仑的战争，后者对英国实行“大陆”封锁，不准英国船只驶进欧洲各港口。但1815年后，中国销往英国的商品越来越廉价，最终导致兰开夏的纺织厂破产倒闭。当英国人抗议并提高关税时，中国军队将骄傲的英国皇家海军一举击溃，将纳尔逊海军上将击毙，并洗劫了南部海岸沿线的各个城镇。近8个世纪以来，英国无人能侵，可是如今，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字将永远记入耻辱的史册。她的统治时期充斥着凶杀、洗劫和绑架，充斥着战败、耻辱和死亡。现在，耆英，这个道光皇帝的奴才，亲自来了，越发显得伪善和不怀好意。
这时，跪在维多利亚女王身后的翻译轻咳了一声，只有女王能够听到。这是一个信号：耆英的下属已讲到赋予她“儿皇帝”身份的部分了。维多利亚女王从码头上抬起前额，起身恭受属于野蛮人的帽子和长袍，那象征着英国的耻辱。她这才第一次端详起耆英来。
她不曾料想，眼前的这个中年人如此充满才智，如此活力四射。他难道真是那个令她畏惧的怪物吗？这时，耆英也第一次看到维多利亚女王。他看过维多利亚女王加冕的画像，但她比想象中更为健硕、更为寻常，并且十分年轻。她浸在雨水中，浑身都湿透了，甲板上的泥点溅了她一脸。她甚至不知道如何规矩地叩头。多么粗鄙的人啊！
最可怕的、无法想象的时刻到了。两名中国官员深鞠着躬从耆英背后走出，扶艾伯特亲王起身。维多利亚女王知道，她既不能出声，也不能动弹——事实上，她僵在原地，抗议不得。
他们把艾伯特亲王领走了。艾伯特亲王庄严地走了，他步履蹒跚，停了下来，回头望着维多利亚女王。那一眼里，仿佛有整个世界。维多利亚女王昏倒了。她还未倒在甲板上，就被一个中国侍从扶住——在这样的场合，一个女王，即使是一个外国的邪恶女王，晕倒受伤也是不妥的。艾伯特亲王仿佛梦游一般，失魂落魄，他的表情凝固了，他喘着粗气，离开了自己的国土。他登上踏板，走进深锁的豪华船舱，踏上了去中国的航程。在那里，他将作为道光皇帝的陪臣幽居在北京城中。等到维多利亚女王苏醒过来，艾伯特亲王已经走了。终于，她忍不住呜咽起来，浑身都在颤抖。艾伯特亲王要花费半年时间才能到北京，回来也要同样长的时间。他还要在那些野蛮的中国人中生活更长的时间，才能得到道光皇帝的召见。她能做什么呢？孤身一人，她将如何保护自己的人民？在这一切暴行之后，她将如何面对这个万恶的耆英？
艾伯特亲王一去不返。他到了北京，在那里，他以流利的中文和对儒家经典的了如指掌震惊了天朝。就在他走后不久，接踵而至的消息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发动起义，砸毁打谷机，起义风潮席卷英国南部，血腥的巷战在半数欧洲国家的首都爆发。几天后，道光皇帝接到耆英的上书，建议将艾伯特这样有才能的亲王幽禁在中国，保障其安全。这一暴动是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阵痛，中华帝国也曾经历过，但面对如此骚动的民众，不应心存侥幸。
于是，艾伯特亲王幽居在北京城中。他丢弃了英国人的装束，留起了满族人的长辫子，时光荏苒，年复一年，他对中国的经典日渐谙熟。他独自在中国生活，终日与佛塔为伴，垂垂老矣。在这金笼子里被幽禁了13年之后，他终于弃世而去。
在世界的另一面，维多利亚女王把自己关在白金汉宫寒冷的房间里，对她的殖民宗主不闻不问。英国完全由耆英治理，数不胜数的所谓政客匍匐着乞求与他做交易。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驾崩的时候，没有举行国葬，人们只是耸耸肩，带着讽刺的微笑看着这一中华帝国时代之前的最后一件老古董湮没于史册。
当然，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至多只发生了一部分。确实存在一艘叫“耆英号”的中国船只，它也确实曾在1848年4月驶入伦敦的东印度码头（见图1），但那并不是艘装甲舰，也并未载着一名中国总督到伦敦来：真实的耆英号只是一艘装饰华丽的木质帆船。几个英国商人几年前在英国的殖民地香港买下这艘小船，他们觉得，将它送回故国会是一大笑料。
维多利亚女王、艾伯特亲王和威灵顿公爵确实曾驾临泰晤士河畔，但并不是来给他们的新主子叩头的。相反，他们是作为游客来观赏在英国所见的第一艘中国船的。这艘船确实是以两广总督耆英的名字命名的。但是，耆英并没有在1842年中国水师摧毁英国皇家海军后接受英国的臣服。真实情况是，他在那一年代表中国政府向英军求和。在此之前，一支英国海军中队摧毁了其所到之处的所有中国战舰，使中国的海防炮台寂然无声，封锁了联系京城和鱼米之乡江南的大运河，使京城陷于饥荒之中。1848年，道光皇帝确实统治着中国，但他并没有使维多利亚女王和艾伯特亲王劳燕分飞。事实上，女王夫妇十分恩爱地继续生活在一起，维多利亚女王不时发点儿脾气，直到艾伯特亲王1861年辞世。实际上是维多利亚女王和艾伯特亲王使得道光皇帝夫妇劳燕分飞。
图A-1 真实的耆英号：1848年成群结队的伦敦人划船争相观看。（《伦敦新闻画报》载图）
历史往往比小说更不可思议。维多利亚女王的同胞打垮道光皇帝，使他的帝国摇摇欲坠，为的是最具英国特色的事物——一杯茶，或者确切地说，是几十亿杯茶。在18世纪90年代，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控制着南亚地区，将其视为自己的封地，该公司每年从中国运往伦敦的茶叶价值达2300万英镑。虽然利润之大令人瞠目结舌，但还是存在一个问题：中国政府无意于进口英国制造的商品作为交换，中国政府只需要银子。东印度公司感到筹措可维持贸易的资金颇为困难。当商人们意识到，不管中国政府需要什么，中国人民总会需要些别的东西时，他们感到欣喜若狂，那就是——鸦片。最好的鸦片种植在印度，而印度正是东印度公司的势力范围。在广州——一处外商可以进行贸易的中国港口，商人们出卖鸦片换取银子，再用这些银子去购买茶叶，最后再在伦敦高价销售茶叶。
然而，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导致另一个问题的产生，在贸易中同样如此。印度人食用鸦片，英国人则将鸦片溶于水饮用，每年大约消耗10～20吨（有些是用于镇静婴儿）。这两种食用方式只产生轻微的镇静作用，足以使古怪的诗人灵感大发，或者刺激公爵、伯爵们沉湎于酒色，但不足为虑。可是，中国人吸食鸦片。其中的差异，就好比咀嚼古柯叶和将其在烟斗中点燃吸食的差异一样。英国毒贩故意忽视其中的差别，可道光皇帝并没有，于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了。
这是一场稀奇古怪的战争，不久便演变成了个人对决——在道光皇帝的禁烟力将、钦差大臣林则徐和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舰长之间。当义律意识到自己行将失败，他怂恿英国毒贩向林则徐交出令人咋舌的1700吨鸦片，并向这些毒贩保证，英国政府将补偿他们的损失。毒贩们并不知道义律是否有权做出如此保证，但他们还是将补偿诺言照单全收了。林则徐收缴了鸦片，义律保全了面子，也维持了茶叶贸易，而毒贩们则为毒品得到了最高的补偿（加上利息和运费）。每个人都是赢家。
这里说的每个人，要除去英国首相墨尔本。墨尔本不是赢家，他得找到200万英镑来补偿毒贩的损失。区区海军舰长让堂堂首相如此难堪，听来未免匪夷所思，但是义律清楚，他可以依靠财团游说议会以弥补损失。于是，围绕着墨尔本，各种复杂的人际、政治、经济利益纠缠在一起，使得墨尔本别无选择，唯有先付清这笔钱，然后派遣一支远征军前往中国，迫使中国政府赔偿英国鸦片被缴造成的损失。
这可不是大英帝国最为辉煌的时刻。要寻找当代的例子进行类比是不可能准确的，就好比为了反击美国禁毒署突击搜查毒品的行动，蒂华纳贩毒集团劝说墨西哥政府一路杀进圣迭戈，要求白宫赔偿毒品大亨被缴可卡因的损失（加上利息和运费），并承担远征军的开支。试想，就在我们身边，一支墨西哥舰队占领了卡塔利娜岛作为下一步行动的基地，并威胁封锁华盛顿，直到国会给予蒂华纳毒品大亨在洛杉矶、芝加哥和纽约的毒品专卖权。
当然，其中的差异是，墨西哥绝不可能炮轰圣迭戈，而在1840年，英国却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英国战舰以摧枯拉朽之势打垮了中国的海防，耆英被迫签订了一份屈辱的条约，开放中国的通商口岸并允许传教士进入。道光皇帝的后妃并没有被掳去伦敦，如同作者在本书开头所假想的艾伯特亲王进京那样，但是，鸦片战争还是击垮了道光皇帝。他使3亿臣民在英国人面前卑躬屈膝，背叛了两千年来祖宗留下的传统。他应该感觉一败涂地——中国四分五裂，毒品成瘾者人数大幅飙升，整个国家如脱缰之马失去控制，传统习俗土崩瓦解。
在这个风云动荡的世界上，一个科举落榜的书生洪秀全崭露头角。他在广州城外长大，四次进城赶考，又四次落榜。最后，在1843年，他心力交瘁，被抬着回到了家乡。在高烧的幻梦中，天使带着他翩然飞升到了天堂。在那儿，他遇到了一个据说是他兄长的人，他们在长须飘飘的父亲的注视下，并肩与魔鬼战斗。村里没人能解读他这个梦的含义，好几年了，洪秀全似乎忘了这个梦。直到有一天，他翻开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是他在去广州应试途中别人发给他的。
图A-2 并非最辉煌的时刻：1842年，英国舰船炸毁长江上的中国战船。图中最右端是“复仇女神”号，世界上第一艘铁甲战舰
那本小册子是对基督教《圣经》的诠释，洪秀全意识到，其中蕴藏着破解他那场幻梦的钥匙。显然，梦中的兄长正是耶稣，而洪秀全则是天父的中国儿子。梦中，洪秀全和耶稣齐心协力将魔鬼逐出了天堂，这个梦似乎昭示着天父希望洪秀全将魔鬼逐出人世。洪秀全将基督教的部分教义与儒家学说杂糅在一起，宣告太平天国诞生。愤怒的农民和游民在太平天国的旗帜下云集响应。到了1850年，他的乌合之众击垮了前来镇压的组织涣散的清军。他顺应天父的旨意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社会改革：他分田地，立法保护妇女的平等权利，甚至禁止缠足。
在19世纪60年代初，当美国人在枪炮声中自相残杀，打响世界上第一场现代战争时，中国人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只不过用的是大刀和长矛，打的是世界上最后一场传统战争。这场传统战争的残忍恐怖程度，使得那场现代战争难以望其项背。战争共造成2000万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死于饥荒和疾病。西方外交家和将军利用这场混乱，把自己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张到东亚地区。1854年，为了寻求加利福尼亚与中国之间的装煤站，美国海军准将佩里迫使日本打开口岸。1858年，英、法、美三国又从中国攫取了新的特权。可想而知，咸丰帝对毁了他父亲道光帝的洋鬼子恨之入骨，现在则忙于镇压洪秀全的农民起义军，设法逃避新条约的束缚。但是咸丰帝举步维艰，因为英法两国政府提供了他无法拒绝的“优厚条件”。英法联军开进北京城，咸丰帝颜面尽失地逃往热河。
英法联军随后放火焚毁了风景秀丽的圆明园，这让咸丰帝认识到，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对紫禁城也可以一焚了之。咸丰帝投降了，他的颓废比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从此蛰伏不出，也不面见群臣，终日沉湎于大烟与女色之中以求慰藉。他于一年后驾崩。数月后，艾伯特亲王也离开了人世。艾伯特亲王长年累月地告诫英国政府糟糕的排污系统会传播疾病，他本人很可能就是死于温莎城堡肮脏的下水道带来的伤寒。更悲哀的是，维多利亚女王——这位与她的丈夫一样深爱现代管道系统的女王，在她丈夫去世时，正在盥洗室里。
痛失一生的挚爱，维多利亚女王陷入深深的哀伤之中，情绪也变得喜怒无常。但她也并非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英国军官向她献上从北京圆明园劫掠来的珍玩——一只京巴狗。维多利亚女王叫这只狗“洛蒂”。
为何历史会循着这样的路径发展，把洛蒂带到巴尔莫勒尔堡，让它与维多利亚女王相伴终老，而不是让艾伯特亲王去北京研习儒家学说？为什么在1842年，是英国舰船横冲直撞，沿着长江逆流而上，而不是中国舰船驶入泰晤士河？或者更明确地说，西方缘何主宰世界？
要说西方“主宰”，可能语气上听起来有些强硬，毕竟，无论我们如何定义“西方”（这个问题后面还将述及），自1840年以来，西方人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运作一个世界政府，也不能为所欲为。许多年长者一定还记得，1975年美国人灰头土脸地从越南西贡（即今天的胡志明市）撤兵，以及20世纪80年代日本工厂将它们的西方对手挤出行业。很多人会感觉到，我们今天所购之物皆是中国制造。但显而易见的是，在过去的100多年中，西方人把军队开进亚洲，而不是相反。东亚的政府在西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间痛苦挣扎，可是没有哪个西方政府试图以儒家学说或者道家学说管理社会。东方人常跨越语言的藩篱，以英语互相交流，可欧洲人很少以中文或日文这样交流。正如一位马来西亚律师直言不讳地告诉英国记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的那样：“我穿着你们的衣服，说着你们的语言，看着你们的电影，就连今天是什么日期，都是你们说了算。”
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自从维多利亚女王派去的部队抢走了京巴狗洛蒂，西方已经史无前例地主宰了全球。
乍看起来，这一任务似乎并不艰巨。几乎人人赞同西方主宰世界，因为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而非东方。18世纪，是英国企业家释放出了蕴藏在蒸汽与煤炭之中的无穷威力。工厂、铁路和舰炮给予19世纪的欧洲人和美国人统治全球的能力，而飞机、电脑和核武器则使他们20世纪的接班人巩固了这一统治地位。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必然的。如果1839年义律舰长没有迫使首相墨尔本插足发兵，英国可能不会在那年攻打中国；如果钦差大臣林则徐更注意加强海防，英国军队可能不会如此轻易得手。但这确实意味着，不论时机何时成熟，不论哪位君主在位，不论谁赢得选举，不论谁领兵打仗，西方终将在19世纪操得胜券。英国诗人和政治家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在1898年总结得恰到好处：
无论发生什么，我们有
马克沁机枪，而他们没有。
故事终。
然而，这当然不是故事的结局，它只是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为何西方拥有马克沁机枪，而其他地方没有？这是我将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因为答案会告诉我们，西方缘何主宰当今世界。然后，我们可以据此提出第二个问题。人们关注西方缘何主宰的理由之一是，他们想要知道，这一现状是否会继续存在，会继续存在多久，会以何种方式继续存在——即接下来将会发生些什么。
当20世纪缓缓过去，日本作为一个大国崛起，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紧迫，在21世纪早期，它将是不可回避的。中国的经济规模每6年就会翻一番，在2030年以前，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正如我所述，在2010年年初，大多数经济学家指望着中国，而非欧美，重新点燃世界经济的引擎。2008年，中国主办了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两个中国“太空人”成功进行了太空行走。中国和朝鲜都拥有核武器，西方战略家担心美国将如何适应中国的崛起。西方的主宰地位还能保持多久，这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历史学家的预言能力之差是众所周知的，所以他们大多拒绝谈论未来。
然而，关于西方为何主宰世界，我思索得越多，便越意识到，业余历史学家温斯顿·丘吉尔的理解比大多数专业学者要透彻得多。“你越能回溯历史，”丘吉尔坚称，“便越有可能展望未来。”按照这一思路（虽然丘吉尔可能并不会赞同我的回答），我认为弄明白西方为何主宰当今世界，有助于了解21世纪将会出现何种局面。
当然，我并非第一个探究西方为何主宰世界的人。这一问题提出至今，已有250年之久。在18世纪以前，这一问题很少有人提及，因为那时它并无多大意义。17世纪，西方知识分子首次开始认真地琢磨中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东方的悠久历史和成熟文明面前自惭形秽；而少数当时关注西方的东方人对此也认为理所当然。有些中国官员欣赏西方人精巧的钟表、威力巨大的火炮以及精确的历法，但他们并不觉得效法这些除此之外一无长物的西方人有何价值。如果18世纪的中国皇帝知道伏尔泰等法国哲学家写诗赞颂他们，他们很有可能认为，这些法国哲学家们本该如此。
但自从工厂烟囱里排放的浓烟密布英国的天空，欧洲知识分子们便意识到，他们有一个问题，但这并不是一个糟糕的问题——他们似乎正在主宰世界，却不知为何。
欧洲的革命家、反革命分子、浪漫派和现实主义者都在思索西方为何主宰世界，思索得如痴如狂，产生了千奇百怪的预言和理论。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主要分为两类，我将其分别命名为长期注定理论和短期偶然理论。无须赘述，并非每种想法都能恰巧归入某一阵营，但这一分类方式的确有助于聚焦问题。
长期注定理论的观点是，自从史前时期，某一关键因素使得东西方判然有别，从而决定了工业革命必然发生在西方。至于这一关键因素到底是什么，以及它何时开始发挥作用，长期派内部产生了激烈分歧。他们中有些人强调物质因素，如气候、地形或者自然资源，其他人则指向一些无形的因素，诸如文化、政治或宗教。那些重视物质因素的人倾向于把“长期”看得极为漫长，他们中有些人上溯15000年至冰河时期末期，有些甚至上溯至更为久远的年代。而那些强调文化因素的人则把“长期”看得稍微短些，仅上溯1000年至中世纪，或者上溯2500年至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和中国古代圣贤孔子生活的时代。
但是有一点，那些持长期注定理论的人是一致赞同的，那就是，不管是19世纪40年代英国人长驱直入攻进上海，还是10年后美国人迫使日本开放口岸，在冥冥之中，这些都是在几千年以前的一系列事件中就早已注定的。一个持长期注定理论的人会说，以艾伯特亲王在北京和京巴狗洛蒂在巴尔莫勒尔堡这两个反差鲜明的场景作为本书的开头，作者是个十足的傻瓜。维多利亚女王是稳操胜券的，这一结果无法避免。这在无数世代以前就注定了。
粗略算来，在1750～1950年，几乎所有解释西方缘何主宰的理论都是长期注定理论的变体。其中家喻户晓的版本是，欧洲人在文化上拥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自从罗马帝国日薄西山，大多数欧洲人首先把自己界定为基督徒，寻根溯源至《新约》。但在解释西方缘何主宰的问题上，一些18世纪的知识分子则另辟蹊径，重新为自己寻找了一个源头。他们认为，2500年以前，古希腊人创造了一种以理性、创新和自由为特征的独特文化，正是这种文化使欧洲人与众不同。他们也承认，东方人有自己的文化，可东方的传统是无序、保守和等级森严的，无法与西方思想匹敌。由此，许多欧洲人得出结论，他们攻城略地，包举宇内，是因为他们有优越的文化。
到了1900年，在西方的经济和军事优越性中痛苦挣扎的东方知识分子，就算历尽波折，往往最后接受了这一论调。在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叩关东京湾的20年内，日本兴起了明治维新运动。一批法国启蒙运动和英国自由主义的经典著作被译成日文，倡导民主改革、发展实业、解放妇女以赶上西方的思潮应运而生。甚至有些日本人希望将英语作为国语。19世纪70年代，像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这样的日本知识分子则强调问题的形成是长期注定的：日本的文化大多源自中国，而中国在遥远的过去就已误入歧途。结果是，日本仅仅是“半开化”。福泽谕吉认为，虽然这个问题是长期注定的，但也并非不可动摇。通过摒拒中国影响，日本也可以达到完全开化。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需要排外，而需要自我革新。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宣称，中国的传统从根本上说仍然是完好的，中国只需要造些汽船，买些洋枪。最终证明这是一个谬论。1895年，现代化的日本军队奇袭中国要塞，缴获中国军队的洋枪，并瞄准中国的军舰。显而易见，问题的深度远远超过了拥有合适的武器。到了1900年，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追随日本的道路，译介经济学和进化论方面的西方书籍。与福泽谕吉的观点相同，他们的结论是，西方的主宰是长期注定的，但并非不可改变，通过摒拒过去，中国也可以迎头赶上。
但是，西方有些持长期注定理论的人认为，东方是无能为力的。他们认为，文化使西方登峰造极，但那并非西方主宰世界的根本原因，因为文化本身是有物质起因的。有些人相信，东方过于炎热，或者瘴疠盛行，故而无法培育出像西方一样具有创新精神的文化。或者因为东方人口过密，消耗了所有的剩余产品，人们的生活水平只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层次上，因而无法产生像西方那样自由、前瞻的社会形态。
各种各样带着不同政治色彩的长期注定理论纷纷涌现，其中以马克思的版本最为重要，影响力也最大。就在英国军队抢走京巴狗洛蒂时，正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中国问题专栏撰稿的马克思提出，政治才是确立西方主宰地位的真正因素。他认为，数千年来，东方国家是如此的集权和强大，以至于阻遏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古代的欧洲从封建主义进化到资本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又带来了共产主义，而东方却滞留在君主专制阶段，无法走上与西方一样的进步道路。尽管历史并未完全如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发展，后来的共产主义者（尤其是列宁和他的追随者）改进了马克思的理论，声称一场革命的先锋运动可能将古老的东方从沉睡中惊醒。但是列宁主义者们也认为，只有当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打碎陈腐的旧制度时，这一切才会发生。
整个21世纪，西方继续跳着复杂的舞步，史学家们发现了一些似乎并不符合长期注定理论的史实，而长期派则据此修正了自己的理论。例如，如今无人质疑，当欧洲的航海大发现时代刚刚开始时，中国的航海技术遥遥领先，中国船员已经知道印度沿岸、阿拉伯地区、东非地区，可能还包括澳大利亚。
1405年，钦差总兵太监郑和从南京出发驶向斯里兰卡，他率领的船队有将近300艘舰船。其中既有运输饮用水的水船，也有宏伟的宝船，后者装备有先进的船舵、水密仓和复杂的信号发送装置。在他的2.7万名船员中，有180名医生和药剂师。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492年，哥伦布从西班牙加的斯出发的时候，他手下只有3艘船，90名船员。哥伦布手下最大的那艘船的排水量，只有郑和宝船的1/30，85英尺
的船长还不及郑和宝船的主桅高度，只有它舵杆的两倍长。哥伦布的船队既无水船，也无医生。郑和有罗盘指路，凭借21英尺长的海图，他对印度洋了如指掌。而哥伦布则茫然不知自己身在何方，更不必说正向哪儿驶去。
这可能使任何一个认为西方的主宰地位在遥远的过去就已根深蒂固的人踌躇，但也有几本重要的著作争辩道，归根结底，郑和的例子也符合长期注定理论，只是解释更为错综复杂而已。例如，经济学家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在他的皇皇巨著《国富国穷》（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中，重新诠释了疾病和人口因素使得欧洲对中国拥有绝对优势的说法。他提出新论，认为中国人口密集，故而偏好集权政府，而密集的人口又削弱了统治者从郑和航行中牟利的动机。因为所向无敌，大多数中国皇帝担心的不是自己如何获得更多财富，而是贸易可能使不受欢迎的商人阶层致富。又因为国家非常强大，他们可以禁止这种危险的做法。在15世纪30年代，远洋航海活动被禁止，郑和的航海记录可能于15世纪70年代被毁，从而终结了中国伟大的航海时代。
生物和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他的经典之作《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Germs，and Steel）中有类似的论述。他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是解释为何在贯穿中国和地中海的那个纬度带内诞生了最初的文明。他写道，欧洲而不是中国主宰当今世界的原因是，欧洲的半岛地形使得小王国有能力抵御潜在的征服者，因此偏好分散的政治权力，而中国更为浑圆的海岸线使得中央集权而不是诸侯割据成为偏好，由此带来的政治统一使得15世纪的中国皇帝能够禁止郑和那样的航行。
与之相反，在政治权力分散的欧洲，尽管一个又一个君主拒绝了哥伦布疯狂的提议，他总能另寻明主。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假如郑和像哥伦布那样有如此众多的选择，可能1519年埃尔南·科尔特斯
（Hernán Cortés）在墨西哥遇到的就将是个中国统治者，而不是遭受厄运的孟特儒
（Montezuma）。但是根据长期注定理论，巨大的非人为力量，如疾病、地形和地理使这种设想沦为空谈。
然而，郑和的航海之举和其他许多史实使有些人瞠目结舌，无法再契合长期注定理论的模型。就在1905年，日本打败了沙皇俄国，表明东方国家也可以使欧洲人在耗资靡费的战争中甘拜下风。1942年，日本曾一度将西方势力逐出太平洋地区，然后，又在1945年骤然跌落，落得战败的下场。
后来，日本转变方向，重新崛起，成为经济巨头。1978年以来，正如我们所知，中国在走一条相似的道路。2006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甚至在2008年经济危机最为严重的时期，中国经济仍然持续增长，增长的速度令西方政府即使在其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里也会忌妒。或许，我们需要将老问题暂且搁置，而提出一个新问题：不是西方缘何主宰，而是西方是否主宰。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长期注定理论就是为一个并不存在的西方主宰地位寻求远古解释，自然也就是一纸空谈了。
这种种不确定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一些西方历史学家已经发展出了一整套新的理论，解释为何西方曾经主宰世界，而今却丧失了主宰地位。我把这些理论称为“短期偶然”理论。短期偶然理论相比长期注定理论要更为复杂，并且这一阵营中存在着十分激烈的分歧。但有一点，所有持短期偶然理论的人是一致赞同的，那就是，长期注定理论的几乎所有观点都是错的。西方并不是在洪荒年代就已确立了全球主宰地位，直到19世纪以后，在鸦片战争前夕，西方才暂时领先于东方，即使是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偶然的。艾伯特亲王在北京的假想场景并不是我愚蠢的虚构。它完全可能发生。
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兰治县闻名于世的是政治、修剪整齐的棕榈树和长期居住于此的影星约翰·韦恩（John Wayne，当地机场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虽然他并不喜欢飞机在高尔夫球场上空飞过），而不是激进的学术。可是在20世纪90年代，此地成了全球历史短期偶然理论的中心。两位历史学家，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王国斌（Bin Wong）
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以及社会学家王丰，撰写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主张不管从哪方面考察——生态结构或家庭结构，技术和工业或金融和机构，生活水平或消费品位——迟至19世纪，东西方之间的相似之处仍然要比差异之处多得多。
如果他们的说法成立，要想解释为何是京巴狗洛蒂到了伦敦，而不是艾伯特亲王去了北京，就要困难得多了。有些持短期偶然论者，如标新立异的经济学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他写过30多本著作，从史前学到拉美金融，内容无所不包），他认为东方的条件实际上比西方更有利于工业革命的发生，但是偶然因素的介入改变了这一状况。弗兰克总结道，欧洲仅仅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的“一个遥远的边缘半岛”。因为亚洲市场蕴藏着真正的财富，欧洲人非常渴望进入亚洲市场。1000年前，他们试图通过十字军东征开辟通向中东的道路。当发现这样做行不通的时候，有些欧洲人，像哥伦布，转而试图向西航行以到达中国。
那样做也失败了，因为有美洲横亘在中间，但弗兰克认为，哥伦布的错误恰恰标志着欧洲在世界体系中地位发生变化的开端。在16世纪，中国经济欣欣向荣，却面临着持续的白银短缺。而美洲有充裕的白银，为了应对中国的需求，欧洲人驱使美洲原住民在秘鲁和墨西哥的山岳间开采出了15万吨贵金属。其中1/3最后流入了中国。白银、野蛮和奴隶制，正如弗兰克所言，将西方带到了“亚洲经济列车的三等座位上”，但是，还需要有更多的事情发生，西方才能“取代亚洲的火车头地位”。
弗兰克认为，西方的崛起，归根结底，与其说是由于欧洲人的主动精神，还不如说是由于1750年以后“东方的衰落”。他相信，这一切是从白银供应缩水开始的。白银供应缩水引发了亚洲的政治危机，却为欧洲注入了一剂强心剂——由于欧洲缺少用于出口的白银，欧洲人开始实现工业机械化，以制造在亚洲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弗兰克称，1750年以后的人口增长，也在欧亚大陆的两端造成了迥异的结果：在中国，这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引发了政治危机，并且抑制了创新；而在英国，则为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工厂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正当东方惨淡经营之时，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本来应该发生在中国，但是最后还是发生在了英国，西方继承了整个世界。
但是，其他持短期偶然理论的人却对此表示不敢苟同。社会学家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他曾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任教若干年，创造了术语“加州学派”用以描述短期偶然理论家）争论说，直到1600年以前，东西方的优势大致相当，它们都由强大的农业帝国统治，复杂的神职系统守卫着古老的传统。18世纪，从英国到中国，处处遍布着瘟疫、战火和王朝的覆灭，将这些社会推向崩溃的边缘，然而，大多数帝国还是恢复了元气，重新巩固了正统思想的统治，而西北欧的新教徒则摒弃了天主教传统。
戈德斯通认为，正是这种反抗行为推动着西方走向工业革命之路。挣脱了古代意识形态的束缚，欧洲科学家们迅速有效地揭开了自然鬼斧神工的奥秘，而与之同样具有务实传统的英国企业家们则学会了利用煤炭和蒸汽工作。到了1800年，西方已取得了在世界上绝对领先的地位。
戈德斯通认为，这些都不是长期注定的，事实上，一些偶然事件本来可能完全改变整个世界的进程。例如，在1690年的博因河战役中，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军队射来的滑膛枪子弹撕破了奥兰治亲王威廉的大衣肩袖，后者觊觎着英国王位。“幸好子弹射偏了一些”，威廉亲王或许会这样感慨。是啊，戈德斯通说，如果那发子弹再低几英寸
，天主教可能仍然统治着英国，法国可能会主宰欧洲，而工业革命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彭慕兰想得更远。在他看来，工业革命的发生原本便是一个偶然事件。他说，在1750年左右，东西方都在走向生态灾难。比起技术进步，人口增长要快得多，人们为了生存，几乎穷尽一切办法，如发展农业、运输货物，以及重新组织人力。他们几乎达到了科技所能允许的极限，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完全可以预计，19世纪和20世纪将发生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和人口减少。
可是，事实上过去两个世纪的经济增长超过了先前所有年代的总和。彭慕兰在他的重要著作《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中解释了其中的原因，那就是，西欧，尤其是英国，只是运气好而已。同弗兰克的观点一样，彭慕兰认为，西方的运气始于偶然发现美洲，从而产生了一个能为工业生产提供动力的贸易系统。但是，与弗兰克的观点不同，他认为，迟至1800年，欧洲的好运仍然有可能丧失。彭慕兰指出，为了给英国早期粗糙的蒸汽机提供燃料，需要大量的木材，这就需要种植足够多的树，从而占据很大的空间——事实上，人口拥挤的西欧地区是无法提供这么大的空间的。但就在这时，第二次幸运又降临了：英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便于开采的煤炭储备，以及快速实现机械化的工业。到了1840年，英国人将以燃煤为动力的机器普及到了各行各业，包括可以长驱直入驶入长江的铁甲战舰。要不是有了燃煤作为动力，英国将不得不每年多燃烧1500万英亩
的林地，而英国根本没有这么多林地。化石燃料的革命开始了，生态灾难避免了（或者说至少推迟到了21世纪），西方一夜之间克服困难，主宰了全球。这根本不是长期注定的，这只是最近发生的一个奇特的巧合。
关于西方工业革命的短期偶然理论的种种变体，从彭慕兰的侥幸避免全球灾难论，到弗兰克的在不断扩张的世界经济中暂时转移论，其中的分歧之大，就好比长期注定理论阵营中贾雷德·戴蒙德和马克思的观点差异。尽管两大理论派别内部都有诸多分歧，但是它们之间的战线划分了两种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泾渭分明、针锋相对的理论。有些长期派宣称，修正派只是在兜售以次充好、政治上正确的伪学术；短期派则回应道，长期派是亲西方的辩护士，甚至是种族主义者。
这么多专家学者得出的结论竟如此大相径庭，这说明我们考虑问题的方法出现了问题。在本书中，我将阐明，不管是长期派还是短期派，都误解了历史的形态，从而得出了片面和矛盾的结论。我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不同的视角。
我的意思是，不管是持长期注定理论的人，还是持短期偶然理论的人，都赞同在过去的200年间西方主宰了全球，但对在此之前世界是什么状况，他们存在分歧。所有的这一切都围绕着他们对前现代历史的不同评估。我们解决这一争端的唯一途径是研究这些更早的时期以建立总体的历史“形态”。只有建立稳定的基础后，我们才能够卓有成效地解释历史进程。
可是，似乎无人愿意去做这件事。大多数写书论述西方缘何主宰的专家都拥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或者现代史的学术背景，大体而言，他们是当代或近代事件的专家。他们倾向于聚焦最近的几代人，顶多回溯500年，简略地梳理早先的历史（如果他们回溯历史的话）——尽管主要争议是，赋予西方主宰地位的因素是在较早的时代便已存在，还是在现代突然出现的。
少数思想家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十分与众不同，他们先是聚焦于遥远的史前时期，然后突然跳到了现代，而对于其间的数千年则很少提及。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把这种做法推演到了极致——他认为，出现于史前时期的农业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在那时和推动哥伦布等航海家远渡重洋的社会大发展时代之间，大约过去了4000年，相较过去而言，中间发生的事件乏善可陈”。
我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将研究局限在史前时期或现代，我们将一无所获。不妨加一句，如果我们将目光局限在中间的那四五千年，也将不会有收获。这一问题要求我们在讨论历史为何呈现此种形态之前，将整个人类的悠久历史看成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建立起整体的形态。这正是我试图在本书中做到的。
我是一个考古学家和古代史学家，专业是公元前1000年的古地中海研究。1978年，我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所遇到的大多数古典学者都醉心于长期注定理论，认为始创于2500年前的古希腊文化造就了独具特色的西方生活方式。他们中的有些人（大多是年纪较长者）甚至会说，正是这一古希腊的传统使得西方优于世界其他地方。
从我的记忆来看，这些丝毫不成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在剑桥大学读研究生，从事古希腊城邦国家起源的研究。这使我与在世界其他地方从事类似研究的人类学考古学家成为同行。他们公然嘲笑道，认为古希腊文化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开启了以民主与理性为特色的西方传统，这一观点是荒诞不经的。就像人们常常会做的那样，几年间，我脑中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观点一直在你争我斗：一方面，古希腊社会循着与其他古代社会一样的进程发展；而另一方面，它开启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西方发展轨道。
1987年，当我在芝加哥大学担任第一份教职的时候，要平衡脑中的这两种观点变得更为困难了。在芝加哥大学，我教授久负盛名的西方文明史课程，时间跨度从古代雅典到东欧剧变。为了备课，我必须比以前更认真地研读中世纪和现代欧洲史。结果我发现，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与其说人们遵守了古希腊给予西方的自由、理性和创造的传统，还不如说人们完全违背了这些。为了寻根究底，我开始博览史籍。我惊讶地发现，被称为与众不同的西方历史，与世界其他地方，如伟大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和伊朗的历史，是如此惊人的相似。
教授们常常抱怨沉重的行政负担，但1995年我调至斯坦福大学后，我很快发现，在委员会工作是从自己的方寸天地了解外界的绝佳途径。从那时起，我担任了斯坦福大学社会科学史学院和考古中心主任、古典文学系系主任和人文与科学学院副院长等职务，并主持一项大型考古发掘工作——这当然带来了大量的文书工作，令人头痛，但我也得以结识了很多领域的专家，从基因科学到文学批评，他们的研究或许有助于解答西方缘何主宰当今世界。
我学到了很重要的一点：要想解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取精用弘，把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环境的关注、考古学家对于深挖过去的意识，以及社会科学家的比较方法结合起来。为了结合各方优势，我们可以组织一个跨领域专家小组，集中各领域的资深专家，事实上，这正是我在西西里岛开始主持考古发掘工作时的做法。对于分析所发现的炭化种子所需的植物学知识我知之甚少，对于鉴定动物骨骼所需的动物学知识、鉴别储物容器中残余物质的化学知识、重建地貌形成过程的地质学知识，以及其他研究中所不可或缺的专业知识我都知之甚少，于是我求助于有关专家。主持考古发掘的人就像是一个学术乐团的经理，将各具天赋的艺术家组织起来举办演出。这是写作发掘报告的好方法，因为发掘报告的目的在于集中数据为他人研究提供便利，而委员会的报告在针对大问题制定统一答案方面则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我在写作本书时采用的是跨领域而非多领域的方法。我没有驱使一大堆专家为我写书，而是自己动手，将无数领域中专家的发现加以汇集和解释。
这不免招致各种危险——肤浅之见、学科偏见，还有一般性错误。比起皓首穷经研读中世纪手稿的学者，我不可能细致入微地了解中国文化；比起遗传学家，我不可能掌握人类进化方面最前沿的知识（有人告诉我，《科学》杂志更新其网站的平均速度是每13秒一次；在电脑上打下这句话时，我可能已经落后了）。但另一方面，那些囿于自己学科之内的人将永远无法看到宏大的图景。要完成本书这样的著作，较之其他方法，单作者、跨学科的写法也许是最糟的。可对我来说，这种写法当然是最好的了。孰是孰非，就由读者来评判了。
那么，研究结果是什么？在本书中，我认为，西方缘何主宰世界的问题实际上是关于社会发展的问题。这里的社会发展是指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即社会通过影响物理、经济、社会、智力等环境以达到相应目标。19～20世纪，西方观察家将社会发展视为理所当然的好事。他们含蓄或者公开地说，发展就是进步（或者进化，或者历史），而进步——不管是向着上帝、富裕还是人民的天堂——是生活的意义。现在，这些意义似乎不那么显而易见了。很多人感到，社会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种种弊端，如环境恶化、战争、不平等和幻想破灭，要远比收益多得多。
但是，不管社会发展的寓意有何变化，社会发展这一事实是无可否认的。与100年前相比，今天几乎所有的社会都更为发达了（从上一段中我对发展的定义来看），有些社会则比其他社会更为发达。1842年时，确凿的事实是，英国比中国更发达——事实上，当时的英国非常发达，它的势力遍及全球。过去曾存在过无数的帝国，但这些帝国的势力范围都是区域性的。但是，到了1842年，英国制造商的产品可以涌入中国，英国工业家可以制造举世无匹的铁甲战船，英国政客可以派遣远征军穿越半个地球。
西方缘何主宰世界的问题，实际上包括两个问题。我们既需要知道，为何西方更为发达，即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具备达成目标的能力；我们还需要知道，为何在过去200年间，西方的发展达到如此高度——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些国家可以主宰整个地球。
我认为，回答这两个问题的唯一途径是，用一张图表来揭示历史形态，衡量社会发展。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不管是长期注定理论还是短期偶然理论，都未能很好地揭示历史的形态。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何西方社会比世界其他地方更为发达——并不在于最近的偶然：在过去的15个千年中，有14个千年西方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地区。但另一方面，西方的领导地位也不是在遥远的洪荒年代就注定的。在从公元550～1775年的1000多年中，东方更为发达。西方的主宰地位既不是几万年以前就注定的，也不是最近的偶然事件的结果。
长期注定理论和短期偶然理论也无法回答第二个问题，即为何西方的社会发展达到了其他社会难以企及的高度。我们将看到，直到1800年左右，西方才开始以惊人之势迅速崛起，但这一崛起本身仅仅是长期以来逐渐加速的社会发展的最近表现而已。长期因素与短期因素共同起作用。
综上所述，要想解释西方的主宰地位，既不能把目光投向史前时代，也不能只看最近的几百年。要想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纵览整个历史进程。然而，描述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起伏兴衰，虽然能够揭示历史的形态并告诉我们需要解释什么，但这并不是解释本身。我们还需深入史册，搜寻细节。
“历史：名词，指一种往往虚假的记录，记录的大多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这些事情由统治者和军人引起，这些统治者大多是无赖，而军人往往是傻子。”安布鲁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关于历史的这条风趣的定义，有时你不得不赞同：看起来历史似乎仅仅是一件讨厌的事情接着另一件，是天才和傻子、暴君和浪漫派、诗人和盗贼混杂在一起的一团乱麻，或创造非凡之举，或在堕落边缘挣扎。
理所当然的，这些人将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扮演重要角色。毕竟，正是血肉之躯的个人，而不是宏大的非人为因素，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死亡、创造和斗争。但是，在所有的喧哗和愤怒背后，还是有明显的模式可循的，历史学家们可以使用恰当的工具辨明这些模式，甚至解释它们。我将使用其中的三种工具。
第一种工具是生物学
，生物学告诉我们，真实的人类是什么——聪明的猿猴。我们是动物王国的一部分，而动物王国又是从大型类人猿到变形虫的更为广袤的生命帝国的一部分。这一明显的事实带来了三个重要结果。第一个结果是，和所有生命形式一样，我们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我们从环境中摄取能量，并且用此能量繁衍生息。第二个结果是，像所有有智慧的动物一样，我们有好奇心。我们总是在修修补补，思索着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能玩，哪些东西能加以改进。
我们只是在修修补补方面比其他动物要强，因为我们拥有硕大、敏捷、有许多褶皱的大脑来思考问题，有柔软、灵巧的声带来谈论问题，还有可对掌的拇指来解决问题。
即便如此，同其他动物一样，人类显然也不是完全相同的。有的人从环境中摄入更多能量，有的人生育更多后代，有的人更好奇、更有创造力、更聪明，或者更为实际。而我们作为动物的第三个结果是，与个体的人相对的群体的人，大致是相同的。如果从一群人中随机地挑出两个，可以想象，他们可能迥然不同；可是如果召集起两群人，他们很可能颇为相似。如果比较有百万之众的群体，正如我在本书中所做的那样，他们很可能拥有同样多充满活力、繁殖力、好奇心、创造力和智力的人们。
这三条非常符合常识的观察结论解释了大多数历史的进程。数千年来，由于我们的修修补补，社会总是在发展，并且是日益加速地发展。奇思妙想越来越多，并且一旦产生就难以忘却。但是，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生物学并不能解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有时，社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有时，社会甚至会倒退。所以，仅仅知道我们是聪明的猿猴是不够的。
这里就需要引入第二种工具——社会学
。社会学同时告诉我们，什么导致了社会变化，社会变化又带来了什么。聪明的猿猴围坐在一起修修补补是一回事儿，他们的奇思妙想流行开来改变社会又是另一回事儿。看来，这需要某种催化剂。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Robert Anson Heinlein）曾提出一条定理：“懒人想寻找更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于是就有了进步。”本书后面我们将看到，这条海因莱因定理只是部分正确，因为懒惰的女人与懒惰的男人一样重要，懒惰不是唯一的发明之母，对于所发生的事情，“进步”通常是个听来颇为乐观的字眼。但是如果我们再充实一下内容，我认为海因莱因的见解是对社会变化的原因不错的总结。事实上，本书随后将提出我自己的一个“莫里斯定理”，这个定义版本较为复杂：“导致变化的原因是懒惰、贪婪、恐惧的人们寻求更为简便易行、获利丰厚、安全可靠的做事方法。他们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知之甚少。”历史告诉我们，一旦施加压力，就会产生变化。
懒惰、贪婪、恐惧的人们在保持舒适、尽可能少工作和获得安全之间寻求令自己满意的平衡。但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因为人们繁衍生息和摄取能量将不可避免地使他们所能获取的资源（这里既包括物质资源，也包括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承受压力。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之中，也潜藏着阻止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力量。我把这称为“发展的悖论”。成功带来新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后，更多新问题又会产生。正如人们说的那样，生活是个眼泪之谷。
发展的悖论一直在起作用，迫使人们面临艰难的抉择。人们经常无力应对发展带来的挑战，于是，社会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但是，有时候，懒惰、恐惧和贪婪推动着一些人去冒险、创新，改变游戏的规则。如果有些人成功了，并且大多数人接受了成功的革新，社会便有可能突破资源瓶颈，继续向前发展。
人们每天都在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自最后一个冰河时期末期以来，社会发展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有些节点上，发展悖论仍然制造了坚固的“天花板”，只有真正翻天覆地的变化才能将之突破。社会发展在这些“天花板”下徘徊不前，走得艰难而绝望。在一个又一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社会无力应对遇到的问题，大量弊病——饥荒、瘟疫、不可控制的移民以及国家灭亡——接踵而至，社会由发展停滞转为衰落；而如果在饥荒、瘟疫、移民和国家灭亡之外，又有其他破坏性力量如气候变化雪上加霜（我把这5个破坏性因素总称为“天启五骑士”），衰落可能会转变为长达数个世纪的灾难性的崩溃与黑暗时代。
在此之间，生物学和社会学解释了大部分的历史形态——为何社会有时候会发展，为何有时发展得快，有时发展得慢，为何社会有时会崩溃。但这些生物学和社会学定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们告诉我们人类这个整体是什么样的，却没有告诉我们，为何一处之人与别处之人行事如此不同。为了解释这一问题，我会贯穿全书来论证，我们需要第三种工具：地理学
。
“传记的艺术不同于地理学，”幽默作家埃德蒙·本特利（Edmund Bentley）在1905年评论道，“传记是关于人物的，而地理则是关于地图的。”很多年来，人物——英国人所说的上层阶级男人——主宰了史学家们讲述的故事，以至于历史与传记相差无几。这一状况在20世纪得到了改观，史学家们把女人、下层阶级男人和孩子也算进了人物之列，在一团混杂之中加入了他们的声音，但在此书中我想更进一步。我认为，一旦我们把人物（在新的、更为宽泛的定义下的更大群体的人物）看作大致相仿的，剩下的便只有地图了。
很多史学家被这一论断所激怒，就如同公牛看到红色的斗牛布一般。其中有几个史学家对我说，拒绝几个伟人就可以决定东西方历史走向的陈词滥调是一回事儿，拒绝承认文化、价值观和信仰的重要性，仅在无理性的物质因素中寻找西方主宰世界的原因，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但这基本上就是我的主张。我将试图说明，在过去的15000年中，东西方以相同的次序经历了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因为东西方由相同种类的人组成，而正是这些人创造了相同种类的历史。但我也试图说明，他们并非以同样的频率和速度完成这些事情。我的结论是，生物学和社会学能解释全球范围内的相似之处，而地理学则能解释区域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地理学解释了西方为何主宰世界。
坦率地讲，这听起来可能像长期注定理论的强硬路线，当然有些历史学家是这样看待地理学视角的。这一观点至少可以上溯到希罗多德（Herodotus），这个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常被誉为“历史学之父”。他坚称：“土质松软的国家养育生性软弱的人民。”并且，正如由他开启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传统，他得出的结论是，正是地理环境决定了他的祖国的伟大。或许最值得一提的例子是埃尔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这位耶鲁大学的地理学家在20世纪初收集了大量统计数据，用以证明他的家乡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有近乎完美的出产伟人的气候条件。（只有英国的气候条件要更好些。）作为对比，他总结道，加利福尼亚州“过分整齐划一的刺激性气候”（正是我居住的地方）只出产了大量疯子。“加利福尼亚州的人民，”亨廷顿向他的读者保证说，“可以比作不堪驱策的马，他们中的一些因筋疲力尽而垮掉。”
人们很容易嘲讽这类说辞，但当我说地理学解释了西方的主宰地位的时候，我的想法颇为不同。地理差异确实有长期的效果，但这些从不是根深蒂固的。并且，在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的地理优势，在另一阶段可能是毫不相关的，甚至可能转化为劣势。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虽然地理推动了社会发展，但是社会发展决定了地理的意义。这是条双行道。
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一点，也为了给本书的内容做一下快速导航，我想要回溯两万年，上溯到最后一个冰河时期最为寒冷的时刻。那时，地理环境至关重要：一英里厚的冰川覆盖了北半球的大部分地区，冰川边缘是干燥而不适宜居住的苔原地带，只有靠近赤道的地方，才有少量的人类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南方（人们可以居住的地方）和北方（人们不能居住的地方）的差异是极端的，但在南部地区，东西差异则相对较小。
冰河时期末期改变了地理的意义。当然，两极地区依然很寒冷，赤道地区依然很炎热，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六处地方，即我在第二章中所指的原始核心地带，更温暖的天气条件配合着当地的地理环境，为适宜人类驯化的动物和植物的进化（即改变它们的基因使之更能为人类所用，最终使得经过基因改进的生物只能与人类共生）提供了有利条件。驯化的动物和植物意味着更多的食物，这样就能养育更多的人，从而产生更多创新。但是，驯化同时也意味着施加给推动这一进程的资源更大压力。发展的悖论就在这里起作用了。
这些核心地带一度是冰河时期极为典型的相对温暖、适宜居住的地区，但是现在，它们彼此之间以及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了。地理眷顾了所有这些地方，但对其中的某些地方更为偏爱。欧亚大陆西部一个叫侧翼丘陵区的核心地带，是可驯化的动物和植物的集中之地。由于人群大致相似，因此在这片动植物资源最为丰富、驯化最为便捷之地，开始了人类对动植物的驯化过程。那大约是在公元前9500年。
遵循常识，我用“西方”一词描述所有从欧亚大陆核心地带最西端演化而来的社会。很久以前，西方从亚洲西南部
的核心地带开始扩张，包举地中海盆地和欧洲，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又囊括了美洲和澳大拉西亚（泛指澳大利亚、新西兰及附近南太平洋诸岛）。希望以常识的方式来界定“西方”能更清晰明了（而不是挑出一些所谓独特的“西方”价值观念，诸如自由、理性、宽容，然后论证这些观念来自何方，以及世界的哪些地方有这些观念），这对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有重大影响。我的目标是解释为何从原始的西方核心地带沿袭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首先是北美——如今主宰地球，而不是西方其他地方的社会，即沿袭自其他原始核心地带的社会为何没有主宰全球。
遵循相同的逻辑，我使用“东方”一词指代自欧亚大陆核心地带最东端（古老程度仅次于西端）演化而来的社会。也是在很久以前，东方从中国的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原始核心地带开始扩展，那里对于植物的驯化大约始于公元前7500年，今天的东方包括了北至日本，南至中南半岛的广大地区。
发源自其他核心地带的社会——位于今天的新几内亚的东南核心地带、位于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北印度的南亚核心地带、位于东撒哈拉沙漠的非洲核心地带，以及分别位于墨西哥和秘鲁的两个新大陆核心地带——都有它们各自令人神往的历史。在下文中，我将反复提到这些地区，但着眼点还将落在东西方对比上。我的主要根据是，自从冰河时期末期以来，世界上最为发达的社会要么发源自原来的西方核心地带，要么发源自原来的东方核心地带。艾伯特亲王在北京，与京巴狗洛蒂在巴尔莫勒尔堡相比，是个貌似可能的选择，而艾伯特亲王在库斯科、德里或者新几内亚则不然。因此，要想解释西方缘何主宰世界，最有效的方式是聚焦东西方对比，这正是我所做的。
这样撰写本书是要付出代价的。通过更为全面的全球性论述，审视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这种处理方式在内容上将会比本书更为丰富并注意到细微差别，也将为南亚文化、美洲文化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对整个人类文明所作的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是这种以全球视野论述的书也会存在不足，尤其是将会导致失去焦点，篇幅较之本书也将会更为冗长。18世纪英国最机智的作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曾经评论道，虽然人人都喜爱弥尔顿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但没人希望它更长”。这一评论适用于弥尔顿，更适用于我将要着手论述的一切。
如果在解释历史方面，地理真的提供了一个希罗多德式的长期注定理论解释，那么，在指出对动植物的驯化在西方核心地带始于公元前9500年，在东方核心地带始于公元前7500年之后，我便可将本书匆匆结束。如此说来，西方社会的发展便会简简单单地领先于东方2000年，在西方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东方还在发明书写。当然，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们将看到，地理并不能决定历史，因为地理优势最终往往适得其反。它们推动了社会发展，但在此过程中社会发展又改变了地理的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核心地带的范围扩大了，有时是通过移民，有时是通过邻近地区的效仿或者独立创新。在老的核心地带非常有效的技术——不管是农业技术，还是关于村庄生活、城市和城邦、大帝国或者重工业的技术——扩散到新的社会和新的环境。有时候，这些技术在新的背景下兴旺发达；有时候，它们无功无过；还有的时候，它们需要做出重大调整才能发挥作用。
尽管这看起来有些奇怪，但社会发展中的最大进步往往发生在这些无法很好地应用从更发达的核心地带引进或效仿的技术的地方。有时，这是因为使旧方法适应新环境的努力迫使人们取得突破；有时，则是因为在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无关紧要的地理因素，在另一个发展阶段变得举足轻重。
例如，5000年前，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从欧洲大陆延伸至大西洋中，是地理上的一大劣势，意味着这些地区远离美索不达米亚（亦称“两河流域”）
和埃及的文明。但是，500年前，社会的发展改变了地理条件的意义。有了新型的舰船可以横渡原先无法通行的海洋，于是突然间扭转了形势，把延伸到大西洋的地理条件变成了一大优势。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舰船，而不是埃及或者伊拉克的舰船，开始驶向美洲、中国和日本。西欧通过远洋贸易将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西欧的社会发展也因此蒸蒸日上，超越了原先地中海东部的核心地带。
我将这一模式称为“后发优势”
，它同社会发展一样历史悠久。当农业村寨开始转变为城市（在西方是公元前4000年之后不久，在东方是公元前2000年后），拥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某些特定土壤和气候条件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更为重要的是拥有可以引水灌溉或作为商路的大河。当国家不断扩张，拥有大河的重要性也下降了，后来居上的是拥有金属矿藏、更长的贸易线路，或者人力资源。随着社会发展的变迁，所需资源也发生了改变，那些原先微不足道的地区可能会发现，落后之中也蕴藏着优势。
蕴藏于落后之中的优势是如何逐渐展现出来的，往往很难预见，并不是所有的落后都可以等量齐观的。比如，400年前，在很多欧洲人看来，加勒比海地区欣欣向荣的种植园要比北美农场更有前景。事后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海地变成了西半球最为贫困的地区，而美国则最为富裕，但要预见到这样的结果十分困难。
然而，这种后发优势的一个非常清楚的结果是，每个核心地带最为发达的地区总是因时而异的。在西方，在早期农业时代，最发达之处是侧翼丘陵区；随着国家的出现，它南移至美索不达米亚河谷地区和埃及；再后来，随着贸易与帝国地位的凸显，又西移至地中海盆地。在东方，最发达之处先是从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地区北移至黄河流域，然后又西移至渭水流域的秦地。
第二个结果是，西方在社会发展中的领先地位时起时伏，部分是因为这些至关重要的资源——野生动物和植物、河流、商路、人力——在每个核心地带的分布各不相同；部分是因为在这两个核心地带，扩张和抢占新资源的过程既猛烈又动荡，将发展的悖论推演至极致。例如，公元前2000年西方国家的发展，使得地中海不仅成为商贸要道，而且也成为毁坏之源。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西方国家失去控制，移民、亡国、饥荒和瘟疫引发遍及核心地带的崩溃。而并不拥有这种内海的东方，则未经历类似的崩溃，到了公元前1000年，西方在社会发展中的领先地位已经严重动摇。
在后来的3000年中，同样的模式一而再、再而三地起作用，造成的结果不断变化。地理因素决定了在世界什么地方社会发展脚步最快，而社会发展又改变了地理的意义。在不同的时刻，连接欧亚大陆东部和西部的那些大草原、中国南部肥沃的稻田、印度洋和大西洋都是极为重要的。当17世纪大西洋的重要性日渐显露的时候，那些处于开发利用大西洋最佳位置的人们——最初主要是英国人，后来还有以前曾被英国人殖民的美国人——创造了全新种类的帝国和经济，并释放出蕴藏在化石燃料中的巨大能量。我将会论证，这正是西方主宰世界的原因。
洞悉世界进程的脉络
随后的章节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至第三章）探讨最为基础的问题：什么是西方？我们的故事从何讲起？主宰的含义是什么？如何判断谁处于领先位置或者主宰位置？在第一章中，我从故事的生物学基础讲起，评述人类如何进化，以及现代人类如何遍布地球。在第二章中，我追踪冰河时期之后原始东方核心地带和西方核心地带的形成和发展。在第三章中，我宕开一笔，界定社会发展的含义，并且解释将如何用社会发展来衡量东西方差异
。
在第二部分（第四章至第十章），我将详细追踪东西方的历史，不断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解释了东西方的相似与差异。在第四章中，我将审视国家最初的兴起，以及公元前1200年以前西方核心地带遭受的巨大破坏。在第五章中，我将思考最初的东西方大帝国的社会发展如何逼近农业经济所能承载的极限。然后，在第六章中，我将讨论公元150年以后横扫欧亚大陆的大崩溃。在第七章中，出现了转折，东方核心地带开拓新的疆域，引领社会发展。到了大约1100年，东方再次逼近农业社会的发展极限。在第八章中我们将看到，这将如何导致第二次大崩溃。在第九章中，我将描述在恢复过程中，东西方如何在干草原上和跨过海洋开拓新的疆界，并考察西方是如何缩短与东方的发展差距的。最后，在第十章中，我们将看到，工业革命是如何将西方的领先地位转化为主宰地位的，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影响。
在第三部分（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我将转向对史学家而言最为重要的问题：那又怎样？在第十一章中，我将从过去15000年的万千历史细节之中归纳出自己的观点，即两套法则——生物学法则和社会学法则——决定了全球范围内的历史形态，而第三套法则——地理学法则——决定了东西方发展的差异。正是这些法则之间不断的相互作用，而不是长期注定的因素，或者短期偶然的因素，把京巴狗洛蒂带到了巴尔莫勒尔堡，而不是把艾伯特亲王带到北京。
这不是史学家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大多数学者在文化、宗教信仰、价值观、社会制度或者盲目的随机事件中寻找解释，而不是关注确凿的物质现实世界，少数人一谈起规律法则就哑口无言。但是，在考虑并剔除某些备选因素之后，我将更进一步，在第十二章中指出，历史的规律事实上有助于我们预见未来。到了西方主宰阶段，历史并没有终结。发展悖论和后发优势仍然在起作用，创新推动着社会发展，而毁坏则使之倒退，这两股力量仍然在角逐。事实上，在我看来，这种角逐正变得前所未有的激烈。新的类型的发展和毁坏预示着——或者威胁着——它们不仅会改变地理学，而且会改变生物学和社会学。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一大问题，并不是西方是否会继续主宰世界，而是我们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能否在灾难使我们一蹶不振之前，突破创新，进入一种全新的生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