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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关于股票收益的研究，大多将市场总体风险和与公司特征相关的个体风险纳入考量范畴，但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变量——碳排放。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危机影响的日益加重，降低碳排放已经成为全球共识。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碳排放是否被认为是一个系统性风险因素。有学者指出，二氧化碳排放量过高的公司可能会被征收碳税或面临限制排放的监管干预措施，因此，与碳排放相关的企业风险应当反映在其股票回报中。但是，也有研究指出，一方面，机构投资者对气候变化的“滞后反应”可能会导致碳风险尚未反映在资产价格中，另一方面，可再生能源使用技术的改进主要针对特定业务或部门，因而人们不会期望碳排放成为系统性风险因素。
本文作者系统地探讨了机构投资者是否会要求碳风险溢价，具体研究了股票回报如何随公司和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变化而变化。首先，作者提出了三种假说：
假说一：前瞻性投资者可能担忧企业的碳风险，从而对高二氧化碳排放企业的股票寻求补偿，具体体现在公司自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其股票回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此为“碳风险溢价假说”。
假说二：金融市场对碳风险的定价效率低下，与碳排放相关的风险被低估，机构投资者没有将碳风险整合到投资决策之中。此为“市场无效率假说”或“碳阿尔法假说”。
假说三：高碳排放企业的股票会被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或道德感的机构投资者所回避（例如，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承诺从化石燃料企业撤资），以至于被回避的公司需要呈现出更高的股票回报。此为“撤资假说”。
本文作者研究发现，碳排放显著影响企业的股票回报，“碳风险溢价假说”成立。一个引人注意的结果是，近年来才出现的碳溢价与企业的碳排放水平（总量和逐年变化量）有关，但与碳排放强度（单位销售额的碳排放量）无关。这是因为，限制碳排放量的法律法规更加针对那些碳排放量最高的活动。此外，当排除了那些二氧化碳排放量最高的行业（石油和天然气、公用事业和汽车行业）后，机构投资者没有进行重大的排除性筛选。也就是说，在所有其他行业中，机构投资者不存在重大撤资。作者还进一步指出，碳风险不能仅仅归结为化石燃料的供应问题，同时这也是一个需求问题，各行各业的企业都面临不同程度的碳排放风险。
Bolton P, Kacperczyk M. Do Investors Care about Carbon Risk?[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21.
一般而言，从事非规范行为（或被社会成员视为反常行为）的个人更可能受到偏见。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鼓励生育，因而没有孩子的个人也可能成为受偏见的对象。本文作者认为，一个人因没有子女而处于相对消极境地的程度，可能会受性别、不生孩子的原因和社会支配倾向（个体对不同群体间关系平等性的一般性偏好）等因素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于有子女或无法生育的人，自愿不生育和不明原因无子女的人会受到更多偏见，且无子女的女性并未比没有子女的男性得到更负面的评价，评价也不会随感知者性别的变化而变化。但那些社会支配倾向较高的感知者对无子女的人的评价更为负面，且男性违反传统社会规范（如自愿不生育）会比女性受到更负面的评价。
Iverson H, Lindsay B, MacInnis
C C. You Don’t Want Kids?!:Exploring Evaluations of Those without Children[J].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20, 160(5): 719-733.
精英教育被认为是现代社会进步的最重要渠道之一，但现有学术研究对中国的精英教育鲜有关注。2018 年，中国 970 万考生中有 81%被大学录取，但只有不到 5%的考生被排名前 100的大学录取。本文作者利用高考分数线，研究了中国名牌大学（作者定义排名前 100 的大学为名牌大学）的准入及其对毕业生工资的影响。作者收集了来自 31个大陆省份约 4万名学生的高考成绩、第一份工作、个人和父母特征、学校行为表现等方面的数据，研究表明，中国存在精英教育的工作溢价，上名牌大学会使平均月工资增加 28%-45%。也就是说，高考分数确实很重要，特别是对于那些以微小差距进入名牌大学的学生来说，回报和溢价是很明显的。
Jia R, Li H. Just Above the Exam Cutoff Score: Elite College Admission and Wages in China[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21, 196: 104371.
大多数国家的环境政策都由各种规章制度和激励措施组成，因为当多重外部性存在时，可能需要多种政策工具。然而，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数量政策工具和价格政策工具的结合会降低或消除某一工具的有效性。本文作者实证分析了电动汽车支持政策和碳定价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表明，这两个政策可能并不总是互补的，当碳价格处于一个较温和（不高不低）的范围内时，碳定价政策可能会降低电动汽车政策的激励效应。这是因为，碳定价可以重新调整发电调度，较低的碳价会增加电力需求，减缓燃煤电厂的退役。但是，在燃煤发电使用极少，或碳价格极高，或可再生能源极其便宜的地区，碳定价政策与电动汽车政策相排斥的情况不太可能发生。
G i l l i n g h a m K , O v a e r e M , W e b e r S M. Carbon Policy and the Emissions Implications of Electric Vehicles[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21.
事件系统理论（EST）认为，关键事件需要引起重视并采取相应应对措施。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习惯发生了巨大改变，本文作者认为，居家办公命令和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是典型的关键事件。为进一步研究这些事件如何影响人群整体的情绪以及其影响轨迹的演变，作者利用深度学习技术，对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7 月 1 日期间的 156 万条Twitter推文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当居家办公命令开始时，公众对居家办公的“愤怒”“厌恶”等情绪大幅下降、“欢乐”情绪立即大幅上升，在命令结束时，公众的“愤怒”“厌恶”大幅上升、“欢乐”立即大幅下降，且这些影响随着时间而消退。作者认为，持续居家办公的决定或许是明智的。
Min H, Peng Y, Shoss M, et al. Using Machine Learning to Investigate the Public’s Emotional Responses to Work from Hom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21, 106(2): 214.
通常，消费者会将咖啡视为不会产生任何温室气体排放的“自然产品”。但咖啡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不容忽视，因为它是一种氮密集型植物，价值链长且复杂。本文作者探究了德国咖啡消费者对于碳中和认证标签、直接贸易采购声明和公平贸易认证标签等的支付意愿。研究发现，富裕消费者对具有碳中和标签的精品咖啡平均意愿支付溢价是每 250 克咖啡 1.77 欧元，虽然低于直接贸易采购、公平贸易等道德标签，但超过了碳中和认证的边际成本；含碳中和认证标签的产品更有可能被价格敏感度较低且受过高等教育的消费者购买。因此，如果政策能够充分提供有关农业食品部门碳足迹的信息，消费者对碳中和认证的偏好将增加，从而创造出一种潜在的需求侧工具来缓解气候变化。
Birkenberg A, Narjes M E,W e i n m a n n B , e t a l . T h e Potential of Carbon Neutral Labeling to Engage Coffee Consumers in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1, 278: 123621.
男性和女性在基本经济偏好上表现出的性别差异，导致他们做出许多截然不同的选择。为了更好地分析性别差异在某些偏好上的不同形式，本文作者研究了两种性别之间的平均差异，针对 97 个样本中的 5 万多名参与者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实验数据显示，男性往往呈现出更大的偏好差异。时间、风险和社交这三项偏好上的性别差异是决定男女差异的重要因素，男性更可能具有极端的时间、风险和社交偏好，而女性在这三方面更可能只具有中等偏好。作者还发现，有时只有男性才具有极大的偏好差异，而男性有时表现出的偏好差异远远高于两种性别之间的平均差异。研究认为，走极端不一定“是坏的”，它既可能带来积极结果，也可能是消极结果。
Christian et al., Converging Evidence for Greater Male Variability in Time, Risk, and Social Preferences, PNAS,2021, DOI:10.1073/pnas.2026112118.
在高等教育的市场化需求下，传统的师生关系被彻底重塑。在新型的教育关系中，教师被重新塑造为专业服务工作者的角色：学生付费学习，教师的任务就是保障这些主权消费者的满意度。本文就教师在市场化的高等教育环境中与学生互动的经历进行了心理社会学分析，说明了教师应如何制定各种防御机制来应对学生作为“权威人物”无意识产生的依赖、从属、脆弱和怨恨的情绪。教学制度与教师的职业责任相辅相成，用以照顾高度焦虑和脆弱的学生。同时，市场化造成的不断变化的权利差异加大了师生关系中情绪反应的发生概率。本文作者指出，对学生“集体关怀”的组织话语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会诱发学生产生严重的矛盾情绪，从而极大地加剧了对教师的心理需求。
Nixon E, Scullion R. Academic Labour as Professional Service Work?: A Psychosocial Analysis of Emotion in Lecturer-Student Relations under Marketization[J]. Human Relations, 2021.
美国布朗大学开展了一项针对心理治疗及其不良反应的研究。该研究招募了 96 名 18-65 岁具有不同程度抑郁或消极情绪的参与者，他们在完成为期 8 周的正念认知疗法后，回答与冥想的不良反应相关的问题。研究发现，包括正念疗法在内的所有心理治疗或多或少都会造成一些伤害。83%的正念疗法会产生至少一种与冥想相关的不良反应；58%的参与者报告了与正念冥想相关的不良反应，如过敏反应、噩梦、创伤性经历的重新体验、焦虑、过度刺激、不真实感；37%的参与者报告了与冥想相关的功能受损（如工作和人际交往能力有一定程度的减弱），6%-14%的参与者报告了持续性的不良反应。然而，许多报告了不良反应的参与者，同时也报告了抑郁状态的改善。可见，冥想带来的不良反应和正面治疗效果同时存在。
Britton W B, Lindahl J R, Cooper D J, et al. Defining and Measuring Meditation-Related Adverse Effects in Mindfulness Based Programs[J]. 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21: 2167702621996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