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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企业应构建“能力-制度-激励”三维框架，以数字技术革命为依托，推动“开放式创新”。
傅晓岚
牛津大学技术与管理发展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国际发展系教授
牛津
近年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在中美贸易冲突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战略调整和重构势在必行。2020 年，中央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其中，解决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问题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坚持创新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也再次将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凸显出来。自主创新并不意味着闭门造车，反而要求更高水平的开放合作。在众多经济部门中，金融行业的合作特征尤为明显，数字技术革命下，唯有基于自主创新的开放合作，才能积极主动塑造未来产业形态和边界，打造持续的竞争力。
金融业自身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数字技术革命给金融业的发展带来的机遇，首先突出体现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在金融业特别是借贷授信方面广泛应用。以人工智能在证券行业应用为例，它在证券行业前台、中台、后台及监管端的场景中得到大量应用，这是技术进步推动的金融业全方位创新。其次，金融创新不仅仅是产品、过程、服务的创新，而是整个金融产业的形态变化。未来商业银行存在与否，或者以何种形态存在，需要打破边界去充分想象，这也是一个需要未雨绸缪的问题。
金融业受技术革命的影响，还体现在其服务对象的变化与创新。学术研究指出，金融业往往是跟随性的，客户需求拉动(Demand Pull)对创新的影响远远大于供给侧的推动作用(Supply Push)。金融业服务的各部门以及每一个用户参与的经济活动越来越数字化，促使金融业必须创新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
技术革命还带来了价值创造模式的变化。当下涌现出大量基于内容的价值创造，例如抖音、快手、今日头条等，另外还有基于数字加工的价值创造，比如Google、Facebook等。将来，金融业由于拥有大量其他行业不容易得到的数据，其价值创造模式也会相应发生变化。
金融业在社会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面临机遇和挑战
随着数字技术革命的推进，无形资产贸易的发展越来越迅速。WTO 2019年关于世界贸易的报告显示，从 2005 到2016 年这十年间，ICT（通信技术）支撑的服务业的贸易迅速增长。金融业一直是无形资产相当密集的行业，其中，数据、金融知识、管理知识、品牌等的贸易将会迅速发展。同时，数字技术的发展使金融服务越来越容易远程进行，这意味着金融从业者将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重要角色。另外，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金融业能填补很多数字和金融鸿沟。现在金融业能够更多地接触到农村的市场、边远的市场，让很多原来没有银行账户的人有银行账户，能够享受到日益丰富的金融服务，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包容发展。
与此同时，技术革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带来了一系列的风险。一是金融体系运行中自身存在的风险可能会在IT技术应用中被放大。二是算法违背价值观和伦理的风险，如算法辅助作出借贷、金融投资等决策，其逻辑架构的设计难以为常人所知。三是监管的风险。算法和人工智能等使得金融系统和决策的复杂性和不透明程度日益增加，在监管滞后性和信息不对称存在的情况下，监管风险是一大挑战。四是道德和法律风险，涉及数据的私有产权归属和隐私保护问题。五是数字技术对金融业就业的直接冲击。按照CBI的预测，高盛有 43%的工作可能被人工智能替代，特别是在数据收集、数据分析等方面。
金融行业创新与一般的行业有三个不同：专有性、监管的影响和合作广泛性。通常讲创新往往强调专利保护，维持一定的专有性和垄断利润，从而产生创新红利。但传统金融创新很容易扩散，其专有性保持时间并不长，比如银行推出新的金融服务产品通过口口相传很快就会被模仿。其次，金融创新受到监管的影响。监管既是金融创新的源泉和动力，又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金融创新。再次，合作在金融创新领域普遍存在，且金融业创新合作的比例通常远高于其他行业。
新一轮技术革命下的金融创新不同于 2008 年以前的金融创新，这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个不同点在于，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前的金融创新是基于金融工程的创新，更多是一个新的资产证券化的过程。而当下是基于数字技术的产品创新、过程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以及金融服务、贸易提供方式的全方位创新。当然，随着金融监管加强，新一轮创新更多体现在过程、商业模式和服务等层面。
第二个不同点在于，2008 年之前的金融创新大部分由金融企业驱动，依靠金融工程和金融数学人才做出创新型金融工程产品，比如美国的不良房贷证券化等。而新一轮技术革命下的金融创新，既有金融企业自身的创新，也有客户数字化转型、产业模式转型，以及价值创造模式变化推动的金融业同步创新，所以是供求双方共同驱动的创新。
本轮金融创新的特点还体现在其涉及的面更广，触及到了原来不曾涉及的领域。以前金融工程主要着力于投资产品，而现在的芝麻信用等，让原来不在金融体系这个“雷达网”中的社会群体也能接触到金融服务。同时，随着金融行业自身边界的拓展，科技公司跨界现象不断涌现。它们可以凭借自身科技优势和渠道、数据优势跨界到金融业，这在中国就有典型的案例。
最后，在传统金融创新中，保护创新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保密协定（Secrecy）和领先优势（Lead-time Advantage）。而这一轮金融创新除了领先优势以外，由于科技创新的成分增加，还会更多地采用专利保护，或者针对版权的秘密保护，这是以往金融创新很少具备的。
在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下，完全依靠自身力量的企业很难长期保持领先。金融企业应当主动拓展金融业的边界和形态，通过联合其他机构，主动去创新、探索，而不是等科技公司来拓展和占领金融业的疆土。金融监管加强的趋势下，创新并非因此停滞，而是更加审慎，向更为规范的方向发展。
当前，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原来接触不到的金融群体，处理不了的大数据，或者不可能同时、同步透明的信息共享，现在均得以实现，产业的边界也可能被打破，同时推动商业模式的创新。
通过探索和合作，企业可以打破理论的边界，打破思维的边界，打破产业的边界，这需要企业跳出原来的框架去思考（Think out of the Box）。当跨越的学科、产业、国别和思维边界越远，思维方式与完全不同的个人和组织一起碰撞时，打破边界的可能性就越高。
华为的案例可以生动阐释跨界合作在创新和边界拓展中的关键角色。华为往往被当作是自主创新的佼佼者，但同时它其实也是开放创新的典范。从 2009、2010 年以来，它已经有共计七八千个合作项目，其中很多是跨出其自身产业边界的，比如当下华为在汽车产业，尤其是电动化和智能化中的跨界，正在重新塑造其能力和价值体系。有研究证明，在跨界合作的支持下，华为的技术创新呈指数级的增长。其中，华为的跨边界合作有的发生在核心领域，在 2009 年以前为主；而有的发生在非核心领域，特别是在 2010 年之后，非核心领域的合作数量迅速增加，并且在接下来近十年内华为一直在非核心领域进行大量投入。
国际上的例子也可以表明开放合作的重要性。即使在 2008年以前，英国的金融企业合作也是非常广泛的，包括发生在提供支撑的供应部门、客户、同业合作者、咨询公司以及集团内部等。同时，金融企业跟大学和政府也有一些合作，但彼时因为创新主要基于金融工程，所以数量不多。但是这一轮科技创新则不同，它要求把大学、供应商、客户等的创新能力整合起来。在此情况下，企业要在一个开放生态体系里，从自身需要出发，进行全方位的、体系化的创新合作。
“能力-制度-激励”框架的着力点在能力的提升、激励机制的提供和制度环境的完善（包括有形的制度环境和企业文化的“软”制度环境），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和协调。
具体到如何提升企业的绩效，我们提出“能力-制度-激励”三维驱动组合的理论框架。无论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国家，创新绩效（Innovation Performance）都是由三个要素决定的：能力、制度、激励。其中，“能力”界定了创新主体的最大潜能，“制度”设定了“游戏规则”，而“激励”则引导各种创新要素的流动，使创新潜能在特定规则下得以发挥。这三个方面共同影响一个主体的创新绩效。
对一个企业而言，能力维度很重要，就像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百米运动员博尔特，企业也应当具备这样的能力要素，使得创新绩效有实现的基础。其次是激励机制。博尔特在每一届世界锦标赛最后冲刺的时候都会酌情降低速度，因为这样他可以不断打破世界纪录，这就是激励机制如何影响能力发挥的例子。第三个要素是制度框架和企业的治理结构，包括企业创新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培训制度和企业文化等。对于一个企业，就要从能力、激励和制度三个维度去考察，包括其研发投入和人才资源是否充足，激励机制是否到位，战略导向和治理结构是否完善。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化时代，企业还要考虑开放创新。如果面临资金约束，可以跟其他组织合作，如对冲基金、风险资本和银行，或者其他资金充裕的企业等。如果面临人才约束，那么需要大力引进创新型人才，同时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培养来实现人才储备。另外，企业研发部门与外面的团队之间还会形成竞争与博弈，这促使研发团队使出浑身解数来推动创新和创造。
图 1 ：“能力-制度-激励”三维驱动模型
企业创新绩效是微观层面的分析，“能力-制度-激励”作为一个框架，对于行业层面、区域层面乃至国家层面创新绩效分析都提供了一致的逻辑。行业层面，不同金融主体的参与及对其政策引导，稳步扩大对外金融开放度，以及一些学者提出的审慎同时有活力和动态的监管过程和框架，对我国金融行业创新绩效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层面，OECD（亚太经合组织）在较早期运用该框架进行国家层面经济绩效的分析，它解决了如何激励人才去创新的问题，如何让一个部门或者一个环节的人更有创新能力，如何让他们去采取外部合作的问题。
“能力-制度-激励”框架的着力点在能力的提升、激励机制的提供和制度环境的完善（包括有形的制度环境和企业文化的“软”制度环境），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和协调。这三个支撑点必须要互动和协调，并具备相当的创新开放度。同时，21 世纪整个创新过程向前发展时，随时都要考虑环境变化，注重创新的可持续性和包容性，才不致于在国家宏观政策改变时，企业因节奏不符而遭淘汰。
以数字技术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为金融业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金融业，提升其效率，促进其增长，并让金融业触及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服务到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同时，它还能使金融业产生更大的国际影响，正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华尔街和伦敦的金融业跨境服务继续运转所展现的那样。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也带来一系列风险和挑战，如机器替代人力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变化，监管难度提升，以及大数据环境下的道德和法律风险等。
金融行业本身具备高度合作的特征，这在新一轮技术革命跨越产业边界和“双循环”背景下更为鲜明。对金融企业而言，其战略启示在于构建一个开放的企业创新生态系统，使其在日益数字化的产业中主动拓展未来的边界、塑造未来的形态，取得先发优势，而非被动地等待其他行业来开疆拓土。当然，开放式创新离不开企业自身具备“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因此，创新战略上构建一个“能力-制度-激励”的三维框架并促进三者之间的有效互动，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同时也通过开放式创新不断成为破界者。
第四次工业革命加剧着不同领域的技术融合和产业融合，这在金融业中表现尤为突出。这意味着，在政策上推动构建开放式的国家创新体系（ONIS， Open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至关重要。首先，鼓励多主体创新，包括企业、大学、公共服务部门等在内都是创新主体，只有在这样的多主体开放体系中，企业才能够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开展创新活动。其次，坚持多驱动力的创新，协同发挥市场和政府的积极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两者在不同领域、不同时间和不同区域的共同驱动。在此基础上，制定科技创新政策，综合利用全球资源、人才和市场，进一步提升国家的开放创新水平。
（石鎏为牛津大学国际发展系博士候选人）
（责任编辑：钟龙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