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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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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惊人的消息旋风般地刮进了小城:“沙皇被推翻了!”
城里的人都不敢相信。一列火车在暴风雪中缓缓驶进车站,从车上下来两个身穿军大衣、扛着步枪的大学生和一队戴着红袖章的革命士兵。他们逮捕了车站上的宪兵、年老的上校和警备队长。小城居民这才相信消息是真的。于是几千人沿着一条条积雪的街道涌向广场。
大家如饥似渴地倾听着一串新名词:自由、平等、博爱。
喧闹的、充满激奋和喜悦的日子很快过去了,又恢复了平静。只有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 把持着的市政管理局大楼顶上的那面红旗表明这儿发生过变动。除此之外,一切照旧。
冬末,有个近卫骑兵团进驻小城。每天早晨,几个连的骑兵到车站上去抓那些来自西南前线的逃兵。
近卫骑兵们长得高大健壮,脸儿胖胖的。军官不是伯爵,就是公爵,肩章是金色的,马裤上的绦子是银色的,一切都和沙皇时代相同——好像没发生过革命似的。
一九一七年过去了。在保夫卡、克利姆卡和谢廖日卡·布鲁扎克看来,没有任何变化。老板依然是原先的老板。到了多雨的十一月,情况才有些异常。车站上活动着一群新人,其中大都是从前沿阵地回来的士兵,都带有新奇的称号:布尔什维克。
这种响亮有力的称号是从哪儿来的——谁也弄不清楚。
近卫骑兵们要抓来自前线的逃兵并不那么容易。车站上枪声不断,玻璃窗频频被击碎。士兵成群结队地从前线逃回来,遇到阻拦,便以刺刀相见。到了十二月初,他们竟一列车一列车地涌来。
近卫骑兵守住车站,试图拦截,却遭到机枪的猛烈扫射。那些习惯于出生入死的人从车厢里往外冲。
身穿灰军装、来自前线的那帮士兵把近卫骑兵逼回了城中。然后他们又回到车站,于是火车一列接着一列继续向前驶去。
一九一八年春天,三个朋友在谢廖扎·布鲁扎克家玩了一阵“六十六点”,然后跑了出来。他们顺路拐入柯察金家的园子,躺在草地上。无聊透了,常玩的游戏玩腻了。大家动起脑筋,怎样更好地消磨这大半天。背后响起马蹄的嘚嘚声,一人骑马从大路上疾驰而来。公路和园子的矮栅栏之间有一条排水沟,那马一跃而过。马背上的人挥着鞭子,招呼躺着的保夫卡和克利姆卡:“喂,小家伙,你们过来!”
保夫卡和克利姆卡跃起身,跑到栅栏跟前。骑马的人满身灰尘,歪戴在后脑勺上的军帽和保护色的军便服上都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结实的军用皮带上挂着纳甘式转轮手枪和两颗德国造的手榴弹。
“小朋友,去弄点水来让我喝!”骑马的人请求道。保夫卡跑进屋去取水的时候,他转身问正瞧着他的谢廖日卡:“小朋友,城里现在谁掌权?”
谢廖日卡急急忙忙地把城里的各种新闻告诉他。
“我们这儿已经两个星期没有掌权的了。有个自卫队管着。夜里,居民轮流守护城镇。您是什么人?”他反过来问。
“嗨,事情知道得太多,人很快就会变老的!”骑马的人微笑着回答。
保夫卡从屋子里跑出来,端着一大杯水。
骑马的人咕嘟咕嘟一下子把水喝光,把杯子还给保夫卡,然后一勒缰绳,策马朝松林那边疾驰而去。
“这是谁呀?”保夫卡困惑地问克利姆卡。
“我怎么知道?”克利姆卡耸耸肩膀,回答。
“八成又要换政府了。怪不得昨天列辛斯基一家都跑了。有钱人纷纷逃走,可见来的将是游击队。”谢廖日卡对这个政治问题作出了断然、彻底的解释。
他的理由十分令人信服,所以保夫卡和克利姆卡立即表示赞同。
三个孩子对这个问题还没来得及好好谈下去,公路上又响起嘚嘚的马蹄声。他们一齐朝栅栏跑去。
三个孩子依稀看见树林里、林务官家的屋子后面有人群和车辆在移动,而紧靠着公路,则有约摸十五个骑马的人,步枪搁在马鞍上。走在最前面的两人一个已过中年,身穿保护色军装,系着军官腰带,胸前挂着望远镜,另一个和他并肩而行,正是孩子们刚才见到的那个骑马的人。上了年纪的人军装上缀着一个红花结。
“我说什么来着?”谢廖日卡用胳膊肘碰碰保夫卡的腰。“你瞧,红花结。是游击队呀。我绝对没看错——是游击队……”说着,高兴得大喊一声,小鸟似的越过栅栏,跑出去了。
两个朋友紧跟其后。现在三个人站在公路边,看着开过来的队伍。
两个骑马的人策马走到紧跟前。那个老相识朝孩子们点点头,用鞭子指指列辛斯基家的宅院,问:“谁住在这幢屋子里?”
保夫卡竭力紧跟在他马后,说:“是列辛斯基律师。他昨天跑了。显然,怕你们……”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什么队伍?”上了年纪的人微微一笑,问。
保夫卡指着花结回答:“这是什么呀?一眼就看出……”
居民们纷纷拥上街头,好奇地打量开进城镇的队伍。我们的三个朋友站在公路旁,也细瞧着浑身尘土、满脸倦容的红军战士。
这支部队仅有一辆炮车沿着石铺路隆隆驶去,载着机枪的马车也辘辘驶过去了,三个孩子便尾随着游击队员们,直到队伍在城中心停下,战士们四下分散到各户去住宿,他们才各自回家。
晚上,充作游击队司令部的列辛斯基家的大客厅里,在一张四脚雕花的大桌子旁边,坐着四个人:已上了年纪、头发斑白的游击队队长布尔加科夫和另外三个指挥部成员。
布尔加科夫在桌上摊开本省地图,一边用指甲在图上划着路线,一边跟坐在对面的长着一口结实的牙齿、颧骨高耸的人说话。
“你说应该在这里打一仗,叶尔马钦科同志,我却认为,应该天亮就撤离。最好今夜就撤,但现在人困马乏。咱们的任务是赶在德国人之前撤至卡扎京。凭咱们目前的兵力去阻击敌人,简直是开玩笑……一门炮,三十发炮弹,两百个步兵,六十个骑兵——哪能顶得住呀……德国人如同一股铁水,滚滚而来。咱们只有和其他后撤的红军部队会合,才能作战。同志,咱们必须估计到,除了德军,沿途还有许多各式各样的反革命匪帮。我的意见是明天一早就撤离,同时把车站后面的小桥炸毁。德国人修桥,得花上两三天。这样,他们沿铁路线推进的行动就将延迟。同志们,你们认为怎么样?咱们作出决定吧,”他向在座的人征求意见。
坐在布尔加科夫斜对面的斯特鲁日科夫,抿紧嘴唇,看了看地图,又瞧瞧布尔加科夫,终于费力地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话:“我……赞……赞成布尔加科夫的看法。”
最年轻的、穿工装的那个人也表示同意:“布尔加科夫说得在理。”
只有叶尔马钦科,就是白天跟三个小伙伴说过话的那个,摇头反对。
“那咱们何必建立这支队伍呢?为了碰上德国人就不战而退吗?依我看,我们应当在这里同他们拼一拼。老是往后跑,心里憋得慌……要是我说了算,那我就一定要在这里打一仗。”他猛地推开椅子,站起身来,在客厅里踱来踱去。
布尔加科夫不以为然地瞧瞧他:“叶尔马钦科同志,打要打得有道理。让战士去硬拼,去送死——这样做是不行的。这简直是开玩笑。咱们后面,敌人是整整一个师,配备着重炮和装甲车……叶尔马钦科同志,可不能耍小孩子脾气……”接着,他转而对另外两个同志说,“就这样定了,明天一早撤离……接下来谈建立联系的问题。”布尔加科夫继续说,“既然咱们是最后撤离的,那就理应担当起组织敌后工作的任务。这个小城镇有两个车站,是重要的铁路枢纽。我们必须安排一个可以信赖的同志在车站上工作。现在咱们决定一下,让谁留在这里开展工作。大家提名吧。”
“我认为,应当留下水兵朱赫来。”叶尔马钦科走到桌前说,“第一,朱赫来是本地人;第二,他是钳工,又是电工,在车站找份工作容易。没有谁看见过他和咱们的队伍待在一起——他要在深夜才赶来。这个小伙子善于开动脑筋,在这里能做好工作。依我看,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布尔加科夫点点头。
“对,叶尔马钦科,我赞同你的意见。同志们,有反对的吗?”他问另外两个人。“没有。那就这样定了。咱们给朱赫来留下一笔钱和工作指令……同志们,现在讨论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布尔加科夫说,“就是处理本城存放着的武器问题。这里有一大批步枪——两万支之多,早在沙皇打仗时遗留下来的。这批步枪堆放在一户农民的板棚里,日子久了,人们都忘了。板棚的主人——一个农民向我报告了这件事情。他希望能处理掉……这一大批步枪,当然不能留给德国人。我认为应该销毁,而且得马上动手,赶在天亮前处理掉。但是焚烧有危险:板棚就在城边上,周围全是穷苦人的住宅。做起来,可能会把农民的房子也烧掉。”
斯特鲁日科夫身子敦实,胡子粗硬,很久没刮了。他动了动身子,说:“为……为什么要烧……烧掉?我认……认为应当把……把武器分发给老百姓。”
布尔加科夫倏地朝他转过脸去:“你是说分发下去?”
“对。这样才对!”叶尔马钦科兴奋地扬声说,“把这些步枪分发给工人和其他愿意要的老百姓。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这些枪至少可以让德国人心惊肉跳。德国人肯定会来残酷地欺压老百姓。年轻的一代忍无可忍,准会拿起武器来。斯特鲁日科夫讲得对:把枪分发下去!最好是把枪运到乡下去。庄稼汉会把枪藏得更加严实,到了德国人横征暴敛、弄得他们倾家荡产的时候,他们就十分需要这些步枪了。”
布尔加科夫笑了:“是呀,不过德国人准会下令,让大家上交武器,这样一来,这些枪又交出去了。”
叶尔马钦科反驳道:“不,不会都交出去的。有人交,也有人不交。”
布尔加科夫以征询的目光把在座的人扫了一遍。
“分发下去,咱们把枪分发下去吧。”年轻的工人支持叶尔马钦科和斯特鲁日科夫。
“那就这样,咱们把枪分发下去。”布尔加科夫表示同意,“问题讨论完了。”他一边说,一边从桌旁站起身来。“现在咱们可以休息到天亮。朱赫来一到,就让他来见我。我要跟他谈谈。叶尔马钦科,你去查一下岗。”
剩下布尔加科夫一个人了。他走进客厅隔壁旧主人的卧室,把军大衣铺在褥垫上,躺了下去。
早晨,保夫卡从发电厂下班回家。他当锅炉工助手,已经整整一年了。
小城里热闹得异乎寻常。这种热闹情景,立即映入了他的眼帘。一路上,他频频遇见扛着步枪的居民,有的扛着一支,也有的扛着两三支。保夫卡急匆匆回家,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在列辛斯基家的宅院附近,他昨天见过的那些人正纷纷跨上马背。
保夫卡跑到家里,匆忙洗了脸,从妈妈口中得知,阿尔乔姆还没回来,于是便飞也似的往外跑,直奔城镇的另一头,去找住在那儿的谢廖日卡·布鲁扎克。
谢廖日卡是火车副司机的儿子。他父亲有一所自己的小屋,还有一份微薄的家产。
谢廖日卡不在家。他的妈妈,一个脸儿白净的胖女人,不满地瞧了保夫卡一眼。
“鬼知道他在哪儿!天刚亮,就出去疯了。听说什么地方在发枪,多半他也去了那儿。你们这帮流鼻涕的野小子,就该挨树条抽。顽皮得出奇,真拿你们没办法。个儿比瓦罐才高两寸,也跑去领枪。你去告诉小调皮鬼:他哪怕带一颗子弹回家,我也要揪下他的脑袋!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家里拖,以后倒霉的是大人。你怎么,也要到那儿去?”
可这时保夫卡早已不听谢廖日卡妈妈的唠叨,一溜烟地跑了。
公路上走来一个男人,两肩各扛着一支步枪。
“叔叔,在哪儿领的枪?”保夫卡飞跑到他跟前问。
“在那儿,韦尔霍维纳街,正在分发呢。”
保夫卡按那人的指点飞奔而去。他跑过两条街,撞上一个拖着一支上了刺刀的、沉甸甸的步枪的男孩。
“哪儿领的枪?”保夫卡拦住他。
“游击队在学校对面分发,不过已经发光了。全都领走了。发了一整夜,只剩下一些空箱子。我呀,拿的是第二支了。”男孩骄傲地说。
听到这样的消息,保夫卡不禁垂头丧气。
“唉,见鬼,早知这样,应该不回家,直接跑到那儿去!”他懊丧地想,“我怎么竟然错过了机会呢?”
蓦地,他灵机一动,来个急转身,三步并作两步跑去追赶已经走过去的男孩,使劲儿从他手里夺下步枪。
“你已经有一支——够了。这支给我。”保夫卡说,口气是不容违抗的。
大白天遭到抢劫,男孩被激怒了。他朝保夫卡扑过去,但保夫卡后退一步,端起刺刀,大喝一声:“闪开,要不刺刀扎上去了!”
男孩伤心地哭了,转身跑去,一边无可奈何地咒骂着。保夫卡心满意足,飞快地往家里奔。他越过栅栏,跑进小板棚,把步枪藏在棚顶底下的横梁上,然后快活地吹着口哨,走进屋子。
在乌克兰,像舍佩托夫卡这样的小城镇——中心是市区,四郊是乡村——夏季的夜晚多么令人舒心。
在这样恬静的夏夜,年轻人都跑到室外。姑娘和小伙子们一对对,一群群,有的在自家的台阶上,有的在小花园或庭院里,有的索性来到街头巷尾,坐在盖房用的原木堆上,笑语不断,歌声阵阵。
花香浓郁,空气微微颤动。星星如同萤火虫,在深邃的天空闪烁,人声传得很远很远……
保夫卡有一架维也纳造的双排键的手风琴,音色悦耳动听。他非常喜欢,总是爱怜地搁在膝上。灵活的手指一触摸到键盘,便迅捷地自上而下滑过。低音一声鸣响,随即奏出欢快嘹亮的旋律……
手风琴拉了起来,琴声飞扬,此时此刻,你能不翩然起舞吗?你会忍不住的,双脚会自动跳起来。手风琴的琴声充满激情——生活在世界上有多么美好!
今天晚上特别快活。一群年轻人聚集在保夫卡家旁边的原木堆上,说笑逗乐,而保夫卡的女邻居加洛奇卡嗓门最高。这个石匠的女儿喜欢跟男孩子们一起唱歌跳舞。她是女中音,嗓音嘹亮而圆润。
加洛奇卡伶牙俐齿的,保夫卡有点怕她。这会儿加洛奇卡挨着保夫卡坐在原木堆上,紧紧地搂住他,纵声笑着说:“哟,你这个手风琴手真行!可惜,年龄小了点儿,要不然倒是我的如意郎君,我就爱手风琴手,听到手风琴声,我的心都陶醉了。”
保夫卡脸涨得通红——幸亏是晚上,谁也看不见。他想推开调皮的姑娘,可她紧搂着他不放。
“哦,亲爱的,你往哪儿躲?你真是我的好未婚夫。”她打趣地说。
保夫卡感觉到她那富有弹性的胸脯贴着自己的肩膀,不由得惶惶然,坐立不安,而笑声散播到周围的街道上,打破了平时的宁静。
保夫卡伸手抵住加洛奇卡的肩膀,说:“你妨碍我拉琴,身子移过去点儿。”
于是又引起一阵哄笑、戏谑和逗趣。
玛鲁霞插嘴了:“保夫卡,拉一个深沉些的曲子,要扣人心弦。”
手风琴的风箱缓缓地拉开,手指轻柔地来回移动。响起一首大家熟知的家乡小调。加林娜 头一个随着琴声唱了起来,玛鲁霞和其他人也附和着唱道:
所有的纤夫,
都回到故乡的小屋,
这里多么亲切,
这里多么可爱,
我们深情地歌唱。
年轻人响亮的歌声传向遥远的树林。
“保夫卡!”阿尔乔姆喊道。
保夫卡合起手风琴的风箱,扣好皮带。
“在叫我,我得走了。”
玛鲁霞恳求他:“再坐坐,再拉一会儿吧。回家来得及。”
可是,保夫卡急着要走。
“不,明天再玩,现在该回家了。阿尔乔姆在叫我。”说着,他穿过大街,朝家跑去。
他推门进屋,看到阿尔乔姆的同事罗曼坐在桌旁,另外还有一个陌生人。
“你叫我吗?”保夫卡问。
阿尔乔姆冲着保夫卡点点头,转而对陌生人说:“瞧,这就是我弟弟。”
那人向保夫卡伸出一只青筋毕露的手。
“保夫卡,是这样,”阿尔乔姆对弟弟说,“你说过你们发电厂的一个电工病了。明天你打听一下,厂里要不要雇个在行的来替代他。如果要,就来告诉我。”
陌生人接过话茬:“不,我跟他一块儿去吧。我自己同厂主谈。”
“当然要雇人的。今天发电机都停了,因为斯坦科维奇病倒了。厂主跑来两趟,急着要找个替换的,可就是找不到。叫锅炉工来照管发电机组,他又不敢。那电工害的是伤寒。”
“这样的话,事情准能办成。”陌生人说,“明天我来找你,咱俩一块儿去。”他转身对保夫卡说。
“好的。”
保夫卡的两眼与陌生人安详的灰色眼睛相遇了,后者正在审视他。那执拗而凝神的目光使保夫卡有点局促不安。灰色的短上衣从上到下都扣着纽扣,紧紧地裹住宽阔厚实的脊背,显然嫌小了。脖颈粗壮得像牛脖子,整个身躯宛如一棵矮墩墩的老橡树,充满着力量。
分手的时候,阿尔乔姆说:“朱赫来,祝你一切顺利。明天跟我弟弟一块儿去,把事情办妥。”
游击队撤走以后过了三天,德国兵进城了。几天来冷冷清清的车站上,响起火车头的汽笛声,预示着他们就要抵达。消息在城里迅速传开:“德国人来了。”
全城顿时骚动起来,犹如捅开的蚂蚁窝,尽管大家早就知道德国兵一定会来,不过人们总有些将信将疑。瞧,这些可怕的德国兵果然已经不是在别处,而是到了这儿的城里。
居民们都凑近栅栏和篱笆门朝外张望。大家不敢上街。
德国兵让开公路中央,成单行沿公路两侧走着。他们身穿墨绿色军装,平端着步枪,枪上都上了宽阔的刺刀,头戴沉重的钢盔,背着大背包。从车站到市区,他们的行军队伍连绵不断,宛如一条带子。他们小心翼翼地走着,随时准备应付抵抗,虽说路上没有遇到一个人抵抗。
两名军官手握毛瑟枪,走在前头。一名黑特曼 小头目兼翻译官,身穿蓝色的乌克兰短上衣,头戴羊皮高帽,走在公路中间。
德国兵在市中心的广场上列成方阵。他们擂起军鼓。一些大胆的居民围拢来,聚成一小堆。身穿乌克兰短上衣的黑特曼小头目,登上一家药房的台阶,高声宣读城防司令科尔夫少校的命令。
命令如下:
本司令宣布:
一、本城全体公民,限于二十四小时内交出所有的火器及冷兵器。违令者枪决。
二、全城实行戒严,晚上八时后实行宵禁。
城防司令科尔夫少校
德军城防司令部安顿在从前是市政管理局所在地、革命后归工人代表苏维埃使用的那幢楼房里。楼房的台阶旁,站着一名哨兵。哨兵头上戴的已不是钢盔,而是大檐帽,上面缀着一个大大的鹰形帝国徽章。就在那儿的院子里,辟出一块场地用来堆放收缴的武器。
居民被要枪毙吓坏了,整天都有人来交武器。成年人不敢露面,来送武器的都是小青年和孩子。德军没有扣押一个人。
有些不愿意送来的人,在夜里干脆把武器抛在马路上。第二天早晨,德军巡逻队捡起这些武器,堆放到军用马车上,运回司令部。
中午十二点后,规定的期限一过,德国兵清点缴获品。交来的步枪共有一千四百支。也就是说,还有六千支没有收缴上来。他们挨家挨户搜查,但是几乎毫无结果。
次日拂晓,在城外古老的犹太人墓地旁,有两个铁路工人被枪杀,因为搜出了他们藏匿的步枪。
阿尔乔姆听到那个命令,就急匆匆赶回家来。在院子里他遇到保夫卡,他抓住弟弟的肩膀,悄声地、但坚决地问:“你有没有带什么回来藏着?”
保夫卡本想闭口不说步枪的事,可又不愿意对哥哥撒谎,结果就全说了。
弟兄俩一同走进小板棚。阿尔乔姆取下搁在横梁上的步枪,卸掉枪栓和刺刀,抓住枪筒,竭尽全力往栅栏的柱子上猛砸。枪托四分五裂了。砸下的碎块被远远地扔到小花园外面的荒地里。阿尔乔姆又把刺刀和枪栓丢进粪坑。
做完这一切,阿尔乔姆告诫弟弟:“保夫卡,你已经不小了,该懂得私藏武器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警告你:什么也不准往家里拿。你要知道,现在为了这种事会断送性命的。记住,别瞒着我,不然的话,你拖回家来,他们发现了,头一个被抓去枪毙的准是我。你这个小东西他们倒不会碰的。眼下正是狗杂种们横行霸道的时候,你明白吗?”
保夫卡答应以后不把任何东西往家里拿了。
他俩穿过院子,正要进屋,这当儿只见一辆四轮马车在列辛斯基家的大门口停了下来。律师和妻子,还有他们的女儿涅莉、儿子维克托从车上下来。
“候鸟飞回来了,”阿尔乔姆气咻咻地说,“嚄,又要抛头露面了,真令人恶心!”说着,他走进屋子。
保夫卡为砸了枪,难过了一整天。就在同一天,他的朋友谢廖日卡在一个废弃的破棚子里的墙脚挥动铁锹,拼命挖土。他终于挖了一个大坑。谢廖日卡把三支领来的步枪用破布包好,放了进去。把这些枪交给德国人,他可不甘心——翻来覆去苦思冥想了一整夜,他实在舍不得扔掉自己心爱的东西。
然后他往坑里填土,踩实,又弄来一大堆垃圾和破烂,覆在新土上。完了,他仔细看了一遍,觉得非常满意,这才摘下帽子,擦擦额头上的汗珠。
“嗯,这下让他们搜吧。即使搜到,也不知这是谁家的棚子。”
一晃,朱赫来已经在发电厂工作了一个月,不知不觉,保夫卡和这个不苟言笑的电工交往很深了。
朱赫来给锅炉工助手讲解发电机的构造,教他如何干活。
水兵朱赫来挺喜欢这个机灵的男孩。他哪天有空,就去看望阿尔乔姆。水兵持重而通情达理,总是耐心地听他们讲述日常的琐事,特别是在保夫卡的母亲向他诉说保夫卡如何淘气的时候。他有办法劝慰玛丽娅·雅科夫列夫娜,使她忘却不幸,振作精神。
有一天,在发电厂院子里的劈柴堆之间,朱赫来叫住保夫卡,微笑着说:“你妈妈说你爱打架。她说:‘哎哟,我那孩子像公鸡一样好斗。’”朱赫来赞赏地放声大笑。“打架不一定是坏事,不过要弄清楚打的是谁,为什么打他。”
保夫卡不知道朱赫来是取笑他,还是对他说正经的,便回答:“我从不无缘无故打架,总是有道理才打的。”
朱赫来出其不意地发问:“打架得有一套真功夫,愿不愿意我来教你?”
保夫卡纳闷地望望他,说:“怎样才算有真功夫呢?”
“喏,那就让你见识见识。”
朱赫来简明扼要地讲解一番英国式拳击,让保夫卡略知点皮毛。
保夫卡为学这种本领苦头没少吃,但学得挺不错。他一次次地被朱赫来打得趴下,不知摔了多少个跟头,但是这个学生依旧勤奋努力,坚持学下去。
有一个大热天,保夫卡从克利姆卡家回来,在屋子里转悠了一阵,见没什么活好干,就打算到屋后小园子角落里的小棚子顶上去——那是他喜欢的地方。他穿过院子,进入小园子,来到板棚跟前,踩着墙上的凸出处,爬上了棚顶。他拨开板棚上面繁茂的樱桃树枝,爬到棚顶当中,躺下晒太阳。
棚子的一面朝着列辛斯基家的花园,如果爬到棚顶的边沿,他家的整个花园和房屋就尽收眼底。保夫卡探头朝墙那边张望,看到了一部分院子和停在那里的一辆四轮马车。只见住在列辛斯基家的德国中尉的那个勤务兵,正拿着刷子在刷他长官的衣物。保夫卡曾不止一次在列辛斯基家的大门口看到过这个中尉。
中尉身子敦实,脸色红润,蓄着修剪得齐整的唇髭,戴一副夹鼻眼镜和有漆皮帽舌的军帽。保夫卡知道,中尉住的是厢房,窗子朝着花园,从棚顶上看得见。
这时候中尉坐在桌边写东西,然后拿起写好的东西走了出去。他把一封信递给勤务兵,随即沿着花园的小径,朝临街的篱笆门走去。走到亭子旁边,中尉站住了——显然在跟谁说话。涅莉·列辛斯卡娅从亭子里走了出来。中尉挽起她的胳膊一块儿向篱笆门走去,两人出门走到街上。
这一切保夫卡全看在眼里。他正准备打个盹儿,又看见勤务兵走进厢房,把中尉的军服挂到衣架上,打开朝花园的窗子,收拾一下房间,又走出门去,随手关上了门。一会儿保夫卡看见他来到拴着马匹的马厩旁。
从开着的窗户里保夫卡清楚地看见整个房间里的东西。桌上放着一副皮带,还有一件亮闪闪的东西。
保夫卡按捺不住强烈的好奇心,悄悄地从棚顶攀到樱桃树上,哧溜一声下到了列辛斯基家的花园里。他弯着腰,连蹦带跳几步就跑到敞开的窗子跟前,朝房间里张望起来。桌子上放着一副武装带,还有一支插在皮套里的非常漂亮的十二发的曼利赫尔手枪。
保夫卡紧张得屏住了呼吸。有几秒钟,脑子里斗争得厉害,但终于被好奇心所驱使,不顾一切地探进身去,抓起枪套,拔出乌黑闪亮的新手枪,随即又退回到花园里。他四下打量了一下,小心翼翼地把手枪塞进裤袋,飞快地穿过花园,跑到樱桃树跟前。他像猴子似的,迅捷地攀登到棚顶上,还回过头来瞧瞧。勤务兵正安闲地跟马夫聊天。花园里一片静谧……他从板棚上下来,撒腿跑回家去。
妈妈在厨房里忙着做饭,没有注意到他。
保夫卡捡起箱子后面的一块抹布,塞进裤袋,悄无声息地溜出屋门,跑过花园,翻过栅栏,走上通向树林的大道。他用手按住裤袋里那支猛烈地撞击着他大腿的手枪,朝一座废弃的旧砖厂飞奔而去。
他的步子快得几乎脚不沾地,只闻耳边风声呼呼。
旧砖厂附近,寂然无声。木板屋顶有的地方已经坍塌;碎砖堆积如山;一座座砖窑已遭毁坏,到处野草丛生,呈现一片凄凉景象。只有他们三个朋友偶尔到这儿来玩耍。保夫卡知道很多隐蔽之处,可以藏匿他偷来的宝贝。
他钻进一座破窑的豁口,谨慎地回头张望一下。大路上空无一人。松林发出飒飒的响声,微风吹来,刮起路边的尘土。空气中散发着浓烈的松脂味儿。
保夫卡用破布裹好手枪,放在破窑最底层的一角,再覆上一大堆旧砖头。他钻出破窑,用砖头堵死豁口,并用一块砖作了标记,这才走上大路,慢慢往回走。
一路上他的两条腿微微打颤。
“这事结局会怎么样呢?”他思忖着,惶惑得心儿都揪紧了。
他提早出门去发电厂上班,免得待在家里。他从看门人手里接过钥匙,打开大门,走进安置着发动机的机房。他擦拭风道,往锅炉里放水,然后生火,一边心里忖度:“列辛斯基家里现在情况不知怎么样?”
已经很晚了,十一点左右,朱赫来走到保夫卡身旁,把他叫到院子里,压低嗓音问:“今天为什么你们家被搜查?”
保夫卡不禁打了个冷战。
“什么?搜查?”
“是的,情况不妙。你不知道他们搜查什么吗?”
保夫卡当然知道搜查什么,但是不敢把偷枪的事情告诉朱赫来。他浑身哆嗦,忐忑不安地问:“阿尔乔姆被抓走了吗?”
“没有人被抓走,不过家里的东西都被翻了个底朝天。”
听到这话,保夫卡稍稍松了口气,然而心里依旧惴惴不安。有几分钟,他们俩在想各自的心事。一个知道搜查的原因,担心结果会不知怎样;另一个不知原因,因而倒警觉起来。
“见鬼,莫非他们发现我露出了马脚?阿尔乔姆对我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他家里怎么会遭到搜查呢?得更加小心。”朱赫来心里想。
他们默默地分手,各自干活去了。
这时,列辛斯基家里乱成了一锅粥。
中尉发现不见了手枪,叫来勤务兵问。得知手枪确实丢失了,这个平时彬彬有礼、沉稳持重的人便抡起胳膊,猛抽了勤务兵一个耳光。勤务兵被打得身子摇晃了一下,但马上又挺直身子,认罪地眨眨眼,恭顺地等着继续挨打。
律师被叫来盘问,他也很生气,向中尉连连道歉,因为在他家里发生了这样不愉快的事情。
这时在场的维克托·列辛斯基对父亲说出自己的猜测:偷手枪的可能是邻居,尤其是野小子保尔·柯察金最有可能。父亲赶紧把儿子的想法告诉中尉。中尉听后立即下令去搜查。
搜查没有任何结果。窃枪事件使得保夫卡相信,即使如此冒险的举动,结局有时也会安然无恙的。